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chǎn)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本文嘗試提出一個代際教育不平等傳遞的理論分析框架，強調(diào)教育不平等產(chǎn)生機制、具體制度設計和社會狀況背景三者間的聯(lián)系。研究發(fā)現(xiàn)，恢復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1992年以后社會分化加劇，教育體制受市場化的沖擊，家庭階層背景的效用顯現(xiàn)，教育不平等的產(chǎn)生機制轉變?yōu)橘Y源轉化與文化再生產(chǎn)雙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階層的資源優(yōu)勢正逐步轉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機會。如果這一進程得以順利延續(xù)和擴展，那么社會分層結構很可能將因此而日益趨向固定化。
關鍵詞：教育獲得；
制度變遷；
教育不平等
作者李煜，1969年生，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上海200020）.
*感謝我的導師邊燕杰教授提供了200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資料。本人從邊教授的精心指導中受益匪淺。另外，本文的一些觀點直接得益于與劉精明教授的多次討論，李路路教授對初稿的評閱對本文幫助甚大。感謝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和指正。當然，所有文責應由作者承擔。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項目由國家教委"211工程"和香港特區(qū)政府大學研究資助局"重點研究項目"（CA03/04.HSS01）資助，特此致謝。
教育獲得是代際流動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其核心問題是，家庭背景對子女的教育獲得具有怎樣的作用，其作用的機制是什么，而這個過程又是如何隨社會歷史變化而變遷的？布勞和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①「Peter Blau，and O.D.Duncan ，The A merican OccupationalS t ructure.New York ：Wiley，1967.」是這一研究傳統(tǒng)的第一個里程碑，它確立了以微觀視角的家庭資源秉賦理論為主流的解釋邏輯，即以家庭所擁有資源的多寡來解釋其子女的教育成就。它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個社會的特定制度條件和社會結構因素對代際不平等傳遞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故而對教育獲得的研究，需要將其放在一個更宏觀的社會歷史過程中，以社會變遷的視角才能完整把握社會分層的真實過程及其演變的歷史軌跡。
1949年以來，中國教育制度經(jīng)歷多次變革，從"文革"激進的平均主義到恢復高考，及近十幾年來的市場化沖擊；
與此同時，社會結構也從計劃經(jīng)濟下的平均化社會向多元化分層社會轉變。這些變遷對教育機會獲得有著怎樣的影響？家庭背景作用是如何演化的？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程度和機制如何隨之而變化？未來發(fā)展的態(tài)勢又會怎樣？本文在對已有文獻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嘗試提出一個代際教育不平等傳遞的理論分析框架，依據(jù)這一研究框架，描述和分析中國各歷史時期教育不平等狀況和成因，并以2003年全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的數(shù)據(jù)對其進行驗證。
一、教育獲得中代際繼承的模式和機制
代際流動是研究一個社會如何將不平等傳遞給下一代的，其不僅關注不平等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傳遞，而且更關注代際傳遞是如何實現(xiàn)的。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傳遞以"先賦性"直接繼承為特征。兩種最主要資源——財富和技能，前者以遺產(chǎn)繼承的方式傳遞，后者則通過口耳親授而子繼父業(yè)。在現(xiàn)代社會，教育成為代際繼承或流動的中介，成為不平等傳遞的主要途徑。一方面，教育是社會下層向上流動的渠道；
另一方面，社會上層利用其各種資源優(yōu)勢，確保其子女獲得較多的教育機會。所以，教育在現(xiàn)代社會的流動中扮演一種雙重角色：它既是社會流動的動力來源，也是優(yōu)勢階層實現(xiàn)地位繼承的手段�，F(xiàn)代化理論樂觀地認為，隨著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進程，機會均等、擇優(yōu)錄取的"績效主義"原則將日益盛行，"先賦性"家庭背景因素在子女教育獲得和社會流動中的作用將越來越小①�！窪.J .Treiman ，Indust 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 ratification.In E.O.Laumann （ed.），S ocialS t rati f ication：Research and Theory f 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Bobbs2Merrill ，1970，pp.207-234.」
本文的觀點是，若探究"先賦"與"自致"效應的此消彼長，應該將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會狀況中，分析社會繼承的具體模式和內(nèi)在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不平等延續(xù)的過程和邏輯。具體而言，家庭背景是如何影響子女的教育機會呢？或者說，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筆者試圖提出三種理想類型，以概括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獲得的不同影響模式，并討論它們發(fā)揮作用的特征、機制及其所依賴的制度條件和社會條件。這三種模式分別是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資源轉化模式和政策干預模式。
�。ㄒ唬┪幕偕a(chǎn)模式
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是指擁有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機會上享有優(yōu)勢。于是，父輩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繼承和延續(xù)，從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產(chǎn)過程。實現(xiàn)文化再生產(chǎn)的機制主要有三個：教育期望、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
教育期望是指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其更重視教育，對子女有較高的教育期望，也愿意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而子女也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一觀念，自我的教育期望和學習熱情也較高。家庭教育背景作用的機制是來自父母和老師的鼓勵、督促和影響。其中，父母的鼓勵是孩子保持學習熱情和取得較好學習表現(xiàn)的根本原因②�！竁illiam H.Sewell ，andRobert M.Hauser，A Review of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Factors in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 s 1963-1992.CD E Working Paper ，no.92-01（1993）.」
