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國內大多數(shù)年輕的史學工作者而言，雷海宗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名字。畢竟歲月遷流，物是人非，雷先生封筆和去世已經近半個世紀了，在世時又沒有給中國史學界寫出一兩部為晚生后輩繞不開的經典著作，因此他淡出中國年輕學人的視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雷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為他專設條目一事便充分表明我國世界史學科的主流學者始終沒有忘記他，并對他的學術地位予以充分肯定。這種肯定當然不是建筑在時下流行的量化標準上的，因為若按這一標準，雷先生莫說評世界史學科的博導，就是評世界史的教授也可能要打個問號。然而雷先生卻是他那個時代公認的具有真才實學、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

　　在解放前的我國史學界，有過海外留學經歷的學者為數(shù)不少，但有博士學位的人卻數(shù)量不多，取得國外名校博士學位的歷史家更是屈指可數(shù)。像雷海宗這樣經過清華文科基礎訓練，再到芝加哥大學主修歷史學、輔修哲學5年，并以純外國思想史的論文戴上博士帽的學者，在舊中國可以說是寥若晨星。后來雷先生在科研與教學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開闊視野、通達思路、嚴密學風、深厚的歷史感、不大識實務的書生氣以及大膽質疑和探索的精神，顯然與這種較長時間的高級專業(yè)訓練不無關系。

　　當然，戴上名校的博士帽并不意味一個人能夠順理成章地發(fā)展成某個學科的領軍人物，就像今天拿了哈佛MBA學位的人并不都是當總裁的料一樣。但名校的學位起碼說明一個人的智力水平以及在學業(yè)追求方面所能抵達的高度。這一點在歷史學高度專業(yè)化、系統(tǒng)化、基本排除了業(yè)余史家的今天，往往構成學術事業(yè)能否成功的先決條件之一。

　　雷海宗先生的高足、他的手稿的整理者和解說人王敦書先生還注意到另外一個影響雷先生成為大學者的原因，即雷先生的家庭背景。一般而言，求真求實、好學深思、孜孜不倦的優(yōu)良學風可經一代教養(yǎng)大體成型，家庭并非是個人成才的唯一條件。然而，在分析拔尖學者出現(xiàn)的外部因素時，也不能忽略家庭背景這一重要的社會存在。國外有人做過統(tǒng)計，大部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得主出自知識分子家庭，一般經過兩代或三代家學的潛移默化的熏染。雷先生的父親是位牧師，在19世紀末屬于率先接受歐風美雨熏陶的華人之一，而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接受新學之前又往往擁有扎實的漢學準備，這就使得雷海宗“自幼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都打下了相當扎實的基礎”，而這種“童子功”也是后來雷先生在中西歷史研究領域均能游刃有余的重要原因。

　　1927年，雷先生回國，時年25歲，先擔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很快又升為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31他離開南京，受聘為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系教授。第二年又到母校清華大學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到南開大學，計在清華以及抗戰(zhàn)中的西南聯(lián)大教書治學凡20年。

　　應該說雷先生回國初期還是非常幸運的，正趕上高級知識分子奇缺而政府又特別重視高等教育的時代。因此這是我國教授待遇的黃金時期，薪酬之豐空前絕后，如果加上兼職，實際收入甚至遠勝歐美同行。由于無需為衣食奔走，加之國內局勢相對穩(wěn)定，所以這段時間（1927－1937年）是雷海宗學術研究的高峰期，成果的多產期。但有趣的是，他的成果多集中于中國古史而不是世界史。對此，雷先生并沒有加以說明，但當時國內世界史史料的缺乏無疑是他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條件下，推崇蘭克考據方法的雷海宗在世界史領域是難有作為的。即便在今天，國內世界史資料的積累已今非昔比，但符合專業(yè)史學所倚重的實證研究的史料條件的領域，還僅限于個別方面，如世界上古史（古代典籍）和西方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史家的作品），世界史的其他分支學科仍不得不主要依賴國外學者的著述而非文獻檔案。因此在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中國史一家獨大，世界史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邊緣學科。青年學者雷海宗欲在國內史學界立足，迅速取得學界認可的成就，非治中國史不可。所以他在高校的教學雖然以世界史為主，但學術研究卻集中于中國史。

　　雷先生在國外打下的外國史學專業(yè)基礎顯然有助于他的這一選擇。以他的中國歷史大局觀為例，能明顯看出得益于他所受的歷史哲學教育。他熟識20、30年代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的代表思想，寫過有關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和克羅齊的相對主義史觀的論文。他在《西洋文化史綱要》的授課提綱中還非常清晰地排列了所有西方史學的代表性思潮，舉出它們的特征，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種多元的視角和重要的輔助知識是專治中國史的學者通常所不具備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宏觀概括層面和微觀考據層面上都能做出一流的成績。

　　比如他提出獨具只眼的中國史發(fā)展模式，突破了斯賓格勒所持的特定文化形態(tài)一周期而亡的局限，認為中國文化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具有二周期甚至三周期的螺旋式循環(huán)。這一思想同后來湯因比的類似思想有同曲同功之妙。

