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使傳統(tǒng)的士蛻變?yōu)橹�識分子，而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近代中國社會日益邊緣化。[1]從某個角度或近代中國發(fā)展的結局來看，這是一種明顯的社會趨向，然而值得討論的是，是否只有這樣一種趨向？如果按照歷史發(fā)展的本來順序，深入到某個時期的社會生活中去審察，不難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在被邊緣化的同時，其本身又在做著重新走向中心的努力。被“邊緣”化與向“中心”進身如同一個錢幣的兩面，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特征。

　　社會轉型造成了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同時也帶來了知識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憑借——近代報刊。報刊作為西方文明產品，在近代以后逐漸走入中國人的生活，這是西風東漸影響中國社會變遷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自維新以后，凡是在中國社會舞臺上唱主角的新人物，都無一不是通過報刊來登場的，近代中國的歷史也大致可以幾個刊物而劃分出不同的時代，胡適就曾說：“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三個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盵2]近代知識分子如何通過辦報辦雜志來參與社會變革或革命，這是一個大課題，本文主要通過考察胡適等人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的宗旨，從一側面作一觀照。

　　一、做“活事”的媒介

　　政府之外的輿論在近代西方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也自古就有“清議”，但是并沒有一個常規(guī)的附麗。進入近世以后，在東西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中國民間的力量活躍起來，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報刊”這樣一種新的平臺。隨著中國“近代化”的加深，報刊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日益突顯，“今欲一言而播赤縣，是惟報章”�！罢伦印币蚨鴩@曰：“偉哉造物者，其以子為此巨史也�！盵3]更甚者，“一紙風行，捷于影響，上自國際禍福，下至個人利害，往往隨記者述敘之一字一句而異其結果�！盵4]既然報刊“勢力之偉大”如此，“故黨與非黨”，“無不與利用報紙，以圖伸張其勢力”。[5]那么，無法安于書齋欲在社會中有大作為的自由知識分子，自然也不例外。胡適很早就認識到“輿論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6]并且�！耙暂浾摷易匀巍�。[7]事實上，胡適正是借助于《新青年》的輿論“暴得大名”，[8]《新青年》“為胡適的興起提供了根本條件”。[9]

　　1923年，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的張彭春在日記中寫到：“(胡適)在北京這幾年的經驗所以使他發(fā)達的趨勢改變，是很可以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中國有才的人在社會上沒有一個作‘活事’的機會，所以要他們才力放在不被現(xiàn)時人生能遷移的古學古理上�；钍率墙洜I現(xiàn)時人與人發(fā)生關系的事業(yè)，如政治、學校事業(yè)、民族生活等。適之還沒完全離開‘活事’，他還編他的《努力》周刊，還時常發(fā)表與現(xiàn)時生活有關系的文章�！盵10]中國有才的人在社會上沒有一個作‘活事’的機會，可以說是知識分子“邊緣化”的表現(xiàn)，而編《努力》式的刊物，“經營現(xiàn)時人與人發(fā)生關系的事業(yè)”，可以說是他們保持“中心”地位或進一步向“中心”的“努力”。事實上，以報刊為媒介，形成了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做“活事”的傳統(tǒng)�！杜�力》周刊后的《現(xiàn)代評論》和《新月》應該都是經營“活事”的體現(xiàn)。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不久，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俞平伯就給胡適寫信，建議他親自出馬，重操舊業(yè)，在北平辦一“單行之周刊”，“今日之事，人人皆當毅然以救國自任，吾輩之業(yè)唯筆與舌，……現(xiàn)今最需要的，為一種健全、切實、縝密、冷靜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眾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導之不可，竊以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單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標方面，如何息心靜氣，忍辱負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強，開發(fā)民智。精詳之規(guī)劃，以強聒之精神出之；
深沉之思想，以淺顯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學人，下逮民眾，均人手一編，庶家喻戶曉。換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須續(xù)出也。救國之道莫逾于此，吾輩救國之道更莫逾于此。以舍此以外，吾人更少可為之事矣。先生以為如何如有意則盼大集同人而熟商之�！盵11]

