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可靠消息，盧雪松老師確實已被取保候審。

　　我能理解盧老師的處境，也完全能夠理解她的沉默。但是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網絡上出現(xiàn)了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外界聲援可能會導致盧雪松老師被加重迫害。

　　看來有必要對這種觀點進行分析。

　　先從公共議論與加重迫害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邏輯關系入手：

　　外界聲援是公共議論的一種，這是毫無疑問的。在盧雪松事件中，公共議論幾乎一邊倒的傾向盧老師，原因在于盧老師的聲明是署名發(fā)表的，網絡并沒有限制吉林藝術學院校方發(fā)表任何言論，而他們至今也沒有發(fā)過一份署名的公開說明，從法律上說，他們以“發(fā)言人”身份發(fā)表的所謂《說明》是沒有效力的。再者，網民不是笨蛋，發(fā)上來的東西是不是真實也能夠做出基本判斷，因此盧老師獲得幾乎全面的聲援就再正常不過。

　　那么由于現(xiàn)在盧老師被取保候審，有人可能會認為是聲援促成的。顯然，兩者之間有先后關系，但有先后關系的就是因果關系嗎？好比一對雙胞胎兄弟，我們能夠認為先出生的孩子是后出生孩子的爸爸嗎？顯然這是荒誕派思維，不值一駁。

　　有人可能會說，“你這是強詞奪理，我的意思是就因為聲援強大，使權勢者惱羞成怒，所以就加重迫害盧老師！”

　　好，那我們就退一步說話，且看這句話有沒有被證立的可能。

　　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jù)表明，自從盧老師發(fā)表聲明之后，吉藝校方打算還給盧老師上課權；

　　也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盧老師發(fā)表聲明之后，吉藝不打算繼續(xù)迫害盧老師；

　　更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吉林警方對盧老師采取取保候審是外界聲援的結果。

　　可見，“外部聲援使權勢者惱羞成怒，所以就加重迫害盧老師！”是無法在邏輯上被證明的，這句話只是一種猜測，事實上，它既無法被證明，也無法被證偽。好比說上帝是個男人，誰能夠證明他是，誰又能夠證明他不是呢？

　　因此，從邏輯上說，“外部聲援加重迫害論”很難成立。

　　那么我們再從經驗入手，看看“外部聲援加重迫害論”有沒有根據(jù)。

　　我的朋友楊子立因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當時國內網絡幾乎沒有什么聲援，諸如此類的案件罄南山之竹而難書；
當年的林昭未曾獲得過半點外界的支援，她幸免了嗎？相反，我們從孫志剛事件，從100年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卻獲得了相反的結論，他們恰恰因為外界輿論的巨大力量而獲得了些許的公平和正義。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盧老師完全有可能成為某些權要人物鉗制社會輿論的人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外援加重迫害論”并非全無道理。

　　在挾持人質的案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四種結果，一種是人質獲救，罪犯被當場擊斃或者被繩之以法，這一般是好萊塢大片的主題，但在現(xiàn)實中也經常出現(xiàn)；
第二種結果是，人質被殺害，罪犯沒有獲得滿足但逃之夭夭；
第三種結果是人質被殺害，罪犯的要求也獲得滿足，這種情況因為缺乏統(tǒng)計學數(shù)據(jù)，不知道發(fā)生概率多大；
第四種結果是人質被釋放，罪犯逃跑。

　　盧老師被取保候審表明吉藝已經挾持了盧老師，因為他們處于巨大的社會輿論譴責聲中，他們害怕，即使不害怕也覺得很沒面子。因此他們最希望的就是社會別說話，但社會不說話是否一定能夠使他們對盧老師手軟一些，這是外界很難判斷的，因為對于他們來說，該丟的臉也已經丟得差不多了。那么他們惱恨盧老師看來是確鑿無疑之事，在某黨多年的政治實踐中，秋后算賬一直是他們權謀術中的重要手段，我想既然他們現(xiàn)在能夠動用公安的力量，能夠讓盧老師保持沉默，他們也就有能力甚至有動機要對盧老師“秋后算賬”——只是輿論尚未終結，秋后還沒到來！也許他們恰恰在等著輿論的結束，以便隨心所欲地對盧老師“秋后算賬”！

