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平是至上的美德”

　　明確提出財富的公平分配是人類社會至高無上之美德的是羅納德·德沃金，一個著名的美國經濟哲學家。在其著作的開篇，他就明確提出，平等的關切是政治社會至上的美德；
而宣稱對全體公民擁有統(tǒng)治權并要求他們忠誠的政府，它必須對于全體公民的命運表現出平等的關切，否則其合法性值得懷疑。在解釋其觀點時，德沃金用的是法哲學的觀點。他認為，財富分配的公平與否，實質是法律制度的產物。也就是說，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導致不公平的財富分配結果。而法律制度又是政治的最集中體現。法律制度不公平，政治當然缺乏合法性。由此，可以導出另外一套相關的邏輯：一個追求財富公平分配的政治，當然會導致好的法律制度，因而也具備合法性。所以，平等具有至上的美德。

　　其實，從現代西方法律傳統(tǒng)我們也能看出公平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與我們中國某些學者強調的“程序正義高于結果”相反，英國學者戴維·米勒說，西方法律傳統(tǒng)其實是“程序正義的馬車不能停在實質公平這匹馬之前”。古老的羅馬法就區(qū)分嚴格法和衡平法，前者通過有專業(yè)素養(yǎng)的法官和律師嚴格依據法律規(guī)定與程序來保證判決程序正義的實現，而后者則通過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用來保證正義的判決同時是公平的，符合公民的常識、道德與良知。在兩者發(fā)生沖突的時候，衡平法通常占據上風。在現代法律傳統(tǒng)中，衡平仍然是法律理論和實踐的基本原則。在普通法傳統(tǒng)下，衡平法一直是大法官法庭所適用的獨立法律分支，當衡平法和普通法發(fā)生沖突的時候，衡平法具有至高的優(yōu)勢地位。這使得建立在道德和公正之上的公平原則得以繼續(xù)發(fā)展，并且被用來糾正在特定案件上適用正式法律規(guī)則帶來的過分嚴厲或不公正的結果。在市民法傳統(tǒng)下，盡管衡平法用作法律來源的限度要小于普通法傳統(tǒng)，但市民法本身就已經把公平理念整合進正式法律，也就是說，公平被看做是法律的一部分，應該通過應用正式法律規(guī)則來實現。即使如此，就如同在普通法律體系中一樣，傾向公平的法律條文被用來糾正應用其他正式規(guī)則而產生的不公平結果。由此看來，在現代法律傳統(tǒng)中，公平始終是高于正義的，或者說，先有公平，后才有合法性可言。

　　當然，公平是至上的美德，并非是政治或法的觀念，而更是我們人類社會中人性以及追求幸福的需要。

　　首先，追求公平是人類社會天生的偏好，最近幾年發(fā)展的實驗經濟學成果有很好的證明。其中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戲（the Ultimatum Game）。這一游戲構造了這樣一種情境：有兩個參與者A與B，給A一百美元錢，但前提是A必須提出一個被B所接受的劃分這筆錢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劃分份額被B拒絕，那么A與B什么都得不到。兩個參與者都不知道另一參與者的真實身份，且都被告知他們永遠不會跟對方再次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按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得出的結果，A提出的劃分方案應該是給B盡可能小的份額，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會接受，因為A知道，對B來說，接受了畢竟意味著能得到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實驗者在高度異質的文化背景下進行了幾百次實驗，數額從一小時的報酬到一個星期的報酬都有，反復出現的情況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給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頻繁出現的分割比例竟然是百分之五十。這與標準經濟學理論中人的自利性假說相反，表明人類有本能的追求公平的傾向。

　　世界銀行2006年年度報告中還援引《自然》（Nature）雜志最近的一篇文章“猴子拒絕不平等的報酬”，以作為遺傳學證據表明人類社會天生偏好公平。該文章說，兩位動物學家利用棕色卷尾猴進行交易實驗。實驗人員把兩只猴子放在相互隔開但彼此之間可以通過視覺和聲音進行接觸交流的兩個籠子里，然后給兩只猴子各一個代幣，如果猴子把代幣還給實驗人員，就能立刻兌換成食物。在第一組平等性測試中，無論哪只猴子交還代幣，它都將得到四分之一個黃瓜片，實驗表明，兩只猴子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機會不愿意拿代幣換食物。在此基礎上，進行第二組不平等測試�？紤]到卷尾猴在葡萄和黃瓜片之間更喜歡吃葡萄，第一個猴子交還代幣，可以得到一粒葡萄；
而第二個猴子交還代幣，還是像往常一樣得到黃瓜片。實驗結果非常驚人：因為意識到交換的不平等，兩只猴子不愿意拿代幣換食物的概率竟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能換到葡萄的猴子與只能換到黃瓜片的猴子之間概率差不多。

