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農民流動在三農問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民工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的增強對村民自治工作具有一定的積極影響 ,同時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缺 失也必將影響村民自治的有效進行 ,農民工政治參與受阻的原因主要體現在客觀參與 的難度和主觀參與的動力不足方面 。因此 ,必須從政策環(huán)境 、制度保障 、組織管理 、利益 表達等方面強化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路徑 。

　　關鍵詞 :村民自治 ;農民工 ;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訴求 ,是指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加政治生活 ,并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 、運行規(guī)則和政策過程的行為 。\"[1]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無疑是我國 當代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階段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的路徑主要體現為村民自治 ,由于村民自治是以村民的戶籍所在地為依托 ,而農民進城務工過程中所伴隨的農業(yè)人口流動問題 不可避免地會對村民自治產生一定影響 ,譬如農民流動是否會造成農村精英外流 ,甚至會導致村民自治的\"空殼化 \"? 對此需要深入研究并予以妥善解決 。作為\"三農 \"問題的重中之重 ,以農民 流動與村民自治的關系為視角 ,客觀審慎地分析我國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解構當下的政策話語和制度缺失 ,并建構新型的農民工政治參與路徑已經迫在眉睫 。這個話題不但關涉到農村的穩(wěn)定和繁榮 ,更直涉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與經濟社會的成功轉型 。

　　一 、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

　　(一 )農民工的政治參與 ,是村民自治深化和提高質量的積極因素農民進城\"打工 \"是他們沖破體制和習慣勢力束縛的創(chuàng)新行為 ,是中國農民主動地參與我國 工業(yè)化與城市化進程的自覺行動 ,他們放棄天賦的社會身份和\"命定 \"的職業(yè) ,走出農村 ,在市場經濟的磨煉中融入城市 ,轉變?yōu)楣と?,而被稱做\"農民工 \"。這些農民工的數量龐大 ,務工時間較 為持久 ,其身份上的雙重性對打破我國城鄉(xiāng)固有的二元結構必定會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價值取向與思維模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 ,其政治參與意識與能力也產生了飛躍發(fā)展 ,對我國村民自治產生了積極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 ,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漸次展開 ,為農民成為產業(yè)工人提供了全新的發(fā)展空間和現實的選擇途徑 。農民在市場機制的調節(jié)下 ,主動參與市場競爭 ,躋身現代企業(yè) ,有的操縱著高度自動化的工業(yè)設備 ,直接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 ,投 身國家的現代化建設 。這使他們既受到社會化大生產秩序的約束 ,又受到工業(yè)文明與城市文明的熏陶 。促使他們身上的小農意識和習俗得以不斷消解 ,社會化大生產的流程培育了他們的組 織性 、紀律性 。城市文明的熏陶使農民工本已根深蒂固的血緣 、地緣觀念逐漸被現代文明同化 , 崇尚契約與文化吸納的理念在農民工群體中形成了態(tài)勢 。相對于傳統農民而言 ,農民工的權利意識一般比較強 ,而且也善于維護自己的權利 ,法律意識清晰 ,農民工政治參與意識的增強反過 來帶動了村民民主素質的提高 。大量農民外出打工 ,獲得了比在家務農更大的經濟收入 。農民收入的增加 ,不僅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 ,增強了農村社會購買力 ,而且有的農民把收入投入到 農村的第二 、第三產業(yè) ,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 。農村公益事業(yè)發(fā)展和集體經濟的 壯大 ,對于農民廣泛參與政治活動 ,提升政治參與質量 ,促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 ,都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從而使村民自治賴以憑借的經濟資源有所提升 。反過來看 ,促進農村經濟發(fā)展也是村 民自治的一個重要目標 。通過外出務工經商 ,農民工不僅提高了自身的經濟收入 ,而且農民工每年匯往家中的匯款 ,成了一些鄉(xiāng)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 。\"打工經濟 \"已經成為改善農村面貌的 主要途徑 。農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經歷 ,使得他們力圖通過自己對城市社會的理解而重構或改造 他們的鄉(xiāng)土社會 ,從而也沖擊著村落原有的政治結構 ,不少打工農民成為鄉(xiāng)村的精英 ,直接參與到村黨支部書記 、村委會主任的競選中 ,從而提升了鄉(xiāng)村治理的精英資源 。

