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理論代言人，筆者曾多次與他在文字上激烈交鋒。但隨著對他的思想的深入了解，筆者在《民族民主主義在中國》一文中將他定位為梁啟超思想的嫡傳弟子——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筆者在該文中指出，王小東明確表達了一個民族主義者對民主的期待：“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一個正義的、民主的社會，沒有一個在公眾中有極大合法性的政權，他們的建設一個強大的，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終實現(xiàn)的。恰恰是他們的‘建立一個偉大的中國’的理想，使得他們推進中國的民主的動機比其他人更為強烈�！痹�2000年秋發(fā)表的《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一文中，王小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不是所有中國的東西都贊成，所有西方的東西都反對”；
“民族主義不但不反對，而且支持民主主義”，“中國的未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應當是民主制”。這樣，王小東就在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民族主義二者之間劃出了一條分界線。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講《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向西方學習》中，他說：我認為中國人一定要向西方學習。我個人認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樣東西是中國文明中比較缺乏的。這三樣東西，根據(jù)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為：第一是西方在戰(zhàn)爭中的軍事效能；
第二為西方的民主制度；
第三是科學技術。民主制對于西方的強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F(xiàn)在世界強國幾乎都是民主國家。在隨后發(fā)表的一篇網(wǎng)文中，王小東斷言，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淪落到反對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兩個：一個是它為公眾所唾棄，最后變的無人理睬；
一個是把中國帶向災難的深淵。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反對民主，它幾乎肯定會被公眾所唾棄，連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東西，如它的維護民族利益、愛國、尚武精神等；
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很難長久的喚起它的國民熱愛它的感情，更不用說為它浴血奮戰(zhàn)了。

　　在晚近的一篇文章中，王小東說：真正關鍵性的，有效的做法由清華大學的閻學通教授在這次討論會上點出來了，他認為：即使是考慮要爭取更多的軍事盟友，我們也有必要繼續(xù)深化我們國內(nèi)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在這里把話說得更明確一些：我們由于不是國際社會所公認“民主國家”，在國際交往中吃了太多的虧。印度無論是對于國際社會的貢獻，還是國內(nèi)人民的生活，都遠遠比不上我們，就是沾了個“民主國家”的光，什么時候國際輿論都是站在它那一邊的，在中印邊界沖突中是如此，在經(jīng)濟競爭中也是如此：最近印度經(jīng)濟剛剛有了一點起色，比起我們還差得很遠很遠呢，國際輿論就鼓噪“看好印度”了，幸虧企業(yè)家們還沒有如此輕率，否則我們還真麻煩了。所以，先不用說“爭取軍事盟友”，就是為了不讓別人以不是“民主國家”為借口凝聚國際社會反對我們，折騰我們，我們也有必要堅決擠入“民主國家”的行列。這個行列擠不進去，中國的“軟力量”永遠是個負數(shù)，你再怎么宣傳自己的文化如何“和平”，也不會有太大效果；
中國永遠不可能和“民主國家”在道義平等的基礎上打交道，永遠是國際社會中的“賤民”，更不用談什么“縱橫捭闔”了。所以，我們?yōu)榇烁冻鲆欢ǖ膰鴥?nèi)代價都是值得的，更何況，搞得好的話，我們在國內(nèi)還會有收益，甚至是很大的收益，我們何樂而不為？王小東在這里意思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即使我們一時無法判斷民主化在國內(nèi)的利弊得失，譬如說是會促進穩(wěn)定還是會削弱穩(wěn)定，僅僅是從打破國際戰(zhàn)略包圍的角度來考慮，仍然值得一試。

　　甘陽是當代中國新左派的主要思想導師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中國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稱為‘中國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兩點：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的產(chǎn)物。自由派分化的結果形成兩個陣營：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稱為新左派和新右派；
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傾向實際比較接近當代美國所謂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傾向其實更接近美國今日所謂‘保守派’（此地用‘保守派’不含貶義）。”“中國‘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們基本是以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理論為自己的主要理論參照，而對當代西方保守主義則持比較保留的態(tài)度�！备赎栒J為，“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分歧主要是在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系上”，前者“著重談民主與平等”，后者“則著重談自由”。他在《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強調自由主義必須是“民主的自由主義”，強調自由主義的“自由”不是要伸張“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權利，尤其是弱者的權利。在《公民個體為本、統(tǒng)一憲政立國》等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的文章中，他“特別強調以大眾民主奠定憲政國家”。甘陽指出：“強化中央權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擴大大眾民主”，實行“全國人大的直選”，通過“訴諸全國性大選來直接取得社會大眾的民意支持，從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確立自身權力不容挑戰(zhàn)的正當性基礎”�！罢f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國性大選來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個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根本標志。”基于甘陽自己的分析，與其說他是“自由派（自由左派）”，不如說他是“民主派（民主左派）”。

