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發(fā)展的階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決定的。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關鍵哲學家；
（二）有決定性影響和有分量的哲學著作；
（三）重大的理論爭論的內容及其結果；
（四）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歷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呈現(xiàn)非常明顯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復性’，對哲學思想的創(chuàng)造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精神力量；
但是，同一般歷史一樣，思想史和哲學史也經常走回頭路，在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影響下，往往出現(xiàn)多次重復、回歸、退后、迂回、旋轉和‘反芻’，使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既顯示歷史延續(xù)性的特征，又展現(xiàn)斷裂、重疊、偶然性和突發(fā)性的特殊軌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在西方哲學思想演變過程中，就其社會基礎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分水嶺：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八十年代末發(fā)生的五大歷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費文化的洪水般泛濫、(2)蘇聯(lián)東歐國家集團的垮臺、(3)歐盟的擴大、(4)基因工程和電子數(shù)碼化的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5)恐怖活動及突發(fā)性社會和自然災害事件的頻繁發(fā)生。

　　如果說，1968年學生運動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總危機的話，那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發(fā)生的上述五大歷史事件，則成為當代哲學理論探討的最重要的社會文化土壤，并把1968年后所顯示的西方哲學思想的矛盾及其解決的可能性，具體地在新世紀的人類文化平臺上展現(xiàn)出來。

　　正是在總結1968年學生運動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會事件的歷史經驗之后，西方哲學全面地反省西方傳統(tǒng)的根本問題，即主客體的相互關系以及由此建構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基本原則，使近半個世紀以來，由現(xiàn)代分析哲學、現(xiàn)象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新文化符號論所集中批判的哲學傳統(tǒng)，進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從原有的‘主客二元對立’模式、人本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約束中解脫出來，重新探索新世紀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創(chuàng)造可能性。

　　當然，當代西方哲學的理論探討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各個卓越的哲學家個人的思想創(chuàng)造能力、個人的理論旨趣及其思想風格。在這方面，思想家的個性、才華及其獨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誘惑力，是無法從社會文化基礎的總體角度來分析的。

　　在當代西方哲學理論探討中，做出重要貢獻的思想家，除了原來屬于上一代、并在當前哲學創(chuàng)造中繼續(xù)發(fā)生重要影響的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漢斯·約納斯(1903-1993)、�？�、德里達、克勞特·勒福特(Claude Lefort, 1924-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海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 )、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 1910-1989)、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迦達默(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保爾·洛朗琛(Paul Lorenzen, 1915-1994)、卡姆拉(Wilhelm Kamlah, 1905-1976)、伊爾丁(Karl-Heinz Ilting, 1925-1984)、庫諾·洛朗茲(Kuno Lorenz, 1932-1994)、布魯門貝爾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莊·弗朗斯瓦·利歐塔(Jean-Fran?ois Lyotard, 1924-1998)、姚斯(Hans Robert Jau?, 191-1997)、哈伯馬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 Henry, 1922-2002)以外，新冒現(xiàn)出來的思想明星，在法國，有莊·呂克·馬里墉(Jean-Luc Marion, 1946- )、賈克·達敏尼奧(Jacques Taminiaux)、艾麗安·埃斯古巴(Eliane Escoubas)、馬克·里希爾(Marc Richir)、莊·弗朗斯瓦·古爾丁(Jean-Fran?ois Courtine)、約斯琳·貝努瓦(Jocelyn 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 Sollers, 1936- )、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 1937- )、莊·呂克·南西(Jean-Luc Nancy, 1940- )、柯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貝爾納特·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évy, 1948- )、阿蘭·雷諾(Alain Renaut)、德尼·康布斯納(Denis 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呂爾 (Fran?ois Laruelle)等；
在德國，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 1947- )、米凱爾·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 1932- )、赫爾斯特(Detlef Horster)、馬爾登(Ekkehard 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爾(Manfred Riedel, 1936- )、弗里特里�！た�姆巴爾德(Friedrich Kambartel, 1935- )、施威默爾(Oswald Schwemmer, 1941- )、彼得·雅尼斯(Peter Yanich, 1942- )、居爾根·密特爾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 1936- )、阿瑟爾·荷內克(Axel Honneth)、奧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 H?ffe, 1943-)、喬治·墨格爾(Georg Meggle, 1944-)、漢斯·約阿斯(Hans Joas， 1948-)、克羅爾斯·奧弗(Klaus Offe, 1940- )、阿爾布列斯·維爾默(Albrecht Wellmer, 1933- )、巴基斯(Günther Patzig, 1926- )、圖根哈特(Ernast Tugendhat, 1930- )、羅伯特·斯貝曼(Robert Spaemann, 1927- )、赫爾曼·呂伯(Hermann Lübbe, 1926- )、奧多·馬瓜德(Odo Marquard, 1928- )及克勞斯·貢德爾(Klauss 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語國家，有阿拉斯代爾·麥凱因戴爾(Alasdair MacIntyre, 1929- )、約納丹·伯內特(Jonathan Bennett, 1930- )、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 1940- )、羅迪(Richard Rorty, 1931- )、諾奇克(Robert Nozick, 1938- )、托馬斯·納吉爾(Thomas Nagel, 1937- )、理查德·蒙達戈(Richard Montague, 1930- )、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 Rescher, 1928- )、約翰·席爾勒(John R. Searle, 1932- )、卓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戴維斯·路易斯(David Lewis, 1941- )、泰勒(Charles Tylor, 1931- )及達尼爾·德內特(Daniel Dennett, 1942- )等；
意大利則有吉亞尼·瓦迪摩(Gianni Vattimo, 1936- )、艾柯(Emberto Eco, 1932- )及埃馬努爾·舍韋里諾(Emmanuel Severino, 1929- )等。