　　(二 )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障礙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進行

　　在農民工政治參與對村民自治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 ,我們更應當關注到諸多問題的存在 ,影 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進行 。

　　1.農民工參與村莊民主選舉的障礙

　　民政部部長多吉才讓在 2003年初表示 :\"按現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法 ,目前龐大的流動人口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尚未得到充分保證 。\"民主選舉的實質是多數人在一定 的程序和規(guī)則下認同和選擇少數人來代行自己的部分權利 ,并同意受其制約的行為 。因此 ,民眾 參選率的高低不但是一個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 ,而且也將影響被選機構及其成員的合法性 、權威性 。村委會成員的選舉是村民自治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環(huán)節(jié) ,是村民自治的基礎和起點 。我國村 組法第十二條明確規(guī)定 :\"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 ,不分民族 、種族 、性別 、職業(yè) 、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 、財產狀況 、居住期限 ,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但是 ,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除外 。\"馬克思曾說 :\"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 。\"[2]同樣 ,民主選舉權利的意識及其保障也要受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社會文化發(fā)展的制約 。

2001年 ,有學者對武漢市上千名農民工進行政治參與狀況問卷調查 ,在收回的 753 份有效問卷中 ,農 民工參加村委會選舉的只占 19. 3 % [3]。根據法律的規(guī)定 ,農民工和其他村民一樣 ,只要符合條件 的 ,都應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但是在現行條件下 ,這一權利很難得到落實 。21農民工參與村莊民主管理的障礙農村民主管理制度 ,即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組織法 》中規(guī)定的\"村民自治 \"的規(guī)定 。主 要的內容是\"三自我 (管理 、教育 、服務 ) \"、\"四民主 (選舉 、決策 、管理 、監(jiān)督 ) \"。即尊重農民自身的民主權益 (權利 ) ,并通過實施這些民主權益 ,治理農村 、發(fā)展農業(yè) ,促進農民增收致富 。農民工長期遠離農村而居住在城市打工 ,參與村莊公共管理的時間有限 ,客觀上造成了村莊公共管理職能 的下降 ,農民工的雙重身份對村民自治帶來了挑戰(zhàn) 。農民流動背景下的民主管理首先要面對\"無人理事 \"的困境 。一方面 ,農民工外出能夠獲得較多的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工作十分辛苦 ,而村委會干部的報酬和福利待遇比較低 ,許多村委會干部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 ,也加入了農民外流 的大潮中 。有的村委會成員帶職外出打工 ,從而使村民自治陷入\"無人理事 \"的境地 。這種情形目前有蔓延之勢 ,其對村民自治的負面作用不言而喻 ,但其對村民自治的破壞性影響卻不可輕視 。

其次是農民工的迅速發(fā)展使村莊公共管理職能的履行困難增多 。村民外出務工經商不僅意味著他們脫離了村莊的地理邊界 ,同時也越出了村莊公共權力的行政邊界 。當前 ,農民流動既不需要 村組織的批準 ,也不需要通過什么嚴格的組織手續(xù) 。在這種情況下 ,村委會對外流村民的情況基本不了解 。因此 ,管理上難免鞭長莫及 、力不從心 ,處于\"無能 \"和\"無為 \"的尷尬境地 。