　　雖然后來俞平伯并沒有參與《獨立評論》的創(chuàng)辦或為之撰文，但是這一段話很能體現(xiàn)當時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的愿望，即擁戴胡適以辦刊物為“救國”、“強國”或者是“治標”、“治本”之道；
自感要實現(xiàn)自己的救國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辦刊物造輿論，別無“可為之事”，這正是知識分子“邊緣”地位的體現(xiàn)；
但是在他們看來，“筆與舌”同樣能夠救國，同樣能夠作為社會的“中心”，“上至學人，下逮民眾，均人手一編，庶家喻戶曉”，果真如此，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一種“中心”。近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心”的構成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社會中只有行政權力一種“中心”，而近代以后，輿論也逐漸形成一種有力的社會權勢，以致于成為社會的另一種“中心”，這自然是西方近代國家觀念和設施輸入的緣故，“抑近世國家所賴以治國范群者，不外法律與輿論兩端，而潮流所趨，社會輿論之取舍，視法律所賞罰尤為嚴切而有力�！盵12]在辦報刊的人眼里，輿論甚至比法律更能規(guī)范社會秩序。

　　然而，在還沒有建立起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的動蕩年代里，中國人寄希望于輿論的主要還不是“治國”，而是“救國”，“救國之道莫逾于此”，特別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救國之道更莫逾于此”。這幾乎成了“智識階級”的共知，比如，當時還有人更強烈的向胡適進言，“有槍桿到今日便應革命；
有筆桿只好糾正及擬具方案，喚起全國同情，或謀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若欲于他人勢力之下，謀調和遷就，適以自殺而已�！盵13]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其激烈情緒，但是，建議者顯然更傾向于后者即以“筆桿”提出方案，“喚起全國同情”，從而形成“他人”之外自己的“勢力”。

　　的確，在以武力作為維護“中心”地位或進階“中心”手段的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能夠有所作為的空間十分有限。丁文江曾說，“我們這班人”可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14]“亂世之飯桶”一語最能體現(xiàn)知識分子所處的“邊緣”地位。但是，他們并不甘于這種地位， 他們同樣渴望走向“中心”，擔負起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其路徑就是辦刊物，尤其是辦政論刊物，“政論報刊之目的與功能，在于造成輿論，借輿論以推動政治變革�！盵15]

　　胡適晚年寫《丁文江的傳記》時，對他周圍一班知識分子的這種感受和價值取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里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歐美同學會里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fā)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盵16]胡適說的“有人”即是蔣廷黻，當時他對辦刊物最熱心、最積極，“任家約我和另一些人到他們家中去吃飯。我又提出辦刊物的想法，他們又和過去一樣表示反對。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議：為了測量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募辦刊物的經費�！�辦刊物很容易’，他說：‘但能繼續(xù)維持下去是困難的，除非我們能夠共同負責。否則，整個重擔就會落到編輯一個人的肩上�！�他提議我們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盵17]這樣他們就通過了辦一個刊物的決定。自己掏腰包來做“公事”，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顯然是不會為之的。

　　胡適后來回憶，他和丁文江因為有辦《努力周報》的經驗，“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熱心。當時我更不熱心�！盵18]“總覺得此次辦報沒有《努力》時代的意興之十分之一！”[19]之所以“不熱心”和沒有“意興”，大概不是不想為之，而是擔心受到干擾，此前胡適曾因《新月》的遭遇被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其內心深處并未放棄努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胡適的內在性格。況且，“辦一個有資本的雜志，像美國的《新共和》”，一直是他的“夢想”。[20]在美國留學時，《新共和》是他最喜歡閱讀的雜志之一，他經常在日記中摘抄該刊所登的文章；
或者徑直投書表達個人觀點。[21]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的費正清后來也覺得，“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象美國的《新共和》周刊一樣”。[22]為給呼之欲出的《獨立評論》一個“參照”及更好地理解胡適辦刊物的志趣，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新共和》到底是一份怎樣的雜志。

　　《新共和》在1914年由美國政治理論家克羅利（Herbert David Crolly）創(chuàng)辦，“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雜志之一�！�…這本刊物的編輯觀點是在尋求每個層面的改革，如克羅利曾說過，希望由讀者‘開始一些小叛亂’，這個觀點對溫和派讀者來說太過，對激進派則猶不及�！�…在諸等此類的環(huán)境中，該刊物一直是美國報業(yè)中的尖刻批評者�！缎鹿埠汀菲鸪跖c小羅斯福政府對立，但后來為該政府爭取，轉而支持‘新政’。”[23]在“溫和”和“激進”之間尋求平衡，對于政府既“批評”又“支持”，這樣一個雜志所持的政治態(tài)度及在美國社會的“中心”地位，正是胡適在中國努力的方向。

