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中國科學院選聘第一批學部委員以來，先后有一千多名科學家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們被中國朝野一致視為國之瑰寶。根據(jù)《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1]”。從中國科學家中遴選出的院士代表了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水平，與其擁有類似稱號的國際同行一樣，堪稱本國的“科學精英”[2]。本文分析中國科學精英的產(chǎn)生，以及他們在中國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政治參與等，討論為什么近來中國科學界會質疑、批評院士制度，并將他們與其國際同行和前輩相比較。最后，本文將探討文化對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影響。

　　一、中國科學精英的特點

　　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推薦、選聘了第一批233名學部委員（其中自然科學學部委員172名）。1957年，學部增補了第一批選聘時遺漏的以及剛從海外歸來的18名自然科學家。其后，學部和學部委員歷盡政治運動的磨難，名存實亡，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yè)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毀滅性打擊�！拔母铩苯Y束后，中國科學院學部活動于1979年恢復，隨即開始增補學部委員。經(jīng)過推薦和評議，283名科學家于1980年11月被增選為學部委員。其后又是十年停頓。1991年中國科學院選出了210名學部委員，學部委員的增選也從此制度化、規(guī)范化，從1993年起每兩年增選不超過60名學部委員。1993年10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迄今為止，先后有1,079名科學家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其中數(shù)學和物理學家192位，化學家176位，生命科學和醫(yī)學專家233位，地學專家192位，信息技術科學專家82位，技術科學專家204位。截至2005年3月，有669名院士（包括117名資深院士）健在。院士們集中在北京（358名）、上海（83名）、江蘇（40名）等經(jīng)濟發(fā)達的東部和中國科學院（273名）、高等院校（211名）。[3]

　　中國科學精英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作者通過分析1955年至2001年當選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經(jīng)歷和對部分院士的訪談，發(fā)現(xiàn)如下幾方面似乎比較重要。

　　首先，在1955年到2001年間當選的970名院士中，出生于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北京六省市的各超過50名，而出生于湖南、山東、河北、四川（含重慶）等省的各約為40名左右，其中浙江東陽縣一縣就出了42名（浙江省共出了134名）。院士出生地的集中，顯然與這些省市較早對外開放、由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崇尚教育的人文環(huán)境以及人才輩出的歷史淵源有關。如果用社會學常用的家庭社會經(jīng)濟背景指標來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院士父母親的教育程度這一指標比父親收入更為重要：28.7%的父親接受過大學或以上的教育，25.2%的院士的母親接受過正規(guī)教育。

　　其次，半數(shù)以上的院士曾就讀于中國的重點大學，有可能的話，他們會選擇出國深造。1955年至1957年以及1980年選出的院士里，畢業(yè)于國外研究生院的人數(shù)分別占77.4%和66.4%。1991年到 1997年間選出的院士里，半數(shù)左右只具有中國的大學本科學歷，這反映出中國一度閉關鎖國和取消研究生教育的歷史。1999年后選出的院士里，畢業(yè)于國內外研究生院的人數(shù)明顯上升�？偟膩碚f，在1955年到2001年當選的院士中，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達193名，超過從其他國家獲得博士學位的院士人數(shù)的總和。中國政治風云的變幻莫測并未改變院士成長的教育路徑。

　　第三，在作者訪談的79名院士中，有五分之四曾隨精英導師學習和（或）工作。中國的導師一如其國外同行“授業(yè)、解惑”，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學習和研究的態(tài)度，指導他們選擇研究課題，教育他們按照國際標準與規(guī)范從事研究，培養(yǎng)他們獨立工作的能力。同時，導師還竭盡全力“傳道”，向學生灌輸自己的價值觀（如愛國主義），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來影響學生的道德品質的塑造。當然，師生關系也給中國科學的發(fā)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囿于師道尊嚴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加上普遍存在的“近親繁殖”，學生往往不太敢挑戰(zhàn)其導師，其創(chuàng)造性也受到束縛。

