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國興衰歷來是國際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國內政治的一個重大問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崛起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大國》學術叢刊，旨在求索中國作為古老的文明大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自處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4月27日，多位學者與新聞媒體在上海召開學術座談會，就大國崛起、國家利益、民族主義、文化認同和當前中國的學術研究等問題等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以下是會議的部分內容，本刊選載以饗讀者。

　　高全喜（《大國》主編）：

　　作為《大國》叢刊的主編，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匯報。《大國》是一份學術季刊，每期30萬字，自2004年9月創(chuàng)刊至今已經(jīng)出版了3期。

　　關于《大國》的編輯宗旨，我分別在三期的“編者手記”中有所陳述。對于使用“大國”一詞，參與創(chuàng)刊的同仁們曾經(jīng)產(chǎn)生意見分歧，特別是對應的英文翻譯，更是令我們頗費躊躇，顯然Great Power、Nation、State、Empire等似乎都不妥，即便是現(xiàn)在的National Interest也難以準確表達我們的意思。但無論怎么說，隨著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傳統(tǒng)的中華政治共同體正開始以一個大國的姿態(tài)步入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盡管我們曾經(jīng)有過輝煌的大國歷史，盡管我們正經(jīng)受著轉型時期的巨大陣痛，面臨著體制內外的諸多難題，但畢竟我們迎來了千年難逢之變局的歷史機遇。所謂的“大國”，是中華政治共同體目前的一種動態(tài)的描述，其所蘊涵的之多層意義有待開放性的辨析來厘定，正像王焱在封底文字所指出的，它求索的“是中國作為古老的文明大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自處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即“大國之道”�；�于上述共識，我們認為《大國》屬于一個基于中國現(xiàn)實國情之上的有關國家建設的學術刊物，它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歷史、制度、觀念等多個領域，追求富有內容的宏大敘事，重視戰(zhàn)略性的思考、分析與意見。在眾多學術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大國》一路走來，在第1期集中討論了和平崛起問題，第2期聚焦于國家利益，第3期是國家戰(zhàn)略，第4期和第5期將著重研究民生問題。

　　我認為，中國現(xiàn)時代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家建設問題，這一點在時下中日關系和臺灣問題的彰顯之下更為突出和尖銳，應該引起學術界的深思。現(xiàn)代民族國家無論是作為一個實體存在，還是一種法律擬制，總有一個利益問題以及利益的制度機制問題�！洞髧�》中的數(shù)篇文章著重探討了國家利益的一般理論、“現(xiàn)代化”成長機制、憲政、自由與民主政治，以及國家安全、發(fā)展戰(zhàn)略以及民族主義等諸多問題。例如，李強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國如何建設共和民主政體就是一個國家制度問題，吳稼祥先生論證的“現(xiàn)實的自由主義”理論，則在國際政治中指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fā)展的戰(zhàn)略框架，張文木先生提出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觀”則開辟了思考國家問題的地緣政治的新視野。至于其他各個欄目中的文章，或者討論當今中國在國際社會面臨的一些新問題，捕捉一些建設性的觀念因素，或者從學理上梳理國家戰(zhàn)略的經(jīng)緯脈絡，為構建我國未來的大戰(zhàn)略提供理論基礎，或者汲取古今中外傳統(tǒng)理論的資源，重讀前人的高論，探討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原理，或者就中國目前面臨的外交和內政、政治與經(jīng)濟等諸多問題，高屋建瓴，多有論述。我們知道，理論從來就不是抽象的，特別是對于正在經(jīng)歷著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設的中國來說，如何把握“正確理解的利益”，這一點尤為重要。早在二百多年前，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曾精辟地闡釋過“正確理解的利益”原則，當時他關注的是有關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問題。但在我們看來，這一原則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國家問題重大而復雜，在編輯中我們試圖從不同的側面展示這個曾被視為自由主義的“隱蔽的主題”之癥結，特別是其與中國現(xiàn)時代政治社會相關聯(lián)的諸多問題。對此我認為，時下所謂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是沒有多少建設性意義的。前一派某些人的觀點過于拘泥于個人權利和國家內政建設，而忽視了國家利益問題，特別是無視當今國際秩序中的國家問題，因此對于某些問題的看法就顯得幼稚和荒謬。后一派相反，由于忽視了國家制度的憲政民主價值，因此對于國家問題不是解構就是附庸，實際上也是誤讀了中國現(xiàn)時代的根本問題之所在。我認為，建設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國家，是我們當今的時代主題，也是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因為從新舊兩個政治傳統(tǒng)來看，有關現(xiàn)代國家的理論與實踐都遠沒有完成，甚至還只是剛剛開始。因為現(xiàn)代國家涉及國家的主權、政體、公民權利與義務、法制、民主與憲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在我國都很缺乏，甚至需要從零開始建設。一個強大的憲政國家，加上公民自由權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個繁榮的市場經(jīng)濟社會，這些是現(xiàn)時代的中國國家建設的主題，也是我們?yōu)橹畩^斗的內政目標。從歷史上看，它們也是西方發(fā)達的民族國家在三五百年大致走過的歷程。因此，如何從民主政治與世界政治的雙重角度考察中國所面臨的國內與國際的問題，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所面對的兩難困境，審慎、周密地提出一個構建現(xiàn)代國家的內政外交的國家哲學，是我們的頭等大事。我認為，在內政方面，我們需要一種“自由的國家主義”哲學，而在外交方面，我們則需要一種“現(xiàn)實的自由主義”哲學。前者是我們克服片面的個人主義和同樣片面的極權主義的有效途徑，后者是我們擺脫有關中國威脅論和對抗國際霸權主義的有效途徑。伴隨著經(jīng)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我們已經(jīng)用盡了已有的制度資源，憲政民主的現(xiàn)代國家建設是今后的必由之路。

