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宋慶齡病逝。在清理她的遺物時，從上海住宅的保險柜里找到了一批最重要的資料。其中唯一不是函電的，便是一份寫于半個世紀前的《宋慶齡與戴季陶的談話》中文譯稿。 　　
　　1929年，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落成。國民政府決定于6月舉行隆重的奉安大典。這時，宋慶齡正為抗議國民黨背叛孫中山的政策而流亡海外。
　　
　　一
　　
　　1929年3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宋慶齡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在介紹宋慶齡的《略歷》時，當局不得不半遮半掩地稱其：“（民國）十六年秋出國赴歐，考察政治社會狀況，現(xiàn)尚未歸�！贝髸�還委派宋子文專程赴德國迎接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在蔣介石看來，這給了宋慶齡足夠的面子，而且展示了自己不計前嫌的寬大胸襟。可是，面對伸過來的橄欖枝，宋慶齡卻絲毫不準備妥協(xié)。
　　啟程回國前，宋慶齡發(fā)表了《關于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
　　我將動身回國，參加孫逸仙博士移葬紫金山的典禮。他生前曾希望安葬在那里。
　　為了避免任何可能產(chǎn)生的誤解，我鄭重重申，我將恪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漢口發(fā)表的聲明。即：鑒于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動，我宣布不再參加國民黨的工作。
　　因此，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清楚，此行我參加葬禮，絕不意味著，也不能解釋為我對以前的決定有任何更改或轉變。只要國民黨領導層繼續(xù)與孫博士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馳，我就絕不直接或間接參加國民黨的任何活動。
　　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學說的基本原則是：1.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2.與中國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蘇聯(lián)密切合作。3.實現(xiàn)工農(nóng)政策。
　　她的一位兄弟（一說宋子文，一說宋子良）見到這樣強硬的措辭大驚失色，擔心會引起政府的惱怒和家庭中的不快。對此，宋慶齡斬釘截鐵地說：“是宋家為中國而存，不是中國為宋家而存。”
　　蔣介石請宋慶齡回國參加奉安大典，其用心是顯而易見的。他企圖通過這一舉動，凸顯他與孫中山的親屬關系（因為他娶了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的妹妹宋美齡），從而標榜自己是孫中山的正統(tǒng)繼承人，為反動政權的合法性增加籌碼。當然，更理想的結果，是能把宋慶齡拉入他的陣營，那將給他的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從而使他在政治上獲得全勝。于是，宋慶齡沿途均受到了隆重的迎接。
　　然而，當宋慶齡來到北京碧云寺，又一次看到孫中山的遺容時，心中卻充滿了悲痛和感慨。1925年在這里悼念她的丈夫時，她同她的家族、同國民黨是一致的。當時，她發(fā)誓要捍衛(wèi)和推進孫中山的事業(yè)。僅僅4年的時間，她的家族和國民黨中的許多當權者，已被她斥為孫中山的叛徒。她萬萬沒有想到，繼承孫中山的事業(yè)會是這樣舉步維艱�，F(xiàn)在，她又回來了。面對孫中山，她咬緊牙關，決心不論多么艱難，也要毫不動搖地沿著這條滿布荊棘、血跡斑斑的道路走下去。
　　抵達南京后，宋慶齡參與了對孫中山的家祭，引領孫、宋兩家家人行禮；她還作為最重要的角色出席了奉安大典。在這兩次儀式中，她都注意“使自己站立的位置離開別人，甚至她的家屬”。她稱這次奢華的儀式“是為我們的希望和犧牲所行的葬禮”。由此，可以想見她對大革命失敗結局的刻骨銘心。
　　奉安大典舉行后，宋慶齡不顧人們的挽留，在6月1 日當晚，便同母親和兩個弟弟一起返回了上海。
　　
　　二
　　
　　為了努力把宋慶齡拉到蔣介石的陣營中去，6月17日，宋美齡專程到上海來請她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對此，宋慶齡拒絕了。而就在這次全會上，國民黨通過了《人民團體組織法》，禁止一切反對“三民主義”（按照蔣介石一派的解釋）的言論及行動，規(guī)定所有團體均須服從國民黨政府。這實際上是徹底取消了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在整整兩個月中，宋慶齡閉門謝客，保持沉默。而此時，“國際反帝大同盟”正準備在德國舉行第二次會議。
　　8月1日，宋慶齡應邀致電“大同盟”，發(fā)表了對蔣介石政權的尖銳譴責。宋慶齡指出：“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后，他們已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恐怖行動只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zhàn)勝目前殘忍的反動派的決心�！�
　　宋慶齡在蔣家王朝的心臟這樣大張撻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英文報紙不愿意蔣政權找它們的麻煩，都選擇了對這份電報不予發(fā)表。中國報紙更是裝聾作啞，唯恐惹禍上身。報紙不登，于是就有愛國者把電報印成傳單在街上散發(fā)，但所有這樣做的人都被抓了起來。有一次，這傳單被人從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廈的屋頂上撒下。美國作家古爾德說：“要不是受到鎮(zhèn)壓措施的干擾，她這一炮將在全國得到響應�！比藗儗λ螒c齡的處境深表擔憂。宋慶齡卻說：“自從我發(fā)了電報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須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個人會遇到什么后果，那是無關緊要的�！�
　　蔣介石的殷勤和討好，換來的是公開的不留情面的譴責。蔣介石終于按捺不住，決定改用威脅的手段向宋慶齡施加壓力。他選擇戴季陶充當發(fā)出挑戰(zhàn)的使者。這實在是一枚最合適的棋子。
　　戴季陶曾經(jīng)是孫中山的積極追隨者。他是同盟會成員，1912年起任孫中山的秘書，直到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孫、宋在日本結婚時，他是參加婚禮的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中國人中的一個。戴季陶很受孫中山信任，也是孫氏夫婦的私人至交。他曾參與發(fā)起組織共產(chǎn)黨，后來以國民黨左派而聞名；孫中山逝世后，他又搖身一變而成為極右派。他篡改孫中山的理論，被國民黨右派尊為權威的理論家。當時，他任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8月10日，戴季陶夫婦來到他們極熟悉的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號，專程拜訪宋慶齡。一場好戲就此拉開大幕。
　　一番唇槍舌劍之后，戴季陶起身告辭。宋慶齡立即親自用英文整理了談話筆記，并于10月20日在燕京大學學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國》第一卷第12期上發(fā)表。
　　在這篇談話中，宋慶齡選擇的論點和口氣都是針對蔣介石的，因為她清楚地知道戴季陶是奉命而來的。通過談話，宋慶齡光明正大地、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她在各項基本原則和當前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宋慶齡在這次談話中的每個觀點都明確地來自孫中山的想法。我僅舉一例：談話中曾講到軍閥靠搜刮民脂民膏迅速致富的事實。看上去這似乎是即興而發(fā)的議論。然而，對照孫中山副官馬湘的一段回憶，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孫宋夫婦之間心靈的相通。馬湘記得：1916年在上海時，“有一次，我跟隨先生步行至愚園路，他忽然指著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對我說：‘你看！愚園路這一帶地方，以前都是墳墓，現(xiàn)在都是華麗的洋房了。這些洋房都是我國軍閥建筑的。他們割據(jù)地方，橫征暴斂，開煙開賭，無惡不作，吸盡民脂民膏，來到這里蓋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農(nóng)民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樣，中國還能不亡國？所以我們非打倒軍閥不可�！�”孫中山的觀點同宋慶齡與戴季陶談話中的議論何其一致！
　　宋慶齡的談話使人民看到，真正繼承了孫中山事業(yè)的正是孫夫人；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則是不折不扣地背叛了孫中山的思想。埃德加?斯諾當時寫道：“孫夫人由于堅持她認為正確的東西并為她的信念而作出犧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熱愛�！睈蹪娝固挂舱f：“ 即使是懷疑論者，甚至一些敵人也敬佩她的原則性和勇氣。”
　　對于如今坐在自己對面的戴季陶本人，宋慶齡很是看不起，也不再把他當成朋友。在她的眼里，戴季陶只是蔣介石的鷹犬。
　　在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的《宋家王朝》中，還記錄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在戴季陶和他的夫人離開時，這個老頭轉過身來，用舌頭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是個神經(jīng)質的人），嚅嚅地吐出句惡意的道別話來：“如果你不是孫中山夫人，而是別的什么人的話，我們會砍掉你的頭�！彼螒c齡微微一笑答道：“如果你們真的像自己所標榜的那樣是革命者，你們盡管砍掉我的頭好了。”不論這個情節(jié)是否真實，所存談話記錄中透露的殺機已是十分明顯了。
　　在宋慶齡8月1日措辭激烈的電報公之于世之后不久，德國法蘭克福召開了國際反帝大同盟第二次會議，會上宋慶齡再次當選為名譽主席。蔣介石的這一口惡氣實在難以下咽。
　　
　　三
　　
　　1929年9月21日，宋慶齡又一次離開了看不到一絲曙光的祖國。她登上一艘法國郵船，由上海前往法國馬賽。
　　孫中山遺孀的再度出國，使剛剛辦完隆重奉安大典儀式的蔣介石十分尷尬�？紫槲醮�表官方對新聞界解釋宋慶齡出國的原因：“孫總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國，交公司制銅像，定價十萬元，已付定洋兩萬，近駐法代表來電，謂該公司所制之像，與原照略有走樣，故孫夫人躬往料理，孫夫人或將長住法國�！� 孔祥熙是一個拙劣的演員，經(jīng)常會“穿幫”，這一次趕上難演的角色更是吃力。他短短的一段話里有多少漏洞，我們似乎都沒有必要去費筆墨了。
　　宋慶齡的確在法國馬賽上了岸，但她立即轉乘火車，回到了德國柏林。
　　上世紀90年代末，愛潑斯坦曾經(jīng)特別強調地對我說：“在對宋慶齡的研究中，你要十分重視《廣州脫險》和《與戴季陶的談話》。宋慶齡只寫過這樣兩篇帶有自傳意義的文章，而且都寫在她面臨生死考驗的關頭�！�
　　《與戴季陶的談話》曾被譯為中文，刊載于1929年12月12日的天津《大公報》。此后的各種版本，大多以此為藍本。
　　宋慶齡所以看重這篇談話，還因為這是她的一個政治宣言，集中表達了她對一些帶有根本性的政治問題的想法。這篇談話的重要和精彩，使得愛潑斯坦和西格雷夫都在自己寫作的流傳甚廣的傳記中一字不漏地原文照錄。
　　1982年，宋慶齡病逝。在清理她的遺物時，從上海住宅的保險柜里找到了一批最重要的資料，共計26件，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蔣介石、汪精衛(wèi)、李宗仁等人的函電。其中唯一不是函電的，便是一份寫于半個世紀前的《宋慶齡與戴季陶的談話》中文譯稿�？梢娝螒c齡把這次談話看得多么重要。這份譯稿用紅格豎行紙正楷書寫，每頁十行，共15頁。譯者不知為誰，但譯稿顯然是宋慶齡親自審閱過，并較為滿意的。
　　這次，我以這份手寫稿為基礎，參考《宋慶齡選集》中的《與戴傳賢談話筆記》，對這個意義重大的“談話記錄”重新進行了修訂。所以，下面大家將要看到的，是一個更新的、更為確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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