　　王紹光是筆者所有朋友中最早把新左派觀點和立場明朗化的一人。甘陽將王紹光的《建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1991）稱作“中國自由左派的開山之作”，而筆者在此文發(fā)表六七年前，就聆聽了王紹光的基本觀點。王紹光質疑種種被修飾的民主概念，譬如說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多元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但對不打折扣的民主還是始終堅持的。王紹光在甘陽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的目標是一個強有力的民主政權。我們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途徑不是弱化國家能力，而是使權威主義政權向民主政權轉化。”他后來在與季衛(wèi)東討論時表示：“我的立場與九零年寫那篇文章時一脈相承�！彼�主張“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國家”，改造后的目標則是“強有力的民主國家”。他說：“區(qū)別民主與其他各種形式的非民主政治體制的關鍵在于，民主使得人民能夠安排權力關系并因此而控制著統(tǒng)治者，而其他體制卻做不到這一點�！薄白鳛橐环N安排權力關系的手段，最低限度的民主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即Dahl所稱的‘廣泛參與’和‘公開競爭’。前者指的是參與程度，或者更準確地說，實際上是指所有成人參加選舉和競爭職位的權利。后者則指的是反對的權利，即為那些受到政府政策不利影響的人發(fā)表合理的反對意見提供一種制度化的渠道。如果一種政治體制不能同時具有參與的廣泛性與政治競爭性，就不能稱之為民主。”王紹光特別強調的是，民主政權應當是一個有效的政府，民主國家應當是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坝行У恼�府”必須具有六項能力：對暴力的合法使用實施壟斷的能力，提取資源的能力，塑造民族統(tǒng)一性和動員群眾的能力，調控社會與經(jīng)濟的能力，維持政府機構內(nèi)部凝聚力的能力，分配資源的能力。在王紹光看來，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續(xù)民主的前提條件，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穩(wěn)定的民主制度。“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則可以簡述為十個字：“財力要集中，權力要民主”。甘陽的概括是：“王紹光的這些主張明顯秉承美國新政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亦即強調國家具有市場無法取代的諸多重要功能。他同時也強調，國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賴于國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選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數(shù)民眾的支持。”

　　像王小東這樣的正宗民族主義者（民族民主主義者）和像甘陽、王紹光這樣的新左派（自由左派、民主左派或者說社會民主派）都不懷疑民主的有效性和正當性（合法性）。前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進社會的穩(wěn)定與一體化，強化國家的綜合實力與對外競爭能力；
后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進社會的公正與平等，強化弱勢群體的政治博弈能力。相對而言，前者的考慮更具工具主義的色彩。筆者曾說：各國的民主化進程可以分為“內(nèi)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國是典型的“內(nèi)生型”民主化，法國民主化以“內(nèi)生型”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國民主化的刺激，法國大革命后期受到歐洲各君主國的圍攻，救亡的局勢使其日益激進化。中國的民主化要求則主要是對外來刺激的反應。“內(nèi)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動力是“啟蒙”，是哲人對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眾和各種社群對自身權益的不懈追求�！巴饧ば汀泵裰骰�的主要動力是“救亡”，其主導者試圖通過引進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擺脫國家面臨的危機和險境，進而趕超先進國家�！巴饧ば汀泵裰骰�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qū)，即不是從基本人權和普世價值觀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憲政，而是從“實際功用”和“進化規(guī)律”的角度來闡釋它們。依據(jù)對倫理道德、社會正義的虔誠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穩(wěn)固和堅實的思想基礎；
期待它能夠立竿見影地發(fā)揮“救國”、“強國”的“實際功用”，則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觀失望，動搖對民主的信念。因此，民族民主主義者的民主信念在堅定性上不如社會民主主義者。但在像羅爾斯那樣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看來，邊沁式的功利主義價值觀——“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作為論證民主正當性的出發(fā)點仍然不夠堅實。然而，價值觀上的分歧并不妨礙民族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自由民主主義者在中國民主化方面達成政治上的基本共識。

