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數(shù)社會成員而言，最糟糕的是那些既獨裁又毀滅財富的公共選擇機制；
客觀上鼓勵人們把聰明才智用于攫取而非創(chuàng)造的權力，構成“惡治”的首要特征，也構成對政府的道德合法性的自我顛覆。

　　奧爾森于1998年突然辭世，留下“遺作”，標題為“權力與繁榮”，意欲回答政治經(jīng)濟學的根本問題——什么樣的權力結構導致社會經(jīng)濟的繁榮？或者，什么樣的權力結構導致社會經(jīng)濟的衰落？古往今來，興衰榮敗，中國人怎樣擺脫在過去無數(shù)世代束縛了他們生命與生存質量的治亂循環(huán)？奧爾森回答：偶然地，從一些社會里，可能形成某種能夠不斷強化市場作用的政府形態(tài)。于是，那些社會就繁榮興盛，取代另一些社會，打敗尚未建立良治政府的社會。

　　奧爾森繼續(xù)寫道：“當我們從什么是對繁榮最有利的因素轉到什么是對繁榮最不利的因素時，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當存在激勵因素促使人們去攫取而不是創(chuàng)造，也就是從掠奪而不是從生產(chǎn)或互利的行為中獲得更多收益的時候，那么，社會就將陷入低谷�！�

　　在這部著作的主要結論中，奧爾森指出，“良治”的權力結構，其第一特征是社會成員對權力的分享，即分享權力的權利。在此，我希望補充一些來自“社會選擇”理論的論點。

我不打算把阿羅1950年發(fā)表的“不可能性定理”和吉巴德所謂“防止操縱的投票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學究式表達呈現(xiàn)給《財經(jīng)》讀者。不過，我喜歡一個更晚近、更簡單、也更具一般意義的不可能性定理，是艾利亞斯在2004年發(fā)表的。這一定理聲稱：如果有多于兩個可供選擇的社會狀態(tài)，那么，任何社會集結算子，只要滿足“偏好逆轉”假設和“弱帕累托”假設，就必定是獨裁的。特別地，阿羅的社會福利函數(shù)和森的社會選擇函數(shù)，都是社會集結算子的特例，并且偏好逆轉假設在阿羅和繆勒各自定義的社會選擇框架內分別等價于阿羅的“獨立性假設”和繆勒的“單調性假設”，從而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森的“最小自由與帕累托效率兼容的不可能性定理”、繆勒和塞特斯維特的“一般不可能性定理”，均可視為艾利亞斯一般不可能性定理的特例。

　　當每一個人都理性地將全部可供選擇的社會狀態(tài)按其個人偏好排列為重要性遞減的序列之后，把全體社會成員所排列的這些序列集結成為全部社會狀態(tài)的集合上的某一“二元關系”的過程，被稱為“社會集結算子”。這樣，社會集結算子的定義，已經(jīng)取消了社會集結的“歷史”——即取消了社會成員對每一可選社會狀態(tài)的起源及其合法性的關注。例如，當我們大家都更喜歡“市場經(jīng)濟”甚于“計劃經(jīng)濟”時，根據(jù)“弱帕累托假設”（當全體社會成員都偏好某一狀態(tài)A甚于另一狀態(tài)B時，社會集結算子將選擇A而不選擇B），我們就進入到市場經(jīng)濟里了。至于這一社會變革的出發(fā)點，例如，“計劃經(jīng)濟”，是由多少烈士的生命

　　換來的，對取消了歷史的社會集結算子而言，無關緊要。另一方面，每一社會成員對這一社會變革的終點，例如“市場經(jīng)濟”，對其人生幸福的影響究竟如何，以及當人們體驗到變革的痛苦之后是否將改變他們對這兩可選社會狀態(tài)的偏好，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已經(jīng)被“理性假設”取消了。

　　總之，如果存在社會成員的一套偏好“甲”，使他們都偏好狀態(tài)A甚于狀態(tài)B，那么，滿足弱帕累托假設的社會集結算子將把A置于B之前。又如果存在另一套偏好“乙”，使全體社會成員都偏好狀態(tài)B甚于狀態(tài)A，那么，滿足弱帕累托假設的社會集結算子將把B置于A之前。于是，給定社會成員的編號，從第一位成員開始，將其偏好從甲變換到乙，觀察社會集結算子是否會因此把B置于A之前，若否，則繼續(xù)變換第二位、第三位……直至最后一位社會成員的偏好，從甲變換為乙。我們推測，應存在這樣一位社會成員——可以證明他是“獨裁者”，當他的偏好從甲變換為乙時，社會集結算子改變了A與B的排序，從A在B之前，改變到B在A之前。這一現(xiàn)象只要存在，就意味著社會集結算子滿足“偏好逆轉”假設。

　　以上陳述表明，當我們取消了歷史之后，公共選擇的邏輯結構并不排除這一情況：即每一社會成員的由其“偏好”決定的幸福程度，在某獨裁者的治理下無一例外地有所增加——滿足“弱帕累托假設”的社會狀態(tài)的變動。其實，雖然我們無法邏輯地找到這一獨裁者，但他顯然對應著奧爾森著作里描述的相對于“游寇掠奪”而言更具生產(chǎn)性的“固定匪幫”的統(tǒng)治。

　　以上陳述還表明，公共選擇的一切邏輯可能的機制，可以劃分為“有助于創(chuàng)造或維持財富的”和“有助于毀滅財富的”，也可以劃分為“獨裁的”和“非獨裁的”，還可以根據(jù)其他許多可能的標準被劃分為其他的類別。這些類別之間，似乎沒有固定不變的關系。于是，我們可以有獨裁并且創(chuàng)造財富的公共選擇機制，或許，新加坡曾經(jīng)實施過這類機制？我們也可以有創(chuàng)造財富并且尊重個人意志的公共選擇機制，或許，歐美各國目前實施的就是這類機制？

　　但是，無疑，對我們多數(shù)社會成員而言，最糟糕的是那些既獨裁又毀滅財富的公共選擇機制，例如奧爾森描述的那種客觀上鼓勵人們把聰明才智用于攫取而非創(chuàng)造的權力，它構成“惡治”的首要特征，同時，它當然也構成對政府的道德合法性的自我顛覆。河北定州的這一案例發(fā)人深省，因為它體現(xiàn)了自我顛覆與防止自我顛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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