　　第四，雖然中國共產(chǎn)黨和政府一貫強調應用研究和國防研究，但在1955年到2001年選出的970名院士中，中國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及大學教授占大多數(shù)（分別為374名（占38.6%）和335名（占34.5%）），從機構的屬性來看，他們更偏向于基礎研究；
來自國防研究機構的僅有106名（占10.9%），即使加上那些研究生涯中曾參加過國防研究的院士，僅有225名，不及總人數(shù)的四分之一，而且那些在1955年到1957年成為學部委員的科學家是當選后才從事國防科學研究的。這說明，中國的科學精英與其國外同行相似，主要由從事基礎研究和民用研究的科學家組成，而他們又傾向于用比較高的學術標準而不是研究本身的貢獻來衡量院士候選人。

　　第五，“又紅又�！痹�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但對院士來說，“專”似乎比“紅”更重要。除了極少數(shù)“雙料精英”代表黨和國家領導科學技術事業(yè)之外，大多數(shù)科學家因其卓越的學術成就而當選為院士，其科學精英的地位又為他們帶來諸如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政協(xié)常委甚至中共黨員等政治榮譽。相對于其他中國公民，是否中共黨員并不是科學家成為精英的必備條件和政治正確的重要指標。在現(xiàn)有的669名院士中，中共黨員占461人（68.9%）。[4] 即便現(xiàn)在是中共黨員的院士，有些人當初曾自愿加入民主黨派，后來才被中共吸收。也有院士認為，加入中共有助于他們在事業(yè)上更上一層樓。

　　第六，從1991年起，中國科學院每兩年一次增補學部委員（1993年后改稱院士）。選舉主要依據(jù)科學家的學術標準（成就和貢獻）、學科特點（考慮到不同學科院士人數(shù)的適當平衡）、年齡（為使院士群體年輕化，從1993年起規(guī)定每次補選的院士至少有四分之一在60歲或以下）、對待科學研究的正確態(tài)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候選人是否在科學研究中取得系統(tǒng)的突破和發(fā)現(xiàn)。院士大多抱著確保院士制度純潔性的愿望和責任，認真參加評選。一般來說，不夠格的科學家很難被提名，即使被提名也很難在一輪又一輪的評議和投票中“過關斬將”。只有當候選人旗鼓相當時，“關系”才可能會起一些作用。雖然嚴格而又以學術為標準的選舉過程并不一定能保證當選的院士必定是最優(yōu)秀的，但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那些不夠標準的排除在外。候選人名單張榜公布、接受非匿名投訴，也從制度上進一步保證院士選舉的公正和透明。

　　二、科學院院士的政治參與

　　象院士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或多或少參與了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yè)的決策咨詢工作。但是，知識分子的價值不應僅僅局限在與其知識有關的范圍之內，更在于其社會生活中的獨立思考。不幸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并沒有這樣的傳統(tǒng)。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反右”運動前，大多數(shù)受過西方訓練的知識分子被結合到新政權中，出于愛國主義的感情，他們多少扮演了依附于統(tǒng)治集團的角色。[5] 1950年代中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倡導過科研、教學乃至政治上的自主權和獨立性。但是1957年給絕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的教訓是沉默、順從和屈服[6]，知識分子于是重新退縮到狹窄的專業(yè)中�！拔幕�大革命”更摧毀了某些知識分子尚存的提建設性意見的勇氣。

　　改革開放以后，專業(yè)自主權的問題重新浮現(xiàn)出來。同時，極少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將科學研究中獲得的自主權延伸到其他領域，特別是政治生活中。但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屢受沖擊，很少有人敢于采取獨立的立場；
同時，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優(yōu)勢，影響力有限，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也沒有足夠的信心在社會生活中擔當起重任。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科學家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才被重新調動起來。這是因為中共從近期的經(jīng)濟建設需要出發(fā)，用讓科學家發(fā)揮更大作用的短期風險，來換取確保國家科學技術的獨立自主和最終的優(yōu)勢以及鞏固政權的長期利益。抓住這個機遇，科學家象在1957年“鳴放”期間那樣，就科學的組織、人才的利用、研究中的自由和自主性等發(fā)表見解。他們不僅成功地恢復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并使之成為一個由院士組成的榮譽機構和國家的“思想庫”，更進一步尋求創(chuàng)造有利于科學發(fā)展的民主政治環(huán)境，出現(xiàn)了象物理學家方勵之這樣的“另類”。

