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60年代中學語文課本開始接觸魯迅的。

　　當時，10多歲的我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了解，語文教材充斥著政治意識形態(tài)，魯迅文章的采選完全著眼于意識形態(tài)的考慮，就是說，60年代我閱讀的是經(jīng)60年代意識形態(tài)允許并改造過的魯迅，是經(jīng)官方整容過的魯迅。課本上的魯迅是整容魯迅的一個側面。

　　 具體的說，初中階段要學生通過魯迅《故鄉(xiāng)》《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作品，了解舊社會的黑暗，對勞動人民要有感情，熱愛美麗的鄉(xiāng)土，當然，也從魯迅即那里感覺與鄉(xiāng)土打成一片的童年的意趣；
高中階段，則通過魯迅《一件小事》、《祝�！�、《孔乙己》《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為了忘卻的紀念》《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不但要繼續(xù)了解舊社會的黑暗與罪惡（反襯新社會的光明與美好），而且文化人（知識分子）應仰視勞動人民，投身無產(chǎn)階級革命陣營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對敵人要恨要痛打落水決不寬恕。

　　高中階段讀魯迅（只那么幾篇文章）確實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66年夏秋文化大革命開始，狠揭猛斗牛鬼蛇神（老師），學生除用毛主席語錄外，就是從魯迅文章里汲取可用于批斗的精神資源，這時，魯迅完全工具化了，比布爾什維克還布爾什維克。應當承認，用魯迅方法批斗確實兇辣而深刻。

　　其時，我所在的學校圖書館的角落，正塵封不動地安臥著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魯迅全集》。似乎沒人翻讀過。大家都從當時語文課本中去認識和借助魯迅，以魯迅為榜樣，當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沖鋒陷陣的英勇斗士。1965年我讀高一時接觸過《茅盾文集》、《沫若文集》，因為我正值青春騷動期，喜歡讀青春騷動的文章，因而我較多地接觸了茅盾郭沫若的前期作品，沒去留意魯迅的其它作品。

　　似乎超脫不了補課這一關。1968年秋下放前夕，卷入兩派斗爭，被弄得焦頭爛額的我們一群住在小縣城的同伴，又在熱烈地議論“奔向火熱的農村”了。由于教書的父親被當作牛鬼蛇神揪出，家里受到?jīng)_擊，我有沮喪之情落寞之意，家里弟妹多，而自己卻要到一個陌生的鄉(xiāng)村，這時，魯迅《故鄉(xiāng)》的惆悵旋律一下子涌上我心頭。記得當時我對幾個伙伴曾戲謔地說，我們的手會像閏土變成松樹皮了。不過，當時我們都立刻緘默 ，因為都意識到這樣說是“對現(xiàn)實不滿”，屬右派言論，會招致危險。

　　魯迅《故鄉(xiāng)》惆悵的旋律再次盤纏我心，是兩個月之后的事。坦率地說，在學校我是溫和的左派，我是較遲才投入“造反”的；
當那些根正苗紅的紅衛(wèi)兵造反派沖上街頭大肆造反時，我仍躑躅“潮外”卻是一個緊張而急切的觀望者，卻正躍躍欲動。當紅衛(wèi)兵矛頭對準學校 黨支書（當權派）之后，我便“殺”了出來。我嘴上并不信誓旦旦，可心里異常堅定。我對那個公社書記出身的支書十分不滿，我父親在另一所學校就是被工農出身的支書揪斗的，因而我的下意識里對學校那些被揪斗的牛鬼蛇神非常同情，對那些沒什么文化和本事，僅憑了出身卻掌管別人命運的官僚心存不滿。當時我寫了不少文章（大字報），中學課本中魯迅的文章成了我的精神資源，我還讀了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從那本書里汲取了許多有利于戰(zhàn)斗的魯迅語言。

