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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秉文:2004年英美福利制度的一場革命:大學“產(chǎn)業(yè)化”改革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引子】 2004年11月我到英國做了一個月的訪問學者。在去英國之前我就知道他們的高教改革正在進行一場大討論,所以,這次學術(shù)訪問期間我把這個調(diào)研計劃擺在我的整個福利制度改革研究中一個重要的位置,并且與幾個深深卷入這場大辯論的公共經(jīng)濟學家進行了討論和請教。

  

  一、英國改革 奮起直追 獨領風騷

  

  自2003年1月22日英國教育大臣查爾斯 克拉克簽發(fā)布了題為《高等教育的未來》白皮書以來,2004年英國政府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計劃和大學投資改革計劃:發(fā)布了一個題為《擴大招生》的文件,公布了促進大學招生和錄取的若干措施;
發(fā)布了《監(jiān)管影響評估》和《競爭影響評估》兩個文件并于2004年8月做了重要修訂;
一系列其它附加文件連續(xù)出臺,在2004年把改革推向了高潮,引發(fā)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教改革大辯論;
這些附加文獻和討論文章包括《向單一與混合的高教獎學金努力》、《高教融資 國際比較》、《學生債務皮書》、《為什么不搞統(tǒng)一收費標準?》、《為什么不搞一個純粹的畢業(yè)稅?》。最后終于在2004年6月1日高教法案得以正式呈交給皇室等待批準。

  

  1,英國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

  

  英國的大學基本都是公立的,構(gòu)成其財務收支體系的是“三條腿”:第一條腿是學費收入,第二條腿是學生貸款,第三條腿是獎學金。這“三條腿”是2004年改革的重點,與1998年相比,這是一個徹底的改革計劃。

  

  第一條腿的改革措施最為徹底:從2006年開始將全部取消國家統(tǒng)一學費標準,代之以自由定價學費即實行差別收費,具體內(nèi)容是:國家設定上限收費限額,每生每年學費不得超過3000英鎊;
就是說,大學雖然有權(quán)對所有專業(yè)學科進行自主定價,但封頂線為每年3000英鎊,在3000英鎊以內(nèi)各高?梢愿鶕(jù)情況自主決定浮動范圍和標準。

  

  第二條腿是徹底改革學生貸款制度:1998年改革后學生貸款數(shù)額太小,不足以支撐學生完成大學學業(yè),而2004年改革包括學費和生活費等。英國全職大學生的生活成本每人每年大約是1405英鎊,學費1125英鎊(1998年規(guī)定),合起來生均每年支出將超過2500鎊。政府給高校的年度貸款平均生均每年為500英鎊,改革后從2007/08學年開始其標準將提高到3000英鎊;
運作方式是,貸款不直接與學生本人見面,開學時直接付給高校;
學生在學期間不需償還,畢業(yè)后當年收入超過15000英鎊時通過政府舉辦的“畢業(yè)貢獻計劃”(GCP)無息還貸。

  

  第三腿是加強獎學金的力度:從2006年開始,除了學生貸款,家境不好的學生每年有權(quán)得到獎學金2700英鎊,學費達到3000英鎊的大學要為這些學生額外提供至少每年300英鎊的獎學金。向貧困學生提供一個一攬子的“單一混合貸款計劃”,規(guī)定對這些貧困學生最高可以提供3000英鎊的優(yōu)惠貸款。

  

  2,英國改革的動因緣起

  

  自戰(zhàn)后英國宣布建立福利國家以來,高等教育作為福利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學費標準定價始終沒有放權(quán),即使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以后對許多福利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高等教育的這個體制始終沒有受到根本觸動。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98年,但學費定價和招生名額等還是由中央政府決定。之所以2004年改革被認為是一次徹底的改革,是因為它最終下放了這兩個權(quán)力,旨在徹底解決大學的財務窘境和資金來源問題。

  