　　近年來，科學家在國家政治機器中的作用日益擴大，不少中國科學院院士積極尋求在全國人大和政協(xié)這兩個“準政治機器”中發(fā)揮作用。他們首先為科學界代言。比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其他科學家在“兩會”上一再呼吁增加科研經(jīng)費，于是國務院每年撥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經(jīng)費逐年增加，從1987年該會剛成立時的8千萬增加到2004年的28億元。國家的“第九個五年計劃”（1996-2000）規(guī)定，研究開發(fā)經(jīng)費占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比例要從1995年的0.5%增加到2000年的1.5%，并將其中的15%用于基礎研究。雖然這個目標未如期實現(xiàn)，但國家確實增加了研究開發(fā)方面的投入，2006年這一比例達到了1.4%。國家基礎研究和開發(fā)項目（即“973項目”）也由于在這些“準政治機器”中任職的科學家的一再呼吁而有了較多的資金。[7]

　　中國科學院院士還在涉及科學技術的政策討論中各抒己見。比如，他們參與了關于是否修建長江三峽大壩的爭論。有些科學家、尤其是以1955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水利工程師張光斗為首的水資源和電力科學家支持該工程上馬，而該工程潛在的生態(tài)、文化和社會影響則引起另外一些科學家的擔心。在全國政協(xié)任職的不少科學精英認為，該項目需要慎重論證。1983年，在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學部委員周培源的帶領下，專家小組對三峽工程展開了一項重要的可行性研究，其結論是，這個工程在科學上和在經(jīng)濟上都不可行。[8]

　　三、變化中的國家─社會關系和科學精英

　　改革開放給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帶來了重要變化，最明顯的變化是“黨─國家”（Party-State）對知識界嚴密的控制和滲透有所松動，特別是在科學界，自主性和專業(yè)化得到了更大的重視。那么，知識分子和科學精英能否成為改變中國的重要力量？

　　“黨─國家”認為，中產(chǎn)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可能構成政治上的威脅。2001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項研究指出，“隨著富裕階層的經(jīng)濟地位的提高，其爭取政治地位的欲望也隨之上升”，它不可避免會“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產(chǎn)生顯著的影響”。[9] 但觀諸現(xiàn)實，可以發(fā)現(xiàn)，科學家挑戰(zhàn)政權合法性的可能性相當?shù)汀?