　　二、編輯方針的討論

　　雖然胡適已同意辦雜志，心中也早有所指向，但是要讓周圍的人都完全接受他的辦刊方針，似乎并不容易。1932年初，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擬了一個辦周報的計劃，送給聚餐會的朋友們看。蔣廷黻也擬了一個大政方針，分三項：一內政，二外交，三人生觀。這方針不甚高明�！盵24]為什么胡適認為蔣廷黻提出的方針“不甚高明”呢？且看一下其中的某些內容：

　　“一、內政：首重統(tǒng)一，次建設，次民治。1．現(xiàn)在統(tǒng)一問題雖與歷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內，一方式的專制——一人的或少數人的，公開的或隱諱的——是事實所必須。……3．民治在中國之不能實行，全由中國無適宜于民治之經濟、社會及智識，倘統(tǒng)一能完成，建設即可進行，而適于民治之環(huán)境自然產生矣。短期之專制反可成為達到民治之捷徑。目前在中國大倡“天賦人權”、“主權民有”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 三、外交�！�…倘國際大戰(zhàn)不發(fā)生；
則東北問題之解決如上次宣言，二三十年內，中國需以親日為用，自強為體。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動，且不可過烈�！盵25]

　　根據原稿筆跡判斷，這一方針已由人修改，但主要反映的仍是蔣廷黻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該方針認為當時中國的“統(tǒng)一”需要有“中心人物”，他們所要做的就是通過即將辦的周刊扶持“中心人物”，甚至充當“中心人物”，這一點大概為“各人”所贊同。但是，該方針認為“專制”為“事實所必須”、民治在中國“不能實行”、“以親日為用”等項可能很難達成一致。從未動搖過“民治”觀念的胡適認為其“不甚高明”，原因或許正在于此。結果，刊物還未辦起來，分歧和爭端先發(fā)生了。胡適在《獨立評論》三周年時，對當時的爭論及解決方式有所披露：

　　“我們共推蔣廷黻先生起草一個方案，我個人也起了一個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夠溫和了，我的方案更溫和。大家討論了許久，兩個方案都不能通過；
又公推兩位去整理我們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個方案。結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終沒出現(xiàn)。我在那時就起了一個感想：如果我的一個方案不能通過這十來個好朋友，我還能妄想得著多數國民的接收嗎？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但我又轉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資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張一定成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張不過是我個人思考的結果；
我要別人平心考慮我思考的結果，我也應該平心考慮別人思考的結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別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認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權利；
承認人人各有權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漸由一二人或少數人的思想信仰變成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結果，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26]

　　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解決問題的方法。[27]胡適“轉念一想”的意義不在于解決了獨立社內部的分歧，而在于他無意中創(chuàng)立了一種自由主義者的行為規(guī)范或解決問題的方式。既希望別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信仰”，又尊重別人的“自由權利”，這也可理解為自己渴望成為“中心人物”，但是并不排斥別人成為“中心人物”，它是和平競爭政權的思想運用在處理具體問題上的體現(xiàn)和反映。后來參加獨立社的張忠紱曾說：“專制政體下的個人處身行誼不同於民主政體下的個人處身行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主政體下的個人處身行誼更不同於獨裁專政政體下的個人處身行誼。”[28]胡適解決內部分歧的方式顯然是他所渴望的“民主政體”下的“處身行誼”。

　　相互尊重“不同”，往往能達到真正的“同”。事實上，他們并非所有問題都不能達成一致，胡適在1932年2月13日的日記中寫到：“獨立社聚餐。談內政問題。方式為‘怎樣建設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結論大致是：1．應漸漸由分權的名義上的統(tǒng)一做到實質上的統(tǒng)一�！�…3．應有健全的政府組織，從‘革命的政治’走上法治的軌道。4．應做到全國和平不打內戰(zhàn)。吳憲君問：政權應如何分配？討論的結果是：1．應取消‘黨內無派’，使國民黨自己分化成政黨。2．應取消‘黨外無黨’，使國民黨以外能有政黨發(fā)生。3．國民黨此時的專政，是事實上不能避免的�！盵29]可以說這次討論的結論，成為此后《獨立評論》在內政問題上努力的指針，即旨在使中國走上統(tǒng)一、和平、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后來他們的政治解決方案和對國共兩黨的政治態(tài)度，都是從這一指針出發(fā)而闡明的。有意思的是，這一批“書生”似乎把自己當成了中國社會中“領袖”的“領袖”。擔負起其他勢力沒有做到的“建立一個統(tǒng)一國家”的重任，籌劃政權“如何分配”，這明顯地體現(xiàn)了要走向“中心”的意旨。

