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日前表示，檢察機關下一步將把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中進行賄賂犯罪的案件，特別是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利用職權搞賣官鬻爵構成的犯罪案件作為反腐敗斗爭的重中之重，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論遇到多大阻力，堅決一查到底。又有報道說，河北省委日前亮出10道紅牌，將向跑官要官者“開刀”。

　　為什么這些報道使我受到鼓舞？因為跑官要官的人，特別是“行賄買官者，都是一些素質(zhì)不高、心術不正的人，有些甚至是想混入我們干部隊伍中的社會渣滓……他們一旦掌權，不可能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更不可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只能成為不干正事、作威作福、荼毒一方、干夫所指的‘官老爺’”。簡言之，跑官、要官、買官(也包括賣

　　官)的人，他們心目中絲毫沒有人民公仆的概念，想的只是個人名利、是騎在人民頭上當宮作老爺。要想按鄧小平理論執(zhí)行改革開放政策，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是決不能依靠這些人的。他們無論在什么崗位上，都會敗事。

　　舉例來看，如一個叫劉伯松的人，據(jù)上海《文匯報》報道，被河南省周口市檢察院以詐騙罪批準將其依法逮捕，1991年取保候?qū)徠陂g，他跑關系用50萬元買通國家一權威部門秘書張某的妻子，于1992年調(diào)到吉林省任省交通廳副廳長、黨組成員。一個多月后作為省政府特派員出使俄羅斯，與其簽訂了關于建設與開發(fā)鐵路港口協(xié)議，旋又任吉林東北亞鐵路港口集團公司總裁。大權在握后，他再次“作威作福，荼毒一方”。在省政府多方努力使4．1億元資金到位、投資概算仍有缺口情況下，他卻將有限資金先買一輛“凱迪拉克”自己享用，并盲目投資其他項目，使鐵路建設開工不到一年就處于欠資狀態(tài)。盡管這樣，他還無視省計委意見，下令修建比沈陽鐵路局還大的通訊樓和辦公樓等計劃外工程，總造價875萬元；
嚴重超標興建琿春國際客運站，總投資預算1．78億元，超出長春火車站規(guī)模數(shù)倍。而且，客運站是未經(jīng)規(guī)劃、論證倉促上馬的，造成與省里批準的開發(fā)區(qū)規(guī)劃中的公路走向沖突，無論是重建客運站還是重新規(guī)劃公路系統(tǒng)，都會損失慘重。

　　今年1月7日《長江日報》報道，江蘇省新沂市有個抱著“做官當老爺”目的當上廠長的劉正民，在任市汽修廠廠長兼江蘇新馳汽車配件有限公司經(jīng)理期間，從1994年8月至1996年3月，作案17起，貪污公款30多萬元，在深圳、昆明、南京等地嫖娼、包養(yǎng)情婦，游山玩水。這樣，他當然無心管理和經(jīng)營，使汽修廠資不抵債達400多萬元，160名工人就有120人下崗。案發(fā)前，工人們已有一年多未領到工資。他還把廠里10多輛汽車賣掉，帶著款項到南京從銀行騙取貸款，開辦假合資企業(yè)江蘇新馳汽車配件有限公司，自封經(jīng)理，騙取錢財。

　　還有些顧名思義顯然應是人民公仆的人，居然也做官當起老爺來。陽新縣扶貧開發(fā)辦公室主任康某人就“極會做官”。他一再以經(jīng)費不足為名，共擠占扶貧資金73萬元，主要用于吃喝玩樂，揮霍浪費。從1994至1997年4月，該辦公室的招待、副食品等項開支就近50萬元；
康主任帶隊下鄉(xiāng)工作住在招待所，用小車接送，不獨日用品、鞋、雨傘用公款買，還用公款請洗澡。1994年5月，該辦公室用扶貧資金6．8萬元更換一部小車，1995年12月又用扶貧資金11．1萬元買一輛小車。國家內(nèi)貿(mào)部捐資為該縣建一扶貧科技培訓中心，康主任卻在所征土地上興建兩棟宿舍樓，其中“主任樓”每套建筑面積142平方米，嚴重超標。1996年陽新遭特大洪災后，全縣人民正在緊張生產(chǎn)自救，該辦公室卻組織全體人員游三峽和黃山。此外，康主任本人還有貪污問題。可以想象，陽新縣的扶貧開發(fā)工作會是個什么樣子!

　　這種“一旦有權在握，便不干正事，作威作福，荼毒一方”的所謂“官”，只要你留心，就幾乎天天可以在傳媒上接觸到。不過，這還只是揭發(fā)出來的少數(shù)，至于在社會傳聞中聽到的，那就更多了。

　　這都是些把中國事情辦壞的人。

　　那么，有沒有人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呢？有！也讓我們舉例來看吧，1997年9月16日《北京晚報》有篇報道，說是江蘇省江陰市盛傳一個故事：一個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yè)被華西村“吃下”后，不到半年便扭虧為盈，而華西村所做的不過是派去了3個農(nóng)民，他們采取的措施有3大項，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精簡機構，減員增效，科室辦公桌從150張減至12張。這樣，廠領導便從“侍從成群”的官老爺變成了企業(yè)家，企業(yè)也就起死回生了。也許有人認為，這個廠比較小，事情好辦些。但石家莊市國棉5廠是個8000人大廠，前任廠長會做官，1996年6月離任時，廠里問題成堆，虧損總額達5100萬元，卻上調(diào)為紡織工業(yè)局副局長。接任廠長兼黨委書記張傳之不會也不愿做官，上任后大刀闊斧地解決了工人怨聲載道、拖了5年之久的全廠廁所問題和公共食堂問題；
為度過困難，自己減薪40％，帶動干部和部分工人減薪；
反對干部特權，并讓少數(shù)不稱職干部下崗；
特別是隨時準備摘掉烏紗帽、認真地追索后臺過硬的關系戶的欠款。因此不到一年時間，也扭虧為盈。這兩個廠長的業(yè)績迥異，主要原因是：前任廠長是做官當老爺，后任廠長是企業(yè)家和人民的公仆。

　　在黨政干部中，也有些這種著名的例子。比如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山東援藏干部孔繁森，以及我們武漢市現(xiàn)任武昌區(qū)副區(qū)長吳天祥。在他們身上，簡直看不出官老爺?shù)挠白�。他們勤研治道，自奉極儉，是精明而地地道道的人民公仆。他們的事績也廣為人知，我們這里不詳談。我們只是指出，他們的確把自己服務的那個地方的事情辦好了，而且辦得非常好，深受人民的愛戴。

　　試想，如果我們?nèi)珖�所有的黨政干部、所有企事業(yè)負責人，都能像上舉例子中那些正面人物那樣，不做官當老爺，只做能干的人民公仆，中國的事情還不會辦好嗎？因此我們說：要正確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反對官本位。

　　(載1998年4月日《長江日報》第13版，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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