　　我以為繼承了魯迅，卻不知道繼承的正是一個曲解、閹割、用意識形態(tài)整合起來的假的魯迅。我的一些大字報比別人寫的大字報更深刻——更有殺傷力。除了寫文章（大字報），我基本沒參加沖沖殺殺的造反行動，因為我始終明白自己家里“賤民”的灰暗背景。盡管這樣，我還是成了我的們一派的中堅。以后“戰(zhàn)斗團”內部分裂，以前是戰(zhàn)友現(xiàn)在成了勢不兩立的對立派，他們一度成了掌權者，但他們不放過我，通過軍宣隊之手，不讓我們幾個隨大伙下鄉(xiāng)，排斥于“光榮下鄉(xiāng)”的行列之外，參加學習班接受批斗甚至游街示眾，然后下鄉(xiāng)實行“監(jiān)督勞動”。記得1968年國慶節(jié)那天，我想我可以參加慶祝國慶的集會活動，但遭到已是縣紅代會頭目的對立派同學的斥責，說我沒有資格。至此，我的處境悲涼。于是，在滯留縣城的那段日子，我心頭不由涌上《故鄉(xiāng)》的惆悵旋律。隨著領袖“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一聲令下，他們似乎對我“松了綁”，準許我像其他眾多的知青一樣下放農村。在“群專隊”勞改的父親請了假送我翻山越嶺奔赴目的地。此時此刻，我默念著魯迅的心聲：

　　“老屋離我愈遠了；
故鄉(xiāng)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

　　也許，在這種情境，我才開始感覺到真實的魯迅，以前我心目中的魯迅已退走遠去，另一個悲涼而沉重的魯迅正向我走來。魯迅遭遇過的歷史情境與精神氛圍在以后漫長歲月里頻頻復現(xiàn)。我們感覺魯迅，追尋魯迅，說明魯迅所處時代的鬼氣仍活躍在當下的社會中。在中國，凡是念過書，對底層有過深切體察的人，是能夠跟魯迅心息相通的。當年，正是巨大的家庭變故，才使魯迅從生活——人生的深處感覺和理解社會；
今天，在經(jīng)歷巨大的家庭變故、人生變故，我借助魯迅，才能在生活深處超拔出來開始重新感覺和理解所處的社會。許多時候，處在文化封閉思想封閉狀態(tài)的人，其實并不了解他天天廝磨的社會，他只是抱著一團意識形態(tài)所刻意渲染的幻影，不無天真但黯淡地踽踽前行。

　　其實，我仍只是感覺魯迅——片面的魯迅，我只是借助魯迅的幽憤和惆悵抒發(fā)自己心里類似的感情。

　　在鄉(xiāng)下我進入了70年代。除了有10來本我祖父遺下的線裝本“陳修園醫(yī)學書”，三卷本《鄒韜奮文集》，毛主席著作，已無書可讀。70年江西城鄉(xiāng)搞“一打三反”運動，我所在的大隊組織了婦女造反隊，里面有幾個知道我的下放女知青，趁我去上工，她們把這些藥書也給抄走了。緊接著，由于一個大隊民兵連長無中生有造謠說全縣有個以下放知青為主體的反革命集團，我被懷疑，大隊對我進行逼供和批斗。不久我又被告知，這反動組織是假的，但必須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藥書也被大隊支書的兒子和親屬據(jù)為已有，但他們對書不感興趣，因而這些書最終失散了。

　　這時，一個在部隊當兵的同學寫信給我，說他家里有套《魯迅全集》，如我需要可到他家去拿。我自然喜出望外。我走了幾十里山路進縣城，從他家里取出精裝本《魯迅全集》（是他從學校圖書館搬回家里的）背回山里。這套《魯迅全集》是1956年10月出版的。我不但細讀了全集正文，還細讀了占很大篇幅的注釋。也許出于當時的心境，我特別喜歡讀第一卷（包括《吶喊》《墳》和《熱風》）、第二卷（包括《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和詩歌卷。我以魯迅《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冬夏與春秋），《無題》（大野多鉤棘，長天列戰(zhàn)云。幾家春裊裊，萬籟靜 。下土惟秦醉，中流輟越吟。風波一浩蕩，花樹已蕭森）等自慰自解，讀著這些詩作，心靈感到慰籍。我只是尋找精神的寄托罷了，我的遭際在生活的廣度深度上，是無法跟魯迅相比的。這也說明，魯迅本身的復雜、豐富和深邃；
此時我對魯迅的體察已突破了語文教科書塞給我們的魯迅形象，已轉向心靈的某種溝通。于是，魯迅的靈魂在我這個下放知青身上悄悄地復活了。