　　由于科學家對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有著直接正面的影響，他們從“黨─國”那里獲得了高度的自主權。[10] 于是有人期待：只要中國的政治領導者繼續(xù)把“科教興國”作為國策，“在科學共同體中的某些人就會繼續(xù)在他們作為科學家的理想和他們參與政治生活的理想之間尋找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民主就有希望在中國出現(xiàn)。換言之，對未來中國變化的訴求很可能來自于“中國科學界的精英人物”。[11] 其實，“新的商業(yè)或科學精英與民主化之間有著必然聯(lián)系”的假設，不但從邏輯上來說有問題，而且無法得到驗證，實屬偽命題。比如，中國新的商業(yè)精英在經(jīng)濟上有相對大的自主權，在政治上崇尚自由主義，但他們并未成為強大的獨立力量，結果那些對新商業(yè)精英發(fā)揮歷史作用的期待便落空了。[12] 中國的精英群體是政治現(xiàn)狀的最大獲益者，他們并不一定希望發(fā)生劇變，在商業(yè)、科學、教育乃至政治和其他領域推動民主并不見得符合他們的利益。[13] 根據(jù)1995年在北京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一個人是否會選擇“個人自由”作為最重要價值，主要由對國家的依賴程度、年齡和教育程度這幾個因素決定。[14] 由于科學精英年齡較大、所受教育程度較高、與國家的聯(lián)系較密切，他們刻意尋求“個人自由”的可能性甚微。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精英所起的作用雖然顯著，但主要局限于他們的知識范疇內，并未擴展到民主化這一目標。在已故哲學教授張東蓀──他也是中科院院士張宗燧和張宗燁的父親──看來，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知、理性和道德的吹鼓手，也是政治變化的發(fā)動機。但是，即使是方勵之也未能象張東蓀那樣認識到，民主是一種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文化概念，必須將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來實踐并使之日益完善。[15] 正如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史的學者余英時所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了，而社會的較低層次的成員，由于黨的意識形態(tài)和嚴密組織加之其數(shù)量之大而地位上升并占據(jù)中央舞臺。[16] 當前，雖然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經(jīng)濟情況得到顯著改變，有些人還成為“精英”而被融入國家機器，但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已經(jīng)讓位于對其既得利益的保護。即便是知識分子中知名度極高的領袖人物，也不太可能冒著喪失他們利益的風險來挑戰(zhàn)“黨─國”，甚至不太可能象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具有“公共批評的自我意識”。[17]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邊緣化現(xiàn)象仍然存在。

　　四、對院士制度的質疑和批評

　　本來，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最有可能采取溫和的手段來要求當局更具責任心、更負責任、更有效。精英科學家可以發(fā)揮“思想庫”的作用，在他們的知識范圍和與經(jīng)濟、社會有關的領域向政府提供建議和咨詢。事實上，作為科學界的精英，中國的院士們原本也應該秉持科學和獨立的判斷。如此，這個由杰出科學家組成的群體將在社會中獲得更高的尊重，其地位將進一步增強。但在中國，上述情形并未出現(xiàn)。令人深思的是，近年來中國科學界開始質疑甚至批評院士制度，院士的聲望似乎也在降低。

　　首先，院士是否應享有特權就值得商榷。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政府給學部委員每月一百元補貼。1993年10月，當“學部委員”改稱“院士”時，政府規(guī)定每月發(fā)給院士津貼二百元。此外，雖然政府沒有明確規(guī)定，院士們事實上還享受著相當于副部級的住房、醫(yī)療保健和乘車等待遇。[18] 這種安排本身就是“官本位”的體現(xiàn)。院士還享有終身不退休的特別待遇。這些都違背了院士作為一種“榮譽”的初衷。相比之下，他們的國際同行必須繳納年費才能保持其院士的榮譽稱號。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之初就規(guī)定，每個會員有責任繳納入會費，并鼓勵其會員捐資作為專門活動的費用。[19]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如果連續(xù)三年拖欠年費，將會自動轉為榮譽院士，從而失去選舉院士等權利。[20] 國外的院士并不享有任何物質利益和特權，即便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沒有什么政府直接間接提供的“待遇”。在美國加州大學系統(tǒng)，諾貝爾獎得主的唯一優(yōu)遇是可以得到一個校園里的永久停車位。[21]

　　引起科學界不滿的現(xiàn)象還有院士“尋租”現(xiàn)象。由于院士往往被選入各種專家委員會，得以主持國家級的研究項目，控制緊缺的科研資源，在科學界權高位重，因此，院士便擁有與其稱號相關的直接和間接的利益。于是社會上出現(xiàn)了“院士熱”，一些省市和高校、研究院所競相用科研啟動費、安家費、高額年薪、住房等來爭奪院士，裝點門面，以顯示“政績”和“實力”，這種做法導致“共享院士”、“雙聘院士”和“兼職院士”等應運而生。不少媒體把地方和科研單位為吸引院士而競相抬高待遇的做法當成對院士的尊重而加以贊揚，當選院士更一度被比喻為“中舉”。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里，受利益驅動，有些院士候選人更是自我吹噓，與院士拉關系，在推薦、選舉的過程中反客為主，把院士評選變成了院士“選戰(zhàn)”。這就導致有些院士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尋租，從而影響到院士群體在科學界的整體形像。[22]