　　對于殷周年代和漢武帝年號的論證，則體現(xiàn)了堅實的考據功夫。他提出依溫帶人的生理，普通四世當合百年的觀點，并對已確知的我國歷朝各世君主在位的總年代作出統(tǒng)計，以作為這一觀點的依據。然后以此為前提，推斷周室元年在公元前1030至公元前1020年之間，肯定《竹書紀年》關于周室元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說法，并認為盤庚遷殷時間是公元前1300年，湯王中原時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這些推斷或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的數(shù)據相一致（盤庚遷殷和湯王中原時間），或與最新研究成果相接近。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救亡壓倒了一切，高校已經放不下一張平穩(wěn)的書桌，雷先生的學術性論文明顯減少，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主要奉獻于眾多時評或借古喻今的中國史和世界史時文之中，這是每一個愛國的人文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箲�(zhàn)勝利后，清華大學遷回北平舊址，但校園的治學環(huán)境卻因接踵而來的內戰(zhàn)而未得到好轉。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絕國民黨當局要他南飛的邀請，毅然留在清華園迎接解放。

　　解放后，他由衷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但對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觀并沒有盲從，而是實事求是地、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這一新的歷史解釋方法，顯示了它一以貫之的獨立思考精神。1957年，他發(fā)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依據唯物史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統(tǒng)一運動理論，否定奴隸制社會經濟形態(tài)具有普遍意義，認為銅器時代對應部民社會，系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所在的時代。鐵器時代對應封建社會，馬克思所說的古典社會則系屬鐵器時代的第一階段。在他看來，古典時代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是鐵器時代先后承遞的兩個階段，都是封建社會。換句話說，金屬器時代的生產力并沒有革命性變化，因此不應該先后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指出研究古代世界史的方法論問題，就是不應把雅典等同于希臘、把雅典的奴隸制等同于整個希臘的奴隸制。依據這一方法，他認為奴隸制在雅典和羅馬的發(fā)展只是特殊的、局部的、暫時的現(xiàn)象，只能看作是整個封建社會大背景下的變種。這一看法較劍橋大學教授芬利提出的類似看法早了23年，至今仍沒有失去重要的參考價值。比這篇論文稍早，他的另一篇文章《上古中晚期亞歐大草原的游牧世界與土著世界》是有關文明的沖突和融合問題的先驅之作。這是雷海宗先生在解放后定向世界史教學與研究后（因院系調整調任南開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所寫的最初的兩篇世界史論文，也是他在解放后僅有的兩篇得到發(fā)表的世界史論文，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以他的功底和勤奮，原本可以循著這一方向深入開拓，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然而隨后襲來的反右派狂飆中斷了他的工作，這位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者被打成右派，他已完成的《世界上古史講義》一書也在復印前夭折。作者從此息影史壇，直到1962年因病辭世。

　　2001年面世的由王敦書先生整理的雷先生遺作（簡稱《綱要》），是作者于1931年在武漢大學講授《歐洲通史》（二）時所寫的提綱，內容包括西洋政治史、經濟史和思想文化史，但重心在思想文化史，因為51章中談思想文化史部分占36章，全書以西洋文化的形成與循序見進的演化為基本線索，所以整理者將書名改為《西洋文化史綱要》（公元5世紀—20世紀初）是合乎提綱精神的。

　　這份綱要相當成熟，具有完整的分期體系（三期加一醞釀期），每個時期存在明顯的因果聯(lián)系，構成大樹的主干。每個時期之下又分出4到17條支干（政經背景和宗教、哲學、科學、文學、教育等子目），支干之下再分出若干更小的分叉（如封建時代之政治與社會章下分出封建社會形成背景、實現(xiàn)方式、封建制分析等，每分杈下又有3級枝杈）�？傆�7層分類彼此照應，組成綿密緊湊、邊界分明的事實陳述和價值陳述織體。以“封建時代文化之綜合――但丁”一章為例，不僅如一般史作縷列了但丁生平著述，而且深入分析了但丁的三部代表作《帝王論》、《新生命》和《神曲》，特別是對劃時代的《神曲》，其分析層次之細密，評判之精當令人嘆為觀止。整個綱要總字數(shù)近30萬，就涵蓋的內容含量而言，至今國內尚無出其右者。

　　作者當時不足而立之年，短時間不可能擬出如此龐大成熟的提綱。推測雷先生大概在1931年到武大任教之前便已開始了提綱的制訂和修訂工作，其中大概納入了他在芝加哥大學受教時所作的課堂筆記和讀書心得。附在綱要每章后面的200多部參考書（絕大多數(shù)為英文書）是這一推測的有力證明。《綱要》對大量知識點的準確概括，對每一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的透徹解析，對西洋歷史脈絡的清醒把握，都說明他不僅閱讀過這些著作，而且認真地思考并提煉過這些著作的豐富內涵。

　　因此這份《綱要》是作者多年治學經驗的的結晶，再現(xiàn)了雷先生未曾公開發(fā)表過的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進一步證明雷先生非同凡響的世界史功力。