　　這當然只是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社會輿論不再關注此事了，吉藝校方也覺得事情過去了就算了，不對盧老師進一步迫害，這在56年的中共執(zhí)政史上，在其政治思維史上似乎很罕見。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所謂的“外援使吉藝惱羞成怒，加重迫害盧老師”，這也確實完全可能，但責任在誰那里卻需要說清楚，在此事件中，一切外援都是為了幫助盧老師，這是很明確的，大家沒有個人的私利摻雜其間，而且即使有私利摻雜其間，在幫助盧老師的意義上來說，也沒有錯，我們也必須假定他們沒有私利。在公共事務中人的責任來自其行為的直接后果，而不在其間接結果，更不在個人動機，否則一旦以猜測動機的方式來衡量人的行為，那就必然制造冤案（在這幾年的公共議論中，動輒以道德、人格攻擊來替代思想交流的做法屢見不鮮，思想界同樣盛行這種沒出息的做法）。

　　第二步的問題是如果盧老師果真被加重迫害，由誰來承擔責任？這一點崔衛(wèi)平教授已經寫過多篇文章，說得已經很透，我就不再饒舌，一句話，誰迫害誰承擔責任，聲援性輿論沒有責任。

　　第三步的問題是，當我們考慮到上述“加重迫害”可能性的時候，社會輿論該怎么做？

　　不管輿論是不是繼續(xù)聲援，如果最后的結果對盧老師很不利，有些輿論的參與者可能會有心理上的歉疚感，因此這對許多人而言，這可能是個棘手問題，我的看法是將決定權賦予每個人，我們每個關心此事件的朋友們都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是寫在紙上，而是要落實在行動上的。

　　作為盧老師，她在將自己給校領導的信發(fā)到網上的時候，我想她就已經做好獲得輿論支持的心理準備，甚至可能是渴望這樣的支持，后來果然獲得了這樣的支持，但是在那封連署名都不敢的所謂的吉藝發(fā)言人的“公開說明”上網之后，輿論聲援的聲勢大減，并且在聲援聲中也開始出現(xiàn)批評盧老師的聲音，我想這是人們在觀念上的權利，不同觀點之間可以討論。目前盧老師無法說話或者不愿意說話，但外界輿論尚未到完全不能說話的地步，因此，聲援可以繼續(xù)進行。

　　不過，這里確實涉及到發(fā)言者的責任倫理問題，發(fā)言者會考慮自己的言論是否會進一步激化吉藝校方的非理性迫害行為？這里也涉及到盧老師當時發(fā)表公開信的責任倫理問題，因為一旦個人事件成為了公共事件，兩者的命運雖然完全連在一起，但公共事件還有它自己的運行規(guī)則。如果盧老師不希望輿論繼續(xù)討論此事件，那么她也有義務給媒介一個交代，要求大家終止此事件的討論（至少能讓大家意會其想法）。這樣人們可以出于對事件主角安危的考慮而退出討論，但如果最后結果并非如盧老師所希望的，她一方面應該接受被騙的現(xiàn)實（但這當然不妨礙她繼續(xù)為自己的自由而奮斗），另一方面社會輿論應該將中斷的聲援斷點續(xù)傳。如果她沒有明確聲明希望停止討論，那么輿論界并沒有義務停止討論——甚至有義務繼續(xù)討論，甚而之至我們可以猜測盧老師希望輿論繼續(xù)支持她——只是她無法明確要求，也就是說各種可能性都存在，我們不能假定只要盧老師不說話了，就意味著她不愿意大家繼續(xù)說話。

　　最后，我的觀點很明確：我們沒有足夠的信息對繼續(xù)聲援與最后結果之間的事實關系得出結論，因此，在盧老師終止討論的要求正式提出之前，我將繼續(xù)關注此事件，如果最后有證據(jù)證明是我的關注導致吉藝校方進一步惱羞成怒加重迫害盧老師（我想我還沒那么重要�。�，我愿意承擔自己的道義責任，但是對于加重迫害的政治和法律責任，我無權也無義務承擔，如崔衛(wèi)平教授所言，誰迫害，誰承擔責任——這是常識！

　　在一個追求自由的時代，每個人要想實踐自由就得首先清楚自己的責任，進而承擔起自己理應承擔的責任，沒有責任談何自由？

　　作者任教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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