第二個機制是文化資本。布爾迪厄認為③，「Pierre Bourdieu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Force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In J .Eggleston （ed.），ContemporaryResearch in the S 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1974.」受教育過程是一個接受和傳承文化資本的過程，學校本質(zhì)上是一個承擔著教化和傳遞文化資本職責的社會機構。在這個意義上，較高教育程度家庭后代在獲得教育成功的機會上具有先天優(yōu)勢。新近經(jīng)驗研究發(fā)現(xiàn)④，「Alice Sullivan，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ociology.vol.35，no.4（2001）pp.893-912.Nan Dirk De Graaf，Paul M.De Graaf，and Gerbert Kraaykamp，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in the Netherlands.S ociolog y of Education，vol.73，no.2（Apr.2000），pp.92-111.」文化資本的作用機制主要在于，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子女因受家庭文化氛圍的影響，會更多進行一些有助于學習成績的知識學習（如課外閱讀等），進而提高學習表現(xiàn)。
第三個機制是人力資本。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有能力對其孩子的學習進行輔導、答疑，并改進其學習方法和技巧①。「J ames A.Colema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of Human Capital.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94（1988Supplement ），S95-S120.」這些無疑都有助于子女的學習表現(xiàn)。
上述三種作用機制共性在于，家庭文化優(yōu)勢首先轉化成子女個人的學習動力、學習表現(xiàn)，進而轉化為教育機會。從學習表現(xiàn)到教育機會的轉化，需要教育體制遵循績效原則，確保教育機會分配依據(jù)學習表現(xiàn)擇優(yōu)錄取。只有如此，這一轉化才能順利實現(xiàn)。否則，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的代際傳遞之鏈會就此中斷，家庭教育背景的效能也將大大降低。所以，教育選拔是否遵循績效原則是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得以實現(xiàn)的制度前提。具體而言，入學和擇校的篩選過程越是遵循擇優(yōu)錄取的績效主義原則，家庭教育背景對子女升學的作用就越大，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也就越成為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成因。顯然，在該模式下，教育不平等主要體現(xiàn)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之間。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其教育機會也就越多。
�。ǘ┵Y源轉化模式
第二種模式是資源轉化模式，它是相對于文化再生產(chǎn)而言的另一種理想類型。在該模式下，家庭將其社會經(jīng)濟資源轉化為子女教育機會的優(yōu)勢，從而實現(xiàn)不平等的代際傳遞。長期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對后代教育獲得起著重要作用，這一點在廣泛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得到了驗證②。「Donald J .Treiman，and Kam2bor Yip，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Attainment in 21Count ries.In Melvin L.Kohn（ed.），Cross2N ational Researchin S ociology ，Beverly Hills，Calif .：Sage ，1989，pp.373-394.」家庭社會經(jīng)濟資源主要指父輩的經(jīng)濟能力、權力特權和社會網(wǎng)絡資源等。與家庭教育背景相比，它們是外在的、易變的，更容易受到社會制度和社會狀況的影響。
在現(xiàn)實中，家庭的教育背景與其社會地位、經(jīng)濟能力是密切相關的。但在理論上，后兩者對子女教育機會影響的機制完全不同。家庭社會經(jīng)濟資源的作用機制在于高階層家庭利用占有社會經(jīng)濟資源的優(yōu)勢，在升學和擇校的過程中減少競爭烈度，將部分競爭者排斥在競賽之外，甚至壟斷教育機會。這一點具體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直接"排斥和"隱性"排斥。
"直接"排斥主要有兩種機制：特權排斥和經(jīng)濟排斥。特權排斥是指在教育制度設計中特別為某特定階層——通常是權貴階層——預留了位置。典型例子是特納所描述的英國庇護流動模式③，「Ralph Turner，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A 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vol.25，no.6（Dec.1960），pp.855-867.」即貴族和精英階層的子弟從小就進入專門的學校，然后保送到一流大學，從而確保其子女日后的精英地位。經(jīng)濟排斥是現(xiàn)代社會最常見排斥的方式。富裕家庭送孩子進入收費高、質(zhì)量好的私校，或是居住在"高尚"社區(qū)的人們享有品質(zhì)好的學校④�！窹eter Cookson ，andC.Persell，Preparing f or Power ：A mericaps El i te B oarding Schools .NewYork：Basic Books ，1985，pp.13-30.」另外，當前升學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xiàn)象：一所學校有高、低兩個錄取線，僅僅通過低錄取線的學生需要以"捐助"或"擇校費"等形式付出一定經(jīng)濟代價后才會被錄取，這在本質(zhì)上是以經(jīng)濟資源換取教育機會。對于社會下層而言，當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已經(jīng)構成經(jīng)濟負擔，就會出現(xiàn)"考得取、上不起"的現(xiàn)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也是經(jīng)濟排斥的另一個重要表現(xiàn)。除特權排斥和經(jīng)濟排斥之外，通過使用社會網(wǎng)絡等其他社會資源也可以實現(xiàn)排斥的目的。
以上排斥機制具體的運作方式是機會的壟斷和"插隊".壟斷是指升學過程完全背離擇優(yōu)錄取原則，僅考慮社會出身或經(jīng)濟能力，從而將非特定家庭背景的子弟完全排斥在外。"插隊"運作是指在升學或擇校時，基本按成績擇優(yōu)依次錄取，但存有一定的制度空間（通常在正常錄取線的邊緣）允許"插隊".如贊助入學、原雙軌制下的"自費生"等。之所以稱之為"插隊"是因為被錄取者插在了同樣考分但因沒有經(jīng)濟能力或社會關系而落榜的人之前。
"隱性"排斥是指在升學決策時，因為低階層對升學風險承擔能力差或?qū)逃A期收益評估低，一些人會過早地退出升學競爭①。「Richard Breen ，and John H.Goldthorpe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ional i t y and S ociet y，vol.9，no.3（Aug.1997），pp.275-305.」隱性排斥的發(fā)生不是因為沒有能力支付教育的直接成本，而是覺得相對的機會成本太大。它不像直接排斥那樣赤裸裸地設門檻實現(xiàn)排斥，而是在機會均等的名義下，讓低階層家庭基于理性選擇，在自愿的表象下隱蔽地實現(xiàn)排斥之目的，故稱之為"隱性".
