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劉亞洲將軍成為中文網(wǎng)絡世界的焦點人物之一。在他身上，有人看到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有人卻看到中國軍國主義化的危險；
有人看到曠世的才華，有人卻看到陜隘的偏見；
有人看到救國的褔音，有人卻看到誤國的禍水。也許，劉將軍本就是個復雜的異數(shù)，聚智慧與偏見于一身。以筆者之見，敢言的劉亞洲對世局時勢的諸多判斷，其睿智程度實不亞于當年留下《五七一工程紀要》那篇杰作的林立果，盡管他所欣賞的因應之道帶有那個以黨國天然繼承人自命的群體所固有的陜隘與傲慢。在筆者看來，劉亞洲最精采的見解是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病根是缺乏民主，認識到“我們中國人這二百年來弱就弱在制度上，輸也就輸在政治制度上�！保� 4月14日軍方研討會: 《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為何對我猖狂?》）認識到民主國家的包圍是對中國最可怕的戰(zhàn)略包圍。用他自己的話說，“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制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斯坦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再加上臺灣。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保▌�亞洲：《對我國最可怕的戰(zhàn)略包圍是‘民主’國家的包圍》www.bjsjs.net/news,25/02/2005 。這篇演講最初在網(wǎng)上發(fā)表時題為“信念與道德”）

　　劉亞洲這種將民主的包圍視為中國所面臨的最可怕的戰(zhàn)略包圍的見解，充分表明他確實有戰(zhàn)略家的眼光。但是，他在行文中卻將中國周邊地區(qū)近年來加入民主國家行列的國家稱為“所謂的‘民主’國家”，又顯示了他思想的混亂或在特定環(huán)境下欲言又止的尷尬。既然民主化是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既然中國是因為不民主才陷入民主國家的包圍，那么，中國順應世界潮流而迅速完成民主化歷史進程，這種包圍便會煙飛灰滅消弭于無形。為對付這種包圍苦思冥索種種勞民傷財甚至涂炭生靈的所謂戰(zhàn)略對策，實屬多余有害無益。

　　一、違反世界潮流的錯誤選擇使中國陷入重圍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一直陷于重圍之中，而且陷入重圍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實行與世界主流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當然，其表現(xiàn)方式在不同時期并不一樣。其初是抱殘守缺，妄圖“以不變應萬變”，完全落后于時代和世界潮流；
后來又病急亂投醫(yī)，在“獨創(chuàng)”、“超越”和“民族特色”等誘人的口號中走入黨國社會主義的歪門斜道。人們通常將世界近代歷史的源頭追朔到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但是，人類社會挺進現(xiàn)代的天翻地覆的大轉型，是十七世紀才真正展開的歷史進程。從那個時候起，資產(chǎn)階級革命、工業(yè)革命、科學革命等歷史事變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人類最先進的部分突破愚昧而黑暗的中世紀，建立起以工業(yè)大生產(chǎn)和現(xiàn)代科技為核心的現(xiàn)代物質文明、以市場經(jīng)濟和民主憲政為核心的現(xiàn)代制度文明（政治文明）、以自由主義和科學理性為核心的現(xiàn)代精神文明。而那時的中國則在明清兩朝昏君們的統(tǒng)治下，將向近代化邁進的種種生機無情地扼殺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中華民族由于昏君們冥頑地選擇守舊之道而陷于停滯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君主專制和思想文化專制。（當今國內(nèi)的主流媒體及御用文人們還在對所謂的“康乾盛世”津津樂道，實在是恬不知恥、愚不可及。王蒙等提出“掃皇”，實是針砭時弊。）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當“西方列強”完成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并以“資本主義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時候，無知而且正因為無知而狂妄的中國統(tǒng)治者們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繼續(xù)將比中華民族先進了至少一個世紀的西方民族視為“蠻夷”，并且繼續(xù)奉行重農(nóng)抑商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沒有民主參與這一制度框架，普通國人在君主專制的“家天下”統(tǒng)治下，也無法形成中華民族的認同。這樣一來，中華民族便無法成功構建起自己的民族國家來與西方列強抗衡。連當時已經(jīng)“睜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擁有對外部世界最多知識的封疆大吏林則徐，也無法將毒品走私和自由貿(mào)易區(qū)別開來，無法將毒梟和商人區(qū)別開來。因而，當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查禁鴉片的時候，他不分青紅皂白地將鴉片走私和正常對外貿(mào)易一起禁絕，將鴉片販子和普通商人一并驅逐，使禁毒轉變成對自由貿(mào)易宣戰(zhàn)。這樣的愚蠢做法，反而使鴉片商們得售其奸，說服英國議會以比反對票僅僅多出兩票的多數(shù)通過了對華開戰(zhàn)的議案，在捍衛(wèi)貿(mào)易自由原則的旗幟下與中國一見高低。（參閱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中國雖然地廣人眾，但由于社會制度的腐敗落后，而且又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同完成了現(xiàn)代化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個重量級別，因而，一旦與英國交戰(zhàn)便難免一敗涂地，林則徐等主戰(zhàn)派則落得個束手無策徒喊奈何。

