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兄《當“自由主義者”成為基督徒》一文批評當下一些號稱是自由主義者的“基督徒”在言說時“號稱掌握終極真理”的極權主義傾向。不過石勇兄一開頭就給出了清楚的界定“（本文）‘自由主義者’系指當下中國一些自稱或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或用一些人的說法，指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推銷員’；
而‘基督徒’則指那些號稱信奉基督教，并像神一樣說話的中國人�！�

　　剛好我也是一個基督徒，也還以“自由主義者”自居過，不過，一、我是先成為基督徒，再“自由”的，二是我現(xiàn)在已忘了主義，只記得個體自由信念了，那些信念已經(jīng)深入骨髓，忘不掉了。

　　這里我對石勇兄的文章在論證過程和所使用的觀念和范疇上提出一些商榷。但是對于此文的中反對言說中的極權主義的觀點，我是很贊同的。

　　一、存在一個“民族的精神機體理”嗎？

　　石勇兄說“當一個人宣布成為一個基督徒時，只要基督教的文化指令沒有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編碼出另一個與他所置身的中國文化氛圍不同的世界，他就無法避免一種文化沖突的焦慮。”

　　石勇兄說：“中國畢竟是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傳統(tǒng)的國家，……作為整合民族精神的一種精神符號體系，在歷史的流變中傳統(tǒng)文化已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
深深地內(nèi)化入中國人的心里�！�

　　我個人認為石勇兄這里的理念是值得商榷的。是否存在一幽靈般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在主宰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本身是很值得懷疑的。石勇先生認為出：“文化的內(nèi)化的漫長也決定了它一旦作為一種‘原型’存在于一個民族的精神機體里”，對此我有一點質(zhì)疑，就是真的存在一個“民族的精神機體”嗎？

　　因此，我個人認為石勇兄的這個“傳統(tǒng)文化原型”一方面其內(nèi)涵需要做出清晰界定（十多年前文化熱時，人們就說過“文化是個框，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另一方面“存在于一個民族的精神機體里”的看法有“整體主義”的不足。

　　我個人傾向于堅定的個體自由信念，任何文化，任何價值體系，只有在它對于一個人的活潑生命真實的發(fā)生影響時，它對于這個個體才是有意義的。而當此全球化的時代，由于信息溝通的相對便利，一個人中國人不僅存在于中國這個“民族的精神機體”里，他更生存了人類共同的精神大地上。我用“精神大地”代替石勇兄的“精神機體”，是因為“精神機體”把文化作為了一個有意識，有主宰性的存在。這是我不贊同的，我認為個體永遠存在著超越文化束縛的可能，而在當代它又是如此真實的發(fā)生。因此，相對于石勇兄所認為的“民族精神機體”對于個體生命的主宰性，我用“精神大地”強調(diào)個體生命的自由性，因為個體生命是自由的，他對于所處身的文化環(huán)境他有相對的抉擇的自由，所以這塊大地的遼闊而自由的（當然這種自由之所以可能，是值得探討的一個話題），而不是如石勇兄所說的那種“文化精神機體”那樣封閉性地主宰個體生命，但是我用“精神大地”也表明，此一文化時空中個體生命與文化之間有有機的交流，生命有活潑的成長。

　　二、在中國作基督徒一定要扒一層文化的皮嗎？

　　由此，我要對石勇兄以下的結(jié)論提出進一步的商榷，石兄說“當一個人宣布成為一個基督徒時，只要基督教的文化指令沒有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編碼出另一個與他所置身的中國文化氛圍不同的世界，他就無法避免一種文化沖突的焦慮。”

　　石兄不僅在前面預設了一個“威力無比，無處不在”的“中華文化精神機理”這樣的前提，在這里繼續(xù)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一個中國人成為基督徒后，只有在他被基督教文化徹底洗腦，就是“基督教的文化指令沒有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編碼出另一個與他所置身的中國文化氛圍不同的世界”，他的心里就難免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沖突。

　　我們承認一個人改變信仰確實會伴隨著文化的沖突，因為新的信仰帶來新的價值觀，新的信仰帶來新的行為方式。

　　但是這里我們要強調(diào)一點，首先不要將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化，基督教按文化而言，它是起源于西亞，而非西方。

　　其次，基督教自身的觀點歷來認為自己的天啟的宗教，所論述的重點是關于生命的本質(zhì)和生命的光，關于世界存在和存在的意義。所以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是超文化的。

　　因此，一個人成為基督徒，首要的倒不是“基督教的文化指令”在他身上進行什么編碼，成為基督徒意味著他關于生命終極的觀點變化了，也意味著他在這個世界的原則變化了，這個變化與其說是中國與西方的區(qū)別，不如更準確地說是“罪”與“義”的區(qū)別，是仁愛、誠實、清潔、正義與仇恨、謊言、骯臟、不義的區(qū)別。

　　這樣的沖突，如果要沖突就沖突去吧！

　　事實上，我個人成為基督徒以后，反而更多地思考周易，詩經(jīng)中的一些陳述，為先祖獨特的心靈與文化成就而自豪，對于傳統(tǒng)中國的建筑等文化符號有更深的認同，畢竟我是一個基督徒，但我又是一個中國人。我甚至想過，如果以傳統(tǒng)建筑的形式來設計一個教堂，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督信仰與我的中國文化認同是精神界中兩個層面的存在，而其本身又是和諧的。