　　認為自由主義者（自由民主主義者）只講自由而反對民主，或者說只要貴族的自由而不要平民的自由，缺乏足夠的證據(jù)。甘陽在《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中說：“自由右派”現(xiàn)在已經(jīng)與從前的一些“非自由派”學者開始合流，大談“自由的優(yōu)先性”而貶低民主與平等，實有為不平等不公正辯護之嫌；
而在工人大量下崗失業(yè)、上億民工居無定所的情勢下，大談“多數(shù)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險等等，更讓人懷疑這到底是自由主義還是“新權威主義”？但他在文中只點了一個“自由右派人物”的名字——秦暉，顯然，上述的論斷很不適合于這一個案。反對即行民主的人如冼巖、蕭功秦是打出了“權威主義”旗幟的，冼巖在與筆者辯論時還明確表述了“自由主義必須讓路”的觀點，恐怕不好把他們作為“自由右派人物”。主張先自由后民主的李澤厚雖然是1980年代“自由派”的頭面人物，但他在“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后，似乎并沒有以此道中人自居。這里還要指出：不論冼巖、蕭功秦還是李澤厚，他們都只是質疑“即行民主化”，而不是一概地反對中國民主化。至于所謂“自由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慎之、秦暉、徐友漁、朱學勤等人，主張民主、公正、平等的言論不勝枚舉。甘陽應當將反對民主的“自由右派”指名道姓，這樣我們就可以共同與之辯論了。

　　“自由左派”甘陽與“自由右派”秦暉攜手推進中國民主化，在筆者看來，是不存在任何障礙的。徐友漁說：“讓我們共同搭建自由主義的憲政平臺，在此之后人們鼓吹什么主義都可以�！鼻貢熣f：“在憲政民主條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處。而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更是正常現(xiàn)象，并且是有益的現(xiàn)象�！�左’的時候福利、平等和社會保障受到重視，國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但是左過了頭，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選民又會推‘右’派上臺，自由競爭，鼓勵投資，提升效率，社會得以真正獲得‘自由主義的生命力’。待到競爭過了頭，貧富分化大，選民又回過頭選左派。反正不管誰上臺都是民意使然”。筆者在《共同底線和憲政平臺》中也說過：左中右派（極右、極左除外）可以在反極權、反專制的共同旗幟下團結奮斗，而一旦把憲政平臺搭了起來，他們馬上就會在這個平臺上相互較量，以民主方式展開新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

　　盡管左中右派的大多數(shù)人都可以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但仍會有反對民主的極端勢力存在。極左的毛主義者不相信民主機制的有效性，不相信底層民眾可以通過民主參與增進自身利益，他們只相信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寡頭的“鐵腕”，只相信以專政手段均貧富，以剝奪精英的方式來保障平民的生存條件。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者根本不承認民主的正當性，根本不相信社會正義和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他們信奉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他們看來，中國民主化會使統(tǒng)治者變得心軟，顧及普通百姓的性命和福利，從而削弱中國在對外競爭中的戰(zhàn)斗力，以致無法滿足中國崛起所需要的全球資源。極左分子與極右分子合流，共同反對民主，擁護“鐵腕”，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就出現(xiàn)過，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走上“日本化”的歧途，已經(jīng)是一個顯見的危險。

　　對于反民主的極端分子，民主主義者首先是要爭取說服他們本人，其次是要與他們爭取聽眾（包括掌權的人與帶槍的人），最后要與之進行政治斗爭，因為這關乎中國的命運，并非只是無關痛癢的筆墨官司。當中國遠遠地落在別人后頭時，可以“韜光養(yǎng)晦”，可以“不爭論”，可以“悶聲發(fā)大財”，反正別人沒拿你當回事；
當中國將要崛起時，世界都在警惕地注視著，中國的主流聲音將會影響乃至決定世界（領導者、大國、周邊國家、普遍輿論）如何對此作出反應。世界上任何一種單獨的外部力量都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但我們自己可以，假若中國的反民主和法西斯分子得勢，就可以調動全世界民主國家來包圍中國、阻遏中國，把中國的崛起扼殺在搖籃里。因此，中國的民主力量（不分左中右）不僅要爭論，而且要發(fā)出盡可能大的聲音，壓倒反民主的鼓噪。這不是說要剝奪他們的發(fā)言權，而是要在公平或不公平的辯論臺（譬如說版主拉偏架的“強國論壇”）上戰(zhàn)而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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