　　這一群哲學新秀，大部分可以歸納到現(xiàn)象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分析哲學、新符號論、新生命哲學及建構主義等派別，但也有一部分，例如德國的斯洛德岱克和法國的弗朗斯瓦·拉呂爾等人，拒絕隸屬于特定派別，在理論上，既不堅持固定不變的體系，也不原意限制在傳統(tǒng)哲學的范圍內，寧愿在多學科的‘無邊界’領域中游蕩反思。他們的大多數(shù)，散布在西方各國各地的大學院校、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學術雜志及學術檔案館。在新的世紀內，正是他們，推動或將推動未來西方哲學的再改造和重建運動。

　　除了人物方面的不斷更新，當代西方哲學界還連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帶有時代里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不僅在哲學界，決定了思想發(fā)展的方向，而且，也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01年12月，法國哲學會(L’Association de la philosophie francaise)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法國哲學會在它所舉辦的紀念會上，總結和討論了當代法國哲學的主要成果及其基本經驗。會上，本屆哲學會主席、巴黎大學哲學教授及法國精神與政治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士布爾喬亞(Bernard Bourgeois, 1929- )，發(fā)表了題為〈哲學會的青年時代〉(Jeunesse d’une société)的學術報告，總結了法國哲學會第一個三十年的基本歷程及主要問題，然后，大會主席團，委托哲學會副主席圣舍寧(Bertrand Saint-Sernin)教授，向大會提出供大會進行公開爭論用的討論主題草案(problèmes ouverts)，建議與會的哲學家們，圍繞這些主題，一方面總結法國哲學近一百年來的成果，另一方面探討未來的可能發(fā)展方向。圣舍寧教授所提出的討論主題草案，包括二十個子題，按自然哲學(Philosophie de la nature)、精神（心靈）哲學(philosophie de l’esprit)、行動哲學(philosophie de l’action)和宗教哲學(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四大領域進行分類。在展開討論時，大會更具體地圍繞科學哲學、心理學、美學、哲學教育、一般哲學、形而上學、宗教哲學、政治哲學、道德等領域的問題。最后，大會圍繞“這個世紀需要什么樣的哲學”(Quelle philosophie pour ce siècle?)的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論，為我們了解法國哲學在新世紀的動向指明了清楚的探測方向。