　　無論是分歧還是共知，他們事前所討論的問題，大都成為后來《獨立評論》中政論文章的主題，其中影響較大的民主與獨裁論爭及其對日本侵略、國民黨專制、共產黨革命的態(tài)度[30]，從關于編輯方針的討論中已可看出端倪。雖然胡適等人最終也沒有形成一個完全一致的編輯方針，但是《獨立評論》還是不久即問世了。其創(chuàng)刊號中的“引言”，集中反映了它創(chuàng)辦的緣由和宗旨：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tài)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盡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我們現(xiàn)在發(fā)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盵31]

　　這個“引言”表明，胡適等人之所以創(chuàng)辦這一刊物，是要把“我們”中“各人”對國家社會問題的思考和主張公之與眾，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與同情。“我們自始就希望他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32]這里的“各人”特別能體現(xiàn)這一刊物的自由主義特點；
這里的“全國”也特別能反映自由知識分子企圖走向“中心”的心態(tài)。他們特別聲明該刊要保持“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所謂黨派顯然是指國民黨和共產黨；
所謂成見則是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一些成見早已變成很固定的‘主義’了。懶惰的人總想用現(xiàn)成的，整套的主義來應付當前的問題，總想拿事實來附會主義。有時候一種成見成為時髦的風氣，或成為時髦的黨綱信條，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 [33]

　　這里所隱含的主旨是不難體會的，在“黨派”和“成見”已居于社會“中心”的情況下，他們希望以“獨立”的旗幟、與眾不同的“見解”和“主張”，來帶動一種新的政治力量，從而達到在社會“中心”中占一席之地；
進而再把“任何黨派”和“任何成見”都納入他們的麾下，或者至少給它們的社會走向以一定影響。這是一篇典型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同時又集中反映了3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和抱負。

　　后來《獨立評論》的編輯者，較嚴格地貫徹了這種向“中心”努力的宗旨，胡適曾經極力主張《新青年》的內容以“思想文藝”為主，而辦《獨立評論》時，他則完全反了過來，“有些朋友時時寫信勸我們多登載一些關于思想文藝的文字；
其實我們并不曾有意拒絕這一類的材料，不過因篇幅的關系，這一類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經濟的討論擠出去了�！盵34]盡管稿件有時也“告急”，但是寧愿減少文章數量卻也不離“主題”。他曾向一位投稿者明確說明，“《獨立》向不登文學作品，我們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說平常話的好文字而已�！盵35]即使對于他所喜愛的考據性的文章也同樣忍痛割愛，“大作《謠俗殆即由俗歟》一篇，至今還未能登出，十分抱歉�！丢毩ⅰ返男再|So far還是偏于事實的敘述與評論；
雖有幾個有考據癖的人，至今還不得一個過癮的機會。[36]由此可見胡適這時對“政論”的“執(zhí)著”。

　　從主張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造一個基礎，到直接投身于政治解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變化。之所以有這種變化，大概與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形勢時常處于緊迫狀態(tài)有關。為人刀俎的外患、風云變幻的內爭，使人很難平心靜氣地去從事“思想文藝工作”；
同時在“政治解決”成為社會潮流和風氣的環(huán)境里，“思想文藝”工作也很難找到“市場”，其本身已被擠到社會的“邊緣”。所以要走向社會的“中心”，就不得不從政治方面著手，況且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本來就存在著“我輩豈是等閑人”的社會沖動。

