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世界在抗議和反對“文明沖突論”的過程中提出了文明對話的主張，美國在伊戰(zhàn)后提出了全面控制和改造中東的“大中東計劃”。本講演從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文化、改革文化和政治文化三個層面分析歸納了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在美國“大中東計劃”出臺前后，開展改革初期的文化觀察點和當前處境，旨在引起我國學者的關心和興趣，推動、深化和提高我國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工作。

　　一、從“文明沖突論”到文明對話

　　文明對話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緣由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塞繆爾·亨廷頓教授“文明沖突論”的問世。

　　亨廷頓的論文《文明的沖突？》在美國《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號上一發(fā)表，便引發(fā)了廣泛而長久的批評和爭論，被認為“是繼20世紀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另一最富爭議的國際關系理論。它幾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經”。四年之后，亨廷頓為“對該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又編寫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學界認為，亨廷頓的文章發(fā)表以后，立即在國際輿論界與學術界引起相當強烈的反響，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國為甚，因為“他特別擔心的是儒教文明(實際上是指中國)與伊斯蘭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聯(lián)合起來對西方文明構成最嚴重的挑戰(zhàn)”。亨廷頓的一文一書，前者政策性色彩濃重，后者側重于提出一個“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和范式”，是一本國際政治學專著。雖說我們中國學者大都不同意他的結論性闡述，即：“這種合作的最突出形式是儒教——伊斯蘭教的聯(lián)系，這樣的聯(lián)系已經出現(xiàn)，對西方的利益、價值和權力提出挑戰(zhàn)”；
但是，“文明沖突論”客觀上畢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和重視，更何況，它的主要觀點，如“西方與伊斯蘭之間幾個世紀以來的軍事沖突不可能減弱，而且可能會更加激烈”，“文化上的差異，也就是基本價值觀和信仰的差異，是第二個沖突的根源”，“伊斯蘭和西方之間的沖突是文明之間的沖突”等等，都已經反映在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實踐中。從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把安全、經濟、民主列為對外戰(zhàn)略的三大支柱，并提出在海外推行民主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到小布什政府明確提出“大中東計劃”，不惜財力、人力、物力欲將伊拉克打造成中東民主國家樣板的努力，都不難看出“文明沖突論”對美國全球戰(zhàn)略所具有的指導意義。

　　伊斯蘭世界，特別是其中的阿拉伯國家和伊朗，面對著伊斯蘭文明和文化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國家和社會遭遇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他們在不斷抗議和反對的同時，也頻頻提出文明對話的主張，借助各種平臺和場合，通過正面闡述伊斯蘭教的寬容、和平、正義和兄弟情誼等教義內涵，以爭取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理解和認同，這無疑是一種積極且具有建設性意味的舉措。因為各種文明之間雖確有差異、矛盾和沖突的一面，但同時也有交流、融合、共榮的另一面。生活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絕大多數(shù)的國家和人民，都主張用對話代替對抗，用和平發(fā)展代替軍備競賽。為此，阿拉伯國家曾舉辦過多次文明對話國際研討會，今年12月中阿合作論壇也將在北京召開中阿文明對話學術研討會；
伊朗前總統(tǒng)哈塔米還將2004年定為“文明對話年”。

