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英兄辭世，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每想到他是那樣決絕地告別人世，我就不僅難過、惋惜，而且更生出諸多莫名的惆悵與煩亂，以至想寫點什么，都不知從何下筆。數(shù)月以來，仍然沒寫出一個字。幾天前的一個夜里，睡前靠在床頭讀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讀到女主人公的夢，我便迷迷糊糊入睡，也得了一個奇特的夢：

　　我和許志英在一個被竹幕大棚高高遮住了陽光的水塘邊觀魚。正如《金色筆記》里所寫的，“這水原來一點也不深，只不過是一只污穢的大籠子底部一層淺淺的臭水而已�！崩显S要我陪他抽支煙，我說戒煙已十年。他頗不以為然，淡然一笑，點上一支煙說：“戒煙完全是無端地難為自己，沒有什么道理。人過七十，不應怕死。自由比生命重要。”這時忽見一條碩大無比的魚游來，這條魚似乎不能容忍池小水淺的拘束和灰暗污穢的折磨，憤而一躍沖上岸來。只見它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拍打著尾巴，大口一張一合，似在“呼吸”�？粗�那因窒息而瞪大的魚眼，頗像許兄戴了瓶底般近視鏡的雙目，我說：“這‘自由的呼吸’，將是死亡。許兄，讓我們把它再推下水吧！”但許志英口吐青煙，又是淡然一笑，說：“那是‘死水’，回不得，還是讓它‘自由’吧！”

　　夢醒之后，心情幾天為之不快，感到非常非常地寂寞和孤獨。難道自由的代價就是死嗎？我們這些茍活者，能忍受“灰暗污穢的折磨”，是“有幸”還是“不幸”？我的雜亂的回憶于是在寂寞、孤獨的心緒中展開。

　　和許志英相識，是1977年的事。那年七月，我和胡若定為了開“中國當代文學”課，去北京了解有關情況，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是許志英接待我們的，他還特地陪我們訪問了老所長何其芳和著名批評家朱寨同志。他早在復旦讀書時就結了婚，雖然1960年就到北京工作，但夫人卻一直留在江蘇句容老家務農。所謂“城鄉(xiāng)差別”、“腦體差別”在老許的身上“統(tǒng)一”了，其代價就是在那種毫無人性的人事制度之下過長期夫妻分居的生活�！拔母铩焙�，他聯(lián)系調南京大學。我和老胡去京時，他已經著手辦理調動手續(xù)了。這一層關系使他對我們的接待又多了一分熱情，盡管他看起來老農似的少言寡語，甚至有些木訥。就在這年年底，他來到了南大中文系，我們成了同事。

　　然而不久我們就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我的朋友有兩類：一類是青少年時期結交的朋友，有同學，有老鄉(xiāng)；
一類是中年以后，在種種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事件”中遇到的“可以談心的人”。許志英屬于后者。我主要是佩服他那農民的睿智、黠慧和“實在”，已經與現(xiàn)代啟蒙精神結合起來了。所以他的思想既“土”又“洋”，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他推重自由、民主，但個人行事頗多專制。我曾對他開玩笑說：“你是個‘小MAO澤東’，但你批判MAO澤東多中要害。”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許多有爭論的問題，多有獨到見解。尤其對1949年以來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看法，他是比許多人超前的。所以我喜歡聽他海闊天空地“侃”，這大大有助于我的思想解放。他的敏銳和“先知先覺”終于招來了麻煩。在1984年搞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中，老許被意識形態(tài)“權威”胡喬***木點了名，江蘇省委和南大黨委被命令組織對他進行批判。當時“領導上”曾要我在南大學報上發(fā)表一篇批判許志英的文章。老許說：“為了應付他們，你不妨寫一篇，我不會怪你的。”但我終于用“拖”的辦法賴掉了。

　　20多年后的今天看來，當年那場運動當然是十分錯誤、十分荒唐的，“理”是在老許這一邊的。但在當時，我們都經受了一場政治恐怖，老許的壓力特別大——他擔心砸了飯碗，老婆孩子生活無著。記得陳白塵說：“老許，吃你的飯，讀你的書，做你的事，不要管它！”這是我們的老主任、一位歷盡風雨的老作家發(fā)自肺腑的安慰和鼓勵。