　　三、自覺的“中心”意識

　　如果拓廣歷史的視野，不難發(fā)現(xiàn)，獨立社同人所秉持的辦刊理念，“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并非“此時此地”的創(chuàng)舉，而是有跡可尋的。若以《獨立評論》為坐標的話，前后左右都能找到這樣一些“同類項”。比如，此前的《現(xiàn)代評論》創(chuàng)刊時就曾表示，“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
本刊的態(tài)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
本刊的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本刊同人，不認本刊純?yōu)楸究�同人之論壇，而認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與讀者的公共論壇。”[37]《新月》問世時則帶有文學色彩地聲明，“新月月刊是獨立的�！�…成見不是我們的，我們先不問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38]而此后的《觀察》發(fā)刊時說得更明確，“我們背后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于政府、執(zhí)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
……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我們尊重獨立發(fā)言的精神”。其封頁上還專門標有“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等語。[39]顯然，這幾個刊物與《獨立評論》有著大致相同的辦刊理念。除此之外，《申報》作為“獨立生存之報紙”，也“向不與任何黨派任何方面有關系”，一直恪守“自由獨立之精神”。[40]蔣廷黻晚年還曾談到當時他們與《大公報》的關系，“我們與《大公報》間從來沒有默契，更談不上正式的合作，但是事實上共守相同原則的�！盵41]

　　可見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中，《獨立評論》式的刊物是一種連續(xù)的和較廣泛的存在。它們都表示自己是“獨立”的，都聲明自己與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恰恰反映了當時一般人對于“任何黨派”皆不滿意的社會現(xiàn)實，也表明當時社會中的確存在著這些刊物發(fā)揮作用的“市場”或空間。事實上，辦刊物者正是想以所辦刊物為集結的方式，帶動不滿意“任何黨派”的社會中人，在“任何黨派”之外“組織小團體，公開的討論我們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張”[42]，以形成另一種政治力量，進而占據社會的“中心”。盡管他們一再聲稱沒有“任何組織”，比如，《新月》的創(chuàng)辦者曾說，“我們這幾個朋友，沒有什么組織除了這月刊本身，……沒有什么一致除了幾個共同的理想�！盵43]《獨立評論》的創(chuàng)辦者，也“期望做到‘獨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個‘獨立派’�！盵44]但是，他們畢竟有“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守的信約”，[45]因而外界人大都把他們看作是具有共同政治傾向的團體或組織，所謂“新月派”、“現(xiàn)代評論派”、“獨立評論派”，正是由此而來。蔣廷黻回憶，“雖然《獨立評論》同人間都了解彼此見解不同，但外界卻把我們看成是一體的，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正在成立一個新政黨。這種看法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但外界人士卻認為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46]

　　不難看出，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中，以一些刊物為中心，確實形成了“任何黨派”之外的另一種社會所認知的政治力量，從這一點上說，他們本身已處于社會的“中心”，至少是亞“中心”。與“任何黨派”不同的是，這樣一種政治力量的成員幾乎都來源于“智識階級”。以《獨立評論》為例，其社員和主要撰稿人幾乎全部是大學教授或研究人員，并且絕大多數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47]其他幾個刊物的組合也大致有相同的特點，并且在具體人員上有不少重合。因此可以說，這樣一種政治力量的成員在社會上大都有一個“學者”的身份或角色。

　　有研究者認為，“‘學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個新詞”，“不具備‘士人”那種對天下的關懷和承擔(更不能比‘士大夫’)�！盵48]但是，如果切實考察近代以來學者的自我和社會認知，似乎并不完全是這樣。梁啟超曾鄭重地“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
茍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49]“左右世界”，這是何等地“對天下的關懷和承擔”�？婆e廢除以后的“學者”雖然“不能比士大夫”，但往往又勝似“士大夫”，這一點從人們對學者的批評中也可看出來，“蓋中國之所謂學者，皆僅虛有其表。按之實際，學者不過一塊招牌，獵官乃其真實之目的。學者服官，固不足為病。伹吾人鑒于現(xiàn)實之所謂學者，殆皆有一種共同之通病，即學者之研求學術，大改恒在未成名以前，既成名后，則書卷固完全拋開，即其精神與思想，亦全流入其他之途徑，而好官之念尤占十之八九�！盵50]“獵官”如果從正面來看，正是古代“士大夫”經世的路徑。有研究者認為，對于“士”，“學問本身就是為政治而做，專意學術只是參政不成之后的退路�！盵51][P205]從這一點上說，引語中所批評的“學者”與“傳統(tǒng)的士”何其相似？