　　院士從一種學術榮譽稱號蛻變成權力、地位、身份和利益的象征，科學精英們自己難辭其咎。有些院士不是專心做學問，而是熱衷于對他們并不具備專業(yè)知識的領域隨心所欲地發(fā)表見解；
有些院士利用地位和特權為自己、學生及所在單位爭利益，包括在院士評選時過分褒揚自己的學生、同事甚至親戚，貶低其他候選人；
有些院士到處兼職，向兼職單位索要福利待遇；
有些院士參加評審、考察、咨詢等社會活動過多過濫，樂于充當“花瓶”和“明星”；
個別院士甚至將院士選舉的內部信息透露給候選人。還有些科學家當選院士前后判若兩人，由謙虛卑微變得目中無人和趾高氣揚。更有極少數(shù)院士參與與其身份不符的活動，比如充當偽科學的傳聲筒，涉嫌學術腐敗等。這些院士的不負責任的言行已經(jīng)給院士群體帶來了負面的社會影響。更有人認為，院士制度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fā)展，應予廢除。[23]

　　應該指出，在社會輿論這一“顯微鏡”下，院士們已開始注意檢點自己的言行，清除玷污院士群體形像的個人和現(xiàn)象。早在1982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就和其他科學家一起倡導建立“北京科學技術人員道德規(guī)范”。[24] 1993年，包括鄒承魯在內的14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呼吁在全國科學界建立類似的道德規(guī)范。接受筆者訪問的一些院士認為，當選院士其實不過相當于在又一個學術委員會任職而已。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周光召也對過分炒作院士的現(xiàn)象提出批評。[25]

　　1997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建立了科學道德委員會。同年，院士陳敏恒的學生涉嫌剽竊一事被揭露，學部經(jīng)調查確認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后取消了他的院士稱號。有個別“科學新星”雖為高層推崇，但其資格因科學道德問題而一次又一次受到院士的抵制。在制度層面，選舉新院士時公示候選人的名單，接受實名舉報，也有助于維持院士產(chǎn)生的公正性、減少舞弊情事。此外，實行資深院士制度也有可能降低某些年邁院士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2001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主席團通過了《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要求院士在弘揚科學精神和加強科學道德建設方面成為科技界乃至全社會的榜樣；
其后又幾次三番修訂《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并制定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中候選人涉密材料的管理和評審工作暫行辦法》，以保證院士增選質量和增選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客觀嚴密。2006年4月，學部召開了國際研討會，與英國、美國、法國、俄國、瑞典、印度等國家科學院一起研討科學院所面臨的包括院士選舉在內的問題。2006院士大會更修改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將當選院士的門檻從獲得投票人數(shù)的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

　　五、科學精英的比較

　　如前所述，中國科學院院士代表了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水平。下面，筆者將現(xiàn)任的院士與其國際同行及其前輩作一比較。