　　3.農民工參與村莊民主決策的障礙

　　客觀地看 ,農民工對村莊決策很難帶來實質性的影響 。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決策表現在兩個 方面 :一是村民直接參與本村重要事務的決策 ;二是村民自治組織在決策時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其中 ,由村民直接參與重大事項的議決 ,是民主決策最基本的方面 。當前 ,村民直接參與本村重大事項決策的形式主要有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 。為了保證村民民主決策權 ,《村委會組織 法 》在修訂時 ,明確規(guī)定了必須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八項事項 。但是 ,按照《村組法 》規(guī)定 ,召 開村民大會應當有本村十八周歲以上的村民過半數參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戶代表參加 。而在農民工外出流動的背景下 ,特別是一些村民大量外出務工經商的村莊 ,村民大會難以達到其召開的法定人數 ;即使勉強湊齊人數 ,來參加會議的也僅是一些婦女與年邁的老人 ,而他們 的議事 、決策能力相對較低 。這樣一來 ,村民大會便難以開得很有質量 ,民主決策很容易異化為少數村干部決策 。41農民工參與村莊民主監(jiān)督的障礙 上述諸因素足以導致農民工對村民自治的監(jiān)督流于形式 ,有名無實 。民主監(jiān)督是指在村民自治運作中 ,通過村民的監(jiān)督活動保證村務管理上合國家法律 ,下合村情民意 。農民工的大量外 出客觀上不利于民主監(jiān)督工作的開展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民工的外出減弱了流動農民監(jiān)督村干部的動力 。外出務工經商村民的經濟收入一般比較高 ,生活處境比較好 ,因此大多 外出農民對村莊的公共政治生活缺乏興趣和積極性 ,往往不愿意得罪人去監(jiān)督村委會干部 。二是不利于村民對村委會權力的制衡 。在許多流出村 ,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婦女和兒童 ,他們 的文化程度 、政治素質等大都要比外出村民低 。這就降低了普通村民在村莊權力結構中的力量對比 ,削弱了村民民主監(jiān)督的力量 。三是使村民對村干部的監(jiān)督權難以落到實處 。除了社區(qū)輿 論等軟監(jiān)督外 ,罷免不稱職的村委會干部是村民對村干部的硬性監(jiān)督手段 。但是 ,為了保證署名的嚴肅性 ,《村組法 》對罷免做出了比選舉更加嚴格的規(guī)定 。一是要求有 1 /5 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 ;二是須經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通過 。在流出村 ,要滿足這些條件很不易 。

　　二 、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民工政治參與受阻的原因分析

　　導致農民工政治參與受阻的因素是多重的 ,有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因素 ,也有制度性因素 和非制度性因素 ,總體上可歸結為客觀上難以參與和主觀上不情愿參與 。

　　(一 )從客觀上參與的難度方面看農民工政治參與受阻

　　1.制度安排的不盡合理使農民工政治參與陷入困境

　　鄧小平曾強調 ,\"制度是決定因素 \", [4]\"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 人無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會走向反面 。\"[5]我國二元戶籍制度使農民工居住生活在城市 ,戶口卻在農村 。按照現有的制度安排 ,村民只能在自己戶口所在地的村進行村委會選舉 ,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 ,這就給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農民工的特殊身份直接阻礙了農民工的政 治參與 ,一方面農民工離家遠 ,幾乎沒人愿意為了參加原籍的選舉投票而疲于奔波 ,他們基本上都放棄了原籍的政治參與權 ; 另一方面 ,農民工務工城市又把他們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 。

1983年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直接選舉的若干規(guī) 定 》中有這樣的內容 :\"選民在選舉期間臨時在外地勞動 、工作或者居住 ,不能回原選區(qū)參加選舉的 ,經原居住地的選舉委員會認可 ,可以書面委托有選舉權的家屬或者其他選民在原選區(qū)代為投票 。選民實際上已經遷居外地但是沒有轉出戶口的 ,在取得原選區(qū)選民資格的證明后 ,可以在現 居住地的選區(qū)參加選舉 。\"我國的戶籍制度沒有取消 ,現行法律規(guī)定只有本村村民才能參加本村的村委會選舉 ,致使農民工只能回到本村參加選舉 ,而不能在居住地參加選舉 ,路途遙遠等原因使得眾多農民工不愿意回鄉(xiāng)參加選舉 。于是 ,就出現了農民工既沒有參加原籍選舉 ,又沒有參加 居住地選舉的\"真空 \"狀況 ,\"兩不靠 \"使農民工成為日益邊緣化的群體 。顯然 ,戶籍制度羈絆了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積極性 ,隨之他們的政治參與權也就被淡化 。因此 ,相關制度設計的不合理是導致農民工陷入政治參與困境的主要原因 。