可以看到，資源轉化模式與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文化再生產(chǎn)是以家庭的文化資源促進子女的學習表現(xiàn)，進而使其得到教育機會；
而資源轉化模式是在某一個升學階段（甚至可能發(fā)生在小學入學階段），高階層利用資源優(yōu)勢直接獲得比其他階層更多的教育資源和機會。換言之，即使孩子的學習表現(xiàn)相同，在資源轉化模式下高階層仍然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
為了實現(xiàn)排斥，教育制度中需存有能實現(xiàn)資源轉化的制度空間：基于特權和經(jīng)濟的機會壟斷靠教育制度提前為權貴預留了位置；
"插隊"事件的發(fā)生表明了教育體制不能把績效原則貫徹始終；
而隱性排斥是教育體制不能保障所有孩子都有參加競爭的公平機會。以上制度空間都或多或少地損害了績效原則。而且，教育機會分配過程的排斥機制越盛行，就越背離績效原則，家庭資源的轉化就越有效，相應產(chǎn)生的教育不平等也就越大。
不同階層擁有不同量的社會經(jīng)濟資源。社會經(jīng)濟資源越多的階層就越有能力轉化成子女教育機會的優(yōu)勢，從而實現(xiàn)不平等的代際傳遞。在這一模式之下，一個社會的教育不平等水平還將受到社會分化程度的影響。如果階層間資源擁有差異不大，那么高階層所能倚仗用以"排斥"的資源也就相對減少，排斥將難以實現(xiàn)或者收效甚微。相反，當社會分化劇烈，階層間擁有的資源量差異巨大，這時如果又存有一定制度空間使排斥機制能有效運作，那么資源轉化模式將成為產(chǎn)生教育不平等的主導邏輯。
�。ㄈ┱吒深A模式
在研究社會主義國家教育分層時，學者們發(fā)現(xiàn)社會主義國家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考慮，對教育機會的分配進行了直接干預。它們不但采取低學費或免學費、普及基礎教育等手段，而且使用配額的方式優(yōu)先錄取工農(nóng)子弟。雖然政策干預效果在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削弱了家庭背景的影響，其中以"文革"時期尤為明顯②�！竄hong Deng，andDonald J .Treiman，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Attainment in the Peopleps Republic of China.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103，no.2（Sep.1997），pp .391-428.William L .Parish，Dest ratificationin China.In J .Wat son（ed.），Class and S ocial S t rati f ication in Post2Revolution Chin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政策干預也發(fā)生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如將教育資源優(yōu)先給予貧困社區(qū)，旨在削弱代際不平等的傳遞。
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通過否定或部分否定"績效原則"，采取照顧劣勢群體的制度設計，來達到削弱代際不平等傳遞的效果。如"文革"時期激進的教育政策——取消考試，根據(jù)政治成分和表現(xiàn)推薦升學；
又如，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一些高校對有色人種降低錄取條件。政策干預雖然能在不同程度上達到削弱家庭背景影響的效果，不過其代價是破壞了機會公平原則。這也是一種制度性的不平等，只不過選擇的方向與資源轉化模式相反，有利于較低階層家庭。
表1概括了上述三種家庭背景影響的理想模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種模式分別依賴于不同的制度條件。當制度條件發(fā)生變化，各模式的適用性和效能亦隨之變化。在1949年后不同的歷史時期，教育體制和教育政策不斷調(diào)整，家庭背景與個人教育獲得之間的關系也發(fā)生著變化①�！竂ueguang Zhou ，The S tate and L i f e Chances in Urban China：Redistribution and S t rati f ica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這一結論也已經(jīng)得到國內(nèi)學者經(jīng)驗研究的支持②�！竸⒕鳎骸秶摇⑸鐣A層和教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下面將在描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制度特征及其變遷的基礎上，以上述三種理想類型為理論框架，分析各時期家庭背景作用的模式和社會后果，進而提出研究假設并對之進行實證檢驗。
中國教育最主要的不平等存在于城鄉(xiāng)之間。但受資料的局限，本文的討論將僅限于城市家庭。對于城市家庭而言，到"文革"時期，小學和初中階段教育已經(jīng)實現(xiàn)普及化，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已經(jīng)分別高于90%和80%③。「Kai2yuen Tsui ，Economic Reform and Attainment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 y ，no.149（Mar.1997），pp.104-127.」在這種情況下，家庭背景對小學和初中入學的影響已經(jīng)相當微弱。所以本文僅討論高中和大學這兩個階段的教育升學。
二、各時期教育制度變遷與家庭背景的影響模式
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根據(jù)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狀況，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建國初期（1949-1965）、"文革"期間（1966-1976）、改革初期（1977-1991）和改革深化時期（1992-2003）.這一劃分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的變化，也體現(xiàn)了中國教育體制的變遷和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在這四個歷史時期中，建國初期的教育體制整體上處于恢復、改造和過渡階段，本文將不就這一時期提出研究假設，并把"文革"時期作為分析和比較的起點和基準點。本文重點分析在這三個歷史時期，中國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程度、機制及其變遷。研究涉及教育不平等的兩個方面，一是整體教育不平等程度在各歷史時期的變化，即教育不平等相較于前一階段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
二是教育不平等具體模式的變動態(tài)勢，即不同家庭背景子女的相對教育機會的變化。表2列出了各歷史時期的制度變遷、社會分化、教育不平等的主導模式，以及相對應的研究假設。
（一）"文革"時期（1966-1976）