　　有人認為，中國院士的總體水平恐怕不如美國二、三流大學的教授。雖然很難做這種比較，但可以肯定的是，總體來說，現(xiàn)在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水平與在有些發(fā)達國家享有相同榮譽稱號的科學家并不在一個檔次上。1999年時任國家科委主任的朱麗蘭評價說，中國僅有5%的基礎科學領域在國際上具有競爭性，另有20%左右的領域取得過相對高水平的成就。[26] 這一評價并未過時。事實上，許多中國科學院院士從未在國際公認的高水平雜志上發(fā)表過論文。在2000年和2001年，中國大陸科學家在國際兩大著名科學期刊《科學》和《自然》共發(fā)表28篇論文，這是中國科學的歷史性進步，但中國科學家的論文數(shù)量僅占在這些雜志發(fā)表的論文總數(shù)的1%。[27] 生物化學家張永蓮以2001年初的一篇《科學》期刊論文而在那年當選院士。[28] 若以此為標準，發(fā)達國家那許許多多在《科學》和《自然》雜志上發(fā)表過論文的作者，則都符合中國的科學院院士條件了。若以發(fā)表論文為標準，中國科學院院士與近30年來在海外取得教學和研究職位的留學生相比也相形見絀。比如，有一位在海外華人主持的生命科學實驗室工作的博士后，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細胞》（生命科學中最具影響的期刊）上發(fā)表兩篇論文，以第二作者身份在《科學》上發(fā)表一篇論文。這位博士后之研究的重要性還體現(xiàn)在論文的引用率上：截至2001年，他在《細胞》上刊登的論文分別被引用1,217次和624次，在《科學》上刊登的論文被引用1,399次。其導師的成就就更可想而知了。[29] 據(jù)估計，有八百到一千名出生在中國、近年在國外學成的生命科學家在國外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主持實驗室并獲得相當經(jīng)費支持，具有這一水平的人當中只有不到十人成為“海歸”，而他們的水平無一人達到前述人數(shù)中的前20%。

　　比較1955年到1980年間當選的學部委員和近年遴選出的院士，可以發(fā)現(xiàn)，后者的教育背景遠不如前輩。1955年到1980年間當選者多數(shù)曾在海外接受過教育并有博士學位，而1991年后當選院士的科學家大多在國內上大學，僅有本科學歷。這固然是因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現(xiàn)實所致，但也不能否認，后者因缺乏相應訓練而在質量上可能弱于前者。曾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認為，改革開放前從國內大學畢業(yè)的那一代科學家習慣于在國內期刊發(fā)表論文，他們面臨的挑戰(zhàn)是如何了解國際科學共同體的“游戲規(guī)則”。\\字號(3)[30] 此外，前者在國際上也更具知名度。比如，物理學家吳有訓曾幫助其導師、192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康普頓實驗證明“康普頓效應”，他還被認為是康普頓兩個最優(yōu)秀的學生之一（另一個學生是1968年獲諾貝爾獎的路易·阿爾維茨）；
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居住美國期間曾在工程科學的兩所頂尖學府──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擔任正教授；
數(shù)學家華羅庚1955年回國前是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數(shù)學系正教授；
神經(jīng)科學家張香桐上世紀50年代中期回國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副教授。與他們相比，1991年后當選的院士，即便有留學經(jīng)歷，也鮮有取得如此成就者。必須指出的是，近年中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也主要由早期“海歸”獲得。

　　總而言之，中國科學院院士總體上代表著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水平，是中國科學家中的佼佼者。說他們?yōu)E竽充數(shù)、浪得虛名、靠運氣出名，似乎有點過分；
但說他們不如國際同行、不如海外華人中的杰出科學家、不如其前輩，卻并非貶辭。

　　六、科學與文化

　　也許人們難以理解，為什么“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摧殘并未阻礙中國科學家投身到核武器和其他研究之中？同樣，為什么“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科學家?guī)缀躐R上重新投入科學研究并在諸多領域取得相當成就？科學和科學家怎么能夠如此迅速地從政治動蕩中得到恢復？科學精英的形成又如何幾乎遵循相同的途徑而不受幾次三番中斷的影響？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巴伯在半個多世紀前說，科學很難被扼殺。他指的是，科學這種社會建制一旦建立便不容易被摧毀。[31]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科學家所受到的磨難與他們生活在納粹德國和前蘇聯(lián)的同行相比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科學如同希特勒和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科學一樣存在并發(fā)展。而且中共至少在表面上或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fā)一再強調科學家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科學家從總體上來說也未對政權構成威脅。盡管“文革”期間科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一度被剝奪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權利，但科學精英一般是受到保護的；
那時訂閱國外頂尖科學期刊也只中斷了一年左右，有些科學家還是能閱讀這些期刊并跟蹤其國外同行的工作，一旦允許他們重新開始研究工作，他們知道應該從事哪些重要課題。

