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國之大學，其價值趨向與基本路徑，乃舶來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學。因而，盡管教育史家喜歡談論“四千年的中國大學教育”，古今中外“大學”之巨大差異，依然使得二者很難同日而語。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卻談不上很好地繼承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

　　積弊已久的傳統(tǒng)中國教育，其“無裨實用”，在晚清，成為傳播福音的傳教士和尋求富強的士大夫集中攻擊的靶子。時人之“破舊”，主要攻擊的是科舉取士；
至于各式書院之利弊得失，反而無暇細究。只是在新學制已經(jīng)創(chuàng)立的二三十年代，有過研究書院的小小熱潮。此后，又是長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復興的跡象[1]�？杉幢闳绱�，今日中國的大學，依舊是歐美模式的一統(tǒng)天下。這就難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國大學教育歷程時，用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斷語：“歐洲大學的凱旋�！盵2]

　　但這不等于說，本世紀中國的教育家，不曾有過借鑒書院教學、發(fā)揚傳統(tǒng)教育精神的愿望與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學問家或政治家融會中西教育的嘗試，探討精神滲透與制度建設之間的巨大張力，力圖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大學的健康成長提供也許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一、書院之遠逝

　　廢科舉，開學堂，育人才——這幾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體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遠流長的書院�！皶r局多艱，需材尤急”，無法生產(chǎn)堅船利炮的書院，其教學宗旨及培養(yǎng)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現(xiàn)了三種頗有差異的選擇：

　　　　1） 整頓書院，增加西學課程（胡聘之等）；

　　　　2） 保留書院，另外創(chuàng)設講求實學的新式書院或?qū)W堂（廖壽豐等）；

　　　　3） 請皇上發(fā)布詔書，“將公私現(xiàn)有之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保�康有為等）。[3]

　　取消書院，以便集中人力財力，發(fā)展新教育，這一“興學至速之法”，從鄭觀應最早提出，迭經(jīng)胡燏棻、李端棻、康有為等的一再奏請，終于成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諭令，通行全國。其間雖有反復，但秋風日緊，大樹飄零已成定局。

　　科舉取士與書院教學，二者既有聯(lián)系，但更有差別。明清兩代，科舉制度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猛烈抨擊；
到了十九世紀末，更成了中國落后挨打的“罪魁禍首”�？梢哉f，取消科舉取士制度，起碼在學界，已有長期的理論思考與輿論準備。而廢除書院的決策，則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沒有認真討論過。當初之所以如此決斷，主要是為了應急——將原有款項移作興辦學堂之用，以便盡快培養(yǎng)出可以“富國強兵”的“有用之才”。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歷來習慣邁四方步的中國人，突然間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書院制度，而且不吭一聲。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緒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論者，并無一人對于書院制度等有詳密的攻擊或批評”[4]。這里的“并無一人”，乃激憤之言。實際上，有過個別的抗爭，只不過人單力薄，無濟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對如此“急功近利”的“興學”，等于慫恿朝廷統(tǒng)攬教育大權、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當激烈的批評[5]。

　　單就口號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導者，幾乎沒有主張“全盤西化”的。康有為堅持將“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張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參考列邦”[6]�？蛇@些溝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閱晚清及民國的各種學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達維護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強烈愿望外，制度建設方面幾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學制的準確面目，今人難以把握，更談不上將其道入晚清的學制創(chuàng)新。北大校長蔡元培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來補充歐美大學體制；
清華校長梅貽琦則重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7]——可這都是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其時書院已經(jīng)逐漸隱入歷史深處。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寧愿縱論飄渺含糊的“三代之學”，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書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擔心舊體制因而“藕斷絲連”等。可這么一來，傳統(tǒng)中國的教育精神，被高懸云端，無法介入本世紀初極富激情與想象力的制度創(chuàng)新。只是在新學制已經(jīng)完全確立，書院基本上退出歷史舞臺，教育家們方才回過神來，對書院的黯然退場表示極大的遺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稱的胡適便如此大發(fā)感慨：

　　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xiàn)于今日。[8]

　　大略與此同時，胡適的好友、同樣留美歸來的陳衡哲、任鴻雋夫婦聯(lián)名發(fā)表《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提議》，特別標舉中國的書院精神，希望將其與歐美大學制度相結合：

　　我們以為當參合中國書院的精神和西方導師的制度，成一種新的學校組織。中國書院的組織，是以人為中心的，往往一個大師以講學行誼相號召，就有四方學者翕然從風，不但學問上有相當?shù)难芯�，就是風氣上也有無形的轉(zhuǎn)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書院的組織太簡單了，現(xiàn)在的時代，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博通眾學，滿足幾百千人的希望，而現(xiàn)在求學的方法，也沒有一人而貫注幾百人的可能。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可以兼采西方的導師制。就是一個書院以少數(shù)教者及少數(shù)學者為主體；
這個書院的先生，都有舊時山長的資格，學問品行都為學生所敬服，而這些先生也對于學校（生）的求學、品行兩方面，直接負其指導陶熔的責任。[9]

