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民生當然是無可爭議的主旋律。但是，除了教育、住房、醫(yī)療和社會保障等重大民生課題之外，另一些比較邊緣化的議題也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比如漢服和國山。全國政協(xié)委員葉宏明提議確立“漢服”為“國服”，全國人大代表劉明華則建議，應該在博士、碩士、學士三大學位授予時，穿著漢服系列的中國式學位服。而在多名代表的附議下，山東全國人大代表王元成也提交了將泰山命名為“國山”的議案。
　　要理解這些“國字頭”議題何以引發(fā)廣泛的爭議，這并不困難。首先，提議設立國服、國山到底是不是代表和委員的職責范疇，人們對此還不十分明確；此外，有關提議無不涉及地域利益、部門利益以及文化爭議，要形成共識當然存在一定難度。
　　在我們看來，代表和委員基于自己的文化自覺，提議設立標志性的國家文化符號，并提交兩會討論，這樣的做法并無不妥。雖然從表面上看，相關議題并不直接涉及立法事項，也無關民生宏旨，但是，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看，設立國花、國樹、國山等課題影響到國家形象的建構(gòu)，也會波及到每個公民的生活，因而當然也算得上重大國家事務。把這樣的事務提出來討論，難道不比關門決策更加民主和適當嗎？
　　“國字頭”議題包含了利益訴求，這個問題當然是很難忽略的。往屆兩會上，力推國花、國樹的多半是來自林業(yè)部門的代表和委員，今年兩會上，提議設立泰山為國山的人大代表來自山東，這都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利益問題。但必須看到，在市場經(jīng)濟的整體環(huán)境下，兩會上的任何全局性的議題議案無不涉及到利益調(diào)整，刻意回避利益因素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代表和委員根據(jù)所在的地域和界別，表達合理正當?shù)睦�益訴求，也應看作是正常的事情，安徽的代表可以提議黃山為國山，江蘇的代表也可以提議丹頂鶴為國鳥，只要他們是出于公心，就沒什么可以指責的。
　　所以，有關國山、國服的核心爭議還應該歸結(jié)到文化，文化是壓倒利益的，文化才是真問題。
　　漢服和國山中所包含的文化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辨析，首先是傳統(tǒng)文化應以怎樣的姿態(tài)回歸，二是中國當代文化是否需要符號整合，是否需要統(tǒng)一的辨識系統(tǒng)。
　　應該看到，代表和委員提議漢服為國服，并非少數(shù)精英人士的先知先覺，而是基于鮮明而強烈的時代文化潮流。私塾興起、讀經(jīng)運動、唐裝和漢服熱、國學熱、淑女課堂、傳統(tǒng)節(jié)日呼喚，所有這些熱門話題，無不反映了當代中國人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再發(fā)現(xiàn)，無不體現(xiàn)了經(jīng)濟勃興之后日益高漲的文化自豪感。對傳統(tǒng)文化的此種召喚，并不意味著對先進文化的拒斥，而是意圖從古老文化基因中尋找發(fā)展的潛能。但需要警惕的是，傳統(tǒng)文化從來都是糟粕與精華并存的，在繼承與弘揚的過程中，對之加以甄別顯得尤為重要。泰山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其積極意義自不待言，但其中卻也包含著對封建王權(quán)的迷戀；漢代服飾固然源遠流長，但現(xiàn)代人對漢服的鐘情，也未必沒有包含著天朝大國的幻覺。文化和藝術(shù)作品可以盡情渲染這些傳統(tǒng)文化因素，公眾在自身生活中也可以峨冠博帶、子曰詩云，但要把泰山、漢服這樣的文化符號加以“國家化”，就必須采取審慎而理性的態(tài)度。
　　從另一方面看，我國文化的諸多側(cè)面都具有精深、豐富、參差多態(tài)、多民族融合的特點，任何一個文化元素都很難取代其他、獲得最廣泛程度的認同。泰山無法代替黃山，梅花不能涵蓋牡丹，銀杏未必敵得過松樹，漢服也不見得比唐裝更具民族性。如果出于國家形象辨識的需要，勉強將某一事物捧到不適當?shù)奈恢茫�不僅達不到文化整合的目的，反而可能導致文化歧見，讓文化的土壤變得板結(jié)。
　　出于這樣的考慮，我以為，目前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匆忙設立國山和國服，確定國花、國樹、國鳥也不應該制定時間表。讓文化在開放的語境中盡情發(fā)育和融合，讓公眾在活躍的氣氛中自由討論，直到形成共識，這樣的命名過程才是適當?shù)暮陀幸饬x的。

相關熱詞搜索：漢服 文化 國山與漢服背后的文化真問題 復興漢服背后是什 國山 背后的利益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