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每周評論》上，發(fā)表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而李大釗是要談“主義”的。這就直接引發(fā)了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一
　　
　　1917年9月和1918年1月，胡適、李大釗先后進入北大。比李大釗小2歲的胡適(胡適生于1891年，李大釗生于1889年)，此時是北大英文學(xué)、英文修辭學(xué)、中國古代哲學(xué)三門學(xué)科的教授，風頭正健。而此時李大釗僅是北大的一名職員、圖書館主任，還未兼任教授，其影響不能與胡適相比。不過，胡適的性格、為人處世決定了他對待李大釗這位新同事的態(tài)度，何況二人之前已互聞文名；更為重要的是二人對當時社會的諸多問題認識一致。例如，他倆都注重自身人格道德的修養(yǎng)，所以，在1918年都參加了由蔡元培發(fā)起組織的“進德會”；二人都對底層勞動群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關(guān)懷；都反對復(fù)辟帝制和專制政治，贊同民主；都主張要改造中國傳統(tǒng)文化，努力用新文化代替舊文化；都主張解放婦女，遵守道德婚約，“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是這些思想和立場的一致，使他倆不約而同地走進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并建立了終生的友誼。在這之前，李大釗在日本忙于討袁活動，誤課過多，被早稻田大學(xué)除名。這段經(jīng)歷使李大釗原本具有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主義感情得到進一步強化。同時，李大釗在日本大量閱讀了宣傳社會主義思潮的書籍和雜志，聽過日本社會主義思潮代表人物的課，主張將學(xué)業(yè)與“挽救民族，振奮國情”聯(lián)系，形成了只有革命才能改造中國的思想，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這種環(huán)境完全不同于胡適在美國所感受到的那些。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民主思想的熏陶，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影響了胡適一生。對胡適思想影響最直接最具體最深的兩個人，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東西；杜威教他把一切學(xué)說都作待證的假設(shè)，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和思想的結(jié)果。上述二人思想對胡適的影響，最終被胡適凝煉成“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和“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治學(xué)格言。胡李二人不同的學(xué)術(shù)、留學(xué)和思想背景，決定了兩人最初進入社會文化領(lǐng)域的不同角度：一個更關(guān)心文化學(xué)術(shù)，一個更關(guān)注政治法律。這是日后兩人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
　　
　　二
　　
　　新文化運動，胡、李二人都有貢獻，“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是一條戰(zhàn)壕里的親密戰(zhàn)友。毛澤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拔逅摹卑l(fā)生的直接原因是由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引發(fā)，其深層次的文化動因則是陳獨秀發(fā)動領(lǐng)導(dǎo)的新文化運動。陳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統(tǒng)帥，胡適則是副帥、第一大將。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顧五四新文化時，說：“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蹦菚r，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說法：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四臺柱”。可見當年，不論是魯迅，抑或李大釗，他們的影響都無法與胡適相比。魯迅投身新文化運動，已是1918年的事了，那年，錢玄同奉命前來請魯迅為《新青年》寫文章。后者從開始的婉拒，到被錢玄同說服，最終接受邀請。是年魯迅發(fā)出了他的第一聲吶喊，這就是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此后，一發(fā)不可收拾，才思泉涌，終于放射出熾烈奪目的光芒。如果不是新文化運動，我們很難想象魯迅的發(fā)展道路會怎樣。因為五四前夕，魯迅在教育部做著不大的官，將自己封閉在僻靜的小屋里，一心讀佛經(jīng)、輯錄抄碑，似乎在蟄伏著要做一介隱士。
　　李大釗1916年從日本回國后，就積極投身于新文化運動，先是擔任《晨鐘報》編輯，后應(yīng)章士釗之約任《甲寅日刊》編輯，1918年1月進入北大，不久就參加了《新青年》編輯部的工作。李大釗與胡適、魯迅不同，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與陳獨秀相比，他早于陳接受馬克思主義。所以，在五四新文化時期，李大釗有影響的文章，主要是《青春》、《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一類政治性文章。如此，胡、李二人勢必產(chǎn)生分歧。胡適是把新文化運動視作中國的“文藝復(fù)興運動”，提出“20年不談?wù)�治”�?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陳獨秀和李大釗決心另外辦一個政治評論的刊物，這就是1918年12月22日創(chuàng)刊，直接批評政府的《每周評論》。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fā)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釗避居鄉(xiāng)下。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wù)�治為主的《每周評論》。胡適不想談?wù)�治，這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每周評論》上，發(fā)表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而李大釗是要談“主義”的。