　　說實在的，當時我較能看懂《魯迅全集》第一卷，也能看懂第二卷中的《彷徨》《朝花夕拾》，但對《野草》《故事新編》我似懂非懂，只能感覺其中熱切而焦灼、渾茫而深邃、荒寒而悲涼的人生意味。比如讀到《野草•過客》的末句：“過客向野地蹌踉地闖進去，夜色跟在他后面”，我掩卷沉思，當下我不正是一個過客向野地——下放地蹌踉地闖進來，夜色正在我周圍呵！

　　對《墳》中包括《摩羅詩力說》的頭幾篇，我則有所忽略，其文言文化的敘述攔阻了我；
從深層次講，是自己在當時渴望做一個集體的人、國家的人，依附于集體中，缺失個人意識，因而對那時的魯迅產(chǎn)生不了真正的心靈感應，一句話，我還是部分地接受了魯迅。

　　我想，對一個在特定文化情境翻過跟頭的文化人，當他置身夜茫茫的野地，除了物質（吃喝）的基本生存需求，還有一種精神的基本生存需求，仿佛是生命的琴弦，只有用真實而內在的生命的顫音才能將它撥動，他的滿腔熱血由此而奔迸，生命由此而吶喊而彷徨，但他的境界得到深化與升華。魯迅成了我70年代靈魂的守護者鍛造者。

　　如今，這幾卷《魯迅全集》在我手里已相當陳舊，被摩蝕得相當厲害。我并沒有買新版的《魯迅全集》。但我堅持認為，1956年《魯迅全集》版本，從封面到內頁，天地頭甚寬，樣式和字型，都是最好的，無可挑剔的，超時代的。90年代出版的圖書，有些書盡管在封面設計上有新穎之處，但內頁都排得太實太滿，而臺灣出版的一些書（即使是五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似乎仍發(fā)揚著《魯迅全集》——出版家的翰墨傳統(tǒng)，給人一種厚重、樸實、雅致、大方、文氣的感覺。一翻這樣的書，心情十分舒貼。我為能擁有這樣的“心靈”而歡欣。

　　有熱血溫度情感烈度的魯迅伴著我走過70年代，我從鄉(xiāng)土的最低層——夜茫茫的野地溝通了魯迅，從心靈上感知了魯迅，此時魯迅像棵大樹，支撐起我心靈的和精神的天空。對一個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歷史亡靈，在他往后的無盡歲月，雖然不可能去完全復原他，但總可以去接近甚至逼近他，最大真實地感悟他，因為產(chǎn)生過他整個靈魂的精神情境會在以后某個時候復現(xiàn)，必然會產(chǎn)生對精神資源的探尋，于是在新的歷史情境，隨著對他又一次探尋，他又一次悲壯地復活了。這種復活是歷史的定律。

　　只有建立在人的自覺文的自覺上的復活，才是整體性的人的精神——真正意義上的偉大的復活，即真實的復活。

　　80年代，我歷經(jīng)了農村——廠礦——文化機關的生活轉移，但我確立了用心用筆寫作的人生目標，自自然然，我更自覺借助魯迅這一精神資源。此時，我跟好些人一樣，偏重于借助魯迅反省國民性——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這個時候，我更注意到魯迅對國外文論——人文思想這一精神養(yǎng)料的吸收，比如，當年魯迅是受了英國人寫的《中國人的性格》的啟示，結合自己的觀察與體驗，寫出了世紀絕作《阿Q正傳》。自然，80年代的國人以更大的文化視野來考察魯迅精神的衍變，可以說，魯迅在更大的歷史時空文化時空接受檢驗；
也可以說，80年代的國人在新的歷史情境中考良繼續(xù)把魯迅當作精神資源的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魯迅又一次站立住了。換句話說，產(chǎn)生偉大魯迅的歷史情境并未過時，20世紀初五四運動激發(fā)出來的改造心靈改造中國即人的現(xiàn)代化國家的現(xiàn)代的歷史夙求依然是80年代首當其中的莊重課題。