　　 一敗涂地的奇災異難，終于促使部分國人的覺醒。魏源等先進的中國人發(fā)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吶喊，接著便有了旨在“富國強兵”的學習先進國家武備及物質文明的“洋務運動”和學習先進國家制度文明的“維新運動”。腐朽沒落的清朝統(tǒng)治者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原則下半心半意地接受了“洋務運動”，卻對侵蝕其政權壟斷的“維新運動”始亂終棄，并將其視為“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舉措進行殘酷的鎮(zhèn)壓。譚嗣同等維新君子在“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仰天長嘯中血濺北京菜市口。好在歷史潮流誰都擋不住，愚頑地阻擋中華民族作出正確的制度選擇的清王朝，終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連同君主專制制度一起被推翻。

　　推翻帝制、建立民國、走向共和，中華民族走入了人類文明的主流正道。民國初年萬象更 新，頒布憲法、總統(tǒng)制度、議會制度、政黨競爭、工商立國、言論自由等等亙古未有的新鮮事物都被移植于中國，實可謂百廢俱興、宏圖待舉。然而，袁世凱等那些極端自私愚頑的軍閥官僚們就是不愿與廣大民眾共享政權，以種種卑鄙殘忍的手段破壞初生的民主政治，甚至于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

　　在一個有幾千年專制統(tǒng)治傳統(tǒng)的國家實現(xiàn)民主政治，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民國初年中國民主政治的那些挫折，本也不足為奇。以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次年改為《新青年》）為起點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方面補辛亥革命的課，全面地建構以自由民主和科學理性為核心的現(xiàn)代文化，并力圖革除以等級尊卑和專制政治為核心的中國專制主義傳統(tǒng)。這樣，先進的中國人便走上了不僅僅是“富國強兵”而是從西方全盤移植先進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中華民族獲得新生和復興（有人稱之為“鳳凰涅槃”）的康莊大道。國人如果能以堅毅勇決的精神排除干擾，沿著這條康莊大道多走一些時日，中華民族早就修成正果而躋身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之林。

　　遺憾的是，國運不佳。當中國人見物思齊、正欲全心全意地移植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時候，這種文明在它的西方發(fā)祥地遇到巨大的危機，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兩次世界大戰(zhàn)及大戰(zhàn)之間的世界性經(jīng)濟大蕭條，便是這種危機最明顯的表現(xiàn)。挑戰(zhàn)則是來自左、右兩翼的極權主義，即共產(chǎn)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目睹這樣的危機和挑戰(zhàn)，中國的政治領袖和部分意見領袖們動搖了，中華民族的前進方向隨之中途改道，并陷入左右兩翼黨國體制的惡斗。從孫中山倡導“以黨治國”到蔣介石直接師法法西斯，中國國民黨走上了右翼的一黨專政和“黨國資本主義”的迷途。中國共產(chǎn)黨則師法斯大林主義統(tǒng)治下的蘇聯(lián)，奔向左翼的一黨專政和“黨國社會主義”的邪路。在這兩種黨國體制的生死博斗和決戰(zhàn)中，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正確方向即自由民主的 “第三條道路”被無情地堵死了。以邪壓正，莫此為甚！西方患病，卻由尚沒有資格患那種病的中國服藥，結果無端折騰了幾十年，中華民族之冤枉，莫此為甚！

　　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敗退臺灣，共產(chǎn)黨的黨國社會主義在大陸大獲全勝，中國在偏離人類主流文明的旁門左道上越走越遠。但是，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黨國社會主義卻是令整個中國左翼知識界如癡如醉的毒品，就象一般意義的“社會主義”使西方左翼知識界普遍地如癡如醉一樣。正是在那樣的一種荒唐的背景下，奪得江山的毛澤東愚蠢地宣布向蘇聯(lián)“一邊倒”，并在中國百孔千瘡的時候出兵朝鮮同美軍作戰(zhàn)，在冷戰(zhàn)中故意站錯隊，與那些不三不四的國家稱兄道弟、打得火熱，自己主動爭來了世界主流文明國家的枷鎖和捆綁。