"文革"時期實行一系列激進的教育政策。一方面，這一時期以全民教育為目的，基礎教育得到充分發(fā)展，這為削弱家庭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打下了基礎。為了實現(xiàn)"教育平等"目標，當時的教育收費無論在高中還是在大學都十分低廉，這對于一般城市家庭并不成為經(jīng)濟負擔。
另一方面，在非基礎教育階段，教育篩選廢除了績效原則，全面否定"分數(shù)掛帥"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升學普遍使用推薦和配額等形式，家庭背景中的政治出身起到關鍵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推薦入學"成為高等教育的主要錄取方式。所以在各個社會階層中，成分好的工農(nóng)子弟無疑具有優(yōu)先權；
干部子女比一般人略有優(yōu)勢①�！敢驗楫敃r獨特的社會狀況，升學未必是惟一的最佳出路，干部子女擁有更多參軍或招工的機會，所以該階層升學情況有所分化（見劉精明《教育與社會分層——"文化大革命"事件對入學、升學模式的影響》，載李培林、李強、孫立平等編《中國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58-390頁）.Xueguang Zhou ，and Liren Hou，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ps Republic of China.A 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4，no.1（Feb.1999），pp.12-36.」
"文革"時期，整個社會不平等的主軸是政治上的不平等②，「李強：《政治分層與經(jīng)濟分層》，《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4期�！辜彝ケ尘爸姓纬錾沓蔀榻逃龣C會差別的主要原因。但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特定情況下，政治歧視主要是針對少數(shù)特定人群。
就教育而言，政治選擇過程對社會整體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被歧視的人群所占比例不大③�！讣彝コ錾聿缓玫淖优急壤⒉淮�。據(jù)有關研究，"文革"期間入學的孩子，其家庭背景為政治上最被歧視的"黑五類"家庭的僅占117%，成分一般的為12%（中農(nóng)、小業(yè)主和知識分子），工農(nóng)子弟占7419%，出身于革命干部和革命軍人家庭是819%.見XueguangZhou，Phyllis Moen ，and Nancy Brandon Tuma ，Educational St ratification inUrban China ：1949-1994.S ociology of Education，vol.71，no.3（J ul.1998），pp.199-222.」
根據(jù)前文的理論框架，"文革"期間是典型的政策干預模式，這一時期采取有利于廣大工農(nóng)子弟的政治性選擇標準，社會階層背景的影響被大大削弱。廢除績效主義的選拔原則后，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中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機制無從發(fā)揮作用。同時，"文革"期間基礎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費用的低廉，這些都有效地阻止了家庭資源向子女教育機會的轉化。所以，作為歷史比較的基礎：在"文革"期間，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教育機會差異較小，總體教育不平等程度低。
（二）改革初期（1977-1991）
1977年恢復高考，高等教育升學的推薦制度被廢除，代之以全國統(tǒng)一高考成績?yōu)橐罁?jù)而擇優(yōu)錄取。這一舉措的深遠意義在于，教育篩選的標準從"文革"時期的"政治掛帥"轉向了"績效原則"，從而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性質(zhì)也從"革命化"轉變?yōu)?精英化"①�！咐畲毫幔骸渡鐣巫冞w與教育機會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1940-2001）》，《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乖诨謴透呖嫉拇碳は拢逃到y(tǒng)重新分化組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特別是在中等教育階段恢復和重建了重點學校系統(tǒng)，升學的標準也轉變?yōu)橐?分數(shù)"為中心。在高考的"指揮棒"下，績效主義成為整個教育體系的基本準則②�！窼hirk Susa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St ratification and Meritocracy in the 1980ps.In Norton Ginsburg（ed.），China：The 1980ps Er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教育篩選遵循績效原則是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發(fā)揮效用的制度前提。教育體制在"文革"后回歸到績效原則，這時家庭教育背景的影響日益重要。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期望和督促，父母的人力資本、文化資本都能幫助孩子在學校取得好成績，進而在升學中獲得優(yōu)勢。所以，在這一時期，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所導致的教育不平等凸現(xiàn)，不同家庭教育背景子女間的教育機會差異增加，教育不平等整體程度隨之增加。
研究假設1a：改革初期，基于家庭背景的整體教育不平等水平比"文革"期間顯著增加；
研究假設1b：改革初期，家庭的教育背景所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文革"期間顯著增加。
"文革"中升學標準的政治化，在客觀上有利于處于劣勢的普通工農(nóng)階層。教育制度的變遷終止了這一帶有階層庇護色彩的政策，普通工農(nóng)階層與優(yōu)勢階層的差距顯現(xiàn)出來。同時，改革初期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雖然社會分化已經(jīng)初顯端倪，但總體上差異不大。
而且在這一時期家庭所承擔的教育費用仍然十分低廉，"擇校"現(xiàn)象也不普遍，家庭資源轉化模式中的各種排斥機制作用有限。改革初期的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要大于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影響③�！窷an Lin ，and Yanjie Bian，Getting Ahead in UrbanChina.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 ，vol.97，no.3（Nov.1991），pp .657-688.」所以，在這一時期，雖然導致教育不平等的主導模式是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家庭社會經(jīng)濟背景的作用亦有所增強。故有：