  英國大學幾乎都是公立大學,其資金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政府撥貸款,二是學費收入,三是外部資源。所謂外部資源包括海外學生學費、項目咨詢收入、社會培訓與短期課程、社會籌資、校友捐款和校園零售收入等六項。戰(zhàn)后初期,政府撥款是大學預算的主要來源,構(gòu)成了其大部分比例。但是,隨著大學支出的不斷擴大,這個比例逐漸“顛倒”過來:國家財政投入占其比例越來越小,“外部資源”份額越來越大,尤其是近20多年來,雖然政府對高校投入的絕對數(shù)在不斷擴大,但高校的預算卻與日俱增,來自政府的經(jīng)費杯水車薪。以Warwick大學為例:1979/80年度預算是2000萬英鎊,2000/01年度預算為1.745億英鎊,增加了七、八倍,但政府撥款在預算比例中卻從60%下降到了27%,本國學生學費收入比例從20%下降到8%,海外學生學費比例從2%上升到7%,研究咨詢收入占15%,“其它收入”從3%激增至43%!捌渌杖搿憋@然意味著從社會籌資。

  

  英國公立大學主要依靠社會籌資和化緣,否則就難以維繼下去,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一個既成事實,是一個政府無力阻攔的大趨勢。在這個事實與趨勢面前,英國政府所給予的,只能是放松管制,下放權(quán)力,別無它途。其實,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早已迫使許多高校學費定價在某些領域洞門大開,例如半職讀書的學生、研究生和海外的學生的學費等。

  

  3,英國改革的根本目的

  

  英國2004改革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要徹底,都要激烈,其根本目的主要有三:

  

  第一是提高高等教育競爭力。英國在許多科研領域占世界領先地位,如工程和科學研究的支出占世界總支出的4.5%,發(fā)表出版學術(shù)論文的總量占世界的8%,引用率占9%,國際認可的世界性獎項占10%,等。但遭到輿論抨擊并痛心疾首的是,在高教領域英國面臨著一場嚴峻的挑戰(zhàn),由于政府投入力不從心,傳統(tǒng)上本來屬于英國的市場正在失去競爭力,越來越多的外國學生轉(zhuǎn)向美國和其它英語國家;
白皮書對此進行了對比,列出了一系列驚人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就連日本的財政投入也正在大幅提高,從GDP的0.4%增加到1%,而英國只有0.8%;
白皮書發(fā)出警告說,“我們的競爭對手正在把高等教育向全世界銷售,而這個市場在傳統(tǒng)上歷來是我們的!

  

  第二是擴大高校資金來源渠道。高校要滿足自己的預算就需首先給予更大的自由度;
權(quán)力下放首先就需要定價放開,允許差別定價;
實行差別定價不僅將會從根本上解決資金來源問題,而且還會整合大學資源和提高效率,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所以,改革的核心是放開學費定價,這是激勵大學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戰(zhàn)略的一個重要措施,是提高教學質(zhì)量的一個最終動力,是解決大學財務困境一個根本出路。

  

  第三是促進社會公正。對于高等教育來說,不能假設所有的學生都希望得到同樣的產(chǎn)品、同樣的水平和同樣的模式;
“一個模式適應全體”對學生來說尤其對弱勢群體家庭來說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放開學費定價權(quán)力實行差別費率既可以促進大學競爭中的資源自由流動,又能夠促進社會公正的進一步實現(xiàn),比如,國際知名大學收費水平應高一些,地方大學低一些,這實際上是家境好的向家境不好的學生進行轉(zhuǎn)移,可以為貧困的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擴大社會入學率和覆蓋面,消除本國學生和海外學生之間的差距,消除對海外學生的歧視。

  

  4,英國改革引發(fā)一場全國大辯論

  

  英國高教改革撼動了福利國家的最后一個支柱,觸動了福利制度的核心,引起了社會輿論軒然大波,社會各階層紛紛加入討論,各種觀點充斥媒體。

  