　　有些科學家甚至在受到政治沖擊時也未停止研究。比如，地質化學家謝學錦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0年代末才被平反（其父謝家榮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69年因不堪侮辱而自殺），但謝學錦在“文革”期間并未放棄研究。“文革”結束后他作為國際知名的地質化學勘探和填圖專家，于1980年參加了第八次國際地質化學勘探大會，是負責作開幕報告的三位科學家之一，并于當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80年當選為學部委員的數(shù)論專家陳景潤。“文革”開始時他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突破，并在1973年發(fā)表了詳細的研究結果，被認為是“哥德巴赫猜想迄今最佳的結果”。當時陳景潤被打成“白�！�，白天受到批判，只能晚上繼續(xù)研究。這些事例表明，有一批忠誠于科學事業(yè)的科學家的存在，使得科學在“文革”后得以迅速發(fā)展。

　　必須指出的是，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科學家總是富有一種歷史責任感。目睹國家的落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懷有“科學救國”的雄心壯志。[32] 他們是科學的愛國主義者，以唯科學主義為他們的信仰，竭盡全力來使國家繁榮富強。[33] 現(xiàn)在，科學界的領袖人物提出“科教興國”，也強化了科學家的歷史責任感。然而，中國的科學發(fā)展仍然落后于發(fā)達國家。從前蘇聯(lián)的教訓來看，除了政治干擾、管理和組織等因素之外，政治化和國家化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難辭其咎。[34] 在美國學者鮑瑞嘉看來，有五個文化因素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現(xiàn)代化，它們是根植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認識論上的形式主義、方法論上左右中國科學研究達兩個世紀之久的狹隘經(jīng)驗論、現(xiàn)代中國流行的獨斷的唯科學主義、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官僚主義的殘余和行為風格中的強制性的禮教主義。[35] 由于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的科學發(fā)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實用主義的影響，包括注重短期而可及的項目、中庸之道對科學家創(chuàng)新思維的限制、學生唯師長是從、論資排輩、不容忍失敗等。因此，從更深層次上看，中國科學的發(fā)展還得取決于中國文化的進步。

　　【作者說明】 本文取自作者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科學精英》(China\"s Scientific Eli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實地訪談于1995到1997年間在中國進行，受訪的包括不同年齡、不同地區(qū)、不同單位、不同學科、不同時期當選的79位院士。本研究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NSF-9521358和NSF-9800174），并承科爾（Jonathan R. Cole）、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蘇邁德（Richard P. Suttmeier）等教授的指導和國內外同行的鼓勵、幫助和建議。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1] 《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2005年6月15日，www.casad.ac.cn/2005-3/200532592651.htm。

　　[2] 科學精英之概念參見Harriet Zuckerman, American Scientific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本文所分析的中國科學精英，僅指在中國本土工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不包括從1994年起當選的外籍院士，也不包括在1955年和1957年當選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該學部于1977年單獨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

　　[3] 劉勇衛(wèi)、李真真、陳紅娟，“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與社會作用的分析與建議”，《中國科學院院刊》，第20卷，第3期（2005年），第179-194頁。除自然減員外，方勵之（1980年當選）因政治原因于1989年被剝奪學部委員的稱號，陳敏恒（1991年當選）則因對其學生的博士論文剽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其他原因于1999年被除名。從1998年起，年齡超過80歲的院士自動轉為資深院士，不再擔任學部主席團和學部常務委員會成員等職務，不參加院士的推薦和選舉。

　　[4] 出處同上。

　　[5] Merle Goldman and Timothy Cheek, \"Introduction: Uncertain Change,\" in Goldman,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pp.1-20.

　　[6] 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0.

　　[7] Richard P. Suttmeier and Cong Cao, \"Reform, China\"s Technical Community, and Changing Policy Cultures of Science,\" in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138-57.