　　2.利益表達機制的缺陷成為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瓶頸

　　第一 ,利益表達組織缺位 。當前中國利益表達組織發(fā)展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不平衡 ,主要表現 為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組織發(fā)展滯后 ,強勢群體的利益表達組織發(fā)展迅速 ,呈現出弱者組織化程 度低 、自主性越弱而強者組織化程度高 、自主性越強的態(tài)勢 。這種現實 ,既不利于弱勢群體進行順暢的利益表達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有效提升自己在整個利益格局中的地位 ,也對各階層之間的利益溝通和良性的利益互動形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農民工作為典型的弱勢群體 ,尚未形成代表本群體利益 的自組織 。農民工作為處于邊緣狀態(tài)的\"邊緣人 \",他們既離開了土地 ,但又不能真正進入城市 。\"他們已成為一個與市民和農民均不同質的群體 ,構成我國目前的第三元 , \"[6]第二 ,利益表達機制不通暢 。在現行的利益表達機制框架內 ,我國利益表達渠道主要有 : 政 黨利益表達 ,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利益表達 ; 信訪 ; 人民代表 ; 政治協商 ; 社會團體如工青婦等 ;大眾傳媒 ;社會協商對話 ;行政領導接待如市長接待日 、書記信箱等渠道 。不難發(fā)現 ,上述這些利益表達機制與農民工直接有關的可謂少之又少 �，F階段農民工主要運用的利益表達 渠道實際上就是信訪 ,由于信訪部門本身僅只是一個協調性機構 ,它本身沒有什么實際的權力 ,因此對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群體而言 ,這種較為單一和薄弱的利益表達機制顯然不充分 。

更不必說現存的勞動信訪制度自身還存在諸多問題 ,如獨立地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夠 ,時效性不強 、具有明顯的事后補救性等 ,仍需要進一步地完善 。第三 ,非制度化和非法的利益表達行為不斷衍生 。由于農民工在制度內利益表達渠道不通 ,就直接衍生出大量的非制度化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表達行為 �，F行政治制度沒有給農民工提供參與城市政治生活的空間 ,農民工既不能參與城市社區(qū)政治活動 ,也不能參加城市社區(qū)管理活 動 。理性選擇的結果是 :大多數農民工對農村政治活動持冷漠態(tài)度 ,整體處于制度化政治參與缺失狀態(tài) 。而農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卻一再逐年增加如自殺討薪 、罷工游行 、集體上訪這些另類維權行為此類迫不得已的維權行為既擾亂了社會秩序 、嚴重影響社會和諧 ,還可能導致維權的 \"受害者 \"最終異化為\"加害者 \"。

　　(二 )從主觀上參與動力不足方面看農民工政治參與受阻

　　1.經濟基礎的薄弱使農民工政治參與成為奢侈的欲望

　　經濟是基礎 ,離開了一定經濟基礎 ,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騰飛 ,也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民主 。

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 :\"社會經濟發(fā)展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 ,造成參與基礎的多樣化 ,并 自動導致自動參與代替動員參與 。\"[7]在農民工占大多數的中西部農村地區(qū) ,經濟發(fā)展水平還相當落后 ,人們關注政治的程度遠不如關注溫飽問題來得現實 。從農民工流動的動機來看 ,農民外出本身就是利益比較的結果既然農民進城務工是以擺脫貧困和逐利為首要目標 ,這就不難理解 為什么大多數農民工在政治參與方面顯得較為冷淡 ,因為政治參與必須以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為前提 ,以個人的經濟基礎為依托 。只有經濟發(fā)展了 ,個人財富達到一定水平 ,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才有可能和必要 。很難想像 ,一個衣食無著的人會積極地關心政治 、參與政治 ! 更何況政治參與也 需要支付成本 ,即便是國家為此而支付所有的開銷 ,在貧窮的農民工看來 ,他仍然可能會為政治參與支付過高的機會成本和私人成本 ,政治參與便成為一項\"好看但不中用 \"的奢侈品 。