　　我們某些經濟學家可能想當然地認為，應該是收入較低的人才更偏好公平，但上述兩個實驗都推翻了這一結論。一個同樣有意思的調查結果是由近期國際社會調查項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提供的。在對幾個經濟發(fā)展與合作組織（OECD）國家進行調查后發(fā)現，這些高收入國家的公民表現出對平等的強烈偏好，即：各個收入層次的公民通常認為較低收入的職業(yè)應該得到更多報酬，而較高收入的職業(yè)應該適當降低其收入。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公平是更符合人性的。

　　其次，公平的社會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覺。世界銀行年度報告透露，近期在歐洲國家和美國有一項研究，請被調查者個人回答下述問題：“在下列選項中，你認為自己在過去這段時間里——非常幸福、比較幸福還是不太幸福？”著名經濟學家阿萊納等人基于被調查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同時測量了客觀的收入不平等，結果發(fā)現，當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時候，個人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個人收入及一系列的個體特征以及年份、國別等虛擬變量之后也同樣如此。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中國知名媒體《南方周末》在對中國富人進行調查時發(fā)現，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富人認為自己并不幸福，

　　為什么一個不公平的社會會降低公民的幸福感？這更似乎是一個社會學的話題�？梢钥隙ǖ氖�，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不公平的社會中，人群之間分配性沖突會加劇，嚴重時可能造成窮人與富人之間“低烈度”的“戰(zhàn)爭”，即“拉美化”現象，這樣的社會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當然沒有幸福可言。

　　正因為追求公平是人性的需要，追求公平就是追求人類的幸福，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一部人類歷史看做是追求公平的過程。僅僅是晚近以來，這種追求公平的過程就成功地推進了人類的進步。這些成就包括美國的人權運動、南非反對種族隔離的民主運動、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現的參與式預算行為，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開的土地、教育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等。也是在這其中，弱勢群體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為這個社會中有機的組成部分，而原本強勢的階層也因暫時的讓步換得了長遠的利益保證以及生活的安全與和諧。

　　二、中國社會公平狀況不容樂觀

　　到底什么是社會公平問題，我們可以說一百個經濟學家就有一百個說法，但分歧中總應該有部分共識。2006年世界銀行綜合學界各方觀點后，把社會公平確立為兩項原則：第一項是“機會公平”，即一個人一生中的成就應主要取決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這種才能與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國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的。第二項原則是“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尤其是享受基本健康、教育、消費水平的權利。而據這兩項原則，我們也可以對中國社會公平狀況作一檢視。

　　關于“機會公平”原則，并非是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把大家放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如果是這樣，恰恰是沒有排除那些個人不可控因素尤其是出生對于個人最終所得的影響。正因為如此，要靠社會政策來“損有余、補不足”�！皳p有余”的方法就是依靠累進的個人所得稅以及遺產稅等手段，對富人擁有的資源進行適當的控制；
而“補不足”就是通過社會的各種援助政策對擁有資源少的窮人進行適當補償。而這一點，實際上在西方現代經濟學界是有共識的。羅納德·德沃金就指出：“個人在那些其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得到負責照顧的方面，應該得到補償�！彼�贊成這樣的資源分配方式，即“對那些力所不及的先天差異，包括能力上的差異給予適當的補償”。約翰·羅默爾則認為，“個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環(huán)境不僅影響到其投資的努力程度，而且影響到其最終能夠達到的福利水平”。因此，他主張“公共行為應該致力于使有利條件在不同境況的人們之間實現均等化，以使他們能夠自由的配置其努力程度”。就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與喬治·布坎南也是這么認為的。奈特認為：“競爭性制度最主要的缺點是，它基本上是根據世襲權和運氣(努力只占很小比重)來分配收入。在競爭條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積�！� 布坎南說，真正的“機會公平”就不能讓人們“帶著出身進行市場比賽”，因為“當這樣的參賽者以平等條件與相對較少有利條件而又必須參加這場比賽的人比賽時，我們尋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壞了”。所以，只有社會政策使得“公平的權利分配優(yōu)先于競爭”，這才是“機會平等”的真正實現途徑。