　　二、堅持過時的黨國體制而成為挑戰(zhàn)世界主流文明的龍頭老大

　　在冷戰(zhàn)初期，黨國社會主義支流與自由主義世界文明主流之間的是非高低，就已經(jīng)判若日月。黨國社會主義國家宣傳機器當年總是喜歡用肉麻的言詞吹捧美妙無比的“社會主義天堂”并且總是不厭其煩地宣稱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還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的 “水深火熱”之中。而且，飽受愚民政策蒙蔽的黨國社會主義的廣大子民，也大都信以為真。但是，這種宣傳自始至終都只是厚顏無恥的欺騙。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黨國領導們趁著風高月黑建造柏林墻來阻止“眼光雪亮” 的廣大民眾投奔西方的時候（唯有監(jiān)獄的圍墻是為阻止里面的人往外逃而建立的），他們心里非常清楚柏林墻西邊是很多人向往的天堂、柏林墻的里面才是陰森森的地獲。當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一批又一批迫害敢于說真話的忠良的時候，當他設下“陰謀”的圈套陷害那些響應他的號召說出一點兒心里話的愚忠之士的時候，當他昧著良心將那位憑著幾十年與毛澤東的鐵哥兒們關系而敢于說出大躍進真相的彭德懷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頭子的時候，毛澤東在心里當然清楚他在依靠謊言治國。在這樣一種現(xiàn)實之中，所謂“東風壓倒西風”，所謂“得道多助”，都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掩蓋他那沒有心肝的愚民之術。建立于黨國等級官員們?nèi)�面壟斷所有資源基礎之上的黨國社會主義，根本就不可能創(chuàng)造比西方世界更高的效率（勞動生產(chǎn)率），森嚴的社會政治等級使公平或平等更加無從談起。存在于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典籍之中的“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只不過是專制、蒙昧、貧窮的黨國社會主義落后現(xiàn)實的遮羞布。（實際上，將當代西方世界稱為“資本主義”世界并不確切，因為經(jīng)過長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造，那里已經(jīng)是社會民主主義世界，在相當程度上落實了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諸原則。參閱馮崇義《第三道路世紀夢：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回顧》，載馮崇義《從中國化到全球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45-70頁。）

　　由是觀之，“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zhàn)中一開始就已徹底敗北，所幸的是當年的黨國領導們盡管瘋狂終因內(nèi)斗不斷而沒有機會聯(lián)手起來發(fā)動“世界革命”和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而將人類文明徹底毀滅。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社會主義陣營斷斷續(xù)續(xù)的“改革”，是走上左道迷途的人們沿著曲折的道路向人類主流文明的回歸；
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正是向人類主流文明回歸的過程。從恢復市場經(jīng)濟到明確將保護人權寫進憲法，從“參加國際循環(huán)”到“依照國際慣例辦事”，無不是向人類主流文明回歸的表現(xiàn)。

　　鄧小平對中國政治外交的遺囑是“韜光養(yǎng)晦”、“決不出頭”，顯示了他的務實風格。但是，政治思想整整落后了一個時代、而且理論思維嚴重欠缺的鄧小平并未意識到，在“蘇東劇變”之后共產(chǎn)主義世界僅存中國、越南、朝鮮、老撾和古巴這“五人幫”，中國是其中僅有的真正有份量的大國，客觀上便不可避免地成為與世界主流文明對抗的“龍頭老大”。在以往世界兩個陣營對壘的時候，蘇聯(lián)是主流文明世界的頭號敵人，世人最擔心的是這個邪惡帝國的領導哪一天頭腦發(fā)熱動用足可將人類毀滅幾次的核武庫，使整個世界毀于一旦。蘇聯(lián)帝國的崩潰，使人類松了一口氣。但是，蘇聯(lián)帝國崩潰所留下的空缺，有被中國填補之虞。盡管美國為對付當前的國際恐怖主義而沒有將中國列為“邪惡軸心”，但那些被列為“邪惡軸心”的小國，對美國及西方世界來說只不過是皮疥之疾，中國這個“共產(chǎn)帝國”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心腹大患。應特別強調(diào)指出的是，就象德國和日本在戰(zhàn)后的崛起從未引起他們的擔心而是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一樣，美國及西方世界所恐懼的并不是中國本身的經(jīng)濟發(fā)達和強大，而是奉行黨國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中國之強大。