　　說實在的，編輯《大國》，如履薄冰。何謂大國？是否大國？大國與強國，大國與政制，大國的道路，立憲的困境，一個民族政治成熟的決斷，千百年來未有之變局，和平崛起的一廂情愿，新帝國主義的強權，等等，等等，諸多問題紛至沓來，小小的《大國》何以承載的了？李澤厚早就指出，現(xiàn)時代是一個學術凸顯、思想淡出的時代。這個判斷背后隱含有三種預設：一是學術與思想的兩廂對立，其中思想比學術高明；
二是學術與思想的兩廂對立，學術比思想高明；
此外，還有一種預設，即學術與思想的相互融會貫通，脫離思想的學術只是些雕蟲小技，無學術累積的思想無異于浮夸干癟之論。我想《大國》的立意在于第三種預設，它不拘泥于末枝細節(jié)、學科分類，旨在瞄準中國現(xiàn)時代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以戰(zhàn)略性、歷史性與人文性為基調，為言說者提供一個多元開放的公共平臺，建設性地勾勒他們的所謂宏大敘事。

　　我們歷來以“泱泱大國”自視，但那是王朝帝制下的心態(tài)，離現(xiàn)代民族國家成熟的公民意識相去甚遠。我們既要看到中國還很貧弱，真正地步入經(jīng)濟、政治與文化的大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也要看到中國塊頭很大，已經(jīng)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開始發(fā)揮作用并承擔責任�！洞髧�》愿為培育公共的現(xiàn)代國民意識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

　　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是喜歡中國的，還是討厭中國的，都無法無視中國的存在。在全球的經(jīng)濟和政治秩序中，中國開始漸漸地從邊緣走向中心。

　　不過，要斷言中國已經(jīng)成為真正的大國，尚為時過早。何謂大國？按照什么來衡量？GDP總量？世界工廠？安理會中有否決權？——假如按照這些標準衡量，中國應該可以算大國。不過，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我看來，是否稱得上大國，要放在人類文明的長時段中來衡量，也就是說，是否在人類文明史中占據(jù)一個重要的位置，對整個世界文明的發(fā)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tǒng)中國理所當然是大國，一個占據(jù)世界中心的文明大國。不過，這已經(jīng)是幾個世紀以前的事情了。從十八世紀開始，世界的中心逐漸移向歐洲，特別是西歐，然后轉移向美國。以古希臘和基督教文明為歷史傳統(tǒng)的西方文明如今成為全球最強勢的文明，而代表了這些文明的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大國。這些大國，不僅在經(jīng)濟、科技、軍事和國際政治上舉足輕重，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成為當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話語，影響到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和各個角落。也就是說，真正的大國，是能夠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輻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國家。

　　從這個標準來衡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經(jīng)是一個革命的大國，毛澤東的紅色典范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毛旋風，大大顛覆了資本主義的國內秩序和全球秩序。不過，這股革命的文化旋風很快偃旗息鼓。雖然從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以世界工廠的姿態(tài)重新崛起，不過，直到今天為止，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還多集中在經(jīng)濟和貿易層面，政治方面的影響基本沒有超出東亞。而在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對世界的影響，更是微弱，我們自己還處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多種悖論之中，無所定型。

　　中國過去是這樣的世界大國，現(xiàn)在離這個目標尚遠，未來有希望嗎？

　　一切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這大國的涵義。一切取決于我們的明智選擇。一切取決于我們不懈的努力。

　　韋森（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民族都處在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期和發(fā)展期。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體系中的市場機制的生成和擴展，已把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提到學界和全社會各界人士面前，更為重要的是，當今中國顯露的許多現(xiàn)實問題要求我們學術各界從經(jīng)濟學理性推理之外的研究視角來反思我們國家和社會的深層制度結構、我們的政府體制安排、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以及我們的經(jīng)濟與社會改革走向和具體路徑選擇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面對這些重大社會選擇和歷史際遇問題，就經(jīng)濟學界來說，在學科的研究視角、分析工具和知識積累諸方面均力不從心，甚至有些茫然（那些菲薄的“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者”除外）。因此，最近在一些場合，如在與北京大學的兩位經(jīng)濟學家汪丁丁和姚洋的思想對話中，我一再呼吁，經(jīng)濟學人要積極主動地與其他學界的朋友對話，尤其是要與政治哲學界、倫理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歷史學界、人類學界的朋友對話。因為，改革、發(fā)展、經(jīng)濟增長、憲政民主、法治社會、人民福祉、國家安全、民族復興，等等，都是當今學界和社會各界所共同面臨的極具挑戰(zhàn)性的現(xiàn)實問題。面對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和歷史機遇，相信任何一個學科的學人，都不敢說妄稱把握了全局，理清了大勢，看準了路徑。因此，我們需要溝通，需要對話，需要相互學習，需要共同探索。在這個方面，《大國》叢刊顯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平臺。

　　高全喜剛才談到李澤厚先生現(xiàn)時代是一個“學術凸顯、思想淡出”的時代的斷言。我不了解李澤厚先生是在什么語境下說這句話的，如果僅是說出這一判斷，我覺得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首先，李澤厚先生的這一“學術－思想”二分法本身，就值得進一步推敲。沒有扎實的學術研究，在現(xiàn)代社會中，能會產(chǎn)生真正有卓見的思想？反過來，沒有思想的學術，又會是真正的學術？即使我們勉強同意李澤厚先生的這個二分法，也會有一個進一步的問題：這個二分法是就當代中國所說的，還是就世界范圍而言的？如果是就當代中國而言的，情形可能正與李澤厚先生的判斷相反。在當今中國，我們似乎太缺少嚴格扎實的學術了，而太多人在那里天馬行空和閉門自我揣摩地“思想”了。如果是就世界范圍來說的，則如果不是對當代思想發(fā)展的脈絡和理論進展視而不見，就是情感上還與之格格不入。即使我們同處在康德和馬克思這樣歷史上的思想巨人的思想陰影中，讀讀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奎因、斯特勞森的語言哲學，布勞威爾、歌德爾、普特南的數(shù)學哲學，黑爾和帕菲特的倫理學、阿羅、哈森伊和森的福利經(jīng)濟學，哈耶克、羅爾斯、諾齊克、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以及讀讀喬姆斯基的語言學，格爾茨的人類學，德沃金的法學，巴特爾和蒂利希的宗教神學，你說人類社會的思想在當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他們這些人，是缺少學術，還是缺少思想？