　　以此檢討中國的公共政策在造就“機會平等”上的表現，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中國此前階段的公共政策不僅不是“損有余、補不足”，反而過分偏向這個社會中本來就擁有更多經濟與行政資源的地區(qū)或人群。理論上講，如果是促進公平的公共政策，農村及西部應該是政府公共投資的重點，然而，恰恰是城市與東部占了政府投資的絕大部分。據統(tǒng)計，國家財政用于農業(yè)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不斷下降，由1978年的百分之十三點四三，下降到2003年的百分之七點一二。東部沿海地區(qū)在受益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政府又輔以行政手段、計劃途徑，對其實行了傾斜的投資、貿易、稅收、財政政策，如稅收減免、大型基礎設施布局等等，使得“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的五年，也是東西部差距繼續(xù)拉大的五年。以主要經濟指標為例，2003年與1999年相比，西部地區(qū)國民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點五一下降到百分之十六點八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相當于東部地區(qū)的百分之四十點一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七點六。再以教育與衛(wèi)生資源為例，貧困的農村及中西部也理應受到政府公共教育與衛(wèi)生資源的傾斜，然而在全中國九億農民中，能夠進入北大和清華的人數不及一個北京市。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撥款一項，東部地區(qū)占據了一半以上。如今醫(yī)療條件最好的北京，每千人口醫(yī)院、衛(wèi)生院床位數為六點三一，條件最差的貴州只有一點五二，兩者相差四點二倍；
而在 1982年，條件最好的上海與條件最差的廣西相差不過三點一倍。目前，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城市居民享受著三分之二的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而占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村人口卻僅獲得不足三分之一的醫(yī)療衛(wèi)生保障服務。稅收政策更應該體現“損余補缺”，但中國稅收長期是反向調節(jié)。財政部公布的數字透露，全國約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階層控制著百分之八十的銀行存款，而他們所交的個人所得稅只占總稅收的百分之十。而到目前為止，普通工薪階層仍是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力軍， 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百分之六十五來自工薪階層，這一比例比2000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點八六又增長二十多個百分點；
與此相比較，年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的群體所交納的稅款每年占美國全部個人稅收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美國稅收最重要的來源。

　　戴維·米勒曾經把“機會平等”的實質界定為“應得（Desert）”原則，通俗地講，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分得的報酬就應該越多。而中國廣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現象是對“應得”原則的嚴重挑戰(zhàn)。美林集團《2004年全球財富報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國內地富豪總數達二十三點六萬人，成為亞洲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萬富翁聚集地。這二十三點六萬人擁有金融資產九千六百九十九億美元，直逼中國一點四萬億美元的GDP。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所擁有的人均四百一十萬美元資產，其獲取時間不過二十幾年。據商務部一份調查報告，中國外逃官員數量大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四千一百多億元，攤在十三億中國人身上人均達三百一十五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國富豪們的發(fā)跡史幾乎沖毀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應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廣泛的相對剝奪感。

　　退一萬步說，就算中國社會人人都是機會均等的，而且富人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這個社會算不算公平呢？這就涉及世界銀行提出的第二條原則：“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弊鳛檫@條原則的具體化，世界銀行提出，首先社會中不能有絕對貧困，每個公民都應該享有“免于饑餓權、身心健康權與受教育權”；
其次，社會中不能出現過度財富分化，否則可能導致公民共同體分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從這兩條檢討，當下中國都存在嚴重的不公平問題。從保障基本需要看，由于過去計劃經濟下的社會保障網基本被摧毀，一些本應該由政府負責的基本公共產品與服務改成由老百姓個人承擔，使得大量游離于社會安全網之外的老百姓的基本需要根本無法保障。盡管因看不起病而等死，以及因繳不起學費而被迫輟學的現象并不普遍，但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數，也會因其涉及基本人權以及因懷疑政府喪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窮人普遍懷有絕望感，這極大地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從財富分化角度看，同樣令人觸目驚心：在2005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fā)展報告》中，按基尼系數從低到高排序，中國在一百二十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排到第八十五位，已經與后面三十五個社會分化非常嚴重的國家的水平相接近；
報告指中國的基尼系數在過去二十七年間擴大了百分之四十。因此，報告結論認為，中國制度轉型造成的貧富鴻溝在世界上是十分驚人的，中國的整體不平等“是所有有資料國家中惡化最快的”。所以，這樣的現象也就不奇怪了：一邊是礦工明知危險仍然抱著“炸死比餓死強”的心態(tài)下礦，而另一邊是黑心煤老板在北京車展會上叫囂：“信不信連車模小姐一起買走！”