　　2.文化素質的低下和傳統觀念的影響導致農民工政治參與意識淡漠實踐證明 ,農民工的文化素質在政治參與過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從農民工的文化素質來 看 ,仍存在一個龐大的文盲 、半文盲階層 。列寧說 :\"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 必須先教他們識 字 。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 ,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 、傳聞偏見 ,而沒有政治 。\"[8]文化水平的落后使得農民工在掌握政治信息 、利用參政渠道時遭到許多難以克服的技術上的問題 ,從而制約了農民工的參政能力和參政質量的提升 。我國是個君主專制歷史悠久的國家 ,歷經數千年的發(fā)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文化 ,其 根本特征是主權在君而不在民 ,民眾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則是服從 。鄧小平同志指出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 ,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 ,民主法制傳統很少 。\"[9]廣大老百姓尤其是農民較少有政治 參與的意識和觀念 。時至今日 ,這種傳統政治文化仍潛在地影響和支配著農民的心理 ,使他們仍然希望并依賴于\"清官 \"、\"明君 \"、\"仁政 \",做一個\"順民 \"。這種封建的政治文化觀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沉淀 ,已深深根植于農民的心理和思想意識之中 ,其政治自主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比較淡 薄 ,表現在當今的村民自治中 ,就是不愿意或者不敢主動行使民主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態(tài)度 ,在選舉中表現出順從 、被動或者不參與等政治冷漠現象 。在這種文化理念的影響下 ,大多數 農民工要么不參政 ,要么消極被動參政 。綜上所述 ,農民工的返鄉(xiāng) ,既實現了其政治參與 ,也是村民自治深化和提高質量的重要積極因素 ;而農民工由于客觀上參與的難度及主觀上參與動力不足使其政治參與受阻 ,也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進行 。農民工對村民自治的雙重影響反映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復雜性 ,而這種復雜性又是由轉型過程中農村社會的多重內在矛盾所決定 ,譬如重建權威道德和道德多元化趨勢是 對矛盾 ,經濟多元化趨勢和用集體經濟形式提高農民參與鄉(xiāng)村事務的積極性是對矛盾 ,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和把農民圈定在土地上又是對矛盾 ,等等 。這些矛盾是村民自治問題本身乃至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本身難以避免的內在張力 ,是一個重塑中國現代化特色的生長點 。

　　三 、強化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路徑選擇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 :我國總體已進入著力破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 、形成城鄉(xiāng)經濟社會 發(fā)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城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一體化主要任務就是要著力構建新型工農 、城 鄉(xiāng)關系 。要統籌工業(yè)化 、城鎮(zhèn)化 、農業(yè)現代化建設 ,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農 、以城帶鄉(xiāng)長效機制 , 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 、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 。新時期我國農民工政治參與呈現以下路 徑 ,體現為農民工利益跨城鄉(xiāng) -利益表達跨城鄉(xiāng) -政治參與跨城鄉(xiāng) -制度安排跨城鄉(xiāng) ,農民工的 基本權益跨越城市與農村 ,利益表達也游移于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 ,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民工如何有效 行使政治參與的權利 ,需要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 。

　　(一 )徹底破除城鄉(xiāng)二元體制 ,努力建立和完善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體制 ,要統籌 城鄉(xiāng)社會發(fā)展 ,要解決三農問題 ,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 ,就一定要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 ,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調整\"農轉非 \"計劃指標管理模式 ,實行居住地戶口登記制度 。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 ,只有消除農業(yè)戶口和非農業(yè)戶口的界限 ,才能消除實際上存在的農民 ,農民工與非 農民的身份界限 ,也就給農民工摘掉了農民的帽子 ,這就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包括政治參與問題提供了制度性的條件和保障 。為此要有三個方面的作為 :

　　1.提高維護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認識

　　從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實現社會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全局考慮 ,必須要解決好農民工政治參與 問題 。把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和實踐\"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及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結合起來 。廣大農民工參與政治 ,是建設基層民主 ,加快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要求 。只有各級黨委和政府充分重視 ,才能從根本上保證農民工的政治參與 。農民工政治參與權益的有效保障是構建和 諧社會 ,推進新時期深化農村改革的有效舉措 。

　　2.建立統一的戶籍制度

　　差別戶籍制度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公平 ,是解決\"三農 \"問題的最大阻礙 ,打破城鄉(xiāng)分 割 ,也就成為解決\"三農問題 \"的第一要務 ,要放棄原有一切錯誤的認識 ,以公平為原則 ,充分相信農民的理性 ,相信市場的力量 ,斷然取消差別戶籍制度 ,建立平等的身份制度 ,整合和統一政策規(guī)定 ,破除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政策屏障 。應制定跨部門 、跨地區(qū)覆蓋全體農民工的社會政策體 系 ,打破城鄉(xiāng)分割的體制 。規(guī)定農民工的政治參與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為標準 ,使農民工在工作地有參與制訂游戲規(guī)則的權利 。只有廢除當前的選民資格制度 ,將選民資格改為居住地登記 制度 ,才能使更多的打工者不必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千里迢迢回鄉(xiāng)參加或委托他人代表自己參與徒有虛名的村民選舉 ,直接參與居住地政治活動 ,才能讓廣大農民工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民主權利 。農民工政治參與機制的有效保障對于實現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的\"必須切實保 障農民權益 ,始終把實現好 、維護好 、發(fā)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的重要論述意義重大 。合理引導農民有序流動 ,堅持貫徹村民自治原則 ,徹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 ,大力提升中國城鎮(zhèn)化水平 ,全面啟動城市社區(qū)自治建設 ,及時推進中國政治民主進程 ,正是將這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轉化為積極的正變量的根本途徑 。