　　當然，不管李澤厚先生的這一判斷是否確當，他還是提出了一個好問題，提醒我們要認真反思一下當今中國思想界的現(xiàn)狀，并促使我們思考處于社會漸進且實為巨變轉型期中，未來中國思想界的學術之路將如何走�，F(xiàn)代——或精確地說當代——哲學、社會科學講分工，講專業(yè)化，但也講溝通和對話。從經(jīng)濟學上來講，只有分工，才有專業(yè)化，才有市場擴展和知識進步。思想和學術“市場”，何嘗不是如此？

　　未來我們中國的學術研究和思想探索之路將如何走？高全喜剛才提出的主張顯然有道理：要在思想中做學術，在學術研究中蘊生和滋養(yǎng)思想。我們要以一種敬重的態(tài)度去重讀古典，更要以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去接受當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學術上的急功近利思想，要不得；
在思想上和學術上的妄自菲薄，也沒必要。

　　劉擎（華東師范大學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閱讀《大國》之后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那就是：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大國》具有一種更為開闊的視野：一方面，我們的時代被理解為一個“關鍵時刻”，需要一種果決的“政治決斷力”；
一方面，又將這種重大的決斷訴諸于審慎的政治判斷力。這兩者之間既互為緊張、又相互依存。也許，這正是我們時代意識的特質。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思想狀況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的爭論局面。但一個很大的區(qū)別在于，經(jīng)過九十年代的思想討論，當代政治話語已經(jīng)顛覆了1980年代頗為流行的“國家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淺薄觀念。二十年之后，我們不僅歷經(jīng)了激進左翼以及后現(xiàn)代思潮的洗禮，同時也將保守主義的思想納入了公共論爭的視野（Leo Strauss和Carl Schmitt的論述在一些思想最為銳利的青年學人中獲得了強有力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主張“大國”的抱負，直言“National Interest”不再是一個被污名化的、“反動的”理念，而是標志了某種“政治成熟”，并在某種闡釋中可以完全契合中國“和平崛起”、“政治文明”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等國家論述。許多為“自由派”論者所不齒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終于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更為深刻也更為正當?shù)男螒B(tài)重新出現(xiàn)在思想論域的中心。這或許是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成熟的某種標志。

　　我們如何把握這個時代的“重大時刻”，如何做出“政治決斷”？《大國》討論的許多國際與國內的現(xiàn)實問題遠不只是停留在“技術主義”的維度上，不是在“理性選擇”或者“國際關系”的方向上展開討論，而是極為注重在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的層面上把握這些問題�！洞髧�》提供了一種具有現(xiàn)實相關性的理論討論方式；
同時，與當下許多“派別性”出版物不同，它沒有一味宣揚某種固定的價值教條，而是保持了理論和價值的多樣取向。在這個意義上，它既是“適時”的又是審慎的，編者似乎很自覺地意識到，所有理論論述，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反新自由主義”到“敵我政治論”，一旦被“口號化”都可能變成淺薄而可怕的教條，都可能使我們走火入魔，在“未成熟”的時刻就做出貿然的、自以為果敢的“決斷”。以政治決斷的緊迫性壓倒判斷力所需要的審慎，以一種幼稚代替另一種幼稚，仍然是一種危險。

　　不久前聽到一個流傳的笑話，說是一個小學教師對同學講國際政治，她說“等將來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一強國，我們也不會欺負別人”，這時候一個小朋友提問，“老師，如果我們不欺負別人，怎么知道自己是第一強大呢？”這個段子很讓人玩味，在當下的各種互相競爭的觀點中，我們甚至不能判斷教師和提問的小朋友相比誰更為幼稚。

　　在我看來，“大國”是一個政治文明共同體，需要一種深刻的政治價值認同�，F(xiàn)代世界的價值多元性不僅局限在私人生活領域，而且表現(xiàn)為政治多元論。這是一個嚴重的挑戰(zhàn)。政治自由主義試圖在個人對“善”的信奉與公共的政治價值之間劃出一條界線，這是十分費力的，而且在不具有像美國這樣特殊的文化政治傳統(tǒng)的文明體中很可能是徒勞的。中國目前多元價值的沖突和分裂，不僅是私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我們在幾乎所有重要公共問題上，都可以看到相當對立的意見與立場。一個大國必須做出決斷，而國家在塑造集體政治價值認同中是舉足輕重的。所以我們面對的不是要不要民族主義，而是要什么樣的民族主義的問題。

　　當下的潮流與1980年代出現(xiàn)一個巨大的反差，自由主義論述不再具有光環(huán)，而經(jīng)常被看作是一種幼稚的理論幻覺，或者一種虛偽的道義蠱惑�，F(xiàn)在許多學術功力深厚的學者都羞于與自由主義為伍，自由主義的污名化正在青年學人中成為一種時尚的潮流。但是我在這里發(fā)表一點反潮流的一家之言。我認為，對自由主義的污名化，以及這種污名化造成的政治后果將成為我們時代最嚴重的幼稚病。中國知識界追逐新鮮理論的惡習有時會達到窮兇極惡的程度。在1980年代自由主義新鮮可人，于是成為時尚；
而今天已經(jīng)是隔夜涼菜，于是被人輕易的唾棄。我們似乎不用搞清楚，這個三百多年以來最具有擴張力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同時又是至少十幾位歐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所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的思想傳統(tǒng)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好像就因為有一些淺薄的自由主義辭藻，因為某種似是而非的自由主義與政治壓迫的相關性，因為某些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將自由主義判定為罪魁禍首，我們就可以將這個偉大的思想傳統(tǒng)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這在我看來不是深刻，而是時尚的蠱惑。