　　二、對“大中東計劃”的因應

　　客觀地看，阿拉伯國家包括它們的官員、學者和民眾對自己目前的處境是清楚的，他們也有進行改革的愿望。

　　當前，就信眾人數(shù)、地域范圍和影響深廣而言，世界上主要的文明文化，是三大塊，即美歐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方文化，東亞的中華民族文化和擁有57個(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國、約12億穆斯林的伊斯蘭文化。從實際情況看，“文明沖突論”的主要對象和文明對話的相對固定一方，應該說是伊斯蘭教、伊斯蘭國家，再局限一些，是伊斯蘭文化中的主體國家——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大家知道，自“9·11”事件以來，美國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其國家安全戰(zhàn)略已確定為反恐、反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全面控制改造中東。雖說布什政府從第二任期起，策略上已出現(xiàn)調整，不再沿用初期那種“新的十字軍戰(zhàn)爭”、“要么與美國站在一起，要么與恐怖主義站在一起”的思維方式，而是采取了區(qū)別對待政策，除了繼續(xù)把敘利亞、伊朗當作對立面，表示要繼續(xù)與之斗爭外，對其他阿拉伯國家則是有肯定、表揚，也有鼓勵、誘導。布什總統(tǒng)在2005年的美國國情咨文中說：“從摩洛哥到約旦再到巴林，充滿希望的改革已經處處生根。沙特阿拉伯政府可以通過擴大本國人民的自主來展示其在地區(qū)的領導作用。為中東和平開辟道路的偉大和自豪的埃及現(xiàn)在能夠在該地區(qū)帶頭邁向民主”。事實上，在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美國全面控制和改造中東的戰(zhàn)略已經展開，其最重要的戰(zhàn)略方案便是實施它的“大中東計劃”，宗旨是民主改造中東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制度。美國始終不同意歐盟、阿盟都主張的首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再談改革，而是堅持中東國家開展改革不能把解決巴以問題作為前提。而且，即便是它代表四方委員會提出的路線圖計劃，也是將巴民族權力機構改革作為先決條件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2003年初提出的“大中東計劃”在遭到阿拉伯國家?guī)缀跻恢碌木芙^，認為“改革不能從外部強加”之后，已作了調整，在2004年6月美國佐治亞州召開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已經易名為“旨在進步和共同未來的大中東和北非地區(qū)伙伴關系”和“八國集團支持改革計劃”兩份文件。這被阿拉伯學者視同為一戰(zhàn)后的《凡爾賽和約》(1919年6月)、二戰(zhàn)結束前后的《雅爾塔協(xié)定》(1945年2月)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那樣的國際性協(xié)議，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發(fā)達國家第一次對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作出的一種制度性安排。很顯然，“大中東計劃”反映了布什政府的中東戰(zhàn)略正在從利用武力更迭政權的單邊主義，轉向多邊合作，借助西方“軟實力”來推動民主改造中東的進程。因此，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改革已經不僅僅取決于它們的意愿，而是一件關系到中東北非地區(qū)前途以及國際現(xiàn)有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全局性大事。

　　客觀地看，阿拉伯國家包括它們的官員、學者和民眾對自己目前的處境是清楚的，他們也有進行改革的愿望。曾擔任埃及教育部長十余年的侯賽因·巴哈丁博士在他委托我們翻譯出版的《十字路口》中說，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是屈從現(xiàn)狀、甘于沉淪，還是超越挫折、奮發(fā)圖強，阿拉伯民族應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改革。因為“改革作為在這個急速變化的世界里，適應時代變化和新型國際關系的一種必需，它不僅是我們應該接受的現(xiàn)實，而且應當成為我們處理當前和未來各種問題的綱領”。這些年來，在阿拉伯國家的媒體上，在各種研討會場合或與當?shù)馗黝惾耸康慕佑|過程中，改革是一個被廣泛而且高頻率談論的話題。他們雖然仍會較多地強調改革的障礙主要來自美國單邊主義的負面影響，如伊拉克的被占領，巴勒斯坦問題至今由于美國的雙重標準而尚未得到公正、全面的解決，但是，討論和研究畢竟已涉及到文化層面，即基本價值觀和信仰等方面的問題。

　　三、阿拉伯世界改革初期的文化觀察點

　　從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中東歷史表明，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一直處在向現(xiàn)代化過渡、轉型的階段，伊斯蘭教信仰和民族主義始終居于重要地位。

　　 這里，僅根據我這些年的了解，圍繞與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對話，談幾點管窺蠡測所得，或叫做觀察點。