研究假設1c：改革初期，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所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文革"期間有所增加。
�。ㄈ└母锷罨瘯r期（1992-2003）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自此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也意味著新一輪教育體制改革的開始。該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教育產(chǎn)業(yè)日益受到市場的沖擊和影響：教育資金從全額財政支付到中央、地方和市場分擔；
管理體制從完全由政府"計劃"管理，逐漸通過"給政策"下放部分事權、經(jīng)營權和收益權；
辦學主體逐漸多元化，民辦和合辦的教育機構紛紛涌現(xiàn)，而且份額日益增加。
隨著權力下放和市場投入比重的增加，教育機構獲得越來越多的自主權，進而向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演進。雖然整個教育體制仍然在政府的直接監(jiān)管之下，但教育機構經(jīng)常通過各種形式的博弈，從國家和市場中獲得最大收益。因為教育改革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尚不完善，有效的監(jiān)管制度也未形成，教育機構的利益最大化過程往往會以犧牲績效原則為代價。
最明顯的變化是家庭教育成本的顯著上升。十幾年來，高等教育費用的漲幅遠超過同期國民收入和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長速度，供養(yǎng)一個大學生對于普通城鎮(zhèn)居民已經(jīng)構成一定的經(jīng)濟負擔。在高中階段，各種名目的收費大行其道，教育成本明顯上升。同時擇校和借讀現(xiàn)象盛行，"進門費"甚至高于大學的學費。同時，教育產(chǎn)業(yè)化下新涌現(xiàn)的民辦教育和合作辦學，擁有更多的自主招生權，為經(jīng)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提供了又一個升學選擇。在西方，階層間教育資源不平等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是不同階層的居住社區(qū)間的教育質(zhì)量的不同。在中國，隨著住房商品化的進程，社區(qū)階層化也已經(jīng)明晰可辨。這些都是資源轉化模式中排斥機制的表現(xiàn)，它標志著家庭資源能夠比以往更容易而且更有效地轉化為子女教育機會。故在市場沖擊下的教育，績效的原則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蝕，資源轉化模式的機制日益發(fā)揮著更大的效用。
這一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特征是劇烈的社會分化：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各階層間在社會經(jīng)濟資源方面差異分化明顯①，「Yanjie Bian ，Chinese Social St ratificationand Social Mobility.A nnual Review of S ociolog y，vol.28（2002），pp.91-116；
張宛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1期；
孫立平：《斷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惯@使得家庭社會經(jīng)濟背景對子女教育資源和機會的獲得能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也暗示著基于階層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將因為社會分化的過程而上升。
綜上所述，在這一時期由于市場的沖擊和社會的加速分化，資源轉化模式的作用日益凸現(xiàn)。
資源轉化模式的成功必然會侵蝕績效主義原則。雖然高考和中考等制度仍然占據(jù)教育篩選機制的中心，但對依賴績效原則的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來說，其效用將有所下降②�！钙渌恍┥鐣^程也削弱著文化再生產(chǎn)的機制，如1990年代后，教育的收入回報增加，加之新一代多為獨生子女，使得整個社會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提高；
日益普遍的"家教"市場，也削弱了家長人力資本的效用。」所以，這一時期教育不平等的代際傳承模式將是資源轉化和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并存，但后者所造成的不平等會減弱。故有：
研究假設2a：1992年后，基于家庭背景的整體教育不平等程度比改革初期有所增加；
研究假設2b：1992年后，家庭教育背景所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改革初期有所下降；
研究假設2c：1992年后，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所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改革初期顯著增加。
三、數(shù)據(jù)、變量和模型
本文數(shù)據(jù)依據(jù)香港科技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于2003年10月合作完成的全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本調(diào)查采用全國分階段隨機抽樣的方式，訪問對象僅限于城鎮(zhèn)住戶。樣本總量為5894.問卷詳細記錄了被訪者教育經(jīng)歷、父母情況以及相關資料③。「具體抽樣方法和調(diào)查實施過程見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主辦單位網(wǎng)站：http ：//www.ust .hk/～websosc/survey/survet .htm.」