　　我以為，對自由與平等的價值確認是自由主義的核心，這根本不用謊稱自身的“價值中立性”才能獲得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將自由與平等作為政治集體認同的核心價值當然不是客觀中立的，不是非歷史性的，它當然是一種歷史的建構，是一種政治斗爭的實踐結果。但自由主義實踐中的普適效力以及歷史必要性真的已經(jīng)破產(chǎn)了嗎？在我看來，對它的反駁遠遠沒有完成，至少沒有像現(xiàn)在許多人自以為是的那樣確定了。對此需要更為復雜的論證，而這個論證現(xiàn)在并沒有認真地展開，或者說只是以相當淺薄的方式在展開。對我來說，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一樣，不是我們要不要自由主義的問題，而是要什么樣的自由主義的問題。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從來不是一個單純同質化的東西，而是復雜變化的�，F(xiàn)在論及建造一個偉大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如果以民族傳統(tǒng)為名而輕易剔除了自由主義這個選項，很可能會是在時尚的沙漠之上建造的“大國”。在這個意義上，反自由主義者與淺薄的自由主義者一樣，患有“政治不成熟”的幼稚病。

　　洪 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大國”這個名字非常好。這一術語至少表明了一種志向，表明了對國家的一種期許，希望成就些值得成就的東西，希望能夠對既有之物有所超越。高全喜剛才說，要從英文中找一個“大國”的對應詞，很費躊躇。我想，原因大概就在于中文詞“大”的涵義，在西方語言里（或者說西方精神里）或許不見得有。目前所采納的英文刊名（Nation Interest）反映了西方思想所認識的國家之最“大”者：interest一詞今天常狹義理解為“利益”，尤其是“物質利益”、“權力利益”，這個詞其實有非常豐富的涵義�！洞髧�》第2期的“論國家利益”一文探討了這一復雜概念。

　　從現(xiàn)有3期看，《大國》研究現(xiàn)實問題，但沒有拘泥于某一具體問題、具體立場、具體事件，而是研究現(xiàn)實中的大問題、重大問題及其意義。這一做法值得推崇。“大國”指的是中華政治共同體，因此，大國研究，就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而且是中國的大問題、根本問題的研究。所謂當今“學術凸顯、思想淡出”，在目前的學院中表現(xiàn)為一種傾向，就是研究愈來愈專業(yè)化、分科化，愈來愈所謂“價值中立”。在某些大學里，院、系、專業(yè)、方向之間，彼此籬笆扎得很牢，若延伸到別的領域，對那邊而言有“入侵”的嫌疑，對這邊而言有“背叛”的嫌疑。這種畫地為牢的做法不利于對真問題的真正的學術研究�！按髧�”研究要求有對人自身的關懷，要求有宏大的視野，要求有歷史感，要求將人的生活視為一個整體，因此，它必然會涉及哲學、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文化、歷史乃至地理的諸多學科。這一研究必然應以問題為主，追隨問題而進入各個領域，而非在研究之先已預制藩籬，預定領域。

　　我認為，大國研究要求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更嚴格地說，這一研究要求以問題主導，摒棄已有的學科前見。大國研究原本不應出于某種學科的利益與興趣，而是出于對現(xiàn)在的尤其是未來的中國人應該如何生活的關懷，它的基本主題當然是何謂善之生活這一核心問題。這是一個整全性的問題，對它的研究必然也是整全性的。今日之學院，往往過度追求校、科、專業(yè)之利益，學科之狹隘視野大大限制了提出大問題、把握大問題、理解大問題的能力，甚至于使大問題、真問題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尤其是，學院內部的利益與權力之爭奪導致眼界壅塞、目光狹窄，學院中人常為一己之生存而斗爭，遑能有對國計民生的關懷。

　　學科、專業(yè)細分固然體現(xiàn)了學術向精致方向的發(fā)展，而流弊在于，整全之學問被人為切割成碎片，學問成為?饤之學。我想，大國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對宏大的、整全性問題之學術興趣，有助于打通學科限制，復興整全性學術研究。

　　學以載“道”已有很久不大聽得到了�！洞髧�》之宗旨出于對所謂“大國之道”的關切，出于對“國家利益”的關切，令人贊許。一段時間以來，有種傾向，認為一講“道”、一講“國家利益”，就是在主張某某“價值”，就不“學術”不“中立”了。需要對這種來自實證社會科學傾向的方法論基礎有所反思。也有人認為，要講“道”，要講“利益”，要講“價值”，就要講所謂“人類利益”，“普遍價值”，以顯示不偏不倚。反對只注重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不顧他國的乃至人類整體的利益，是“大國”概念中的應有之義，反對他國的只顧一己之私利而不顧公義的行動，也不能算作“狹隘”。人皆當首先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傳統(tǒng)、自己的文化，人將自己的民族、國家、傳統(tǒng)置于首位，合乎人之自然，乃天理人情，無所非議。一味地空泛地談論人類之愛、世界之愛，一味玄談抽象的普遍價值、世界規(guī)則，也有凌虛蹈空的偏頗，這種抽象的“普遍價值”從來是不能落實的。一國的學術首先是為了這一國人民的，為學術者首先要愛自己的這片土地，愛生活于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學術首先要為他們做出貢獻。只有這樣，才談得上為人類為世界作貢獻。

　　蕭功秦（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

　　我想把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決定來大陸訪問的決策過程作為例子來談。連戰(zhàn)訪問大陸，是兩岸政治家們在理性選擇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共識的結果。連戰(zhàn)過去在政治上可以說是一個不成功者，臺灣傳媒有一句挖苦話，說他是“連戰(zhàn)連敗”，很能說明他的困境。我在臺灣訪問過一個月，各派人士都對連戰(zhàn)沒有很高的評價。他本人也已經(jīng)決定在八月份前要退出主席職位了。在所有的人看來，連戰(zhàn)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個過氣的邊緣化的政治人物。然而，歷史卻出現(xiàn)了轉機，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的一位下屬在一次與朋友的餐敘中，聽到一位民間友人提出了一個新見解，這位民間友人建議，由于連戰(zhàn)與盧武鉉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連戰(zhàn)不妨學學南韓盧武鉉訪問北朝鮮的辦法，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這位下屬餐敘結束后立即把這一建議告訴了連戰(zhàn)，連戰(zhàn)立刻意識到這一建議的重要性，他第二天就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這位民間友人，并與他共進中餐。此后的一切就這樣定下來了。另一方面，我們大陸在兩岸關系上出現(xiàn)新勢頭，也同樣是中央領導人在聽取了北京與上海的許多專家學者提供了不同思路與設想之后，通過集思廣益形成的新思路有關。兩岸關系上出現(xiàn)的這一新發(fā)展、新格局，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決策的理性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兩岸都在一定程度上，在民間層面上，存在著多元選擇的機制。