  在2004年這場社會大討論中,改革派的觀點顯然占了上風,系統(tǒng)論述和贊成改革的文章鋪天蓋地,遠遠多于反對派的言論,后者勢單力薄,幾乎沒有大塊的理論文章,媒體聲音比較弱。這場辯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反對派的聲音主要是來自社會下層,藍領階層居多,沒有頭面人物,而白領階層和學術(shù)界基本都持贊成的態(tài)度,甚至在以往福利制度改革中的“反對派”在這場大討論中也都大多持贊成的態(tài)度。例如,倫敦經(jīng)濟學院的公共經(jīng)濟學家巴爾教授在醫(yī)療和養(yǎng)老等領域歷來以左派著稱,但在這次高教改革中則是堅定的改革派,是理論界主張實行差別學費的領軍人物。筆者曾直言向巴爾說,“在我眼里,你一直是英國福利制度改革中的左翼代表人物,尤其是養(yǎng)老金的改革。但這次高教改革中你的角色好像有點變化,成了右翼了吧?”巴爾說,“是的,你說得沒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是堅決的左翼,但在高教改革中,我的觀點就是這樣,這沒錯,有人說我變成右翼了,但我覺得沒有什么改變,我支持的是認為正確的東西!卑蜖柺钦悄,很有影響。在談話中我數(shù)次請他幫我推薦一兩篇有代表性的反對派文章,他幾次掩面而思,但還是重復那一句話:“在學界幾乎沒有任何大塊學術(shù)文章來反對我的觀點的。反對我的都是報刊上豆腐塊文章!蔽覇枮槭裁茨兀克ρ缘,很可能是大部分學者都站在我這一邊吧。

  

  這場大討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反對派對以往統(tǒng)一控制學費的政策給予了高度的正面肯定,尤其在社會公平方面,認為英國舊體制對社會底層的入學率立下了汗馬功勞,例如,2004年11月11日的《金融時報》報道說,在過去的5年里,工人家庭背景的學生進入好大學的數(shù)量增加了49%。另據(jù)英國專門幫助貧困家庭上大學的慈善機構(gòu)Sutton Trust2004年11月發(fā)布的一份報告說,在全英最好的13所大學里,1997-2002年里錄取的學生增加了35%,其中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的增幅是來自富裕家庭的2倍。這個事實顯示,在過去的5年里,英國大學教學質(zhì)量并沒有因為由于接受貧困學生而受到影響,政府的監(jiān)管部門在保證工人子弟入學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美國改革 風起云涌 利弊兼有

  

  在英倫三島全國上下激烈討論的時候,大西洋彼岸美國的改革正如火如荼,風起云涌。

  

  1,美國公立大學的社會責任不可替代

  

  眾所周知,美國私立大學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發(fā)達,其中好多在世界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但是,在這些世界最優(yōu)秀的一流大學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學,并且,公公立大學在美國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高等教育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主力軍作用和重要的社會責任。

  

  全美在校大學生共計1800萬人,其中公立大學占80%。有許多公立大學被譽為是美國高等教育皇冠上的明珠,被看作是美國的旗艦大學,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等。

  

  2,美國公立大學公共財政投入越來越少

  

  許多公立旗艦大學的資金來源中,州政府的財政撥款比例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小,社會籌資比例越來越大,大約占其一半以上。例如,邁阿密大學預算中州財政資金僅占其全部資金來源的15%,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僅占12%,科羅拉多大學更少,只有9%。再例如,弗吉尼亞大學自1825年托馬斯·杰弗遜創(chuàng)立以來一直是美國公立大學的一面旗幟,但最近幾年來,州財政撥款比例一直在萎縮,2004年度在其17億美元的預算中只提供8%,而20年之前這個數(shù)字是28%。于是,對于許多旗艦公立大學來說,在名義上他們還是公立的,但事實上,相當一部分大學越來越依賴于學費收入和社會上的各種資助,在財政上越來越“私有”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校長格拉漢·斯帕尼感嘆道:“我們越來越像私立大學了”。

  

  3,美國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學費翻倍上漲

  