這就直接引發(fā)了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當時在報刊上見到的“主義”，在文人學(xué)者嘴里的“主義”是琳瑯滿目：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安福部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而社會主義也是五花八門：基爾特的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連孫中山先生也說，那時有57種社會主義，不知哪一種是真的。茅盾在紀念“五四”60周年座談會上說，如“研究系不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是以假社會主義反對真社會主義，他們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企圖魚目混珠，欺騙青年�！毙轮袊�成立后，一些學(xué)者把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解釋成單純反對馬克思主義，不免有為了證明自己正確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貶低他人之嫌。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同時，那時大多數(shù)人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諸子百家中之一家，并未認識到、也未將馬克思主義當成救國良方。胡適對“主義”的抨擊，其矛頭針對的是當時普遍存在于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種思想方法。在胡適看來，那種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問題，是思想上“懶”的表現(xiàn)，因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這是一。其二，胡適認為一切“主義”、一切學(xué)理，都應(yīng)該研究，但強調(diào)抽象的“主義”要少談，因為每一種“主義”都蘊含著救時的具體主張，如若我們不去實地研究這個社會的需要，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好比醫(y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怎么能有用處呢?其三，胡適認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其四，胡適認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到了包醫(y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夢話。胡適反對把“主義”當作絕對真理和終極教條，反對把“主義”當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義頂禮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義” 的危害。胡適簡直是在為以后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們畫像。但是，胡適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xué)說。不過，從后來胡適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發(fā)現(xiàn)，胡適其實也并非一概反對“主義”；再者，他雖不贊成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卻贊成“自由的社會主義”。這“自由的社會主義”與今日北歐和國內(nèi)學(xué)界討論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否是一回事?值得研究。
　　李大釗在讀到胡適的文章后，立即撰文《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發(fā)表在《每周評論》第35期上(1919年8月17日)。李大釗坦言：“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wù)劜紶柺簿S主義的。……我們應(yīng)該研究他，介紹他”。李大釗說，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guān)系，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
　　胡適隨后于8月24日在《每周評論》第36期上發(fā)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在遭到李大釗、藍公武等人的繼續(xù)反駁后，胡適又寫了《四論問題與主義》準備刊于《每周評論》第37期。胡適說，就在8月30日排版付印時，警察突然光臨，《每周評論》遭到北洋軍閥政府的查封，一切財物也被充公了。該文沒有發(fā)表�！皢栴}與主義”的論戰(zhàn)，在沒有分出勝負時，就這樣無疾而終了。
　　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guān)在監(jiān)獄里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對當年發(fā)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說“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xù)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還談不上是什么關(guān)乎反對還是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大論爭。
　　有趣的是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并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jīng)濟自由問題”、“國際聯(lián)盟問題”等等，共計71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yè)、交通、財政、經(jīng)濟八大類，又分列出81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lián)邦制應(yīng)否施行問題”，合計144個要研究的“問題”。
　　
　　三
　　
