我并不喜歡憶舊，哪怕我們這代人見證了中國近三四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就個人經(jīng)歷而言，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自己，幾乎有恍若隔世之感。胡適有《四十自述》，我就覺得這位胡博士老氣，四十出頭，不過人到中年，后面的路還很長，怎么就清倉盤點呢？我現(xiàn)在早過了四十，可是關于回憶，就常有這樣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感到數(shù)十年間經(jīng)歷過的變化，有時候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另一方面，現(xiàn)在要做的事很多，沒有時間停下來憶舊。不斷做事而且有事可做，這是生命充實的證明，是一種好的、實在的感覺。可是《書屋》的編輯朋友要我寫一篇文章，回憶三十年前恢復高考時的情形，卻又立即勾起我的興趣，因為那是我生命中一個重大的轉(zhuǎn)折，而且對于文革十年累積起來的歷屆畢業(yè)生，那都是一個重大轉(zhuǎn)折。

　　文革開始，從小學到大學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十年，中國的教育完全停頓中斷。傳統(tǒng)上中國人曾經(jīng)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僅尊重知識，以知書識禮為榮，而且很早就建立起以文取士的考試制度。比較起講究血統(tǒng)、門閥世襲的制度來，那無疑是更合理、也更開放的制度。文革的情形則恰恰相反，紅衛(wèi)兵一開始就喊出“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口號，按家庭出身把人分為“紅五類”、“黑五類”，赤裸裸的血統(tǒng)論甚囂塵上。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讀書越多越蠢，居然堂而皇之成為正統(tǒng)觀念。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讀書和教育似乎成了壞事，應當被革除。當然，文革中也不是沒有復課的舉動，1973年就曾恢復考試，但那次并不是全面恢復高考，因為知識青年們不能自己報考，而須由“革委會”推薦指定。結果不僅沒有選拔出品學皆優(yōu)的人才，反而出了一個典型人物“白卷英雄”張鐵生，使讀書無用、知識有罪更成為當時政治輿論的主流，把中國的教育進一步推入蒙昧的深淵。可是對已經(jīng)識字開竅、下放到農(nóng)村或在工廠工作的知青們來說，求知實在是生命的需要，而且外在的物質(zhì)條件越是簡陋困乏，精神的需求反而越強烈、越迫切。

　　從1969年到1972年，我在四川德昌茨達公社下鄉(xiāng)三年，后來回到成都，在市汽車運輸公司做工人五年。在那些年月里，雖然生活和學習的條件都很差，但完全出于求知的需要和純粹的興趣，我一直堅持自學。那時候沒有什么書，沒有老師指點，憑自己摸索學外文，在別人看來也許很苦，在我自己卻有無窮的樂趣。茨達山村里沒有電，我晚上就著一盞煤油燈的微光，往往一直讀書到深夜。記得離開農(nóng)村回成都時，取下靠墻釘著用來放書的一塊木板，我發(fā)現(xiàn)木板上面的墻壁是灰白色，下面的墻壁三年來卻被油煙熏成黝黑，積了厚厚一層油灰。取開木板，墻壁上下黑白分明。韓愈《進學解》有名句說：“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笨吹綁Ρ谏夏且粚佑突�，我似乎對這句話頗有些體會。

　　回到成都，由于偶然的機緣，我有幸結識了藏有許多英文書的歐陽子雋先生。在文革抄家、焚書的劫難中，這位老先生見還有年輕人喜歡讀書，能夠讀書，不禁引做同道知己，結為忘年之交，于是慨然將藏書對我開放。那時求知的欲望由于受到外在環(huán)境的壓抑，反而拒絕外在，完全沉浸在內(nèi)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之中。讀書如癡似狂，與幾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談讀書，談學問，談時政，雖然清貧如洗，在我卻是一種純粹而且高尚的享受。那是極艱難的歲月，也是極有理想的歲月，是極貧困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極豐富的日子。那時候讀書沒有、也不可能有絲毫實際利益的打算，但也正因為如此，在朋友之間形成的是一種純粹追求知識的風氣，即以知識本身為目的而發(fā)奮讀書的風氣。