本文關心的是中國城鎮(zhèn)居民教育獲得的代際影響，為避免統(tǒng)計模型的偏誤，只保留那些被訪者父親從事非農(nóng)職業(yè)的城鎮(zhèn)居民進行分析。對于教育獲得，本文嚴格定義為正規(guī)全日制教育，不但非全日制教育不計入，而且在職或委培性的全日制教育也排除在外，因為它們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響④�！窧obai Li，and Andrew G.Walder ，Career Advancement asParty Pat ronage：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 rative Elite，1949-1996.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 ，vol.106，no.5（Mar.2001），pp.1371-1408.」對于升學的不同階段，本文關注完成義務教育后的高中階段（包括中專技校）和大學（含大專）階段。滿足以上各項要求的有效樣本數(shù)為，初中升高中階段3237，高中升大學階段1763.本文分析目的在于探查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獲得的作用。受美國社會學家梅爾的影響⑤，「Robert D.Mare，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 ournal of the A merican S 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75，no.370（J un.1980），pp .295-305；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 ratification.A mericanS ociological Review，vol.46，no.1（Feb.1981），pp.72-87.」現(xiàn)代教育分層研究已不再使用傳統(tǒng)的多元線性回歸來評估家庭背景的作用，而以Logistic模型代之，從而避免了由于社會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所導致的結構偏誤。該模型在教育升學研究中被稱為轉換率模型（Model of Transition Rates ）.其一般表達式為：
模型的因變量為初中到高中和高中到大學兩次教育升學轉換。升學年代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分別是1966年前、1966-1976、1977-1991和1992-2003年。
模型分析最關心的自變量是家庭教育背景和社會經(jīng)濟地位兩項。按傳統(tǒng)的測量方式，家庭教育背景以父親在子女18歲時的教育水平為指標，具體分成四類：小學或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專技校）、大學（包括大專）.小學或以下組為參照組。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用18歲時父親階層歸屬來測量，分為四個階層：管理階層（包括單位負責人和單位主要管理人員，如車間主任、辦公室主任等）、專業(yè)技術階層、一般非體力階層，以及體力勞動階層（包括產(chǎn)業(yè)工人和商業(yè)服務業(yè)一般從業(yè)人員）.體力勞動階層為參照組。分析的控制變量包括被訪者性別和升學時的戶口等級，以及18歲時父親的工作單位類型、工作單位級別和黨員身份。
全模型包括上述七個自變量以及它們分別與入學年代和教育階段轉換的二階和三階交互效應。因為自變量多為類別變量，以虛構變量形式進入模型，模型實際上共耗費119個自由度。
全模型擬合后，比零模型（null model，只包括常數(shù)項）多獲得143216個卡方點的解釋力。以全模型為基準，逐步對各高階交互項進行診斷，對于不顯著的高階交互項予以剔除；
對于交互項中的各類別，無差異的進行有效合并，或根據(jù)情況實施線性化處理①，「相似的模型選擇策略見Theodore P.Gerber，Educational St 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risis.S ociology of Education，vol.73，no.4（Oct .2000），pp.219-246.因為本文僅關注家庭背景中教育和社會經(jīng)濟因素，為了保持控制變量的最大控制效能，模型保留它們所有的二階和三階交互作用，即僅對與父親教育和階層變量有關的交互效用加以精簡。在精簡的過程中，采取十分嚴格的標準：不僅每一步的精簡與上一步基準模型之間無統(tǒng)計差異，而且要求所導致的卡方損失即使在1個自由度條件下也不顯著，即每次模型變動的卡方值均小于31841.」最后只保留統(tǒng)計顯著的交互項，并基于此分析不同歷史時期家庭背景變量效用的變遷。經(jīng)過17次模型精簡，獲得最后模型的卡方值為141415，消耗89個自由度。與全模型相比節(jié)約了30個自由度，只減少了18個卡方值。兩模型比較的結果，代表兩模型相似性的P 值高達01956，說明最后模型在充分保留全模型解釋力的基礎上，又大幅度節(jié)約了自由度，是已有模型中的最佳模型。
四、統(tǒng)計結果及發(fā)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統(tǒng)計模型中，所有歷史時期和升學層次效應被轉化成高階交互效應，這不便于對統(tǒng)計結果有直觀的理解。所以在報告研究結果中，將模型估算結果轉化為概率的形式②�！赶抻谄�，在此略去模型選擇過程的報告和控制變量的估算結果，需要者可與作者聯(lián)系。模型估算系數(shù)轉化為概率的計算公式見J .Scott Long，Reg ression Models f or Categoricaland L imi ted Dependent V ariables .Thousand Oaks，CA ：Sage ，1997.p.49.」
表3是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家庭教育背景和階層歸屬分別對子女升學機會的影響狀況。表3分兩個部分，上半部分報告的是在四個歷史時期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的升學概率，下半部分是分階層的概率。表左右兩邊分別是升高中和升大學兩個升學階段的狀況。
表3對每個家庭背景變量的類別均給出了升學概率，如第一列第一個數(shù)字0.323是指在"文革"前父親為"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從初中升學到高中階段的模型預測概率為32.3%；
同理，其高中升大學的概率為613%.為了直觀比較各組間差異，表中括號內(nèi)給出不同家庭背景間的相對概率比；
均以"小學或以下"和"一般體力階層"為參照組，如家庭教育背景為"初中"與"小學或以下"之間的概率比為1.114（0.360/0.323）.概率比表示兩組間升學概率上的差異，當概率比為1的時候，說明兩者無差異。概率比越大于（或小于）1，說明該家庭背景與參照組之間升學概率的差異越大。需要強調(diào)的是，所有結果均已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效用，例如討論階層間差異時，假設家庭教育背景相同的條件下，兩階層子女升學概率的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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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復高考之后，基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不平等顯著上升。這在大學升學中尤為明顯。改革初期的大學階段升學的不平等指數(shù)比"文革"時竟上升了1.3倍（8.250/3.543），高中部分也有明顯上升。教育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文化程度較高（初中及以上）的子女，與低文化程度家庭（小學及以下）的子女在教育機會上的差距明顯擴大。比如，在"文革"期間，父親為初中教育的子女升高中的機會是那些父親為小學程度的1.107倍，而到改革初期，這一概率比上升到1.519；
在升大學部分，"文革"時這一概率比為1.178，改革后上升到1.519.最突出的變化發(fā)生在大學教育背景家庭，在"文革"時期其子女升大學的概率比是1.996，"文革"后上升到4.529，增加了一倍多。簡言之，采用績效原則整體上使出身于高教育家庭子女相對的教育機會迅速增加，這一結果支持了研究假設1a和1b .