　　[8] Alana Borland, \"The Three Gorges Debate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13, No.1 (1998), pp.25-42; Dai Qing (Patricia Adams and John Thibodeau

　　[eds.], trans. Nancy Liu, Wu Wei, Sun Yougeng, and Zhang Xiaogang), Yangtze! Yangtze! (London and Toronto: Earthscan Publications, 1994); Fan Dainian, \"Rights and Autonomy of Scientists: Ca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 L. Dalla Chiaram, Kees Doets, Daniele Mundici, and Johan Van Benthem (eds.), Structures and Norms in Science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and James D. Seymour, China\"s Satellite Part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7), p.78.

　　[9]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China\"s Middle Class,\" The Economist, January 19, 2002, pp.33-4.

　　[10] 關于知識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及其對改革的影響的討論，見Edward Gu, \"Soci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s,\" in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pp.21-42.

　　[11] Miller,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p.283; Jonathan Spencer, \"The Limits of Authorit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ust 4, 1996, p.20.

　　[12]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3] Bruce Gilley, \"… but Groups outside the System should,\"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Weekly Edition, February 19-25, 2001, p.17.

　　[14] Daniel V. Down, Allen Carlson, and Shen Mingming,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1995 Beijing Area Surve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8 (1999), pp.365-80.

　　[15] Edmund S. K. Fung,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Zhang Dongsun,\" Modern China, Vol.28. No.4 (2002), pp.399-431.

　　[16] Cited in 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4.

　　[17]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Introduc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ion in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Established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Shiping Hua, \"One Servant, Two Masters: The Dilemma of Chinese Established Intellectuals,\" Modern China, Vol.20, No.1 (1994), pp.92-121; John Israel, \"Forward,\" in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Established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p.ix-xix; and Tu Wei-ming, \"Intellectuals Effervescence in China,\" Dedalus, Vol.121, No.2 (1992), pp.251-92.

　　[18] 1998年實行資深院士制度后，資深院士每年從“求是基金會”獲得1萬元津貼。

　　[19] Michael Hunter, \"The Social Basis and Changing Fortunes of an Early Scientific Instit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mbership of the Royal Society, 1660-1685,\"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31, No.1 (1976), pp.9-114.

　　[20]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law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Membership Listing (Washington, DC: NAS, 1997), pp.94-103.

　　[21] 盧小兵，“諾獎得主沒有特殊待遇”，《科學時報》，2002年8月1日，第1頁。

　　[22] Suttmeier and Cao，\"Reform, China\"s Technical Community, and Changing Policy Cultures of Science.\"

　　[23] 張鮮堂，“中國院士制度改革思辨──與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對話”，《新聞周刊》，2003年第35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4] 葛能全，《錢三強年譜》（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第280-1頁。

　　[25] 嘉實，“眾院士炮轟院士制度”，《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26] Zhu Lilan,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Science, Vol.283 (January 29, 1999), p.637.

　　[27] 饒毅, “中國科學的發(fā)展與挑戰(zhàn)──以生命科學論文在國際期刊發(fā)表為例”，《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第83-94頁。

　　[28] 謝衛(wèi)群，“怎樣評價科學家，”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1年12月第1版。

　　[29] 苦口藥，“一個留美科學家的學生相當于幾個中國的新院士？”（2001年8月21日，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yuanshi2.txt）。

　　[30] Chen-lu Tsou,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 Science, Vol.280 （April 24, 1998）, pp.528-9.

　　[31] Bernard Barber, 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2), p.61-2.

　　[32] Zuoyue Wang, \"Sav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Scientific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Osiris, No.17 (2002), pp.291-322.

　　[33] Mary Brown Bullock, \"American Scienc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Career of Zhou Peiyuan,\" in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an N. Lipman, and Randall Stross (eds.),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10-23;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34] Thane Gustafson, \"Why doesn\"t Soviet Science Do Better than it Does,\" in Linda L. Lubrano and Susan Gross Solomon (eds.), The Social Context of Soviet Sc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pp. 31-68.

　　[35] Richard Baum, \"Science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oots of Retarded Moder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22, No.12 (1982), pp.1166-86.

　　來源：
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 [第1期(總第96期)]

　　作者單位：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萊文國際關系和商務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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