　　當年幫助我的人，除歐陽子雋先生之外，還有曾在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擔任過圖書館館長的鄧光祿先生。他熱心幫我找書，曾帶我去四川大學圖書館，又去認識四川醫(yī)學院的劉正剛先生。但當時還在文革之中，大學里的氣氛反而比學院之外更緊張嚴峻。圖書館完全封閉，一本書也借不出來，知識分子則不斷受批判，人人自危，很難有心思談學問。不過我認識了川大外文系的解毓葵教授，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有時到他家里去請教，和他交談，得益不少。記得解先生十分欣賞英國詩人雪萊，曾說用屈賦騷體來翻譯雪萊的《西風頌》，必定最能傳其神韻。我還去拜訪過曾任川大副校長、但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謝文炳先生，他是川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對英詩很有研究。那時候謝先生獨自一人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室內(nèi)好像沒有什么書，空空如也。我懷著一腔熱情，到他住處登門造訪，想和他討論我讀得正入迷的一部《金庫英詩選》，然而我見到的卻是一位蒼白瘦弱、心灰意懶的老人。我說我正在讀英詩，很希望得到他指教，但是謝先生卻含著一種悲憫的眼光看著我，對我說：“你看我弄了一輩子英詩，現(xiàn)在落得這個樣子，你年輕人還讀這些干什么呢？”我那時頗有點失望，但我可以想見在文革這樣的環(huán)境中先生的遭遇，也就沒有再說什么。確實，在當時那種嚴峻的政治氣氛和壓抑的社會環(huán)境里，如此唐突到大學里去找教授們談學問，尤其是談被視為毒草的西方文學、英美詩歌，實在太幼稚，太理想化了。當時也只有像我那樣在學院之外的人，沒有人指導，也沒有人監(jiān)管，才可能憑著個人興趣和自我完善的欲望讀一點書，在求知的道路上踽踽獨行。

　　不過人生的變化實在難以預料。大概在1974年，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下屬的生物研究所研制了一種治冠心病的新藥，準備參加廣州交易會，需要把藥的說明書譯成英文。生物所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譯者，后來通過朋友推薦，由我翻譯了這種藥的說明書，生物所的研究員們很滿意。他們費了很大力氣，終于在1976年把我從汽車運輸公司車隊調(diào)去生物所做專業(yè)翻譯。比較起文學和詩的語言來，科技英語實在很簡單，所以生物所的翻譯工作很輕松。我在生物所工作了一年，除翻譯一些科技資料之外，還譯了兩本書，一本是由中文譯成英文的《大熊貓》，1980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另一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蛇類》，也由科學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這兩本譯作是我最早的出版物，但我的興趣始終在文學，所以我繼續(xù)自學，抽時間譯詩，并且譯出了法國史家泰納著《英國文學史》論莎士比亞的一章。

　　就在這時候，文革結束，中國的大學恢復了高考，對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說來，這真是扭轉(zhuǎn)乾坤的大變化，是令人怦然心動的大好機會，但也是突如其來的嚴峻挑戰(zhàn)。文革十年，從初一到高三積累了數(shù)量極大所謂“老三屆”的歷屆畢業(yè)生，高考的競爭相當激烈。對大多數(shù)人說來，學業(yè)中斷了十年，要在短時間內(nèi)做準備，參加考試，又談何容易。我的許多中學同學，這時大都已回到城里工作，紛紛報考。可是中學階段學到的那點基本知識，已經(jīng)丟棄得太久，現(xiàn)在要重新拾回來，要彌補失去的歲月和已經(jīng)遺忘的知識，真是難之又難。這時大家才深深感到，丟失了的十年是多么可貴而且可惜。在時間的壓力下，有人焦頭爛額，也有人使出怪招。我認識的同學中，就有幾位仁兄竟然接連到醫(yī)院去治痔瘡，以此得到較長的病假，多一點時間復習。我的同學中很多人通過復習和高考，后來都得到機會，在不同的大專院校學得一技之長，走向不同的工作崗位。當然，考試是一種競爭，其中有成功者，也必然有失敗者。記得有人告訴我，成都有一位考生，高考沒有成功，他便自我解嘲說，那一次高考實乃“以國家之長，攻我之短”，一時傳為佳話。其實，無論自己報考的志愿是否得到滿足，無論考入哪所大學，起碼大家都有了一次變動的機會，也都重新恢復了對知識的信念。中斷十年的教育得以恢復，那才是最重要的意義。