　　中國正處于重大轉型時期，在這一特殊階段，每時每刻，都會出現(xiàn)人們意想不到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思想、政治各領域中的問題、困難、矛盾、障礙。我們無法通過先驗的理性來應對這些矛盾與困難，也無法根據(jù)前人的經(jīng)驗來安排我們的轉型戰(zhàn)略設計。更何況，這種從全能體制多元化的新型社會體制的轉型，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在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大國的成功軟著陸先例。這就是中國的現(xiàn)實。解決中國轉型過程中這些困難與障礙的辦法只能根據(jù)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原則，即根據(jù)我們的世俗理性，通過試錯反彈的方式，尋找出盡可能的低成本、高效益的辦法與路徑來。

“摸著石頭過河”，曾經(jīng)被不少人認為是缺乏理性計劃的被迫的經(jīng)驗主義，實際上，這句格言卻相當形象而準確地表達了中國現(xiàn)代化轉型的現(xiàn)實客觀條件。我們在信息相對不全、理性判斷能力相當有限的條件下，只能通過投石問路的方式，通過試錯的方式來實現(xiàn)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前進路徑。

　　如何成功地實現(xiàn)試錯反彈？這里就需要一種多元的選擇可能機制。更具體地說，需要有一種在眾多可能提供的辦法與方案中進行擇優(yōu)的制度安排與社會機制。而只有存在著相對自由的思想空間，存在著小規(guī)模的、多元化的思想個人，一種可以表達不同意見的精神氛圍和一定的自由競爭的環(huán)境，才有可能形成這種多元選擇的機制。眾所周知，我們改革開放以前的體制是意識形態(tài)政治體制，各級決策者是根據(jù)意識形態(tài)的信仰原則來作為決策依據(jù)的，遇到具體問題，無須通過試錯反彈，政治原則提供了演釋出具體決策方案的方案與辦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前階段最迫切需要建設的，就是這種能為決策選擇提供多元選擇的組織、機制與制度。

　　要形成健康的、有效的、對社會發(fā)展具有不可缺乏少的功能的民間思想庫，要使一個社會中不多元思想能生存，競爭、在思想碰撞中發(fā)展，需要的正是《大國》這樣的思想戰(zhàn)略型民間刊物，這樣的刊物不同與那些學報、研究所所刊、院刊之類的學院派純學術刊物�！洞髧�》的意義在于，它可以通過在充分利用我們的環(huán)境可能提供的自由討論的限度的范圍內，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涉及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大國所面臨的問題、矛盾，讓作者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獨特的看法與建議。在文化層面、思想層面以及具體操作層面，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為中國人提供不同的選擇思路。正如人們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困境與矛盾時總會希望從更多的辦法中進行選擇，從當中要找到一個比較好的主意一樣，國家為了避免決策失誤，為了使轉型能更加順利，也決不能缺少在多元的方案中進行選擇的條件，而民間思想的存在實際上就提供了一個機會。思想百花，對于現(xiàn)代化成功所必須的多元選擇機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現(xiàn)代化的成功端賴于此。

　　譚再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國際關系就是研究大國如何追求國家利益的。從國際關系的理論上來講，也是解釋大國在國際關系中的行為的。為什么現(xiàn)在國際上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一陣陣的中國熱，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其發(fā)展的速度又是如此之快，這也是“中國威脅論”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一個基本原因。從《大國》編者的設計來看，它有一個比國際關系更開闊的視野。我贊成這樣一個觀點：社會科學是研究人的一門科學，實際上人是一個整體，社會也是一個整體。但因為社會科學越來越分化了，研究的越來越細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完整的人和一個不完整的社會。被許多社會學科看作是權威的、不可證偽的觀念，實際上本身就是一種偏見。因此，社會科學的整合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中國是不是一個大國的問題早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就已經(jīng)解決了，中國被美國羅斯�？偨y(tǒng)看作是未來四個維持世界和平的大國，后來又成了五個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因此，現(xiàn)在的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的不是一般性的大國問題，而是一個超級大國的問題。我們國家的成長和現(xiàn)在民族的復興，需要一個進行準備的過程，不是說崛起了就崛起了。中國的崛起需要兩個方面的準備，首先是國內的問題，我們國家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中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中國將以一個什么面目來崛起，中國的崛起將帶給世界什么等等。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硬權力”的問題，還需要一個國家的“軟權力”的發(fā)展。實際上，在現(xiàn)在的國際社會，軟權力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我們將為未來的中國提供什么樣的軟權力，這個課題越來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感。另一個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問題，對待中國的問題不像對待一個小國家那么容易。國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進入國際社會將對國際社會的規(guī)制、結構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因此，國際社會如何容納中國和中國如何進入國際社會并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也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我希望這本書為中國的未來崛起起到理論預言的作用，為中國民族復興提供戰(zhàn)略、策略和時政評述。

　　再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談一談大國問題。我們很容易指出某些國家是大國，某些國家不是。這說明國際社會中的大國是有一定的標準的，而且這種標準具有時代性。不同的時代，大國的標準會有所變化。就在上個世紀，大國的概念就遭遇了三次大的挑戰(zhàn)。

　　第一次挑戰(zhàn)是1944年“超級大國”概念的引入。自從二戰(zhàn)以后，超級大國就取代了大國成了人們論述國際政治的最常用的概念。超級大國意味著它們具有全球性的影響，與大國之間的區(qū)別是顯而易見的。超級大國這一概念的出現(xiàn)，表明大國的定義發(fā)生了分化，大國不再是單一的，同一水平的，而是相互之間力量懸殊的。這也與現(xiàn)實的權力分配相對應。

