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日報》9月4日報道，安徽廳級貪官張紹倉在庭審的最后陳述階段，含淚念了自己寫的長達4頁的悔過書。然而，記者發(fā)現(xiàn)，張紹倉的悔過書，和該報在5月29日刊發(fā)的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qū)原區(qū)委常委朱福忠的悔過書多處雷同，有抄襲的嫌疑。
　　這些身陷囹圄的貪官如果不是寄望于悔過書多少能在法官那兒撈取一些同情，恐怕也不會有興趣在法庭上左一個“對不起黨”，右一個“對不起人民”的。貪官已經(jīng)貪到了法庭，悔不悔？肯定相當之“悔”，更多的都在后悔為什么這么不小心，為什么安全措施沒有做足吧，又或者，為什么偏偏是我而不是那些還逍遙快活著的其他貪官？當然，這種“悔”只可在心里輾轉(zhuǎn)。
　　總結這些年來貪官的“悔過秀”，大致可以勾勒出其中的“八股定理”來――開篇要力陳自己出身窮苦，根正苗紅；其次再大談自己本性善良，工作初期也曾為國為民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再次，用“放松了政治思想學習、忽視了世界觀的改造”來作為自己從思想到行為快速墮落的主觀根源；然后再強調(diào)一下自己的錯誤是在無監(jiān)督約束之下發(fā)生的，換言之，于制度層面還有N多漏洞，不可由我一人擔負腐敗之責；最后，痛陳自己辜負了黨的培養(yǎng)，從今往后愿意洗心革面，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當然，懇請組織和法庭給予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從輕判處，是整個悔過書的收尾之語，也是不可缺少的核心所在，不然，鱷魚的眼淚就白流了。
　　其實，貪官的“悔過書”是不是涉嫌抄襲本無關緊要，就算是抄襲也沒什么大不了的。有誰敢保證被抄襲的朱福忠的“悔過書”就沒有借鑒的成分？在“悔過八股”之下又何來絕對的“原創(chuàng)”？就算是“原創(chuàng)”又真的能代表貪官已然“悔過”了嗎？
　　重要的是，作為閱讀者的法官、檢察官、各路官員、新聞記者以及我們這些普通大眾怎么看貪官的“悔過書”。貪官為自己辯護，或者借用“悔過”為自己試圖撈取從輕處罰的砝碼，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否從輕，最終還是由法官以事實為根據(jù)，依法律為準繩來綜合衡量，只要法官能夠不為鱷魚的眼淚所蒙騙，“抄襲的悔過書”也不過是些供我們茶余飯后消遣的談資與笑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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