　　那時候我作為中學畢業(yè)生，可以去參加大學本科生考試，也可以選擇以“同等學歷”參加研究生考試。我自忖已經(jīng)失去了十年光陰，而我對自己的英語程度有些自信，所以決定直接報考研究生。雖然前此一兩年，我到川大拜訪謝文炳先生沒有什么結果，但其實謝先生心里已經(jīng)記住了我。恢復高考時，他托人叫我去見他，鼓勵我報考川大英語專業(yè)的研究生。他說他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以我的英語水平，考研究生絕無問題。當時報考可以填寫兩個志愿，謝先生建議我兩個志愿都填川大。于是我報考了川大，并按照指定的參考書準備考試�？墒悄悄曛x先生自己并沒有招研究生，而川大招生的專業(yè)是研究英語教學和語法。我雖然報考了川大，卻一直不甘心，因為我的興趣不在語法和語言教學，我希望研究的是文學。當時只有北大西方語言文學系有英美文學研究專業(yè)，但北大是中國最高學府，指導教授是朱光潛、李賦寧、楊周翰、趙蘿蕤這樣名聞遐邇的大學者。當時就連我中學的好友們都認為，我以中學畢業(yè)的學歷，直接考研究生已經(jīng)跳過了一大級，還要報考北大研究生，似乎有點異想天開。然而我的妻子（那時還是我的女朋友）很支持我考北大，覺得至少第一志愿應該填北大。她說：“你今年考不上北大，明年還可以再考川大。如果不去試，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試過了，才免得將來后悔�！边@話確實有道理，但中學畢業(yè)和北大研究生差距實在太大，我還是猶豫不決。

　　那時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的院長是作家馬識途先生。他是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生，在聯(lián)大是中共地下黨員，后來是四川省委書記之一，兼任中科院四川分院院長。我工作的生物所是科分院下屬機構，所以到生物所之后，有機會認識了馬識途先生。馬先生是作家，當然對文學有興趣。他知道我喜歡文學，也讀過我翻譯泰納論莎士比亞的文章，對我的英語能力和文學修養(yǎng)頗為贊賞。那時有人告訴我說，希望考研究生的人可以把平時的習作寄到想報考的學校去，請教授評定是否合格。馬識途先生就對我說，他當年在西南聯(lián)大認識的一些朋友，其中有的在北大任教。他要我用英語寫一篇文章，他愿意替我寄到北大去。我那時候想，如果我寫一篇評英國文學作品的論文，以我中學畢業(yè)的背景，很可能別人不相信，甚至會懷疑我是從什么書里抄來的。而我從來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也看過一些外國學者翻譯的唐詩，于是決定用英文寫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外國人翻譯李白、杜甫詩的得失。這樣的題目比較特別，大概不容易被人懷疑為抄襲之作。文章寫好之后，我交給馬識途先生，他再寄到北大去。

　　可是此后很久都沒有音訊，我以為不會有什么結果了。但就在報名日期即將截止的最后幾天，我突然收到北大歷史系許師謙教授從北京發(fā)來的電報，要我改考北大。我正猶豫間，又收到許教授的信，信上說他收到馬識途先生寄去的我那篇文章，就轉(zhuǎn)給北大西語系，后來由系主任李賦寧教授親自看過了。許先生說在西南聯(lián)大時，他曾上過李賦寧先生教的法文課，算是李先生的學生，1952年院系調(diào)整以后，他在北大工作，和李賦寧先生成為同事。然而數(shù)十年來，他們在北大校園里見面，也只是點點頭打個招呼，互道寒暄而已，李先生從來沒有上他住的宿舍去過。許先生說，李賦寧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之后，親自上他家里來，說一定要讓這個四川的學生報考北大。讀完許先生的信之后，我興奮不已，立即到報名處要求改考北大。我記得報名處的工作人員把我訓斥了一通，說報名日期馬上就要截止，研究生考試也很快就要開始了，你一直按照川大指定的參考書在準備，這時候突然要改考北大，不是發(fā)神經(jīng)病是什么？但我堅持要改，說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不要別人負責，他們最終還是讓我改了報考北大。