　　既然我們中國堅持黨國社會主義的過時制度，被國際社會定位于“共產(chǎn)帝國”，就無法從根本上突破被民主國家包圍、受世界主流文明遏制的外交瓶頸。雖然我們現(xiàn)在并不總是不明智地與一些無賴國家站在一起，在國際事務中也并不總是不按牌規(guī)出牌，而是有意識地避免民主國家將我們視為“不負責任的軍事大國”，國際形象也已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制度上的根本性差異，我們與民主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幾乎無法建立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謂合作也只是基于短期的功利性考慮。最近運作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功敗垂成，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且不說歐洲各國與美國存在經(jīng)濟競爭對手這樣一層關系，由英、法、德等老謀深算的老牌強國組成的歐盟，對美國不可一世的霸權地位深懷妒忌。他們相信權力必須由權力制約的鐵律，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深懷憂慮，這使得歐盟的政治家們希望盡早讓擁有相當軍事和經(jīng)濟實力的中國成為積極參加國際事務的重要成員，以形成美國、中國和歐盟相互牽制的三角關系。而且，他們也希望通過與中國更為密切的合作來推進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權狀況的改善、公民社會的壯大、并在防止核擴散和對付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性行動中發(fā)揮更為積極的作用。這就是為什么歐盟試圖采取不同于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至于抵制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與中國不謀而合、出現(xiàn)與中國聯(lián)手制美的局面。但是在防止“共產(chǎn)帝國”破壞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這個層面，美國和歐盟存在更為根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見解。因而，“道不同、不相謀”，中國縱橫捭闔、離間歐美、“以夷制夷”的空間畢竟有限。

　　黨國體制最明顯的特征就是權利壟斷，而正是這種體制 扼殺了中華民族的生機活力。后極權黨國體制也可以短期順暢地運行，有時經(jīng)濟方面的效率還很高。但是，誰也無法控制它的無規(guī)則痙攣。這種無規(guī)則痙攣已經(jīng)在中國重疊發(fā)生，人們已領略了它下傷害很多無辜、上殃及（包括幾任）中共總書記的巨大殺傷力。權力壟斷可以集中民膏民血，搞“尖端”原子彈在氫彈去與世界主流文明國家對抗，卻無法在“量”在“質”上建立起真正強大的國防，更無法形成贏得世人尊敬和信服的“軟權力”。

　　權力不受制約是 “共 產(chǎn) 帝 國”的可怕之處，表現(xiàn)強悍是這類帝國內(nèi)人們獲得權威和權力的通行證�！靶∑酵�志復出以后，…必須在黨內(nèi)樹立絕對的權威，……最快的樹立權威的辦法就是打仗�！�…這場仗也是為美國人打的，也就是說為美國人出氣，……此仗一打，美國對中國的經(jīng)濟援助、技術援助、科技援助包括軍援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涌到中國�！� （劉亞洲：《對我國最可怕的戰(zhàn)略包圍是‘民主’國家的包圍》www.bjsjs.net/news,25/02/2005 。） 劉亞洲政委卻對這種反映了中國體制的重大弊端的“絕對權威”（由一個人就可以發(fā)動戰(zhàn)爭）非但不厭惡反而大加贊賞，不知理由何在。

　　在與黨國體制對立的自由主義憲政體制下，各黨各派可以公開地爭權奪利、各種宗教信仰互競高低、各派思想學術爭奇斗艷、各類輿論媒體盡顯神通。國人可以在法律的保護下通過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抗爭不公與不義。這種體制的設計以對個人權利的保護為出發(fā)點，既保證了個人利益也發(fā)揮了個人的聰敏才智。由于“藏富于民”而使國力日漸強盛，而不至于單純?yōu)榱藝�家表面上的“強盛”而犧牲國民的利益和寶貴生命。

　　只有在中國建立起這種現(xiàn)代文明政治體制，才能消除世界主流文明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和防范，也只有在中國建立起這種現(xiàn)代文明政治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劉亞洲所列舉的諸如“有思想的人不決策，決策的人沒有思想。有腦子就沒位子，有位子就沒腦子”、“ 犯了錯誤很難改正錯誤”的種種弊端�？上У氖�，劉亞洲所致力鼓吹的仍然是晚清時期的“富國強兵”的理路，仍然沒有將個人置于國家之上。不想傷筋動骨的談論“改進干部選拔機 制”，其結果將是既沒有個人自由自在的心情舒暢，也不會有真正強大的國力和軍隊。