　　從法國哲學會所總結的內容來看，當代法國哲學所開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環(huán)繞著：（一）人與自然的關系；
（二）人的思想心靈的內在邏輯；
（三）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創(chuàng)造以及倫理道德行動；
（四）宗教與科學的問題。這些論題，大致與西方各國哲學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論探討主題相符合。

　　具體地說，當代西方哲學家們主要關懷(1)人文主義的重建；
(2)語言與符號及其與當代知識的關系；
(3)社會正義與自由平等的關系；
(4)科學技術與自然、社會的關系；
(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
(6)哲學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
(7)日常生活與哲學的生活化。

　　在2002年的法國哲學會成立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許多哲學家提出了對未來哲學發(fā)展的深刻意見。他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極其復雜，而且也將是高度變動性和靈活性。當代文化對社會整體的干預和改造的效率，達到了令人難于想象的地步；
而受到現(xiàn)代文化干擾、改造和破壞的社會與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預測的變化而反過來影響著人的生存；
自然也影響著哲學的發(fā)展。未來的哲學思想，不僅將同二十世紀的哲學相異質，而且，其變化的速度和變動頻率，也是史無前例的。如果說連人本身，也可以通過生命遺傳工程來制造的話，如果說連人的精神品質和道德意識，也可以通過生命遺傳工程加以設計和改造的話，那末，哲學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遺傳工程的全面宰制，變成為可以數(shù)碼化和程序化的東西。

　　德國的哈伯馬斯在他的最新著作《人性的未來》(Die Zukunft der menschlischen Natur. 2001)中，也指出：在當代科學技術的干預下，未來的所謂人性，將不再是真正屬于人的內在本質的東西，而是科學技術發(fā)明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發(fā)出的疑問，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學思維能力及其效果問題。

　　首先，當代法國哲學，面對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及其在當代文化中的關鍵地位，特別重視及時地總結科學技術的成果，并在理論上概括出哲學的結論。法國精神與政治科學科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國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孟德波利亞(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國哲學會所作的學術報告中，特別強調二十一世紀的信息學(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認為，不能把當代信息學單純地當作是一種科學或技術，而是一種遠比文字本身更復雜得多、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義。孟德波利亞說，信息不想語言文字那樣，只是局限于線性表達方式，同樣也不是單靠時間與空間的架構而存在和發(fā)生運作。因此，信息學的出現(xiàn)，意味著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一種‘超文字’(hyperé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語音和圖像的雙重關系，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技術所提供的聯(lián)結方式，可以在各種文本所構成的‘超文本’(hypertexte)之間，進行穿梭和游行表演。正因為這樣，信息的泛濫和傳播，就好象以往人類歷史上文字的出現(xiàn)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文化、思想及社會組織。嚴格地說，信息的出現(xiàn)及傳播，歸根結底，關系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運，并由此深刻地改變了哲學本身的性質及表達方式。

　　更重要的是，哲學還不只是實現(xiàn)了與科學技術的對話，而且還注意到各種社會文化實踐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實踐，期望通過哲學討論，將近現(xiàn)代社會所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復其本來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運動形式，并在具體實踐活動和‘實踐智能’中，吸取哲學改造的動力和養(yǎng)料，使哲學的重建獲得強大生命力，并由此帶動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思維模式和風格的徹底改造，同時反過來影響社會生活和人的生活風格和生活實踐模式的改造。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已經不是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社會分工和專業(yè)分工也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與此相應的，處于社會上層建筑最高層的哲學，也早已被沖刷下來，成為社會文化的一個部分。哲學必須重新思考社會和文化的基本結構。

　　許多法國哲學家始終關懷哲學本身的改革，并把哲學的改革事業(yè)，當成解決時代危機的重要基礎。在這方面，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1921- )稱得上是一個卓越的典型。