　　(一)關于宗教文化。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在改革過程中，都面臨著重新構建其主流宗教文化的任務。眾所周知，伊斯蘭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歷來都是伊斯蘭教，現(xiàn)在和今后也依然如此。因為沒有伊斯蘭教，就沒有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標準語言文學和阿拉伯文化；
沒有伊斯蘭教，也就沒有伊斯蘭國家、伊斯蘭世界和伊斯蘭文化。這在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可謂是獨樹一幟。因此，不了解伊斯蘭教，就很難與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交流與溝通，更遑論推動它們的改革了。在伊斯蘭教的主體民族阿拉伯人的崛起、發(fā)展、衰落、振興的漫長歷史階段里，伊斯蘭教從來就是他們的旗幟、口號和精神力量的源泉。他們的強盛或式微，除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客觀條件和外力因素外，主要在于他們對經典的正確選用和理解，亦即選用怎樣的經文來構建時代色彩鮮明的宗教文化，作為他們行動的指導思想。生活在中東社會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當?shù)亟^大多數(shù)穆斯林的基本價值取向是追求并崇尚公正，他們對待和處理問題的方式通常是與他們對問題性質的判斷首先是公正與否緊密相連的。要把旨在抵抗外來侵略和占領的暴力活動，都說成是恐怖主義，不啻是離經背道。《古蘭經》里那些宣揚抵抗文化的經文，千百年來一直是穆斯林們維護自身獨立、尊嚴的精神武器。在當前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斗爭中，阿拉伯各國政府都一致表示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但同時也堅持必須把反抗外來侵略和占領排除在恐怖主義之外。為跟上國際社會和平發(fā)展的潮流，它們正致力于弘揚伊斯蘭中有關和平、溫和與中間主義的教義，以鏟除導致暴力的極端主義。阿拉伯和伊朗都有不少論文，注意引用有關經文宣傳中間主義，如“我這樣以你們?yōu)橹姓�的民族，以便你們作證世人，而使者作證你們”、“他們中最優(yōu)秀的人說：‘難道我沒有對你們說嗎？你們怎么不贊頌真主呢？’”等(其中的“中正的”、“最優(yōu)秀的人”原文是“中間的”、“最中間的人”)，以強調阿拉伯民族應當是中間的民族，伊斯蘭文明乃是中間的文明。即便是在涉及抵抗內容時，也注意引用“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你們不要過分，因為真主必定不喜愛過分者”。但是在一些國家的清真寺的主麻禮拜上或某些宗教團體內部，卻依然在片面引證有關抵抗和殺身成仁、殺敵致果的經文。這種情況表明，與時俱進地構建全球化時代伊斯蘭教的主流宗教文化，雖已經開始，但還需要時間，因為這種宣傳并不普及，尚缺乏制度和具體政策的保障和支持，特別是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現(xiàn)狀、美國對伊朗的單邊制裁和遏制，用“公正”的標準衡量，都對中東地區(qū)的穆斯林不具有任何說服力。因此，迄今為止，我們還未能看到阿拉伯國家和伊朗涌現(xiàn)出擁有廣泛影響的理論家或全面闡述伊斯蘭中間主義的權威著作。

　　(二)關于改革文化。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改革究竟從何著手，是一個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一般來說，發(fā)展中國家的改革通常都會從革除妨礙發(fā)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性弊端展開，但這是以政權穩(wěn)定作為前提條件的。美國“大中東計劃”出臺，不僅意味著它的中東政策推動力已經從硬力量向軟力量轉變，而且也表明它主張的改革可以是不改變中東國家現(xiàn)有體制的改革。只是，當改革進程啟動以后實際上首先會涉及到的，仍必然是對現(xiàn)有政權合法性的爭論。著名的美國學者凱馬爾·卡爾帕特曾分析過當今世界的三種合法性，即基于部落酋長或宗教首腦地位的傳統(tǒng)合法性，某一時期首領、長官或領袖的個人合法性，及符合憲法的合法性。目前中東伊斯蘭國家都有憲法，都具有第三種合法性，但第一種、第二種合法性的色彩濃重的例子也不少。出于現(xiàn)實利益的考慮，它們與美國建立較密切的甚至同盟的關系，當然是可能的，但一旦美國所主張的民主改革觸及到它們現(xiàn)有社會準則和關系的象征，關系到遺產、傳統(tǒng)和神圣事物時，它們能退讓和妥協(xié)的空間就很有限，因為它們對這些遺產、傳統(tǒng)和神圣事物的認識，乃是它們權力的基礎。因此，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改革，雖然已經在從改變觀念著手，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局部性的體制和機制上，例如，2005年10月埃及修改憲法有關條款后，第一次舉行了有多名候選人參與的大選，科威特也已允許婦女參選、擔任議員和內閣大臣，阿盟2004年的首腦會議已決定成立賢哲會，讓學者們進行開放式討論，研究如何進行改革、應對阿拉伯民族面臨的挑戰(zhàn)，并決定修改阿盟憲章、啟動阿盟的體制性改革；
又如埃及《十月》雜志主編拉吉布·班納提出阿拉伯國家的高校改革，應從引進國際上高校的考核評估體系著手，至于經濟方面的改革，各國近年出臺的改革政策和舉措就更多了。由此可見，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改革正在按照自己的特點和需要逐漸展開，它們當前在文明對話中最感興趣的話題，是如何在保持自身政權穩(wěn)定、維護自己民族、宗教屬性的前提下，實現(xiàn)經濟的快速增長，以緩和國內因貧富差距、失業(yè)率、出生率居高不下等而引發(fā)的社會主要矛盾，它們關心并在進行比較的發(fā)展模式是俄羅斯模式、印度模式和中國模式，而不是歐美國家的西方模式。