　　平心而論，即使借助魯迅進行國民性批判，魯迅仍有被當作某種工具之嫌。許多時候許多場合，魯迅成了工具理性，這不是魯迅的過錯，而是國人長期“工具化”思維的必然結果。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把魯迅“國民性批判”觀念化，在文學文本中轉為符號化，確也起到了震聾發(fā)聵的作用，一些作品取得了成功。80年代我的寫作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在思想意義上，除了說明“啟蒙”的必要與重要，并沒有超出魯迅。80年代未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社會運動的突然消寂，那種如滾滾洪流的國民性批判也隨之委頓。對我而言，我尚未實現(xiàn)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
我們正是在種種欠自覺狀態(tài)一次次探尋魯迅的。

　　這時，人們又開始重新探尋魯迅。心靈化探尋是90年初的顯著特色。種種探尋似乎都追溯到魯迅開始進入社會人生的起點。于是，又發(fā)現(xiàn)了魯迅的人個性，做著魯迅“個人化”的探尋。人的現(xiàn)代化并不是集體的人、國家的人的現(xiàn)代化，而是集體、國家借以立足之本的個人的現(xiàn)代化，文學的自覺文學的現(xiàn)代化也是一樣，都必須回到個人，實現(xiàn)真正意義的個人化寫作。所以，個人有批判的權利，選擇的權利，創(chuàng)造的權利，幸福的權利，同時也有承受擔當自由、責任和尊嚴的權利。即魯迅以筆投入社會的初始對“精神界戰(zhàn)士”的準確界定，健全的個人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的基礎。人們終于發(fā)現(xiàn)，在我們的社會中，“個人”還那么孱弱，未老先衰，老天真，老侏儒。于是，就有對我們“恥辱化生存”的深刻揭示，有對魯迅“食人”、“做夢”、“演戲”、“主與奴”等的當代性剖析，有對魯迅“精神界戰(zhàn)士”的確認與探尋。而這些正是當年年輕魯迅所敏銳地感受與體察之所在。

　　90年代初，人們追尋魯迅存在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這種“人生”很快由“恥辱化生存”的被揭示得到印語，進而有了“精神界戰(zhàn)士”——健全的人個化生存的探尋。別爾嘉耶夫關于完全的集體必然導致完全的平庸性的說法（《自我認識》）是有道理的。平庸性生存必定導致恥辱性生存。處在世紀之末，我們的精神起點又繞回到魯迅早年寫《摩羅詩力說》的年代。

　　當年，面對世界經(jīng)濟開始趨于一體化、國家開始進入現(xiàn)代化，魯迅并不是表示“無法直面”，而是以一個帶著血蒸氣的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亮出自己（個人）的雄健的心氣膽魄。當今，“無法直面的人生”依然重復，但已被洞察與揭穿，因而，一個年輕剛健清新，個人的魯迅向我們走來。

　　因為人類永遠擺脫不了生存的兩難處境，所以有說不盡道不完的哈姆雷特，這恰恰顯示人類永遠不會停息的精神追求。幾乎一個世紀，魯迅也是道不盡說不完，這既說明我們還遠遠沒走出他所面對過的時代和社會，更說明當下國人的精神追求已進入新的境界。

　　對于我，當然明白“個性化”即“恢復個人的獨立性”的現(xiàn)實意義，我又一次補課地回到魯迅寫《摩羅詩力說》的時代進行探尋。不過，不能再走只關注、只采擷一時一地魯迅的老路，而應洞悉魯迅的整體人格整體精神。我發(fā)現(xiàn)，魯迅一生歷經(jīng)諸多境況，思想諸多起伏甚至突進，但他始終個人化——個人性是他的精神內核。他晚年與內山完造交談時說：“你的漫談太偏于寫中國的優(yōu)點了，那不行的。那么樣，不但會滋長中國人的自負的根性，還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眱壬街v到中國民族富于悠久性一點，只要稍微說了一點樂觀的話，魯迅馬上便要說：“我反對，是非常悲觀的�！濒斞赣终f：“中國的將來，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爭�！保╗日]內山完造《魯迅先生》）魯迅始終顯示“個人性”姿態(tài)。這里，魯迅是“個人”，但已超越到個人之上，他把自己想像或感覺成為一個不斷發(fā)展的整體中的一部分，并把自己置于一個歷史的或超個人的高度，因而他是一個真正的人（這里我參照了林賢治《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所借用的法國理論家戈德爾曼的一句話），一個大寫的“個人”。

　　哦，值世紀之交，值我的天命之年，我又一次回到魯迅，擁讀魯迅……

　　2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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