　　取大學管理之組織與書院教學之精神，二者合而為一，這一主張，同上述梅貽琦《大學一解》中的說法，倒是不謀而合。

　　胡、梅、陳、任諸君，均為留美學生，尚且對即將遠去的書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國內(nèi)完成學業(yè)者，當更有感觸。出身杭州詁經(jīng)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擊朝廷一律廢書院改學堂的決策，以及江陰南菁書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獨力創(chuàng)辦無錫國學專修館，都與其學術背景大有關聯(lián)。至于謝國楨、金景芳、錢仲聯(lián)等之大力表彰書院教學傳統(tǒng)，也與其早年追隨梁啟超或就讀復性書院、無錫國專密不可分[10]�？伤�有這些，均只是個人行為，其規(guī)模與效果，無法與當初摧枯拉朽的學制創(chuàng)新相比擬。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擅長“以史為鑒”的中國學人，在追懷日益遠逝的書院的同時，開始“補偏救弊”。于是，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無法完全漠視的“風景線”。那便是：借書院改造大學，或重建已經(jīng)失落的書院。

　　二、借鑒書院的努力

　　晚清的教育改革，康梁師徒無疑是最為積極的參與者。不只因其大力提倡，促成了書院改學堂詔令的頒發(fā)，更因其辦學實踐——廣州的萬木草堂和湖南的時務學堂，凸顯了從傳統(tǒng)書院向現(xiàn)代學堂的過渡。

　　康有為之講學萬木草堂（1891—1898），以孔學、佛學、宋明理學為本，以史學、西學為用，課程設置及教學方式頗多創(chuàng)新之處。弟子梁啟超《南�？的虾�傳》第三章“修養(yǎng)時代及講學時代”的概括不無道理：

　　中國數(shù)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于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chuàng)舉。[11]

　　萬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很可能并非自覺的追求。康氏的理想，乃全力以赴追摹西方，只是囿于主事者的知識結構，方才弄得這般“半中不西”。之所以如此立說，因《大同書》中對“大學院”的設計，傳統(tǒng)書院的影子蕩然無存�？凳闲哪恐小按笸�之時”的大學，最關鍵的幾條，如“無一業(yè)不設專門，無一人不有專學”、“雖有事于虛文，而必從事于實驗”、“農(nóng)學設于田野，商學設于市肆，工學設于作廠，礦學設于山顛，漁學設于水浜，政學設于官府”、“二十歲學成，給卒業(yè)證書而出學，聽其就業(yè)”等[12]，都與傳統(tǒng)書院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馳。

　　只能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康氏萬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其新舊體制及精神的諸多纏繞糾葛，值得教育史家認真探究。弟子梁啟超的籌辦湖南時務學堂（1897—1898），基本上是依樣畫葫蘆�！稌r務學堂學約》之強調(diào)立志、養(yǎng)氣、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jīng)世、行教[13]，不完全是康師家法，夾雜了一些“湖湘學派”的氣味，大概是為了“在變通損益中獲得其生存權”[14]。但《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對讀書法及具體科目的設計[15]，則明顯來自萬木草堂。至于教學效果，則不妨借用楊樹達的《時務學堂弟子公祭新會梁先生文》：

　　惟我楚士，聞風激揚。乃興黌舍，言儲棟梁。禮延我?guī)�，自滬而湘。濟濟多士，如饑獲糧。其誦維何？孟軻公羊。其教維何？革政救亡。士聞大義，心痛國創(chuàng)。拔劍擊柱，踴躍如狂。夫子詔我，攝汝光芒。救國在學，乃惟康莊。[16]

　　時務學堂的外課生李肖聃撰有《星廬筆記》，稱：“萬木草堂教法，頗張陸、王而抑程、朱。梁終身守師說不變�！盵17]我想補充的是，這里所說的“守師說”，不只是論學宗旨，更應該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1]《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下編收錄二三十年代關于書院研究的論文五十篇，作者有胡適、柳詒徵、盛郎西、謝國楨、陳東原、梁甌第、班書閣、吳景賢、王蘭蔭等。此期間出版的專著有周傳儒的《書院制度考》（1929）、盛郎西的《中國書院制度》（1934）和劉伯驥的《廣東書院制度沿革》（1939）。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書院研究著作有：陳元暉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1981）、章柳泉《中國書院史話》（1982）、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1985）、楊慎初等《岳麓書院史略》（1986）、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1989）、朱漢民《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1991）、丁鋼《書院與中國文化》（1992）、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1993）、李國鈞等《中國書院史》（1994）、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fā)展史》（1995）、陳谷嘉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1997）。

　　　　[2]參見Ruth Hayhoe 所著的 China’s University ,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Garland Publishing , Inc., New York，1996）第一章。

　　　　[3] 參見胡聘之等《請變通書院章程折》、廖壽豐《請專設書院兼課中西實學折》、張汝梅等《陜西創(chuàng)設格致實學書院折》、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及《清帝諭各省府廳州縣改書院設學�！�，均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4] 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第14頁，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

　　　　[5] 參見拙作《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tǒng)》，《學人》第二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

　　　　[6] 參見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和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均見《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

　　　　[7] 參見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國學生會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和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第13卷1期，1941年4月）。

　　　　[8] 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9] 陳衡哲、任鴻雋：《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提議》，《現(xiàn)代評論》第2卷39期，1925年9月。

　　　　[10] 參見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金景芳《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復性書院談起》（《岳麓書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紀念文集》第一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和錢仲聯(lián)《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文教資料》1985年2期）。

　　　　[11] 梁啟超：《南�？迪壬鷤鳌罚�《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

　　　　[12] 康有為：《大同書》己部第六章，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13]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14] 參閱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tài)》第八章，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

　　　　[15] 《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中西學門徑書七種》，上海：大同譯書局，1898年。

　　　　[16] 楊樹達：《時務學堂弟子公祭新會梁先生文》，《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 李肖聃：《星廬筆記》第39頁，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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