  一般來說,公立大學的學費成本比私立大學低得多,例如2004年為5132美元,而私立大學則高達20082美元。即使這樣,州財政已經(jīng)感到力不從心。對公立大學來說,所謂“社會籌資”意味著提高學費,他們沒有別的更好辦法,只能把眼睛盯在了學生身上。據(jù)統(tǒng)計,2003年私立大學學費提高了6%,公立大學提高了10.5%,2004年公立大學學費提高了11%,“美國教育學會(ACE)”說, 2003和2004年公立大學學費成本提高了13%以上。幾年來,大學學費的上漲速度一直高于通貨膨脹,幾乎是通脹率的三倍。2004年大選中約翰 克里就曾指責布什說,在布什任內(nèi)4年里,大學學費平均提高了35%,平均上漲了1207美元。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美國高校學費提高了90%,大約翻了一番。

  

  大部分州立法對公立大學提高學費的上限標準是控制的,公立大學要提高學費標準必須要先獲得州政府的批準,否則就不得隨意提高學費標準。于是,越來越多的大學要求給予自由。例如,UVA在過去的4年里校方始終禁止提高學費,該校的財政官里昂那·珊德里基說,如果這個學校能夠獲得“特許地位”,在未來的5年里它就可以把州內(nèi)學生的學費從現(xiàn)在的6600美元提高到10200美元。

  

  4,公立大學希望“松綁”獲得“企業(yè)地位”

  

  希望獲得特許的“企業(yè)地位”的目的在于自由定價和提高學費,以滿足經(jīng)費之不足。所謂“企業(yè)地位”,其政策含義是,州政府對其管轄的公立大學完全脫離州立機構(gòu)的管理模式,從州政府的管理名單中分離出來。在整個2004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公立大學獲得“企業(yè)地位”的私有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2004年6月,科羅拉多大學校長伊麗莎白·霍夫曼宣布,經(jīng)過多年的游說,他們終于贏得了“企業(yè)地位”,校方在提高學費和管理方面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quán);

  

  2004年7月,北達科他州給予了其11所州立大學更多的靈活性,允許其在學費標準和日常管理更大的自主權(quán),在其它方面校方也可以自主決定和設立目標;

  

  2004年10月,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被批準成為該州第一個可以提高收費的旗艦公立大學,其具體含義是,俄亥俄州的學生可以得到至少10000美元的獎學金,而對所有的外州學生的學費提高到19642美元。

  

  2004年提出要求獲得“企業(yè)地位”的大學還有弗吉尼亞的三所旗艦公立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威廉 & 瑪麗學院、弗吉尼亞理工學院),他們聯(lián)合向州議會申請“特許權(quán)”,要求自定學費,自我經(jīng)營,聲稱應該得到像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其它私立大學那樣“自由空間”,成為“特許大學”,要求將之從州立法中解放出來。再例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等州立大學也提出試圖擺脫“公共束縛”,要求私立大學的財政地位。

  

  5,贊成大學改革的觀點:促進地方經(jīng)濟的引擎

  

  美國大學改革引起的爭論遠沒有英國尖銳和激烈,但是,輿論界把這個不斷蔓延的“松綁”運動明確地看成是一場“私有化”浪潮。總的來看,贊成改革的聲音遠高于反對的聲音,一些早在前幾年就已獲得“企業(yè)地位”的公立大學現(xiàn)身說法,在輿論上獲得了比較廣泛的支持。首先,贊成派認為,州立大學私有化是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引擎,最典型的例子是北達科他州。該州在立法傳統(tǒng)上對其州立大學的管理歷來十分嚴厲和微觀,在北達科他州立大學的一再要求下,2001年州政府對其人數(shù)多達43000學生的這些大學給予了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州政府幾乎放棄了所有的行政、財務和教學管理,校方可以完全根據(jù)自己的需要自行制定預算,學費定價完全自主決定,包括招生人數(shù)和專業(yè)設置等,“具有完全的靈活性”。許多人說,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太像是一個公司企業(yè)而不像一所學校了。幾年來,為了擴大收入來源,北達科他大學和北達科他州立大學這兩個重點大學增加了遠程教育,科研工作翻了一番,還擴大了外州學生的招生比例,抵消了本州人口下降導致的生源銳減。該州大學部門的負責人 Robert Potts說,“大學系統(tǒng)現(xiàn)在被看作是這個州的一個主要經(jīng)濟引擎”。