　　蔡元培曾說，北洋政府所以能“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的學者”；
還說“政府哪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52]即使獨立評論的社員和主要撰稿人，后來也大多做了“高官”，走進了社會既存的“中心”。這說明現(xiàn)代中國的學者，不但有著古代“士大夫”似的對天下的關懷，而且也能找到和獲取實現(xiàn)政治抱負的渠道與空間。如果說“士與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區(qū)別就是參政與議政”[53][P203]，那么就《獨立評論》式的刊物周圍的知識分子來看，與“士”似乎并沒有根本的區(qū)別。與古代不同的是，科舉廢除以后，讀書人的數量激增，社會容納的空間也拓廣，因而讀書人的流向產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開始專意于學問，成為純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一部分人則通過新的媒介和渠道，仍走著與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到現(xiàn)成的“中心”里面去“為官”；
還有一部分人是通過發(fā)表政論文章或辦政論刊物，來表示“對天下的關懷和承擔”，并試圖在“任何黨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終由自己占據社會的“中心”。

　　正因為有了這樣更多的選擇，清季以后的讀書人本身很少有“邊緣”的心態(tài)，大都認為自己在社會中有著非同尋常的地位，“現(xiàn)在的讀書人，都是以上流社會自命的�！盵54]“士大夫”一詞，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個“活”的有實際意義的用語，“吾人以為世運轉移之責，不在今日之所謂將相，而在今日之所謂士大夫�！盵55]這里所體現(xiàn)的那種扭轉乾坤的“澄清天下”的觀念似乎還相當的濃厚。不但如此，與古代的士大夫相比，清季以后的讀書人由于失去了制度上的羈絆和倫理上的顧忌，在表達自己“對天下的關懷”方面，反而更直接、坦率和豪邁，《新月》的創(chuàng)辦者公開宣布，“我們對我們光明的過去負有創(chuàng)造一個偉大的將來的使命；
對光明的未來又負有結束這黑暗的現(xiàn)在的責任。……要從惡濁的底里解放圣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的破爛里規(guī)復人生的尊嚴——這是我們的志愿�！盵56]

　　胡適不止一次在演講中說明，“在變態(tài)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膀上。”[57]在他心目中，似乎只有“知識階級的肩膀”才能擔負起主持社會“正誼的責任”。與古代“士大夫”經世的目標不同，《獨立評論》周圍的“智識份子”對政治的“干預”，是“訓導人民自作主人”，建立一個“憲政國家”，“吾人以為今后訓導人民自作主人之責任，應在無任何黨籍之中立的智識份子�！�…此等不黨不派之智識份子尤應痛定思痛，悔悟以往不負責任之錯誤，為自身之前途計，為國家之前途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今后更應利用此好轉之形勢，積極負責，領導國民，教以監(jiān)督政治自作主人之必要能力，以使中國進為真正之憲政國家�！盵58]除了對政事有一種“我不做，等誰去做？”[59]的天職外，一些人對“道”的構建也頗為熱衷，比如，張忠紱坦言他“曾多方思維，想出一提燈引路的辦法。提燈引路，既不能追隨群眾之後，也不能遠在群眾之前，方能逐漸引導群眾步出黑暗與迷惘�！盵60]“引導群眾”一語提示了現(xiàn)代讀書人所要“經營”的對象已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其對自我作用或責任的感知卻并沒有絲毫的降低。

　　有意思的是，《獨立評論》周圍的一些“學者”，把社會不治的責任也歸咎于“知識階級”。蔣廷黻曾說，“康梁以后的政治改革家，雖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則如出一轍。運動軍隊和軍人是清末到現(xiàn)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動的唯一的法門。……中國近二十年內亂之罪，與其歸之于武人，不如歸之于文人。”[61]“張宗昌，王占元之流的軍人，倘使沒有一般攀龍附鳳的念書人，受利祿所趨使，為他們效勞，你想他們焉能久居高位，危害于國家呢？念書人若都稍有操守，不肯自貶人格，則民國以來的軍閥與野心家或許根本不能存在�！盵62]以后來人的眼光看，他們顯然抬高了“文人”“運動”的作用，“文人”之所以要“運動”“武人”，就在于社會中樞總是為“武人”所控制，無論進步或反動，只要不以“武力”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政權。也就是說，清季以來，“武人”漸居于社會的“主導”地位，“文人”要有所作為，則不能不依附或“運動”武人。胡適曾高呼“努力！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63]其實，中國的“再造”始終都是以“武力”唱主角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文人”已被“邊緣化”也不為過。但是，在一些現(xiàn)代讀書人眼里，“文人”在社會中的作用仍然是至高無上的。