　　應(yīng)該指出的是，在那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既無人身攻擊，也無類似后來的“大批判”語言，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和，以理服人。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今日看來非常難得的不同學(xué)術(shù)觀點爭論的科學(xué)范氏。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雖然直接發(fā)生在胡李之間，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正因為如此，直至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李大釗始終都認為自己與胡適之間的友誼超過自己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而胡適則以行動證實著與李大釗的友情。論戰(zhàn)后，在胡適的日記中，仍有很多這樣的記載：“守常來談?wù)�事”、“守常約吃飯”、“守常來商量”、“與守常談”……
　　1920年8月1日，胡適與李大釗、蔣夢麟等人聯(lián)名發(fā)表《爭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條例》、《出版法》《報紙條例》等限制言論、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惡法。
　　1921年，日本學(xué)者伊藤在日本《改造》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論中國解放運動》的論文。胡適讀過此文后，對伊藤說：“你的那篇論文只字未提李大釗及其領(lǐng)導(dǎo)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對五四運動的作用，而這樣是無法談?wù)撐逅倪\動的�！币撂僬f，不管人們對胡適作如何評價，他在李大釗的評論上，是講公道的。
　　1922年5月，《努力》周報出版，胡適是主要創(chuàng)辦人。由他起草的《我們的政治宣言》，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極力鼓吹“好政府主義”。而胡適起草這個宣言時，他第一個征求意見、與之商量的不是別人，就是李大釗。他倆商定要邀集更多的人次日在蔡元培家中聚會，胡適、李大釗、丁文江、陶行知、湯爾和、梁漱溟、王寵惠、高一涵、張慰慈、羅文干等一干人在蔡宅集體討論并略作修改后，16位與會者均作為提議人簽署，作為大家共同的政治宣言。
　　1925年，李大釗離開北大，成為職業(yè)革命家。
　　1926年7月，胡適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要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穿過蘇聯(lián)，到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途經(jīng)莫斯科時，胡適在這里停留了三天，參觀了革命博物館和監(jiān)獄，很受感動；又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材料，印象頗好。他給張慰慈寫信說，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蘇俄是在做一項“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焙�適的結(jié)論是：“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到了倫敦和巴黎，胡適的激動情緒還未退去，又給徐志摩寫了兩封信，稱贊蘇俄。胡適的這些信，在國內(nèi)的朋友問傳閱，在報紙一披露，引起不小的反應(yīng)。當時國內(nèi)正逢北伐戰(zhàn)爭，革命空氣濃厚。孫中山“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52"’的三大政策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宣傳，獲得一片叫好。胡適這時稱贊蘇俄，自然會得到許多人的認同。徐志摩也不禁譏諷胡適：人瘦了，倒更像一個布爾什維克!李大釗則對北京的朋友們說：“我們應(yīng)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李大釗的話很值得玩味。
　　李大釗說這話的時候，胡適已到了美國。那么，胡適的“往西去”怎樣了呢?且聽聽胡適自己怎么說。胡適說，他從美國歸來路過日本，曾經(jīng)拜訪過一位著名的經(jīng)濟學(xué)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思想主張便有所變化。胡適問他為何不去美國看看，他回答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xué)說完全推翻了�！备Ｌ锏氯�博士的話對胡適的刺激很大，他因此感慨地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F(xiàn)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李大釗的擔憂終于成了事實――胡適以后沒有少著文批評蘇聯(lián)的制度，最著名的一是他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作的序，二是《史(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殺。此時胡適正在日本準備回國。
　　李大釗就義后，家境悲慘。1932年6月問，李大釗夫人趙紉蘭生活困難，特地給胡適寫信，托胡適代為與北大交涉，延長和增發(fā)原先給予的50元撫恤金。8月26日，周作人給胡適一信，說李大釗長女李星華來說，要將李大釗遺書出賣。蔣夢麟提議由大家集資買下，寄贈圖書館以作紀念，希望胡適幫助辦理此事。這兩件事，胡適均一一照辦了。
　　1933年，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帶著子女從河北老家來到北京，求助胡適、蔣夢麟諸人及北大代他們辦理安葬李大釗事宜。胡適垂淚允諾，為安葬事奔忙。胡適與蔣夢麟等人一面帶頭各捐款20元，一面發(fā)動李大釗生前好友、同事捐款，購置墓地。是年4月22日，在北京為李大釗舉行了公葬。
　　1930年，《胡適文存》第三冊出版，扉頁題詞――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胡適在公開出版的著作上，將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的李大釗名列第一予以紀念，而另外三人皆是學(xué)者，足見他與李大釗的友情與胡適不買國民黨賬的膽量；不容忽視的是，此時蔣介石正千方百計要剿滅共產(chǎn)黨。
　　1934年劉半農(nóng)去世，胡適挽聯(lián)的上聯(lián)日：“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友，而今又弱一個”。與李大釗的友誼，胡適未曾忘過。
　　俗話說：“道不同，不相與謀”，可歷史卻見證了胡適與李大釗的真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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