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路政建設和房地產(chǎn)開發(fā)，陜西西安灞橋梁家街村的土地被當?shù)卣�府征用，村民對賠償標準、拆遷范圍和安置方案等問題不滿，遂推舉三位村民為代表，開始不斷上訪，最終這三位村民因上訪被繩之于獄。如題《三人組織百余村民在陜西省委前聚集獲刑》，這就是最近來自古都西安的消息。

　　因征地而導致地方上的府民沖突，這幾年來已經(jīng)司空見慣。沖突的兩造誰強誰弱，也不言而喻。結合本月上旬新華社的報道“安徽碭山縣領導率警察強征村民土地引沖突”，可以推知，土地糾紛中的府民沖突，在“大概率”甚至“全概率”的意義上，總是農(nóng)民權利受損。該報道雖然沒有報道農(nóng)民受損的具體情形，但他們一次次上區(qū)、上市、上省、上京去上訪，可見情形嚴重。和碭山農(nóng)民不同的是，碭山許多村民都被行政拘留過，當?shù)卣�府解釋為“妨礙公務”；
西安不然，它是以司法方式送農(nóng)民進高墻，這樣更可以形成震懾。

　　土地權利是農(nóng)民最基本的權利，但這項權利實在很脆弱，它根本抗不起政府的一紙行政令。何況碭山政府要拆遷，甚至帶上了警察，說是防暴。村民和警察、權利和權力，到底誰是暴呢。殊不知，警察和權力，天然就是暴力性質(zhì)的，盡管它有它的合法性前提。因此，走遍世界，都是權利不敵權力，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只是法治體制，權利雖然弱勢，但可以尋求救濟，正如同另一種體制則缺乏這樣的救濟管道。不言而喻，法治社會能夠救濟權利的便是司法。司法是權利可以申張正義的地方，也是權利得以保障的最后的生命線。但，本土的問題在于，征地拆遷之類的糾紛無以訴諸司法。筆者由于寫過這方面的評論，不止一次接到本地和外地拆遷農(nóng)民寄來的材料和哭訴電話。筆者聽得內(nèi)心發(fā)抖，但無能以助，只好建議他們上法院，而他們又總是說法院不受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比如西安灞橋的農(nóng)民）才走上行政上訪的道路。結果，這條道路也走不通，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得自己的三位代表吃了官司。

　　這是一個對比，農(nóng)民為土地找司法不理�？墒峭瑯右驗橥恋匦纬傻臎_突，權力找司法，一找就靈。我們現(xiàn)在的司法，范屬行政權力之下。行政權力習慣上把司法不是看作第三方，而是我方，是我方構成的一個有機部分。因此，行政之于司法，如身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這種情況必然導致司法不公。當權利把司法當做自己的最后的救濟時，司法必須中立于權力，否則它是在行駛行政意志，而不是主持公正的法律意志。就這次判決而言，三位村民代表犯的是“非法集會罪”。原審法院的判決認為，三位被告人“在其代表村民所反映的問題被答復后，仍感不滿，但未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反而多次組織、策劃百余名村民集會，且未依法到公安機關進行申請并獲得許可�！辈疬w要的是公平，而不僅僅是答復。如果未至公平，則等于沒答復。什么叫“正常渠道”，法院受理最正常，可是這條路走的通嗎。走不通而上訪，本身就很無奈。這三位村民作為被推選出來的代表，由他們組織上訪，合情合理，不應成為構罪理由。至于“未依法到公安機關進行申請并獲得許可”，那么，是未申請，還是申請未批準，報道語焉不詳，兩者卻大有區(qū)別。

　　關于非法集會罪，可見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舉行集會、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規(guī)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又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游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里的關鍵是“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可是，我們看報道：“集會人員拒不離開，長時間滯留、聚集在陜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政府的大門附近和信訪接待室外，致車輛行人出入受阻、秩序混亂，嚴重破壞了黨政機關的辦公秩序和社會秩序。”盡管法院使用了“嚴重”的判詞，但事實不過是車輛行人出入受阻。根據(jù)國家集會游行示威法，嚴重應該是指“包圍、沖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的公務活動或者國事活動不能正常進行”。可是這些行為，村民并沒有。因而“嚴重”一詞不過是你說嚴重就嚴重的主觀形態(tài)了。至于三位之中的一位被判四年，我個人認為是脫離當時客觀情形的。

　　如果略跡原情，我非常同情這三位村民的遭遇。如果法院可以受理涉及土地問題的府民糾紛，還需要他們到政府門前去上訪嗎，他們本來應該是去法院的。至于法院為什么不受理，這不但是問題的癥結，也是近年來社會群體事件頻發(fā)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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