  

  其次,由于聯(lián)邦政府增加了學生貸款數(shù)量,提高學費并沒有影響入學率!懊绹逃龑W會(ACE)”說,2003年聯(lián)邦政府對大學的財政資助是1220億美元,創(chuàng)歷史新高。但這個資助的形式已主要不是獎學金的形式,而是貸款。據(jù)統(tǒng)計,申請貸款的學生數(shù)量僅2003年一年就增加了43%。美國《世界報道與新聞》2004年度大學排行榜顯示,2003年獎學金增加了6%,而聯(lián)邦政府貸款的規(guī)模增加了13%。

  

  最后,許多人認為私有化改革是深受歡迎的,例如,“美國教育學會(ACE)”經(jīng)過調(diào)查,認為私有化改革“在全國是一個深受學生和家長歡迎的發(fā)展機會”。調(diào)查還顯示,無論是反對派還是贊成派,他們都認為,大學從州立法“擺脫”出來以后受到政客的干涉少了,這是一件好事。

  

  6,批評私有化改革的觀點:導致社會分化

  

  在公立大學私有化改革中,相當一部分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引起了社會爭論。

  

  第一,提高學費影響了公立大學的競爭力。2004年11月15日出版的歐洲版《商業(yè)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公立大學應該采取私立大學的行為方式嗎?》,文章認為,這是一個來勢兇猛但非常麻煩的趨勢:一方面,這些旗艦大學不得不越來越靠自己的融資渠道,越來越依賴課題經(jīng)費和其它私人捐贊,但另一方面,從州政府管理中松綁出來以后,在同行競爭中必將影響他們的總體競爭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卡羅林那州。2004年初州長Mark Sanford宣布,所有州立大學只要自愿,都可以改為私人的,甚至包括他們的校園;
但條件是他們必須要完全放棄州財政的直接投入;
面對這個艱難的選擇,這些大學又開始猶豫起來,至今還沒有一所大學敢于邁開這一步。

  

  第二,公立大學不該成為完全的私人產(chǎn)品!八山墶焙蟮慕Y(jié)果是私有化,那么,有輿論質(zhì)問說,高等院校在美國本來把看成是許多人都享有權(quán)利的公共物品,但現(xiàn)在變得越來越像一個私人物品了,“消費”的對象越來越面向那些有錢人了,因為那些名牌大學例如前100名公立大學必將大幅提高學費標準,這與私立大學還有什么區(qū)別呢?

  

  第三,加速了社會分化。許多美國人懷疑,州立大學獲得自定學費的特許權(quán)之后將會更加獨立于州財政資金,下層甚至中產(chǎn)階級的學生有可能會被拒之門外。UVA的教育學院院長大衛(wèi)·布雷尼曼說,“私有化會加速高等教育的社會分層化,公立大學的校園從此將會充滿特權(quán)階層背景的子弟,而貧困子弟就會更加集中在較差的學!。在美國排名前146所大學包括最好的旗艦大學里,只有3%的學生來自于底層社會,而大約74%來自于上流社會。

  