　　第二次挑戰(zhàn)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經(jīng)濟超級大國”的出現(xiàn)。過去人們經(jīng)常以具有多大的軍事能力來衡量一個大國，但是隨著自由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經(jīng)濟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人們在衡量一個大國時越來越看重經(jīng)濟因素。自此，大國標準進一步分解，人們將僅在某種獨特資源中具有強大權力的國家也稱為大國。如能源大國、貿易大國、農(nóng)業(yè)大國等。這種思維也在影響政治家的行為。大國標準的這種變化意味著世界權力的分化更為深入和進入專業(yè)領域，大國將不再由軍事權力獨自決定。我國學者經(jīng)常以“綜合國力”來衡量大國，就是受到了這一觀念的影響。

　　第三次挑戰(zhàn)就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帝國”概念的引入。它由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顧問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 和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的顧問菲利浦•波比茨( Philip Bobbitt)將其理論化，并使得美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中都帶有這種理論的痕跡。庫珀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后現(xiàn)代國家,也稱市場國家，即北美、歐洲國家和日本；
第二類是現(xiàn)代國家，也被稱作民族國家， 如中國、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
還有一類是前現(xiàn)代國家，如非洲國家、阿富汗、中東國家。在此基礎上，庫珀提出了他的“新帝國主義”政策,即后現(xiàn)代國家首先要動用它們的國家力量(包括軍事力量) 來控制現(xiàn)代國家,同時也制止前現(xiàn)代國家那些諸如屠殺之類的行為。

　　我有一個不一定成熟的觀點就是：未來很可能是中國和美國共治世界的局面。這個觀點的支撐是中國和美國文化的某種共性，即把世界作為一種終極指向。在中國文化中，一個人的成長從格物致知開始，最后的目標就是治國、平天下。中國人至少是知識分子骨子里都有一個治國平天下的想法。其理想越大越好，并具有世界指向。并認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美國也恰恰是這樣一個民族，即希望把自己認為的理想制度貫穿于全世界。中國與美國的不同主要在于如何來達到自己的目標，中國喜歡采用和平的方式，而美國則更喜歡最有效達到目標的方式。

　　葉江（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我個人以為民族主義是一個與大國有密切關系的問題，應該引起學術界的充分注意。從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家似乎就在尋找一個“新”的能夠整合國內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我個人的感覺是，現(xiàn)在所說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就是民族主義，或者至少與民族主義有著極為深刻的聯(lián)系。作為對大國以及國家利益有特殊關懷的《大國》應該從學術層面注意對民族主義的討論。

　　民族主義與近現(xiàn)代的大國崛起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也就是說，當民族主義作為爭取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治運動，在走上歷史舞臺之后，曾經(jīng)直接推動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大國的崛起�；仡^看一下歷史，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伏的大國崛起和稱雄爭霸幾乎無一不與民族主義有關聯(lián)，不僅如此，近代以降的各大國的現(xiàn)代化又有那個能夠脫離民族主義而實現(xiàn)？更引人注意的是，現(xiàn)代國家的市民社會、市場經(jīng)濟與民主政治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著民族主義的推動，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因為推動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是完全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之上的，正如法國大革命時西哀士神甫（Abbe Sieyes）在《第三等級是什么？》中所指出的那樣：“民族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前并且是所有事物之源。它的意志永遠合法，它就是法本身……無論民族用什么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志，只需要表達即可；
所有的形式都可以用而民族的意志永遠是最高的法律�！�

　　正是在上述強調民族意志永遠是最高法律的民族主義理念將民族與國家、民族與主權相互結合在一起，從而建立起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就如在法國大革命中產(chǎn)生的著名《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所提出的那樣：“整個主權的本源在根本上屬于民族：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于是民族的利益也就與國家的利益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在西語中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在寫法上沒有區(qū)別）。從法國大革命之后，民族主義迅速地向全世界擴散，而各大國的崛起無不與民族主義相關，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著名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中的第一“民”即是民族主義。

　　高全喜在他的發(fā)言中提到：中國正在經(jīng)歷著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這應該說是不錯的，因此，強調民族主義在構建大國中的作用，運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來整合社會，甚至通過民族主義的運動來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樹立大國的形象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但問題似乎并不那么簡單。雖然現(xiàn)代大國的崛起離不開民族主義，但是民族主義恰恰也是不少崛起的大國慘遭滅頂之災的原因，更是國際戰(zhàn)爭乃至世界大戰(zhàn)的根源。今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60周年。近年來，國內對法西斯問題的研究如法西斯興起的原因、法西斯主義與戰(zhàn)爭起源之間的關系等，還是比較深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或者說沒有十分強調，同時也沒有加強對學生進行全面教育的是：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運動，不論表現(xiàn)為意大利的國家主義的法西斯，還是德國種族主義色彩極為強烈的納粹法西斯，或日本的天皇制軍部法西斯，實際上都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這也就是說，當民族主義作為爭取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治運動，在走上歷史舞臺之后，雖然曾經(jīng)直接推動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大國的崛起，并為各國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做出過巨大貢獻，但是，其本身卻從一開始就暗含著許多負面成分，如民族沙文主義、民族偏見和排外、乃至走向極端的專制獨裁、公開的恐怖統(tǒng)治、民族屠殺、種族清洗等等。而法西斯主義就是將民族主義的這一系列負面成分不斷擴大并將民族主義推向極端的具體表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二戰(zhàn)是這種將民族主義推向極端的法西斯主義挑起的，而極端的民族主義同時也促使戰(zhàn)爭的挑起國最終走向滅亡。

　　由此觀之，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正是由于民族主義有著其明顯的兩面性，而其負面的影響在二戰(zhàn)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因此二戰(zhàn)后，隨著法西斯主義的滅亡，一些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懷著對民族主義的厭惡之情，曾經(jīng)一廂情愿地樂觀預測民族主義也將逐漸走向式微。但是，戰(zhàn)后一浪高過一浪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卻使得這樣的預言完全失效。然而，也許是因為對戰(zhàn)后民族解放運動的充分肯定，以及近年來尋找新的可能整合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或者也可能因為民族主義依然是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我們的社會精英尤其是知識精英們在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對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于是問題似乎產(chǎn)生了，正在崛起的潛在大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早已崛起的大國——美國，還有日本的民族主義迎頭相撞，而所有這一切對大國——不論潛在的還是現(xiàn)存的，正在崛起的還是已經(jīng)崛起的——可能導致的結果目前很難判斷。