家庭背景中階層歸屬的影響在"文革"時是最低的，這符合長期以來對中國分層狀況變遷的觀察�；謴透呖己�，各階層相對體力勞動家庭的優(yōu)勢有所擴大。在升學的兩個階段，不平等指數(shù)分別上升了1.758和1.115，變化的幅度不像教育背景的影響那么具有戲劇性，且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專業(yè)技術階層相對教育機會的顯著增加。在"文革"期間，專業(yè)技術家庭的子女的升學概率都還略低于體力勞動家庭，"文革"后情況完全逆轉過來，兩個階段升學概率分別是后者的1.567和1.857倍。雖然在這一時期管理階層的相對優(yōu)勢也略有上升，但代際不平等傳遞的主導模式是文化再生產(chǎn)①，「即使在控制了教育水平的情況下，我們?nèi)匀豢梢约僭O專業(yè)技術人員比其他階層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
故專業(yè)技術家庭的階層優(yōu)勢亦可以部分地理解為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作用的結果�！寡芯考僭O1a和1c得到支持。
�。ǘ�1992年后的教育不平等
1992年后，在城鎮(zhèn)地區(qū)，高中階段教育（包括中專、技校和職校）迅速普及，完成高中階段后再就業(yè)已經(jīng)成為城市青年的普遍選擇。在這一背景下，雖然教育機會的分層模式未變，但家庭背景的作用有所下降，家庭教育和階層背景的不平等指數(shù)值分別是前一時期的61%和95%.這說明，代際不平等傳遞的戰(zhàn)場正日益轉向高等教育階段。
就大學入學而言，基于父輩教育程度差異的教育不平等下降，不平等指數(shù)是改革初期的73%.從相對概率比的變化可以看到，雖然低教育背景的子女仍然處于劣勢，但比前一階段來說差距縮小了很多。如大學背景家庭的絕對入學概率從改革初期的13.9%增加到39.4%，但其對小學家庭背景的優(yōu)勢（概率比）從4.545倍下降到2.179倍。盡管相對的優(yōu)勢仍然十分明顯，但的確是被削弱了。這符合研究假設2b的預期。
在這一時期，高等教育制度的變遷對各階層影響各異�？傮w不平等指數(shù)從1992年前的3.9上升到5.2，似乎表明基于家庭階層的不平等水平明顯上升了。但仔細分析各階層相對優(yōu)勢的變化狀況，可以發(fā)現(xiàn)管理階層相對優(yōu)勢的戲劇性增加是其根本原因。管理階層在改革初并不比體力階層有優(yōu)勢，相反其入學概率在各個階層中是最低的。1992年后，其入學率跳升至28.2%，僅次于專業(yè)技術階層，對體力階層的相對優(yōu)勢上升了一倍多。對于專業(yè)技術和一般非體力階層而言，他們的概率比略有下降，總體格局是階層優(yōu)勢維持及繼續(xù)②�！腹P者曾將1990年后的大學升學資料加入教育規(guī)模擴張變量（歷年升學率）重新估算模型。計算的結果是，專業(yè)技術和一般非體力階層的優(yōu)勢均隨著教育擴張有所提高，但系數(shù)不顯著（可能因為樣本量不夠大）.所以，這兩個階層優(yōu)勢維持和繼續(xù)是一個穩(wěn)健而保守的結論�！构芾黼A層的優(yōu)勢上升和其他非體力階層的優(yōu)勢維持和繼續(xù)，造成了高等教育整體不平等上升。資源轉化模式在管理階層身上得到充分表現(xiàn)。研究假設2c預測，各階層對體力階層的優(yōu)勢都應該上升，但這只在管理階層身上得到了充分表現(xiàn)。因此研究假設2c只得到了部分支持，這將在結論部分再作討論。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特征是基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不平等仍然顯著但下降明顯，階層間的不平等得到維持，但管理階層子女的教育機會迅速增加，故很難直接判斷整體不平等程度是上升或下降，研究假設2a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證明。但該階段文化再生產(chǎn)與資源轉化兩模式并存這一結論依然成立。
五、結論與討論
在現(xiàn)代社會，教育對于社會流動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社會流動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實現(xiàn)社會繼承的手段。本文通過對教育分層機制的概括和分析，說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具體的制度設計。將制度分析引入教育獲得的研究，幫助我們更現(xiàn)實而具體地把握教育分層的邏輯和過程。
資料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文革"時期，社會整體上差異小，"政治掛帥"的教育政策客觀上使教育機會平均化，極大削弱了階層的再生產(chǎn)之鏈，不過是以犧牲機會公平的績效法則為代價。"文革"后，出于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教育體制恢復了以"高考"為標志的績效原則，使家庭教育背景成為這一時期教育不平等的決定因素，代際繼承的特征是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教育不平等程度因此而擴大。1992年以后，中國社會分化加劇，階層間社會經(jīng)濟差異擴大，家庭階層背景的效用顯現(xiàn)，主要表現(xiàn)在高等教育中管理階層優(yōu)勢迅速增長，以及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機制被侵蝕，這意味著不平等的模式逐漸向資源轉化模式與文化再生產(chǎn)模式并存轉變。
本文試圖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探討制度變化對教育獲得模式的影響。但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發(fā)生變化的不只是制度，其他影響教育獲得模式的因素也可能發(fā)生了變化。教育的擴張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教育社會學理論指出，教育規(guī)模的簡單擴張，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因為新增的教育機會并非劣勢階層子弟所能獨享，所有適齡學生都在競爭這一新增機會。如果教育機會的分配機制沒有改變，那么教育機會在不同家庭背景間的比例分配關系就不會改變。結果是，雖然教育擴張能使劣勢階層子弟教育機會的絕對量有所增加，但相對機會的劣勢不會改變，教育不平等水平不會降低，這被稱為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論①�！窶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理論，見Adrian E.Raf tery，and Michael Hout，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xpansion，Reform ，and Opportunityin Irish Education，1921-1975.S ociology of Education，vol.66，no.1（J an.1993），pp .41-62.」