　　二十一世紀還剛剛開始。我們的未來仍然、難于預料和不確定。如果說，在二十世紀，我們遭遇到危機與進步、倒退與革命相混合的時期，那末，在經歷了各種動蕩不定的局面之后，我們現(xiàn)在應該開始冷靜地思考我們人類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二十世紀的經歷使我們感受到人類思考模式的無能、缺欠和殘缺不全。因此，面對新的世紀，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重新思考我們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調整和重構我們的思維模式和各種概念。

　　另一位對法國未來哲學發(fā)展方向給予重視的哲學家，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莊·呂克·南西(Jean-Luc Nancy)。這位年青的思想家在藝術、政治和宗教的探索中，試圖找到突破傳統(tǒng)哲學而進行全新思考的可能性。他首先不拘泥于已經取得成果的哲學思想及其理論，試圖根據(jù)二十一世紀人類文化創(chuàng)造的新特點，依據(jù)新世紀的具體文化條件，創(chuàng)立一種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哲學思考模式。他最近不但試圖在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進行哲學思考，而且也走出法國的范圍，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進行講學考查，長期與不同的文化對話。

　　當代法國哲學家并不打算像預言家那樣預測未來。他們相信柏格森所說的話：任何預測，歸根結底，只能是限制在經歷過的實踐經驗的范圍內。所以，任何預測，只能是立足于人們類似于過去的想法。但是，根據(jù)過去幾十年的社會發(fā)展經驗和教訓，哲學家們把重點放在兩方面：（一）符號、數(shù)碼及象征化的未來趨勢方面；
（二）科學技術的不可預測性本身。

　　哲學家吉爾博特·霍達在他的《論信號的未來》(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的論文中，重點指出了現(xiàn)代信號不同于傳統(tǒng)信號的特征。他提醒大家不要繼續(xù)以對‘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對立關系模式對待現(xiàn)代信號的運作。與吉爾博特·霍達一樣，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家注意到信號、象征的新型特征。米歇·巴蒂在他的論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中，一方面強調科學的無可預測性，但又指出這種無可預測性的積極意義。

　　當代西方哲學還特別重視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對于哲學本身的沖擊，以致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為，未來的哲學，在適應時代發(fā)展的過程中，必定會越出傳統(tǒng)哲學的范圍，通過與文學、藝術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頻繁對話，走上‘非哲學’(non-philosophie)的創(chuàng)新道路。目前，各種各樣的‘非哲學’，已經以令人出其不意的逾越途徑，在‘非哲學化’的方向上，走得越來越遠。里昂大學原哲學教授弗朗斯瓦·拉呂爾創(chuàng)建了‘非哲學國際研究會’，使‘哲學非哲學化’的運動成為了國際性的思想創(chuàng)造活動。

　　哲學的多元化、跨學科化及非哲學化的過程，也包括哲學從男性文化解脫出來的過程。西方女性主義在上一世紀的發(fā)展，已經潛伏了新世紀中的女性哲學的興盛。

　　值得注意的是，剛剛去世或逝世多年的一些卓越哲學家，例如，德里達、布迪厄、�？碌热�，還由于他們的遺著的陸續(xù)發(fā)表，促進很激烈的爭論。最近發(fā)表的德里達著作《論我之成為我的動物》(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2005)，為了強調人本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和語言中心主義的傳統(tǒng)形而上學對于人和動物的區(qū)別以及由此引申的各種定義的荒謬性，以諷喻形式，套用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 Je pense donc je suis)的公式，為他自己的新書題名，不但深刻地啟示當代哲學思考的面向，而且也極大地震撼了整個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心靈世界。

　　所以，當代西方哲學的演進，在本質上是非單一、非直線、非連續(xù)，其內容和形式，并非單靠理性或邏輯就可以弄清楚的。這是一幅多元化而又極其復雜的思想自由創(chuàng)造的生命共同體的廣闊展現(xiàn)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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