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的對日占領及其以后基于安全條約規(guī)定的日、美關系，學者和非專業(yè)人士做過很多研究。據(jù)日本松田武教授說：“幾十年來，關于美、日關系的學術著作，大體可分為兩派：一派稱為聚合論的學者，他們強調美、日社會組織與價值觀的相似性；
另一派分歧論者，則強調日、美文化與經濟中不可協(xié)調的差異，特別是兩國政府在政治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迥然不同。這兩派學者在考察美、日關系時，都傾向聚焦于國家安全、美日聯(lián)盟體制以及這兩個太平洋巨人之間經濟合作與競爭這樣一些問題。”(見所主編《太平洋地區(qū)的混血化時代》，日本廣島：Keisuisha，2001，前言，第i頁)在我國，據(jù)我所知，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大體有兩種看法：一是美國向日本輸出文化與物質資本，以實現(xiàn)美國社會體制與價值觀的國際化；
二是美國打著美日聯(lián)盟的幌子，利用日本作為它與蘇聯(lián)進行冷戰(zhàn)并謀求世界霸權的走卒。最近，我接到日本松田武教授寄來的他主編并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新書——《太平洋地區(qū)的混血化時代》。這本書是由8位日、美學者經過兩年的實證和理論研究合作寫成的。它論述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日、美關系，但它論述的角度和提出的論點則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我認為該書提出的論點對今后日、美社會的發(fā)展，太平洋地區(qū)國際關系的演變以至全球化的進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我愿意作一簡要介紹，以引起國人注意。

　　這本新書從什么新角度進行研究并提出了什么新論點呢？首先它認為，戰(zhàn)后美、日關系是一種驚人的友好而持久的關系；
對于這種關系的建設而言，研究上面提到的戰(zhàn)后日、美關系的那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文化的重要性即使不更大，至少也相等。因此，本書研究的是文化問題和對日、美關系“性質”的懇切關注。它著重考察：“在持續(xù)了半世紀以上的美、日經濟、政治與外交政策的密切關系中，是否已經出現(xiàn)了新的共有價值觀，或一種新的共有文化”(同上，第ii頁)；
或者說，共同享有的價值觀，和—種日美文化價值觀亦即日本與美國文化的混血兒，是否通過美、日在人文資源與物質資源兩方面的密切接觸與頻繁交流，已在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這樣一些領域出現(xiàn)。經過兩年考察研究，作者們認為：日本和美國人民的確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一種共有文化，這種新生的共有價值觀或文化可以定義為一種文化共通性的契合，它是在日本和美國這種具有根本不同文化成分的社會長期密切聯(lián)合中孕育而成的。

　　更具體地說，這種新生的美日文化或太平洋文化是如何產生的呢？本書有兩種說法。第一，1945－1955年間在日本形成一種親美的自由主義者群體，使戰(zhàn)后的美、日文化交流得以制度化。它提供一種無法估價的現(xiàn)場，使新的美國思想、信息、技術以至知識分子通過它找到了進入戰(zhàn)后日本的途徑。其重要作用是：不僅使許多日本知識界領袖親美，而且使日本的價值觀與文化更為豐富多彩。第二，促進文化傳播與交流的文化載體多種多樣，不僅包括那些從事政治、經濟事務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私營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各種非盈利組織的人員。美國的傳教士、學生、旅行者、藝術家、軍事人員、使領館官員、推銷代理人、音樂家、經理、技術工人、英語教師、保險代理商、銀行家，以及其他各種在日本久居或暫駐的美國人，都是文化的載體。他們有些人住在美國的外交社區(qū)，有些人則和日本人混居，但所有人在其居留期間，都以—種或另一種方式與日本人民保持規(guī)律性的日常接觸。這樣，住在日本的美國人，就肯定對于日本社會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影響。比如，在這種影響下，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音樂工作者的實踐活動，就經歷了一種復雜的、可以稱為混血化的過程。他們從來源于不同文化遺產（有非洲裔美國人的，有美國白人的，有日本人的，也有歐洲人的）的音樂融合創(chuàng)造出一種鮮明而新穎的音樂文化：日本混血化爵士樂。

　　這種新生的美日文化或太平洋文化有什么特點呢？首先，作者認為，這種文化形成的過程，并不是有些人認為的“美國運用其占支配地位的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強使日本人民接受其文化產品與觀點的簡單過程，也不是日本人民僅僅消極地接受美國文化的過程。”日本對美國刺激的反應，是復雜而多樣的，包括從熱心而積極地接受到全盤拒絕與抵制。日本輸入者通常是選擇和接受美國文化中那些他們認為適合自己國家需要的部分，每個日本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過濾機制，以便從美國模式中取其所需，棄其所余。所以說，日本是在日本社會結構的范圍之內吸收美國文化因素以使日本文化混血化的，是一種比較自然的過程。所以

　　它才能持久。其次，這種新生文化形成的過程不是單方面的。美國社會也一直在劇烈地變化，日本對美國價值觀與文化的混血化日益起著重要的作用。二戰(zhàn)結果與占領的歷史條件，規(guī)定了戰(zhàn)后初期美、日文化交流的優(yōu)勢在美國一邊，不僅經濟領域如此，其他領域也一樣。隨后，從日本到美國的文化流動就大大增加。此種流動肇始于工業(yè)關系、質量控制體系和企業(yè)組織這樣一些顯然是實用性事物，但不久就擴及關鍵性的大眾文化領域。一股沖人美國的日本產品、服務、實用技術——比如音樂教育的鈴木法、連環(huán)浸畫、隨身聽、動畫片、電腦游戲、照相機等等——的巨大浪潮，對于急劇發(fā)展的美國青少年文化，無疑具有重大影響。關于這方面的情況，盡管不是本書主要研究課題，但作者們認為，日本對美國社會與文化混血化所起的作用，是必須牢牢記在心里的，也是大有助于反證本書研究的結論的。第三是這種新生的美國文化或太平洋文化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比如，本書的第9章分析了6個與美國領導的信息革命相關的日本公司的公司文化，以核查日本企業(yè)管理中的混血化情況。作者發(fā)現(xiàn)，這些公司文化中出現(xiàn)了新的信念與意識形態(tài)，這是兩種不同經濟體制互動的結果，是一種美國信念與意識形態(tài)和日本信念與意識形態(tài)有趣的混合，是企業(yè)管理的混血化。作者著重指出，這是日本公司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之一，它們是能夠發(fā)展成為獨特而成功的新模式的。又比如，本書第7章分析了半世紀以來日本社會將植入的美國民主價值觀內化到了什么程度。作者認為，日本公民社會的浪潮，同時也就是日本社會對美國民主思想與價值觀的重評與重介；
在此過程中，美國與日本都在戰(zhàn)后世界推進一種更多樣化而較少控制的社會。盡管美日政治文化必須經受住后民族國家、全球公民社會的的挑戰(zhàn)，但作者相信，享有此政冶文化基本原理之—、即作為獨立決策者的公民的概念，是一種繼續(xù)建立美日政治文化牢固的基礎，或者還有可能引向—種具有全球意義的模式的公民、公民社會與地方管理之間新生的三角關系。

　　不僅在經濟、政治領域如此，在這種新生的太平灃文化的其他領域中的混血化也一樣具有生命力。因此，本書的作者們認為：“這種兩國人民的共同價值觀和共有文化，將在未來的—個長時期內，在兩國的合作中，維持全球和雙邊伙伴關系起重要的作用；
而且，它們還將形成特別堅固的同盟，幫助美、日關系即使在嚴厲考驗的時刻也能存在下去�！�(同上，第iv－v頁)

　　2003年6月13日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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