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危機已經被許多人注意到了，它的確是一個觸目的現(xiàn)象。人們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析往往針鋒相對，多數(shù)人傾向于指責社會沒有為知識分子們提供廣闊的發(fā)展空間，相反，卻越來越縮小了他們的生存范圍。對這種似是而非的非反思性觀點我是不以為然的，我主張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精神結構這一層面加以剖析。只有進入到這一層，我們才能深入地把握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危機實質上是一種“合法性危機”。

　　我曾經在《關于“哲學終結”之后的“人文精神”》（載《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一文中嘗試性地提出要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天下情結”進行批判性清理。我認為，“天下情結”是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潛意識精神結構，它在文化心理的深層支配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與話語系統(tǒng)。從當代哲學的語境看，這種話語系統(tǒng)以一種獨斷的形式表達著它的霸權，或霸權欲望。

　　那么，什么是“天下情結”？需要對它作出一個結構化的分析與剖析。在我看來，所謂“天下情結”是一個未經反思的利他（天下）承諾結構，這種結構具有一種“超穩(wěn)定性”，一種盲目自信的道德崇高感是其核心組成部分，它內在地渴求一種對他人（天下）絕對支配的特權�！疤煜虑榻Y”體現(xiàn)在類似于這樣一些話語之中，比如，“以天下為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憂國憂民”，“為了全人類的福祉”，“為了下一代”，“為了你好”，如此等等�？傊�，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唯有自己是天地良心，是社會良知的體現(xiàn)者，那種“舍我其誰”的現(xiàn)世情懷，令人深切地感到，好象沒有了他，這個世界就要完蛋了似的。近兩年文化界關于所謂“人文精神”的鼓噪，在我看來，不過是這種“天下情結”的余緒罷了。表面看起來，“天下情結”幾乎是不可反駁的，你敢對一個“心憂天下”的人說三道四嗎？你敢對一個“以天下為已任”的人品頭論足嗎？這未免太大逆不道了。然而細細研究起來，其中便有可疑之處。一般來講，“天下情結”隱匿著一種心理期待，它總期待著天下大亂（運動）的到來，因為只有在整體的噪動之中才能顯示出它的意義，因而它在本質上就是整體主義的，而在和平年代，比如說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各人自謀生計，因此便無法顯示出其崇高與神圣。的確，同是“以天下為已任”，在非常時期有其強大的感染力，而在和平年代實行市場經濟的環(huán)境里則未免顯得滑稽可笑。

　　下面我還要進一步從三個方面對“天下情結”這種心理結構進行剖析。首先，從行為的結果層面進行考察。根據(jù)前面的分析，“天下情結”內在地要求支配他人，因此其結果往往是付出個體感性生命的慘重代價。在人類歷史上，有哪一次血腥的屠殺不是仰仗“天道”（社會歷史規(guī)律）之名？見諸報端的父親殘殺兒子的事件該令人震驚了吧，然而那父親的理由何等的冠冕堂皇：“我是為了你好！孩子！”陳家琪先生沉痛地指出：“以真理和祖國為名還有什么不能干呢？世界上最壞的事情都是在最好的名義下干的�！保▍㈥惣溢鳎骸度松�天地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106。）

　　其次，從職業(yè)分工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就要進入的現(xiàn)代工商社會是建立在嚴格的社會分工基礎之上的，因此最重要的莫過于培養(yǎng)敬業(yè)精神。按照王蒙先生的話來講，就是“做好你自己的事”，“在一個連起碼的敬業(yè)精神還有待于培養(yǎng)的國家里，離開做好自己的事，離開了實業(yè)興邦的提倡，而只談救國救民以天下為已任以世界革命為目標以專門利人為榜樣等等——總是讓人覺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難為情�！保▍⑼趺桑骸吨T神下凡》，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3。）