這一理論認為，教育機會擴張會產(chǎn)生平等化效果，但這個效果要到達某個臨界點之后才發(fā)生：只有當優(yōu)勢階層的入學率飽和后，家庭背景的影響才會降低。所以在教育擴張下，教育不平等的削弱，會逐漸從初等教育開始，并逐漸延伸到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中國城鎮(zhèn)地區(qū)，小學和初中教育在"文革"時就已普及，所以家庭背景在這兩個教育階段的影響近乎消失。本文發(fā)現(xiàn)，1992年后在初中升高中階段的不平等也出現(xiàn)下降的趨勢，這很可能是教育擴張的結果。
但在高等教育的入學上，大學擴招是否能降低不平等呢？首先，即使當今大部分西方發(fā)達國家也沒有到達那個臨界點，它們的不平等沒有因為高等教育擴張而出現(xiàn)明顯減少的趨勢②。「H.2P.Blossfeld，and Y.Shavit，Persisting Barriers：Changes in EducationalOpportunities in Thirteen Count ries.In Y.Shavit and H.2P.Blossfeld （eds.），Persistent I nequal i t y ：A Comparati ve S tudy of Educational A ttainment inThi rteen Count ries .Boulder，CO ：Westview Press ，1993，pp.1-23.」所以我們不能期望中國目前的大學擴招能顯著降低整體不平等水平。其次，本文的經(jīng)驗研究結果表明，1992年后，家庭教育背景的影響明顯下降，從理論邏輯上這可能是其作用機制被資源轉化邏輯侵蝕的結果，但因為難以在統(tǒng)計上直接控制教育擴張的作用，所以不能排除這也可能是教育擴張的后果。再次，1992年后的大學入學，階層背景間不平等的基調(diào)是維持和繼續(xù)，同時管理階層的優(yōu)勢顯著增加。這不但符合而且超過了最大化保持理論的預期。因為按照該理論，管理階層的優(yōu)勢應該也只是保持而已。所以這顯然是資源轉化機制的結果。最后，如果家庭教育背景作用的下降真的是教育擴張的效應，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新課題。它直接挑戰(zhàn)最大化保持理論，暗示教育擴張對不同性質(zhì)的家庭背景因素作用是不同的：教育擴張能有效地降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而對家庭階層背景的平等化作用有限。不過，這已經(jīng)超出了本文的討論范圍。
值得強調(diào)的是，中國近幾年高等教育的擴張，同時伴隨著受教育費用的迅速上升，這意味著教育機會的分配機制向不利于劣勢階層家庭的方向演進。在現(xiàn)階段配套政策和措施還不完備的情況下，擴招減低教育不平等的作用不但有限，相反農(nóng)村和城市貧民階層子弟的教育機會有進一步受挫的可能。這已經(jīng)得到其他實證研究的支持①�！竸⒕鳎骸掇D型時期中國社會教育》，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240頁�！�
本文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是，管理階層子女的大學升學優(yōu)勢在1992年后迅速上升，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1992年后的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原來在再分配體制下得益的管理階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繼續(xù)在市場體制中得到利益②�！高呇嘟堋堈剐拢骸妒袌龌c收入分配——對1988年和1995年城市住戶收入調(diào)查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股鐣只慕Y果是該階層不但擁有權力和更多的社會網(wǎng)絡資本，而且他們在經(jīng)濟收入上也逐漸與其他階層拉開差距。第二，市場化的發(fā)展使管理階層的構成發(fā)生變化。體制外的企業(yè)經(jīng)理、私營業(yè)主在管理階層中的比例日增。他們在經(jīng)濟上的優(yōu)勢可能比體制內(nèi)干部更大。資源擁有相對優(yōu)勢的拉大，使得管理階層成為資源轉化競爭中的贏家。而專業(yè)技術和一般非體力階層在經(jīng)濟優(yōu)勢上沒有管理階層那么突出，在權力和網(wǎng)絡資源擁有上更是相差甚遠，這可能是他們?yōu)槭裁丛谫Y源轉化過程中沒能進一步擴大升學優(yōu)勢的原因。
這一發(fā)現(xiàn)表明，在代際教育不平等的模式上，管理階層正逐漸將其在市場化過程中獲得的資源優(yōu)勢逐步轉化成下一代的教育機會。如果這一進程得以順利延續(xù)和擴展，那么可以預期，代際繼承將進一步向資源轉化模式轉變，將來社會分層結構因此將日益依據(jù)家庭的階層歸屬并固定化，普通社會成員通向精英地位的社會流動之路也會日益艱難。顯然，對教育體制進行更深入的改革和適當?shù)恼吒深A已經(jīng)刻不容緩。
上個世紀風行一時的現(xiàn)代化理論樂觀地斷言，隨著工業(yè)化水平的提高，績效主義將逐漸在代際流動中占據(jù)核心的地位。本文的代際不平等傳遞模式分析說明，績效原則的實現(xiàn)深刻地依賴于具體的制度設計并受到當時的社會狀況影響。現(xiàn)代化理論所預測的趨勢并不會理所當然地出現(xiàn)。事實上，1992年后資源轉化模式的強化已經(jīng)提醒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而應密切關注轉型過程中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及其后果。
本文分析了教育不平等傳承模式的變遷及原因，但對制度的分析局限于教育制度本身，研究對象也未能包含農(nóng)村地區(qū)，未來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討論社會制度結構的作用和機制，如戶籍制度、單位制度對教育機會的影響。而且教育的獲得不僅要考慮教育層級（高中或大學），還要深入研討教育的質(zhì)量（是重點還是非重點，是大專還是本科，是名校還是普通學校）.因為家庭背景的差異有可能更體現(xiàn)在這些方面③。「Richard Breen ，and J an O.Jonsson ，Analyzing Educational Careers：A Multinomial Transition Model.A mericanS ociological Review，vol.65，no.5（Oct .2000），pp .754-772.」本研究也未能觸及出國學習熱這一新現(xiàn)象，相信它已經(jīng)成為資源轉化的又一重要途徑，尤其表現(xiàn)在低齡留學生身上。另外，研究代際的流動或繼承模式，教育獲得只是其中的第一個環(huán)節(jié)。完成教育后能取得什么樣的職業(yè)，又如何獲得職位升遷，這其中的代際影響模式如何，有待于更深入詳盡的考察和分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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