　　鑒于民族主義對大國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大國》似乎可以開辟專欄來談論這個問題，從學理上對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對大國崛起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和反面的作用等問題展開討論，在此基礎上對全球化環(huán)境中的大國應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目前正在崛起的大國是不是能夠跳過民族主義這樣的階段等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郭樹勇（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我今天談的問題是中華崛起的歷史與空間。這是一個中華崛起的世紀，但中華崛起的原點不是二十一世紀，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二十一世紀的中華崛起與二十世紀不同。兩者雖然方向一樣，但對于世界秩序的影響有著較大的不同。從時空定位的角度觀之，二十世紀的中華，就崛起而言，主要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中華民國的成立到二次大戰(zhàn)的爆發(fā)。這一時期，中華的崛起是中國通過革命（辛亥革命）獲得了現(xiàn)代性，通過戰(zhàn)爭（一次大戰(zhàn)）獲得了獨立與主權，中華帝國從U形曲線跌入谷底之后的回升，其意義在于中華帝國在避免了土耳其帝國式的分裂之后，加入了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到了“國際社會大家庭”。但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巨人來到剛剛從強權政治母體中脫胎而來的“國際社會”，其艱難之處可以設想。就這一階段而言，中華崛起雖然也是當時中國人的夢想與實踐口號，但畢竟 “東亞病夫”與當時的東亞強國日本有較大距離，在國際事務中無甚發(fā)言權，與世界秩序的關系，就是中國入了“世”（國際聯(lián)盟可算其最新的象征）卻無力改變“世”之格局。在世界舞臺上，代表東亞發(fā)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中國拳頭所及之處就是自己的國界線以及國界線以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日關系是這個時期的重中之重，良好的中美關系成為中國改變自身困境的基本國際依托，解決滿洲問題、山東問題、關稅問題、租界問題成為中華崛起的前沿問題。這一個階段，日本崛起壓過了中華崛起。中華崛起的地理范圍主要是東亞一隅。

　　第二階段的中華崛起，可以視為二戰(zhàn)到冷戰(zhàn)結束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改變，中國人民通過抗日戰(zhàn)爭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成為世界秩序的標志性組織聯(lián)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成為“大國一致原則”的執(zhí)法者，成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成員。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有了一定的發(fā)言權，成為能夠改變格局的國家行為體。但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對于世界格局，只是被委任的成分多一些，決定世界事務的首先是美國這個“村長”，其次，才是美蘇共管體制，最后才數(shù)得上中國代表的第三世界力量。因此，中華崛起雖然推動了世界多極化，但這種多極化首先是美蘇各自陣營中的分裂形成的，而不是第三世界做工作的結果。中國的本意并不在于分裂這個兩元權力體制。從軟權力的維度上講，中國不像第一階段那樣融入性地改善世界秩序，而是挑戰(zhàn)現(xiàn)行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中華崛起的標志性事件除了戰(zhàn)時的開羅會議以及戰(zhàn)后的臺灣經(jīng)濟成功之外，就是朝鮮戰(zhàn)爭、亞非會議、27屆聯(lián)大、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后四大事件都推動了世界格局的變化，有的是力量上的，有的是制度上的，有的是觀念認同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代表東亞的力量不是日本而是中國，中國不僅代表了東亞，還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亞非拉以及整個第三世界。中國的遠征軍到過印度、緬甸，中國軍隊跨過“三八”線，中國的援助到過阿爾巴尼亞，中國的反侵略力量直指越南首府，中國外交官活躍在日內瓦。因此，中華崛起的空間基本上在東亞（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但具備了一定的全球性。

　　中華崛起的第三階段，始于冷戰(zhàn)的結束。它與新世界的到來連成了一體，具有相對意義上的“新世紀”概念。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及整個二十一世紀是中華崛起的主體時段。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中國在繼續(xù)維持“大國一致原則”的主要執(zhí)法者身份的同時，成為了世界秩序建構方面僅次于美國的主要力量，進入了與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外交折沖的前沿。未來的亞洲秩序是什么，未來的世界秩序什么樣，美國首先要想到中國，而不是過去的日本或者蘇聯(lián)。中華崛起的手段不再是前兩個階段的革命與戰(zhàn)爭，而是和平發(fā)展，因為，這個階段世界再也經(jīng)不起兩個大國間的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世界進入了一個真正的大國和平共處的時代。和平發(fā)展主要是指中國通過提升經(jīng)濟實力而發(fā)展自身綜合國力，最后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崛起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的經(jīng)濟力量已經(jīng)進入世界主要大國之列，雖然就人均收入和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等指標來說中國與美歐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就世界政治心理而言，中國外貿發(fā)展速度、外匯儲備、國民生產(chǎn)總值總量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而言，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經(jīng)濟大國了。中國考察船的南極游弋，中國海軍的首次訪美，中國第一代宇航員楊利偉的太空遨游，中國石油公司在中東、非洲與拉美的運營，無不昭示中國人的嶄新形象。目前，中國立足于東亞，穩(wěn)定在周邊，其眼光與影響已強烈地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中華崛起的空間較以前兩個時段大大拓展了。