　　那年研究生考試分兩次，我在成都參加初試，得了九十六分，覺得很滿意。不久就得到通知，去北京參加復試。記得那是1977年秋天，我從成都乘火車一路北上，到北大后才知道，全國各地有四十來位考生匯集到北大西語系，來參加英語專業(yè)包括書面和口語的復試，而且他們的初試成績大多在九十分以上。后來聽老先生們說，他們初試出題時以為，多年以來，我們的大學教育從來沒有真正重視過西方文學，再加上十年文革，教育中斷，他們擔心題目如果太深，就沒有人能考得上�？墒菦]有想到，全國不僅有很多人報考北大英美文學專業(yè)研究生，而且初試成績遠遠超過老先生們的預想。那年英語專業(yè)研究生只取十多人，為了把考分拉開，他們不得不大大增加了復試題的難度。復試題不僅涉及范圍廣泛的英美文學專業(yè)知識，而且考生依據(jù)自己知識的深淺，可以作不同層次的回答。例如有一道題問：在莎士比亞戲劇里，有哪個人物在兩出劇里都出現(xiàn)過？為什么？答案是著名的喜劇人物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他分別出現(xiàn)在《亨利四世》（Henry IV）和《溫莎的風流娘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兩出劇里而究其原因，則據(jù)說是莎士比亞劇團在演出《亨利四世》

　　的時候相當成功，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看了以后非常高興，說想要在別的劇目里，再看見福斯塔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于是莎士比亞在寫《溫莎的風流娘們》時，讓滑稽可笑的福斯塔夫再度登場。類似這樣的問題很多，這類題目不僅考一般的英文程度，還考有關英國文學史的常識，靈活而有趣，可以使考生發(fā)揮自己的能力。

　　在北大復試除了筆試之外，還有口試，由楊周翰教授主考。楊先生后來是我的指導教授，帶領我研究莎士比亞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文學。楊先生曾告訴我說，復試時他“擊節(jié)贊賞”我筆試的考卷，但知道我是自學英語，就很擔心我的口語有問題，但口試時我的聽說能力他也很滿意。在口試中，記得楊先生曾問我什么是Apocalypse，我回答說那是關于未來的啟示，尤其指《圣經(jīng)》中有關世界末日的啟示錄。他看出我對英文《圣經(jīng)》有些了解，而這對于研究文藝復興和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十分重要，便滿意地點頭稱是。考試完畢后，李賦寧先生私下告訴我，說我考了研究生第一名。我那時候激動的心情，到現(xiàn)在還記得很清楚，李先生溫和的笑容，歷歷在目。我能夠報考北大，和李先生的鼓勵huachengnz.com華程網(wǎng)直接相關。我到北京參加復試，才第一次見到李先生，對他表示由衷的感激�，F(xiàn)在周翰師和賦寧師都已魂歸道山，可是他們對我的關愛和教誨，卻使我永遠感懷在心。李賦寧先生在他的回憶錄里，有憶及1978年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的一段，其中特別提到馬識途先生把我推薦給北大歷史系的許師謙教授，許先生又把我那篇英文論文交給李先生。李賦寧先生寫道：“許同志把張隆溪的作品拿給我看，問是否能達到北大英語系碩士研究生的標準。我看后，立即鼓勵他報考。他那年三十二歲，考試成績在第一次錄取的十二名碩士生中名列第一”（見《學習英語與從事英語工作的人生歷程》，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頁）。

　　離那次研究生考試已整整三十年了，但回想起來，生命中那一次重大的轉(zhuǎn)折仍然使我慨然感嘆，尤其對李賦寧先生、楊周翰先生和其他幾位賞識過我、幫助過我的前輩，我都永遠充滿了感激。想當年復試完畢，我?guī)е�按捺不住的愉快心情從北京返回成都，向家人和朋友報告大好消息。不久，《四川日報》以“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為題，報道了我自學考入北大西語系，并獲得總分第一名成績的事。那并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榮耀，而是對我們那一代人在艱難困苦中追求知識的肯定。三十年前恢復高考，可以說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最為關鍵的一步。文革十年的封閉和嚴重內(nèi)耗，不僅在國力上，而且在人才上，都使中國處于枯竭的窮境。要扭轉(zhuǎn)那種艱難的局面，在百廢待興的時刻，首先恢復中斷的教育，重新注重人才培養(yǎng)，實在是刻不容緩之舉。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學生，無論是七七級的大學生還是七八級進校的第一屆研究生，大多是優(yōu)秀的人才，這已經(jīng)成為社會上一種普遍的共識。在各個領域里，他們當中許多人現(xiàn)在都擔當重任，成為他們各自專業(yè)的帶頭人。現(xiàn)在回想起來，三十年前那場競爭和考試，的確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其劃時代的意義。

相關熱詞搜索：高考 轉(zhuǎn)折點 文革 回憶 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