　　當時中文系的師生員工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老許的�？謶謿w恐懼，老許心里當然是堅定不移的。因為經過“文革”的反面教訓和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的鍛煉，他的價值立場和思想方法已經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MAO澤東已經被從“神”的祭壇上請下。我們已經從多年來被灌輸?shù)哪切┓磫⒚伞⒎船F(xiàn)代、非人、去真的，專制主義、教條主義的，充滿了“瞞”和“騙”的種種“理論”、“原則”、“規(guī)矩”下解放出來了。我的解放比他緩慢，得到他的啟發(fā)不少。在許志英當系主任的幾年里，中文系學術自由、思想解放的空氣很濃，左的邪氣沒有市場，學科建設、教師隊伍培養(yǎng)均有很大的成績，這些都與他的精神狀態(tài)、思想作風有很大的關系。曾有左傾守舊者不懷好意地說：“中文系是右派當家。”如果聯(lián)系多年來改革者、有良知的共產黨員、好人、有現(xiàn)代精神的人、真正的愛國者、真正的知識分子都被罵為“右派”這一歷史事實來看，這樣說也沒有什么不對。

　　89年那場“風波”發(fā)生時，我們的見解更加一致、感情更加親近了。對左傾守舊思想的回潮和專制腐敗勢力的猖獗，我們充滿憂慮，但對改革開放我們沒有失去信心。許兄的缺點是冷靜分析不夠，總認為黑暗反動勢力會很快垮臺。這種“樂觀”也有好處，它使我們敢于蔑視那些胡作非為、得志于一時的家伙。譬如1991年（請注意，這一年左傾勢力大反撲，引起了鄧小平的嚴重關注），當時的“教委”（今教育部）對大學文科進行大張旗鼓的所謂“清理”，貫徹極左的一套，又是查論文，又是查著作，用獵狗般的鼻子要嗅出點什么“自由化”來，以政治恐怖對文科的教學和科研進行了極大的干擾和破壞。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fā)表，才制止了他們的倒行逆施。那時我在學校任副校長，主管文科，老許在中文系當系主任，我們一起抵制了“教委”老爺們對文科的“清理”，保護了一些老師、研究生，使之免遭涂炭。等到92年后文科要評博士點、重點學科了，得到保護的一些學科的優(yōu)勢就充分顯示出來了。我曾調侃過一位緊跟“教委”搞文科“清理”的大學的頭頭：“你當時那么賣力‘清理’，搞得教授們灰溜溜的，現(xiàn)在評不上博士點了，教委怎么不‘獎賞’你們一個��？”我把此事告訴老許，他樂得開懷大笑。我平常很少能看到他這樣痛快的笑。

　　但我們也有為失敗而一起郁悶、憤怒的時候。1989年初，老許和趙憲章要調美學家高爾泰來校任教，借以充實文藝理論學科，申報博士點。我對高爾泰的才華、為人和學識都很欽佩，當然想極力促成此事。在“風波”的高潮中，南大已經給高爾泰分了房子，與我住同一幢樓。不料有一天，高的夫人小雨跑到我家哭訴道：“老高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抓走了！”我們都非常憤怒：一位著名的學者、教授，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居然就被抓走了，這是什么世道！我們告到省委，得到的答復是：“他不是你們單位的人（那時調令還在路上），你們就不要管了�！蔽液驮S兄在一起唏噓長嘆，悲憤難已。事后得知，是四川省委某頭頭懷疑高是四川“動亂”的“后臺”，但抓到后很快就弄清了，高爾泰根本就不是他們要抓的“后臺”。更加叫人氣憤的是，這位“領導”指示：“抓錯了，暫時不要放，以免造成不良影響。”（這倒是“官兒們”的普遍性邏輯：“做錯了事，千萬別認帳，否則要下臺！”）所以又拖了一段時間，高才被釋放。聽趙憲章說，老許去世前還在寫回憶高爾泰的文章，不知寫好了沒有，真想找來看看。

　　我們倆敬佩高爾泰這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但我們蔑視、厭惡那種無“骨”、無“氣”、無“特操”的市儈知識分子（或曰“偽士”）。1984年那次對老許的批判，有些朋友是被迫寫文章的，老許知道他們是應付差使，很理解他們，并無一點怨言。但有一位老兄卻不是，他的批判是主動的、賣力的，一篇不足，再來兩篇，很明顯是借此沽名釣譽，討好當局。此公后來果然當了官，且洋洋得意，頗以官位為榮（譬如陪某高官出訪，就成了他向朋友顯擺的談資）。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老許遇到此公，此公想與老許握手，被拒絕了。我面皮薄，性中庸，好妥協(xié)，大半生中曾多次很不情愿地跟自己厭惡的人握過手，這是懦弱，也是虛偽，并不是真正尊重對方。我在很多方面不如許志英，而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反思。

　　2008年4月18 日于跬步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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