　　中華崛起的世界性，可以從下述角度觀之：第一，全球化時代，國家和地區(qū)問題逐步全球化了，全球問題滲入地區(qū)事務乃至國家事務，任何大國的行為包括大國的成長都具有全球性。第二，本來中國就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qū)性大國，中國在聯(lián)合國與WTO等全球性國際組織中的重要地位賦予了中華崛起的世界性。第三，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亞洲地區(qū)唯一合法的核大國、經(jīng)濟實力占世界前幾位的大國、軍隊數(shù)量與領土面積也居世界前列。中國的正常發(fā)展或者說和平發(fā)展，本身代表了世界格局潛在的、微妙的變化。第四，中國的消費取向與市場擴展都具有全球性，中國的問題也具有全球性，因此，中國解決自身問題的過程離不開國際社會的良好環(huán)境，也必然涉及國際事務的變化。比如中國石油消費問題，中國要解決這個生存與發(fā)展問題，要求中國開拓世界市場，也會影響到各石油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而中國市場通道的暢通無阻，意味著中國國家利益早已超出了傳統(tǒng)的邊界，進入了全球任何與中國利益有關的地區(qū)。因此，中華崛起第三時期的空間不限于東亞，具有了世界性。

　　然而，忘記了中華崛起的區(qū)域性，會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中華崛起的前兩個時段都與區(qū)域性有關。中華崛起的關鍵不在于世界性，而在于地區(qū)性。世界性的矛盾與美國有關，地區(qū)性的矛盾與美國、日本有關。看似是中美的問題，實質上是中日關系。剛才談到，中華崛起第一期的重要問題在于滿洲問題與山東問題，根本在于中日問題，當時日本崛起壓倒了中華崛起；
第二期的重要問題在于朝鮮問題與臺灣問題，根本也在于日本問題，但中華崛起壓倒了日本崛起；
目前的第三期崛起中，朝鮮問題、臺灣問題還是重要問題，又加了上南海沖突問題與東盟合作問題，其實還主要是中日關系。處理中日關系，仍然是中華崛起的關鍵性問題。中華崛起的主要注意力在于東亞（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而不在于世界，盡管它的任何實質性變化都在影響著世界，影響著世界秩序。

　　關于當下的中華崛起模式，筆者認為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和平發(fā)展是中國崛起大戰(zhàn)略的基本原則，它對中國外交具有指導性。第二，目前是地區(qū)崛起與大國崛起共時進行的時代�！爸嗅热章洹被蛘摺爸新淙蔗取钡牧愫途置�，盡可作為一種政治愿望，但在全球以地區(qū)為單位對抗的新時代，加之美國因素的影響，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國的崛起只有依托地區(qū)崛起，才能真正解決自身崛起問題。但是，中日的合作不是無條件的。日本要充分尊重中國“五大國共治”體制的創(chuàng)始地位，充分尊重中國祖國統(tǒng)一的主權愿望，充分尊重中國人民的歷史感情，始能共同攜手未來，在締建“東亞共同體”的地區(qū)崛起中實現(xiàn)共同崛起。第三，中華崛起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情，而是全體華人的事情。中國的統(tǒng)一、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華人經(jīng)濟圈的建設、華語的普及、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都是全體華人的事業(yè)。在這方面，海峽兩岸關系的跨越式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同樣道理，任何分裂祖國或者支持分裂的舉動均不利用中華的崛起，因此，“臺獨”成了全球華人的敵人，也是中華崛起的罪人。

　　任東來（南京大學中美文化交流中心）：

　　我想從《大國》的形式本身來談些看法。有時候我跟學生開玩笑說，如果吉尼斯世界紀錄中有一項紀錄是，哪個國家的“社科”期刊最多的話，非中國莫屬。社科的五大主力（高校、中國社科院、地方社科院和社聯(lián)、黨校和軍隊）出版了數(shù)也數(shù)不清的綜合或專業(yè)期刊。其特點一是學科或者是政策導向，二是行政主導。至于它們影響力有多大，只有天知道。雖然期刊發(fā)行數(shù)是影響力的一個指標，但也不能全信，因為有太多的出版物是公費強制訂閱。相比之下，通過書店零售發(fā)行的叢刊，銷售數(shù)卻是一個重要的反饋信號，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國》開局相當成功。

　　《大國》的特色只能從比較中才能發(fā)現(xiàn)。我不想把《大國》與行政主導期刊或叢刊相比，因為它們類型不同。我只想把它與非行政主導的期刊叢刊比較。大家知道，我們有一個《太平洋學報》�？墒牵�它現(xiàn)正為了能夠進入所謂的“核心”期刊系列，越來越學究氣，成了一個以太平洋事務為研究主題的純學術雜志。我們也曾有過《戰(zhàn)略與管理》。盡管它一度影響很大，但它的內容實在龐雜，主題越來越不明確。對比下來，就會發(fā)現(xiàn)，《大國》不是以學科為導向，而是以問題為導向；
不是即戰(zhàn)略又管理這樣的多主題，而是國家利益這樣的單一主題；
不是曲高和寡的純學術，而是中國語境下尋求學術與思想的兼顧。這個風格和特色可能是其初步成功的重要因素，值得編輯堅持。但是，我仍然有些擔心，作為一個連續(xù)出版的叢刊，《大國》能否保持“可持續(xù)發(fā)展”？我的擔心不是《大國》會改變其問題導向和單一主題的特點，而是擔心在尋求學術與思想的兼顧過程中，寫作風格會越來越學究氣，越來越缺少可讀性。

　　這實際上也涉及到《大國》的定位問題。這里又可以分成兩部分來談，一是通常所說的辦刊宗旨。二是讀者對象 “targeting”。這一點，我們的社科期刊一向不注意，因為社科期刊都是國家財政包，根本不需要考慮銷路。隨著市場化進程，期刊才認識到確定讀者對象的重要性。它涉及到一個連續(xù)出版物能否“連續(xù)” 這樣生死攸關的問題，更涉及到作者的寫作風格和言說方式。顯然，在保持一定水準的前提下，可讀性越強，文風越活潑，讀者面就會越廣。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國》能夠改變目前略有些學究氣的寫作風格。

　　總之，在我眼里，《大國》應該是嚴肅的但不是學術腔的，生動的但不是隨意的，與時代呼應但不是盲從的，批判性的但不是消極的，挑戰(zhàn)性的但不是嘩眾取寵的，最終真正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和專業(yè)人士言說大國之道的公共平臺，探討國家利益的虛擬社區(qū)。

　　原刊于《博覽群書》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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