　　3.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使農民工政治參與制度化 、程序化現代社會的政治體制 ,應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適應性和凝聚性 ,才能有助于公民政治參與的 擴大 、民主政治的發(fā)展 ,才有助于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 。我國在公民政治參與方面建立了如人民代表大會 、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等制度 ,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但我國的政治體制還有不夠完善的地方 ,還缺乏相當程度的自主性 、適應性和凝聚性 。

( 1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 : 人民代表大會的 選舉制度還不夠完善 ,如提名制度 ,確定候選人制度等 ;現有的選舉制度在選舉實踐中沒有得到 很好的行使 , 選 舉 走 過 場 , 不 尊 重 選 民 或 代 表 意 愿 的 現 象 , 在 個 別 地 方 還 不 同 程 度 地 存 在 。

( 2 )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方面 :還沒有直接建立起正確處理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組織與黨組織的關系 ,以黨包攬一切的現象仍十分嚴重 ;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的結構不合理 ,功能不健全 ,職責不明確 ;在實踐中還未真正體現\"民主自治 \"的原則 。當前我們應從多方面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才 有利于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制度化 、程序化建設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入 ,利 益分化的趨勢變得日益明顯 ,各利益主體參與政治的勢頭呈增強態(tài)勢 。所以 ,我們必須健全民主 制度 ,豐富民主形式 ,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 、民主決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 ,使公民享有更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尊重和保障人權 。同時 ,針對農民工的特殊情況 ,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 ,為農民工參與城市管理和維護自身權益提供制度保障 。

　　(二 )完善農民工利益政治表達機制 ,用制度安排來反映農民工的利益訴求

　　1.建立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的政治格局

　　城鄉(xiāng)一體化就是要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 ,把城市與農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 、綜合研究 ,通 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實現城鄉(xiāng)在政策上平等 、產業(yè)發(fā)展上互補 、國民待遇上一致 、改革發(fā)展成 果共享 ,促進城鄉(xiāng)經濟社會全面 、協調 、可持續(xù)發(fā)展 。目前我國已經通過了《城鄉(xiāng)規(guī)劃法 》,并于2008年 1 月 1日起施行 。這一法律的頒布與實施 ,對于形成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新格局有重要指導作 用 ,對于城鄉(xiāng)統籌和人口 、資源 、環(huán)境相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特別是在維護農民工利益 、促進城鄉(xiāng)公平 、關注和改善農村民生方面有著長遠發(fā)展的意義 。當前的親農政策對逐步化解\"三農 \"問 題 ,縮小城鄉(xiāng)差距 ,具有實質性的現實意義 。但是從長遠來看 ,這些都是治標之策 。因為 ,我國 \"三農 \"問題乃至城鄉(xiāng)矛盾的深層次原因是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體制 。只有通過體制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 , 徹底破除城鄉(xiāng)發(fā)展的二元制 ,從根本上理順城鄉(xiāng)社會關系 ,才是治本之策 。

　　2.樹立保護農民工利益政治表達的重要觀念

　　實現法治理念與農民工利益表達途徑的有機統一 ,同時要求法治的基本制度中能夠充分地 體現農民利益的政治訴求 ,使法律制度能夠充分體現公平 、正義 、平等和自由的精神 ,使農民工與其他社會群體同樣可以得到人格的尊重與權利的保障 ,使自身的價值與尊嚴得以實現 。民眾是政治的主體 ,民意參與有利于把不同利益群體納入到現有政治體制內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時 ,政治參與有利于增 進民眾對執(zhí)政黨的認同感 。李普塞特曾經說 :\"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沖突的利益得以表達 , \"[10]對于農民利益的政治訴求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來維護 ,因此建立與完善相關的程序制度 也是當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之一 。

