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革研究界來說，很難對大陸公開出版的書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為十幾年來文革領域一直是出版的嚴控區(qū)，有關文革的書籍數量極少。說嚴也是相對的。某些講述文革的小說家言，某些按官方規(guī)定結論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傳記，還是可以出版發(fā)行，在市面上流傳。難出的是對文革歷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閻長貴、王廣宇合著的新書《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個難得的例外。書中講述和考證的中央文革的職能和辦事機構的設置、人員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鑄成為“四號人物”的原因，“揪軍內一小撮”是不是王力、關鋒的發(fā)明？“按既定方針辦”的產生經過，“五一六兵團”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的穿著安排，“二月逆流”會議記錄稿的產生經過，特別是兩位作者直接耳聞目睹的有關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員的種種細節(jié)，都頗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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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長貴、王廣宇兩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們既是嚴肅認真、訓練有素的學者，又是歷史內幕的當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歷史在場者于一身。文革前，閻長貴是《紅旗》雜志編輯，王廣宇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研究人員，都在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人領導之下供職。1966年，分別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工作。1967年初，閻長貴擔任江青的機要秘書，王廣宇擔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親歷了文革高潮時期政治中樞的許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們被誣入獄、勞改，直到1979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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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閻長貴、王廣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憶和反思文革，這本書就是回憶和反思的一個結晶。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大多已經過世。周圍了解內情的人員，有的不愿意回憶，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長于寫作。閻長貴、王廣宇二位目睹師東兵、林青山等人以假亂真的著作廣泛流傳，信史不彰，遂使傳奇流行，甚至一些官方研究機構編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訛傳訛的說法，出于歷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來廓清史實，分辨真?zhèn)�，以親身經歷和可靠文獻追求信史，構成了本書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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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員，其實有一個松散的交往圈子，他們之間比較信任，交流較多。外界人員不論是囿于閱歷，還是其他原因，走近這個圈子并不容易。而閻長貴、王廣宇先生，正是這個圈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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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近幾年和閻長貴先生相識的。最初是在鳳凰衛(wèi)視看了他的口述回憶，其中談到江青隨時可以從釣魚臺回中南海見毛澤東，給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后來在吳迪家第一次見到他。原來他居住的小區(qū)離我家不遠，又有共同的興趣，于是來往漸多。我知道，他和毛遠新、謝靜宜等當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聯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難以繼續(xù)的“繼續(xù)革命”》，發(fā)現里面有一些新的說法，比如說華國鋒接班是毛遠新向毛澤東推薦的，于是向閻先生求證。閻先生很快給遠在江西的毛遠新打了電話。毛遠新當時給他的答復就在本書418頁：“我有什么資格和權力向主席推薦接班人？再說，我對華國鋒一點也不了解。他又說，對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屬意和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問過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也說，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說他不能團結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點陰。毛主席當時在幾個副總理中間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后選定華國鋒。他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還是想叫張春橋做‘軍師’。毛遠新說，主席叫我跟張春橋傳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意思很明顯，毛主席要張春橋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這句話向張春橋傳達了，也向華國鋒說了�！� 《難以繼續(xù)的“繼續(xù)革命”》里還談到謝靜宜托王海容、唐聞生捎話給毛澤東說，她有錯誤可以批評她，不見她，她有些難過。閻當即和謝靜宜的通電話問及此事，謝說：“我何需通過她們向主席為我說情？” ­

　　閻、王兩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來卻關到監(jiān)獄長達八年，吃盡了苦頭。按說，他們對構陷其入獄的江青等人應當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關歷史時，卻能秉持史家風范，“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苯�青垮臺后，國內輿論對她在上世紀30年代的活動基本上是負面評價，閻長貴卻說她當時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為提高婦女地位、爭取婦女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來做的壞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黃金年代”。閻長貴特別考證，傳說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中央政治局對此有“約法三章”，限制江青參政，不是事實。說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厭惡江青，也不是事實。直到1975年，毛澤東還對毛遠新說：“你幫幫她（江青）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閻先生寫成《所謂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約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讓我轉給何方先生一閱，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證。何方多年擔任張聞天的助手。張聞天夫人劉英是毛澤東和江青成婚經過的重要知情人。劉英晚年與何方有多次深談。何方當面向閻長貴說，“約法三章”的確子虛烏有，劉英生前也是這個看法。閻先生為探史實，多方求證，其認真態(tài)度由此可見一斑。

­文章發(fā)表后頗得史界認同。我還想說的是，對這種積非成是的說法的辨析，沒有圈子里的特殊閱歷，甚至連疑點也提不出來。

　　當然，本書有些內容也可以討論。比如閻先生不贊成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一文的基本觀點，提出反駁，這本來是正常的學術爭鳴。但在駁論過程中引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若干中共領導人的言論來證明對方觀點的不當，我認為似無必要。不論是中央的決議，還是領導人的言論，都是政治家主觀意志的體現，而非衡量歷史的客觀尺度。學術爭鳴，最好還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的表達權利。搬出這些，對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臺上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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