　　其實，中國當下最大的社會不公平還不是在經濟領域，而是在公共領域中廣泛存在的社會排斥現象。在消極排斥方面，往往是因為貧富懸殊導致貧困人口無法進入富裕人群的社會空間。在北京，稍微具備一點檔次的商場、影院、博物館何曾見到過農民工的身影？在積極排斥方面，往往是經濟、社會某些規(guī)章或規(guī)定導致弱勢與貧困人口無法進入某些社會空間。比如，在經濟生活中，金融系統(tǒng)對貸款人擔保或抵押的限定，以及近幾年出臺的限制小額存款的規(guī)定，將所有的貧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統(tǒng)服務范圍之外。在社會生活中，大城市對小排氣量轎車的限制、賓館門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內”的告示牌，都將低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場合之外。公共決策領域的社會排斥則表現為強勢集體一邊倒地主導著關于改革設計的公共辯論。以醫(yī)療改革為例，只要看看設計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機構，就知道這個制度肯定是不成功的，其中財政部門代表抱怨醫(yī)療包袱太重；
醫(yī)藥企業(yè)代表說企業(yè)利潤太低；
社會保障部門代表說醫(yī)保資金入不敷出；
醫(yī)院的代表說醫(yī)生待遇必須提高，醫(yī)院需要資金更新設備。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與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設計之外，于是，醫(yī)療改革就變成了政府扔包袱、藥廠與醫(yī)院漲價這樣一個簡單的方案。而可笑的是，就在國際范圍內都對中國醫(yī)改予以批評時，那些當初的方案設計者現在仍然因為高坐在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辯護的強勢話語權。

　　中國的社會公平狀況的確惡化到必須予以足夠重視的程度了！

　　三、“更多社會主義”

　　我們需要解決不公平問題。然而不幸的是，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個被玷污的名詞。曾經有段時間，不僅自由主義者攻擊這個名詞，將追求公平與烏托邦夢想和民粹主義聯系在一起，而且左派說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氣壯。究其原因，我們可以說，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會公平”這個名詞，將其與貧困、絕對平均主義、政治壓迫以及剝奪財產權等造成的恐怖聯系在一起，脅迫我們放棄所有的嚴肅的激進的信仰。也就在其中，齊澤克稱之為“保守的自由主義流氓惡棍”便可以為現存秩序進行辯護：他們知道有腐敗、有剝削以及諸如此類的不公平現象，但是，他們可以將所有試圖改變不公平現狀的努力指責為具有烏托邦和民粹主義的危險性，認為它們是反改革開放的，甚至是反現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從而有效地維護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認為，建設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絕不僅僅是政府某些政策層面的調整可以解決的問題。在思想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更加重視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遺產的重要價值。

　　在思想史與社會史上，社會主義作為左翼思潮，本身就是社會不公平的產物。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一百六十年來一切左翼思想的源頭，就源于直面人間的不公平事。弗·梅林在《馬克思傳》中這樣論述其思想的由來：“卡爾·馬克思對最高認識的不倦追求，是發(fā)源于他內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說過的，他的‘皮膚不夠厚’，不能把背向著‘苦難的人間’；
或者像胡登所說的，上帝曾經賦予他的靈魂，使他對每一種痛苦比別人感受得更強烈，對每一種憂患比別人感受得更深切。”

　　被馬克思批判過的“調和派”人物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本質上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面對當時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鴻溝，尤其是面對著勞動者的深重苦難，他發(fā)出了這樣的不平之鳴：“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產主義，和具有各種苦難與不公的現今的社會狀態(tài)之間做出選擇；
如果私有制必定帶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結果，即勞動產品的分配幾乎同勞動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義上干點工作的人居其次，而干著最繁重最骯臟的活的人所得甚至無法肯定能否養(yǎng)家糊口；
如果要在這種狀況和共產主義之間做出抉擇，則共產主義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難在天平上將輕如鴻毛�！�

　　當然還有偉大的德國詩人海涅，中國人知道得較多的可能是他支持“面包是窮人的權利”以及“窮人對富人的斗爭”，但他內心深處其實有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擔心。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承認未來時代是屬于共產主義的，我是用一種憂慮的和非常恐怖的語調來說這句話的……當真，我想到了那個時候，那個被無知的偶像破壞者們掌握了政權的時代時，我總是驚恐欲絕。他們將要用胼胝的雙手毫不憫惜地摧毀我無限心愛的一切美麗的白石雕像，他們將粉碎詩人所非常喜愛的藝術方面的一切游戲和虛幻的想像；
他們將要毀壞我的月桂樹叢林，而在那里栽種馬鈴薯……我的詩集將被香料雜貨小商販用來做紙口袋，給未來時代可憐的老太婆裝咖啡和煙絲。”但面對著當時那個不公平的世界，這位偉大的詩人接著寫道：“雖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認，正是這個對于我一切的趣味和愛好如此敵視的共產主義，它對于我的心靈發(fā)出一種誘惑力來……因為它的對面是一個舊世界。但愿這個舊世界崩潰，這個好人遭殃、壞人得勢、人剝削人的舊社會！但愿它遭受徹底的破壞，這個外面粉刷潔白，里面充滿了欺騙和腐敗的墳墓！并且應該給這位香料雜貨小商販祝福，他將來要把我的詩集做紙口袋來給可憐的好老太婆包咖啡或煙絲，這些老太婆在我們今天這個不公平的世界上或許連這種享受都得不到呢！”

　　除了作為社會不公平的產物，社會主義同時還是社會不公平最好的解毒劑。

　　歐內斯特·芒德爾面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圍內反社會主義浪潮曾經指出：“在對社會主義一百五十年的斗爭經歷進行反省時，我們的指控在這一點上應該留有余地……社會主義者一百多年來的頑強努力，最終使社會現實發(fā)生了世界性的根本變化：一百五十年前，八歲的女孩子就在煤礦的非人條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這樣的慘事都不再有了；
一百五十年前，資本主義工業(yè)中的平均工時為每周七十二小時或者更長，而今天的平均工時至少在工業(yè)化國家中已縮短到了三十六小時。一百五十年前，病人、殘疾人、失業(yè)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極度貧困中生活，而今天，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已有可能使絕大多數職工免遭這樣的貧困�！薄按送�，人們不再簡單地相信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時曾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傳統(tǒng)價值：‘這是上帝安排的’、‘貧困總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優(yōu)秀的人統(tǒng)治著我們’”，這也是因為社會主義曾強調“創(chuàng)造幸福要靠我們自己”、“貧困源于剝削”、“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結果。

　　即使是被我們中國某些智識者現在努力在抹黑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歷史上卻是左翼思想推動人類進步最快的年代。作為對東方社會中社會主義左翼浪潮的呼應，在美國等西方社會，徹底沖破種族、膚色、性別與信仰造成的不公平的民權運動恰是在這一時期發(fā)生，并最終重新塑造了一個將“社會公平”視為基本的 “政治正確性”的世界。

　　我之所以回顧這段社會主義思想史，當然還是為了針對當下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

　　2004年以來，“郎顧之爭”開啟了中國知識界關于改革之爭，而支撐爭論背后的，恰是因改革與發(fā)展成果分配不均而導致的日益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但是，有人為了能在爭論中占上風，很輕松地使出慣用的手法，認為這場爭論的背后其實是第三次“姓‘社’與姓‘資’”之爭。正如我前面所言，在這些人看來，只要喚醒了人們關于某個年代的回憶，以社會公平為基本訴求的社會主義，就好像將與“貧困”、“專制”、“財產剝奪”聯系在一起而身負原罪，因而就可以讓對手噤聲。但他們沒有料到的是，這次普通百姓并沒有被唬住。到2005年年初，南方有一個媒體發(fā)表了題為《更多社會主義、更多市場經濟》的評論。對著這個標題，我感慨萬千：面對中國社會愈來愈大的貧富鴻溝，在“社會公平”這個詞被忽略甚至被玷污了若干年后，我們終于有人重新提出：在需要“更多市場經濟”的同時還需要 “更多社會主義”。這使我又想到海因里�！げ疇栐谄渲�作《保衛(wèi)馬克思》中曾發(fā)出過的呼吁：保護卡爾，不要讓我們的子孫認為社會主義是可怕的幽靈！

　　是的，建設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我們需要更多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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