　　整個綱要貫穿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形態(tài)史觀。這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歷史觀之一，但雷先生的形態(tài)分類有著自己的特點。他把西洋文化分成4大階段，即醞釀期（476－911年）、形成期（911－1517年）、成長期（1517－1815年）、成熟期（1815至今），每期各具特色，為下一期的準備。至于是否還有斯賓格勒式的衰亡期，作者沒有交代，但從他先前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觀點是秉承斯賓格勒的，只是在具體分期上有所不同。斯賓格勒認為是衰亡期的現(xiàn)代，他認為仍屬成熟期，也就是西洋文化在現(xiàn)代尚氣數(shù)未盡。此外，雷先生把西洋文化看作是在古典文化廢墟上興起的一種新型文化，即“外表希羅內質全新之新興文化”，并非是古典文化的再現(xiàn)，全部《綱要》便圍繞著新形態(tài)的形成與發(fā)展這一樞軸展開。

　　平心而論，這部綱要并不適合本科教學的需要，因為假設在課堂教學當中，口頭表達的單字數(shù)量為《綱要》字數(shù)的10倍（其實不止），那么實際教學所需的總字數(shù)至少應該在200萬字以上。如此巨大的篇幅，即使每周4個課時，恐怕兩三個學期也難以講完。若再加上討論、提問和測驗等教學環(huán)節(jié)，一學年時間是遠不敷使用的。雷先生在教學時肯定要刪繁就簡，擇要講述。

　　但這卻是一部可以寫出鴻篇巨制的成熟《綱要》，龐大的架構工作已經完成，甚至可以說這已是一座初步建成的“毛坯房“，剩下的只是內外裝修工程。我們以《綱要》中的一章“君主專制國家之興起”為例，實際上作者已完成了對歐洲君主專制制度成因與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全部分析，其中包括對君主專制興起之前的政體的考察。如先交代歐洲文化形成期間流行的是有限君主制（LimitedMonarchy），然后說明什么是有限君主制，全歐雖有名義上的統(tǒng)一君主――皇帝和教皇，但各國內部存在平等的封建貴族，皇帝由帝國諸侯公選，教皇由主教院公選，各國貴族或教會可行使廢立權。這就揭示出東西方政治制度發(fā)展史的明顯差異。

　　接著進入君主專制開始興起的西洋文化成熟期，《綱要》列舉了專制制度興起的7條基本原因：1、戰(zhàn)術進步，表現(xiàn)在國王控制的常備軍和火藥戰(zhàn)術的發(fā)明。2、羅馬法的復興，表現(xiàn)在封建法限制王權而羅馬法承認王權高于一切法律。3、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學說提倡王權。4、宗教改革的影響，國君變?yōu)楦鲊�教會元首，國君有權支配教會財產。5、商業(yè)革命與中等階級的興起，表現(xiàn)為商業(yè)發(fā)達宜于國家統(tǒng)一，國王與中產階級聯(lián)盟攻擊封建貴族。6、國家思想與愛國精神的興起，君主成為國家象征。7、明主輩出。

　　《綱要》在這里列出的不僅有論點，而且有論據。結論自然是成熟期的政體變化乃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隨后《綱要》進一步對專制的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進行具體剖析，首先在“君主專制下之歐洲列國”一節(jié)將新體制下的歐洲列國分成兩類，即統(tǒng)一的專制國家瑞典、丹麥、荷蘭、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蘇格蘭、英格蘭，以及未統(tǒng)一之國家德意志和意大利。接著闡述統(tǒng)一國家的四大特征，重點說明不同的君主政體類型及其成因和表現(xiàn)，如法王廢三級會議、毀貴族重壘等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英王由都鐸王朝的專制向貴族專政的演變等等。在這里，一種特定歷史時期里的普遍現(xiàn)象的來龍去脈、因果關系便被交待得一清二楚，而不再是我們常見的圖解式的簡單陳述。

　　所以，《綱要》已經完成了難度較大的建構工作，余下的任務主要是填充史料了。假如這道工序能夠完成，必定會成為我國世界史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因為迄今國內尚無人做過類似的嘗試。可惜《綱要》始終是一份提綱，造成這種缺憾的原因無疑首先是雷先生個人的選擇。他在個人成名的前10年學術生涯中，主攻方向為中國古史，教學重點是世界史。這種選擇的原因如前所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隨后的八年抗戰(zhàn)，顛沛流離；
四年內戰(zhàn)，政局不定。雷先生此時縱有成書之心，也無成書的外在條件，因為幾百萬字的加工過程需要多年安坐冷板凳的功夫。解放后他雖然定向世界史，國家也處于和平建設狀態(tài)，但新史觀的一家獨尊使他的《綱要》變?yōu)椤斑^時”，如不做傷筋動骨的改造，不僅出不了書，連上課堂也成問題。反右派運動過后，他的話語權受到嚴格限制，就更談不上著書立說了。加之他60歲便帶著滿腹學問乘鶴西去，盡管逃過文革一劫，卻錯過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留下了個人沒有拗過時代的悲劇。

　　齊世榮先生的一番話集中體現(xiàn)了我國世界史學人的這種深切遺憾：“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學科在這位元老大師的指導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哀哉！生不逢時的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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