　　三、通過民主化為中國贏得和平崛起的國際空間

　　“和平崛起”是上個世紀末中國學界率先提出的主張，近來經(jīng)過原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等人的倡導似乎已為黨國領導所接受。按照陳子明的說法，“和平崛起”論的提出，本意是要清算中國以往錯誤的外交路線，既反對中國已經(jīng)失去崛起機會的歷史悲觀論調(diào)，也反對戰(zhàn)爭販子們的戰(zhàn)爭狂言，認定中國崛起的過程同時也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過程。（王思睿《“和平崛起”論反對什么？》，www.bjsjs.net/news,2004-06-11）。

　　當然，拒不認同中國能“和平崛起”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認為中國要“崛起”就不能承諾和平，承諾和平中國就不能“崛起”。根據(jù)吳稼祥的分析，他們之所以不認同中國能“和平崛起”，其主要理論依據(jù)是政治現(xiàn)實主義，特別是“有限生存空間理論”。但正如吳稼祥所說，那是非常片面的過時理論。世界霸主地位在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和平轉移，有法西斯主義歷史的德國和有軍國主義歷史的日本在戰(zhàn)后通過民主改造和平崛起的范例，都足以證明，如果能滿足民主化這一必要條件，中國的“和平崛起”便是完全可以實現(xiàn)的目標。（吳稼祥《民主進程中的中國崛起》，www.ncn.org/asp，2/23/2005）

　　民主國家不會向民主國家開戰(zhàn)，民主國家也不會圍堵民主國家，這是世界現(xiàn)代歷史的基本經(jīng)驗事實。并不是說民主國家之間沒有嚴重的利益沖突，而是因為他們因為共享相同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制度而可以共同遵守人道主義及和平主義的底線，可以獲得相互信任而避免誤會，可以依據(jù)民主機制通過對話和協(xié)議磋商來化解矛盾達成共識。而且，后進國家走自由民主的崛起道路，也不會直接挑戰(zhàn)民主國家的根本利益。歷史證明，專制國家的崛起，無論是古老的君主專制國家，還是現(xiàn)代黨國專制國家，在崛起中都非常富于侵略性，張牙舞爪強行爭奪“日光下的地盤”和利益而開罪其他民族。民主國家內(nèi)部也因具有良好的對話和協(xié)議磋商機制而使許多社會矛盾得到化解，劉亞洲能欣賞這樣的言論：“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國旗都可以燒的話，你還有什么理由去焚燒它呢？”（劉亞洲：《大國策》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2004/06/24）足見他對此有良好的感悟。

　　包括劉亞洲在內(nèi)，不少國人及黨國領導向往民族主義的崛起之路。這實際上是中國人走了一個世紀的迷途。連近現(xiàn)代先進的中國人，包括一些自由主義者，大都無法擺正個人與國家的關系、無法擺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因而都掉入以民族觀念為核心、以國家為本位的陷阱，使中國的現(xiàn)代化長期遭受不必要的挫折。自由主義大師胡適倒是在三十年代就認識到國人試圖靠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在邏輯上的荒謬，大聲疾呼“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載《胡適論學近著》，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可惜這種真知灼見如鳳毛麟角被淹沒在淺薄的愛國主義口號之中。

　　民族主義也是現(xiàn)代性之一，在一定范圍內(nèi)可以與自由民主和平共處甚至于相輔相成。不過，正象筆者在別處所指出的那樣，歸根結底，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性質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它們有不同的出發(fā)點，遵從不同的邏輯，走向不同的歸宿。自由主義以人類個體為出發(fā)點，遵從“善世主義”的邏輯，目標是人類所有個體的自由幸福；
民族主義則以民族群體為出發(fā)點，遵從與“他者”不同或敵對的“特殊主義”的邏輯，對同類的關愛有著鮮明的邊界，目標是本族本群的優(yōu)勢。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積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經(jīng)驗教訓，好不容易才達到了對民族主義和自由民主的新認識。他們已經(jīng)開始自覺拋棄以國家的富強為核心目標的民族主義道路，并代之以個人主義、普世主義和全球主義的道路。由于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和由國家傳媒輿論導向所造成的信息傾斜、民族主義可以說是當前中國最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明確地將“國家利益”視為低于個人價值的次生價值，開始直接地批判民族主義思想和情感的危害性，特別是在妨害個人自由、妨害健康的國際交往，以及妨害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危害性。他們將自由民主價值視為“理性民族主義”的前提條件，不承認存在于民族個體成員的利益之外、不經(jīng)民主程序確認的所謂“民族利益”。而且，他們還將人類和平、個人尊嚴、個人自由權利、個人理性等普世價值視為高于民族主義的價值，并要求國人及中國政府在與世人的交往中尊重這些普世價值�？紤]到國家主義的傳統(tǒng)曾經(jīng)支配幾千年以來中國讀書人的心靈，而且十九世紀以來幾代自由知識分子都掉入民族主義的陷阱而悲劇性地犧牲了他們的自由主義信念，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勇敢地將民族主義拉下神圣的祭壇，甚至于理性地向民族主義告別，這是十九世紀以來、同時也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來中國人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飛躍。（馮崇義《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載馮崇義《從中國化到全球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83-100頁。）