　　(三 )提高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組織化程度

　　當前 ,我國流動人口總數已達 2 億 ,而能夠切實代表這一龐大群體的組織團體仍然沒有出 現 ,工會 、婦聯 、共青團等組織都只能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部分地代表著流動人口的利益 。因此 可以在農民工流入比較集中的社區(qū)建立農民工自治組織 ,并充分利用農民工中現有的自治組織 。

這樣做 ,既有利于表達和保護農民工的權益 ,又方便政府對農民工的管理 。農民工流入地的工 、 青 、婦等社群組織的工作職責要明確向農民工群體覆蓋 。社區(qū)建設應把農民工作為重要的工作 對象之一 。探討農民工組織化的方式 ,使他們的利益和意見能集中起來 ,便于政治參與 ,也便于 對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管理 。拓寬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渠道 ,在現行條件下適當調整村委選 舉時間 ,大規(guī)模農民流動致使農民參選率低 ,是個不爭的事實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大部分省份 把村委會換屆選舉安排在農閑期間 。因為農閑期間沒有外出的大部分農民才有足夠的時間和精 力參與選舉 ,但農閑期間恰恰又是流動農民外出打工的最佳時段 。這對村委會選舉來說是個兩 難的困境 。一般來講 ,流動農民在外地和故鄉(xiāng)之間往返流動有兩個高峰 : 一個是\"大高峰 \",即春 節(jié)前后 (中國春節(jié)合家團圓的傳統使然 ) ; 一個是\"小高峰 \",即農忙期間 (回家?guī)椭�家人收割�?種 ) 。有鑒于此 ,建議各省份可以適當考慮將村委會換屆選舉時間調整安排在春節(jié)前后 ,這樣既 可使農民過一個有意義的春節(jié) ,也可以相應提高農民選舉參與率 。

　　(四 )不斷培養(yǎng) 、提高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政治參與能力理論和事實均表明 ,受教育的程度如何 ,影響著政治參與的水平和質量 ,決定現代政治文明 發(fā)展 。因此必須采取多種形式 ,加強培訓力度 ,從思想觀念 、文化水平 、就業(yè)技能 、法律意識等方 面提高農民工的綜合素質 。盡快建立農民工政治教育培訓機制 ,廣泛地對農民工進行民主啟蒙 , 引導農民工摒除落后的思想政治觀念 ,破除農民工政治參與存在的文化心理障礙 ,優(yōu)化農民工的 政治心理 ,逐步形成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的文化觀念 ,在農民工中普遍樹立起公民意識是農民工作 為公民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一個前提條件 ,如果農民工仍存有\(zhòng)"臣民 \"意識 ,那么其自身的權 利就無法得到保障 ,也就失去了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資格 ,更難以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 。

　　作者 :何曉紅 ,湖北襄樊學院政法系 (襄樊市 , 441053 )

　　基金項目 :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 ( 2008 y332 )的階段性成果 。

　　[1] 王浦劬 :《政治學基礎 》,第 205 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95 年版 。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3 卷 ,第 305 頁 ,人民出版社 , 1995 年版 。

　　　　[3] 唐鳴 :《村委會選舉法律問題研究 》,第 225 ～237 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4 年版 。

　　　　[4] 《鄧小平文選 》,第 2 卷 ,第 308 頁 ,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版 。

　　　　[5] 《鄧小平文選 》,第 2 卷 ,第 333 頁 ,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版 。

　　　　[6] 張謀貴 :《偉大經濟現象背后的邊緣人 -對歧視農民工現象的思考 》,學習月刊 , 2003 年第 4 期 。

　　　　[7] 塞繆爾 ·亨廷頓 :《難以抉擇 :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 》,第 12 頁 ,華夏出版社 , 1988 年版 。

　　　　[8] 《列寧全集 》,第 42 卷 ,第 200 頁 ,人民出版社 , 1987 年版 。

　　　　[9] 《鄧小平文選 》,第 2 卷 ,第 332 頁 ,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版 。

　　　　[10] 西摩 ·馬丁 ·李普塞特 :《一致與沖突 》,第 166 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5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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