　　這自然可理解為，讀書人的社會角色變了，而“士”的心態(tài)還未變化，[64]同時也可看作是，讀書人原來的天下觀念已演變成了近代的社會觀念，那種“對天下的關懷和承擔”，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自覺的社會“中心”意識。清季以后的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感不但沒有絲毫的減弱，反而以新的形式變得更強了更豐富了。古之“士大夫”幾乎無不依附于打天下坐天下的“君主”，清季以后的讀書人也不乏依附或“運動”武人者，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讀書人，如《獨立評論》式的幾個刊物周圍的自由知識分子，則企圖通過向社會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營造一支自己“獨立”的政治力量，從而最終由自己直接占據或控制社會的中樞。至于這樣一種努力的成效如何，那是另一回事。

　　在西方現(xiàn)代社會，輿論是社會的指針，“輿論以為是，議會中的議員不敢以為非。輿論以為非，議會中的議員不敢以為是”；
輿論所指，“雖以大總統(tǒng)及大皇帝的威嚴，也不敢固執(zhí)”抑之；
“創(chuàng)造輿論，指導輿論的人，便是從事政治，因為他可以影響政治。”[65]《獨立評論》的創(chuàng)辦者，絕大多數都有在西方歐美社會留學的經歷。這種經歷使他們也想在中國通過“創(chuàng)造輿論，指導輿論”來影響社會，作社會的領導者，“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系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盵66]這正是他們的理想。但是，他們不久即發(fā)現(xiàn)在中國根本沒有這樣一種機制和環(huán)境，“輿論缺乏發(fā)揮威權的工具”。因此，他們向“中心”的努力不得不再次改變方式和方向。

　　作者張?zhí)�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副教授，兼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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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號；
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頁。

　　[2] 胡適：《致高一涵、陶孟和、張慰慈、沈性仁》，約1923年9月10日，耿云志、歐陽哲生：《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頁。

　　[3] 章太炎：《實學報序》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9頁。

　　[4]《國聞周報發(fā)刊辭》，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輯：《國聞周報選輯》第1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5] 張默：《六十年來之申報》，《申報月刊》創(chuàng)刊號（1932年7月15日），第5頁。

　　[6]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2），1915年1月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頁。

　　[7]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2），1915年1月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頁。

　　[8] 唐德剛：《胡適雜憶》增訂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頁。

　　[9] 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頁。

　　[10] 張彭春：《日程草案》，1923年2月20日，原件藏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轉引自羅志田：《日記中的民初思想、學術與政治》，《東方文化》2003年第2期，第28－29頁。

　　[11] 俞平伯：《致胡適》（1931年9月30日），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4頁。

　　[12]《國聞周報發(fā)刊辭》；
胡霖、吳鼎昌等撰《社評（1924年8月－1925年12月）》，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五輯（《國聞周報選輯》第一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頁。

　　[13] 敬：《致胡適》（1931年11月1日），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5頁。

　　[14]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頁。

　　[15] 周佳榮：《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頁。

　　[16]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頁。

　　[17] 蔣廷黻著，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頁。

　　[18]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頁。

　　[19] 胡適：《致丁文江》（1932年4月17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頁。

　　[20] 胡適：《致高一涵（稿）》（1924年9月8日），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58頁。

　　[2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2），1915年1月27日、2月12日、2月27日、8月29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9、53、69－70、267頁。

　　[22] （美）費正清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

　　[23]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13，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74－275頁；
《大美百科全書》8，臺灣光復書局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74頁；
《大美百科全書》17，臺灣光復書局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45頁。

　　[24] 胡適：《胡適的日記（1932年1月28日）》手稿本第10冊（1930年10月—1932年2月），臺灣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該書無頁碼。

　　[25] 《〈獨立評論〉編輯方針（稿）》，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74－575頁；
原稿藏于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圖書館。