　　(三)關于政治文化。應該說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民主，對阿拉伯國家和伊朗來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都是外來詞，對接不接受這個概念，已有過長時間的爭論，就目前而言，實際已不再是個問題。阿盟秘書長阿慕爾·穆薩說：“民主，不需要別人來給我們上課。對阿拉伯世界而言，這不是新問題。比如埃及，1866年就已建立了議會，比許多自稱進步的國家都要早�！倍�戰(zhàn)結束以來，阿拉伯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埃及、伊拉克、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等國在推翻君主政體和殖民統(tǒng)治的過程中，都無不以民主為標榜，它們在維護伊斯蘭教價值的同時，也高舉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旗號，因此，接受民主的信念并不構成障礙。它們當前對民主的討論焦點，實際上集中在美式民主是否意味著要它們放棄伊斯蘭教，放棄阿拉伯或波斯的民族屬性，否定它們過去光榮的歷史。而美國“大中東計劃”的目的，則是把解決中東的“民主赤字”當做解決中東所有問題的關鍵，好像只要實現(xiàn)了民主，不管反恐、防擴散、阿以和平等難題都會迎刃而解，實際上是把民主提升到了與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緊密相關的高度。這不僅不切合中東的實際，而且這樣的民主要求與美國的現(xiàn)實利益之間也存在悖論。1991年12月底的阿爾及利亞選舉，勝出的反對黨伊斯蘭拯救陣線，便是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最終導致了政局動蕩多年。看來，美國“大中東計劃”過高估計了中東伊斯蘭國家內部親西方的自由主義運動力量，它竭力培育的市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最終能否反映當?shù)孛癖姷闹髁饕庾R，能否成為驅動改革的發(fā)動機，能否與國家開展合作共同推動民主改革，都是大有疑問的。而且，即便是選舉如美國所愿，實現(xiàn)了政權的轉換，但也未必就會出現(xiàn)美國期待的民主，相反，伊斯蘭激進勢力倒很有可能通過這樣的民主途徑上臺執(zhí)政。誰能斷言，今后什葉派掌權的伊拉克的政府就一定親美，而不是親伊朗？從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中東歷史表明，中東地區(qū)各種矛盾交織，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一直處在向現(xiàn)代化過渡、轉型的階段，至今還很難非常清晰地勾勒出它們政治文化的全貌，但在其要素之中，伊斯蘭教信仰和民族主義始終居于重要地位，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客觀地看，我國對歐美的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已有相當?shù)纳疃群蛷V度，但對在世界文明史和當今國際舞臺上占據重要地位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卻還知之不多，研究機構和人員的數(shù)量、水平都還無法與我國對美、歐、日、俄的研究相提并論。本文歸納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當前處境，它們在美國“大中東計劃”出臺前后，開展改革初期的文化觀察點，反映的只是個人的視角，不敢說準確、全面，更不敢說是伊斯蘭現(xiàn)代文化的建構。我之所以愿意拋磚引玉，是想向各位中外學者求教，尤其是盼望能引起我國學者的關心和興趣，與我們一起來推動、深化和提高我國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工作。

　　朱威烈，1941年生，浙江嘉善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編，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約旦皇家伊斯蘭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語科學院通訊院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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