　　可惜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思想啟蒙運動在1989年那場國殤中嘎然而止，國人普遍接受自由主義思想啟蒙的過程又一次中斷了，使得很多人的思想轉型半途而廢、半生不熟。劉亞洲對著 軍隊“營以上干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本著“軍人也是人”的理念講了許多充滿人情味的動人故事，同時也勇敢地抖出了許多“通天”的信息，但他指責不忍心屠殺無辜百姓的徐勤先將軍（其實在他背后還站著張愛萍等一大批軍中前輩）是“操蛋”，又表明他對人類生命的尊重還遠遠不夠。劉亞洲在清醒的時侯也看到，缺乏政治民主化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然而，似乎對壟斷特權和極權政治深惡痛絕的劉亞洲，面對全球政治民主化、經(jīng)濟市場化、貿(mào)易自由化大潮流的滾滾濤聲，又以衛(wèi)道士的口吻高聲大講：中國的希望在黨內(nèi)，黨內(nèi)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劉亞洲：《大國策》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2004/06/24）前后分裂不連貫和充滿悖論的“劉亞洲現(xiàn)象”，可以說是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破產(chǎn)之后方生未死的后極權中國社會特有的現(xiàn)象。其實，明白人都知道，只要繼續(xù)“鞏固我黨的執(zhí)政地位”，中國的前景就非常暗淡。是的，軍人服從命令效命疆場，政黨千方百計維護執(zhí)政地位，這都沒錯。問題在于，在“黨天下”中，在技術層面合情合理的事情，卻因為制度層面的根本錯誤而變得大謬不然。執(zhí)行軍令本是軍人天職，但在黨國體制下軍隊被用來對付無辜百姓，在這種情形下軍人還盲目執(zhí)行軍令，就是大錯特錯。政黨爭取成為執(zhí)政黨，本也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否則就不成其為政黨了（就象時下中國那些所謂“民主黨派”那樣），但在黨國社會主義的體制之下，共產(chǎn)黨不是通過平等競選來爭取或保持執(zhí)政地位，而是用暴力消滅反對黨并依靠暴力來維持永遠執(zhí)政的地位，這就完全破壞了政黨政治正常的游戲規(guī)則而走向萬惡的一黨專政。這也就難怪世界主流文明國家會把我們看成在道義上低人一等的異類。中國要有光明的未來，就必須突破“黨天下”的黨國體制，開辟自由民主的新局。誠如是，中國就能維護基本的社會公正和動態(tài)的社會穩(wěn)定，在國內(nèi)以多方共贏的方式崛起，同時也借此而贏得和平崛起的國際空間。

　　結語

　　顯而易見，中國之崛起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自由民主的和平崛起道路，另一條是民族主義和黨國社會主義的暴力崛起道路。我們中華民族曾因民族主義發(fā)育過遲而吃了大虧，而今當這個主流文明世界已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必須防范的病毒的時代里，我們又在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民族主義顛狂而吃虧。當我們不明真相沒有切身體驗黨國社會主義的災難的時候，我們擁抱黨國社會主義也還情有可原�，F(xiàn)在，絕大多數(shù)“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都已迷途知返走上了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儒家文化圈”里的周邊國家和地區(qū)也紛紛奔向自由民主。除了還要維護壟斷特權，我們已沒有任何正當?shù)睦碛蓙砭S持黨國社會主義的制度。放著自由民主的正道不走，卻撐著民族主義和假社會主義的招牌自絕前程，實在太不明智。中華民族的同胞們應當醒悟，我們不在自由民主的覺醒中迎來和平崛起的壯麗日出，就定將在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邪路上陷入沼澤困境和奇災異難。

　　2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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