　　[26] 胡適：《又大一歲了》，《獨立評論》151號（1935年5月19日），4頁。

　　[27] 在中國除胡適之外，大概很難找出“道地”的自由主義者，不過相對于其他政治力量來說，《獨立評論》周圍的知識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的自由主義傾向。盡管蔣廷黻、丁文江等人當時曾鼓吹新式“專制”或“獨裁”，但是從其具體內容來看，主要是希望行政權力集中，并沒有動搖維護“個人”的自由等信念。被譽為20世紀“自由主義大師”的海耶克認為，在理論上，極權制度下個人所享受的自由，并不一定比民主制度下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丁似乎并未背離自由主義信念。因此，本文不少地方把無黨無派具有一定自由主義傾向的群體統(tǒng)稱為“自由知識分子”。參見張?zhí)�原《從民主與獨裁論爭看20世紀3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待刊。

　　[28] 張忠紱：《迷惘集》，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三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頁。

　　[29] 胡適：《胡適的日記（1932年2月13日）》手稿本第10冊（1930年10月—1932年2月），臺灣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30] 張?zhí)�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獨立評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tài)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31] 《引言》，《獨立評論》1號（1932年5月22日），2頁。

　　[32] 胡適：《獨立評論的一周年》，《獨立評論》51號（1933年5月22日），2頁。

　　[33] 胡適：《獨立評論的一周年》，《獨立評論》51號（1933年5月22日），2頁。

　　[34] 胡適：《編輯后記》，《獨立評論》102號（1934年5月27日），19頁。

　　[35] 胡適：《致企霞》（1934年9月11日），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56頁。

　　[36] 胡適：《致江紹原》（1932年7月初），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頁。

　　[37] 《本刊啟事》，《現(xiàn)代評論》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第2頁。

　　[38] 《〈新月〉的態(tài)度》，《新月》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第3－10頁。

　　[39] 編者：《我們的志趣和態(tài)度》，《觀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 月1日），第3－4頁。

　　[40] 張默：《六十年來之申報》，《申報月刊》創(chuàng)刊號（1932年7月15日），第5頁。

　　[41] 蔣廷黻著，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頁。

　　[42] 丁文江：《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評論》11號（1932年7月31日），5頁。

　　[43] 《〈新月〉的態(tài)度》，《新月》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第3－10頁。

　　[44] 任鴻雋：《我們是右派嗎？》，《獨立評論》48號（1933年4月30日），6頁。

　　[45] 《觀察》同人聲稱“共守的信約”為：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參見《我們的志趣和態(tài)度》，《觀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 月1日），第3－4頁。

　　[46] 蔣廷黻著，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頁。

　　[47] 邵銘煌：《抗戰(zhàn)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轉引自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9年版，第15頁。

　　[48]

　　[49]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第1號（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第69－78頁。

　　[50] 誠夫：《學者破產》，《國聞周報》第2卷第14期，第3－4頁；
胡霖、吳鼎昌等撰《國聞周報：社評（1924年8月－1925年12月）》，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五輯（《國聞周報選輯》第一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79－180頁。

　　[51] 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2] 蔡元培：《蔡元培的宣言》，《努力周報》第39期（1923年1月28日），第4版。

　　[53]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4] 林懈：《國民意見書》，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第909頁。

　　[55] 吳鼎昌：《世運轉移說》，《國聞周報》第3卷第30期，第1頁；
胡霖、吳鼎昌等撰《國聞周報：評壇、社論、時評（1926年1－12月）》，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五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437－438頁。

　　[56] 《〈新月〉的態(tài)度》，《新月》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第3－10頁。

　　[57] 胡適：《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

　　[58] 宋士英：《中國憲政之前途》，《獨立評論》234號（1937年5月16日），17－18頁。

　　[59] 胡適：《努力歌》，《努力周報》第1期（1922年5月7日），第1版。

　　[60] 張忠紱：《迷惘集》，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三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4頁。

　　[61] 蔣廷黻：《知識階級與政治》，《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第16－17頁。

　　[62] 張忠紱：《迷惘集》，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三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04頁。

　　[63] 胡適：《努力歌》，《努力周報》第1期（1922年5月7日），第1版。

　　[64] 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5] 吳景超：《輿論在中國何以不發(fā)達》，《獨立評論》（1934年1月28日），4頁。

　　[66] 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46號（1933年4月16日），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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