　　最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從精神層面來考察，因為“天下情結”說到底是一種精神結構。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是最具“天下情結”的一個群體，所以要對這個結構進行徹底的批判。中國知識分子雖然在現(xiàn)實生活中長期處于困窘的境地，但他們卻在精神上有一種很強的優(yōu)越感，自以為可以上齊天，下可為帝王師。這種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究竟是如何得到保證的呢？在一個相對靜止的傳統(tǒng)社會里，知識分子憑借其知識優(yōu)勢和道德優(yōu)勢的確可以充任普通民眾的“導師”，但是在一個激劇變動的信息社會里，知識分子的“導師”地位失去了合法性，因為知識的迅速更替，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絕對的知識權威，以不變應萬變的普遍主義話語系統(tǒng)在當代社會發(fā)展的進程中已經不可避免地喪失了根據(jù)。而且，在一個變動的社會里，一個人如果還以自己的道德崇高傲視于人，那多半是要被人視為滑稽的，這種滑稽甚至更多地體現(xiàn)在自以為悲壯這一點上。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這類滑稽人還不少，這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與悲哀。我這里提出的“知識分子的終結”當然有法國哲學家利奧塔的“知識分子之死”的涵義，因為現(xiàn)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需要普遍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了，然而我的意思還不完全止于此，我認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從一種已經終結了的歷史中走出來，并根據(jù)當下的現(xiàn)實，尋找自己的定位。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當代不需要敢于對社會不公正進行猛烈批評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不需要那些自以為是民眾的導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

　　在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進展已經無情地嘲弄了甚至于褻瀆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天下情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們在市場經濟面前的茫然失措就是這種表現(xiàn)，無聊感浸漬了他們的心，千百年來積淀在他們內心深處的自我神圣感在瞬間傾坍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表明中國知識分子本質上是一個虛脫的存在，他的存在必須要靠外界（天下/民眾）來烘托。

　　從歷史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絕對不是一件壞事，相反，邊緣化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反省自己的“合法性危機”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我認為也只有在這種深刻地反省中，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才有可能走出“天下情結”的困境。“知識分子的終結”意味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從一種虛假的群體人生中走出來，從而實在地建構起真實的個體感性生命。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放棄“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自我麻醉中解放出來，不能將民眾看成是“長不大的小孩子”，包括象為民從謀福利這樣的說法也必須加以反思與批判。正如鄧曉芒先生所說：“每個人的幸福，每個人的生存都得親手去創(chuàng)造，別人賜予的，就不是幸福，不是生存。重要的不是為自己的生活向任何人感恩，也不是自以為對別人，對后代有恩，重要的是，人如何在自己面前給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如何扮演好自己所設計的角色。”（參鄧曉芒：《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60。）

　　因此我有理由期待一個人的多樣性的時代的到來。在我看來，只有在一個充分展現(xiàn)差異，充分表現(xiàn)個性的時代，人才能豐富他對我們人類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真實感覺。世界的多樣性是以人的多樣性為前提的。

　　附記：

　　本文的寫作緣起乃是上世紀末葉國內有所謂“人文精神”之討論，我與幾位好朋友吳根友（武大）、張斌峰（南開）、楊華（武大）幾位聚在一起議論，一日各人出一篇文章參與，來到漢口萬松園的我家討論，后集在一起發(fā)表于蘭州大學主辦的《科學經濟社會》1998年第3期。它是我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心理結構批判的一部分，是《關于“哲學終結”這之后的“人文精神”》一文的繼續(xù)。它可以看成是我考慮當代中國人格建構的一部分。在我看來，當代中國人格建設的核心在于“成人”，徹底改變中國人的“做人”哲學。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在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尖銳對峙時，對猶太人的教誨竟是“要做（猶太）人，而不僅僅做猶太（人）！”那么，我今天想對中國人說的是，“首先要做一個人，然后才是中國人！”可惜的是，這一思路卻被我們的思想家們的煸情言論，如蘇力氏，如甘陽氏，所深深地掩蓋了，以至于國民性批判上升不到人性批判的層次，于是就有周期性地回到傳統(tǒng)這種現(xiàn)象的發(fā)生。而且，他們回到傳統(tǒng)不是去尋找生存的力量，而只不過是活下去的理由。這就是從海外歸來的學子們向我們所說的東西了，還是自家的東西好！所以我建議要警惕海外學人的言論！不要用低下的情緒防止理怕的思考！當然海外學人也不全是蘇力甘陽模樣，如季衛(wèi)東氏我就深心嘆服。本小文原稿已失，現(xiàn)從該雜志上打印出來。

　　魏敦友

　　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理教研室

　　20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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