　　如果是信仰是指終極層面的事物，而文化是指一個族群傳統(tǒng)中所傳承的倫理、情感、理念及其表達符號等等，那么這兩個層面倒是未必一定沖突的。因此一個中國人成為基督徒倒未必一定得剝一層文化的皮。

　　我覺得石勇兄在文章中所指的一個“自由主義者”成為“基督徒”的激烈反傳統(tǒng)的現(xiàn)象確實是可能存在的。那么我猜想，這種反傳統(tǒng)可能不是來自于基督教，而是另有一個原因，就是來自于他的“自由主義者”血液中所遺傳的反傳統(tǒng)基因，當然這種反傳統(tǒng)，也有可能受到某中宗教原因的推動。不過卻不可不甄別前者

　　我個人也曾經(jīng)熟悉過自由主義，不過是先成為基督徒，然后因為工作的原因，大量閱讀石勇所提的諸位“自由主義”師長的作品，這才確立了自由的信念，我用自由信念，而不用“自由主義”，是因為個人謹慎地用某種主義和立場標榜自己。同時用自由信念，是一種更與個體存在相關，而超越自由主義制度安排的陳述。

　　三、信仰使人在非信仰者面前保持謙卑

　　石勇兄說：“但無論怎樣，信仰只能是價值領域內(nèi)的事情，它與認知無緣。用認知來評判信仰固然是牛頭不對馬嘴，但用信仰來規(guī)范認知領域，宣稱自己掌握什么真理也可笑之極。這不僅是對哲學的某種范疇的東西不能在另一范疇使用的無知，而且隱含了一種可怕的極權主義邏輯。這種極權主義邏輯實際上是對自由主義所宣稱的精神的消解。自由主義在價值上應嚴守中立，否則像羅爾斯的那種‘政治自由主義’就要崩潰。”

　　這一段話中除了“信仰只能是價值領域內(nèi)的事情，它與認知無緣”，“自由主義在價值上應嚴守中立”需要商榷外，對于它所表述的核心價值我要表達嚴重的贊同，“但用信仰來規(guī)范認知領域，宣稱自己掌握什么真理也可笑之極。這不僅是對哲學的某種范疇的東西不能在另一范疇使用的無知，而且隱含了一種可怕的極權主義邏輯�！边@種極權主義的邏輯，是我們在曾經(jīng)成為一個自由信念秉持者時是過也自我批判過的，那么，如果今天如果有一個號稱是基督徒的人這樣宣稱，那也是我個人站在信仰的立場上需要商榷和批評的。

　　因為基督教信仰本身，認為有一不同于萬物的至高者的存在，此至者高于一切受造物，惟它是真理、生命的源頭，而所有受造之物與他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不曾將終極代理權授權予任何個體的人，而此一至高上帝的第二位格曾經(jīng)來到人間，就是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間時，他第一不曾用強迫力量強求改變過任何人的思想和信念，他主要的話語的陳述是客觀的，雖然是宣稱擁有最橋頭權威的，而且他本身為了行道，卻采用了在十字架上徹底傾倒生命的方式。所以沒有任何耶穌的信仰者被授權以極權主義的邏輯說話。

　　再者，基督教信仰宣稱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不管是信仰者和非信仰者都是有罪性的。因此信仰者本身并沒有任何對非信仰者的道德優(yōu)越性，相反信仰者更要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而在上帝和非信仰者面前保持謙卑。此一謙卑也敦促我們在言說時保持清晰的邊界和對自我有限性的警惕，此一對于自我有限性的警惕也便其推演自己的理念系統(tǒng)時保持有限性與開放性。

　　對于一個曾經(jīng)以自由知識分子自居的我而言，這里愿意用我五年前完成初稿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個要點回應石勇兄，在此文中，對于社會范疇中的事物，我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在認知上，不存在超越于個體認知之上的真理。第一，對真理或曰正確的規(guī)律的認知是由個體完成的。第二是，個體憑理性對世界的認識是有限的，相對的。由于我們所面對的宇宙是無限的，我們對客觀依據(jù)的把握是有限的，即我們不可能把握世界所有的信息，而我們的審視、存疑、推斷能力也是有限的，那么我們的理性就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人所掌握的真理都是有限的。”

　　而在信仰范疇里，我堅信上帝在圣經(jīng)和基督里啟示了他自己，而又由于上帝圣靈的介入，使我們對于此一真理的認知成為可能，但是此一認識的確定，不等于我們在面對他者陳述時可以以絕對真理的擁有者自居，更不決定我們在以信仰者的身份介入公共言說時，以絕對真理的擁有者自居。

　　最后，我要聲稱一點，近來一直有一個張國堂先生自稱是基督徒，自稱是上帝與中國人立約的代表，后來又自稱自己是再來的耶穌，最近又聽說他自稱為“耶和華”，此居頗類似石兄此文中所批評的“基督徒”。對于此君，本基督徒有理由說一句絕對一點的話：“他絕對不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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