  第四,導致多種社會不公平。公立大學提高學費將會擴大高等教育的不平等:首先,本州和外州學生實行差別收費是對外州學生的歧視,例如,UVA對外州學生的收費高于弗吉尼亞人的三倍,其財政官珊德里基說,“事實上,他們支付了其教育成本的150%”。在科羅拉多的Boulder大學,外州學生比例只占30%,但學費高達72%。其次,外州富裕家境的學生會蜂擁而至,成為學校的財政來源,而本州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機會肯定會受到影響,這對本州的學生來說是不公平的。再其次,提高學費對富裕家庭來說是一個歧視行為。有人認為,邁阿密大學為俄亥俄州那些最需要的家庭提供獎學金,而對富裕家庭實行高收費,校長James C. Garland說,這個缺口攤在每個富裕家庭學生身上,每年生均是1200美元。最后,還有人認為,這對所有學生來說都是不公平的,例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雖然向貧困學生提供相當可觀的資助,但本州學生的學費已經(jīng)非常之高,早就超過了10000美元。

  

  三、福利改革 理論轉(zhuǎn)變 大勢所趨

  

  在福利制度研究尤其在福利國家公共政策的研究中,高等教育始終是一項重要的福利項目,是經(jīng)濟學家研究福利國家的一個重要領域。一般來說,學界將福利模式分為兩種或三種或更多,但主要有美國模式、歐洲大陸模式和北歐模式等。高等教育是福利制度中的一個子制度,其分類結(jié)果與福利模式基本是吻合的,即主要可以將其分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美國模式)和“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北歐模式),前者將高等教育看作為異質(zhì)體,鼓勵多元化競爭和多元化社會提供;
而后者將其通通看作是同質(zhì)體,與其它所有福利項目具有同等的地位,是一個雷打不動的福利項目。

  

  戰(zhàn)后以來,西方經(jīng)濟學界對公立高等教育的財政融資問題的爭論一直比較激烈,涉及到私人資本的進入問題、公共與私人資本的比例等,但爭論的核心集中在學費定價的權(quán)力上。是國家集中定價還是校方自主定價,在這個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進而延伸到對資金來源和招生名額的爭論上來。戰(zhàn)后以來的這場爭論的基本走向是,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贊成高校自主定價,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松了對高校定價的自主權(quán),尤其是近幾年來這個觀點逐漸成為主流經(jīng)濟學界的看法并形成共識,那些本來屬于反對派的經(jīng)濟學家也逐漸開始改變看法。歸納起來,經(jīng)濟學家們的基本觀點如下:

  

  1,中央政府統(tǒng)一收費標準弊端橫生,放權(quán)是個大趨勢

  

  英國的絕大多數(shù)經(jīng)濟學家認為,英國在統(tǒng)一定價收費方面存在的教訓是沉痛的,2004年改革應該是這個時代的終結(jié),這個歷史決不應重演。實際上,早在1998年改革之前,英國大學對非歐盟成員國大學生的學費定價早已完全放開,但英國和歐盟成員國的大學生必須執(zhí)行1998年改革規(guī)定的統(tǒng)一學費標準,2004/5年度是1150英鎊,高于或低于這個標準都被視為違法。

  

  2,對高等教育的產(chǎn)品屬性的看法發(fā)生了一場革命

  

  關(guān)于高等教育的性質(zhì)是公共產(chǎn)品還是私人產(chǎn)品的爭論由來已久,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與初等教育不同,高等教育具有相當?shù)乃饺水a(chǎn)品屬性。初等教育是強制性的,但高等教育的情況就有所不同,應該是一種具有私人屬性的準公共物品,消費是自愿的;
選擇是自主的,偏好是多元的;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高等院校是一個可供人們選擇的“市場”。英國白皮書中首次破天荒地在官方文件中將高等教育表述為一個“產(chǎn)業(yè)”(business):“高等教育正在變成一個世界性的產(chǎn)業(yè)”;
而在此之前,官方文件中從未使用過這個表述。這個巨大的轉(zhuǎn)變說明,高等教育已從“公共產(chǎn)品”的清單中逐漸被剔除,其產(chǎn)業(yè)化的隱含意義自不待言。

  

  3,付費導致競爭并產(chǎn)生價格信號

  

  既然存在這樣一個市場,購買者就理所當然地應該付費,換言之,大學學費應該成為高等教育資金來源之一。無論是免費提供,還是全國統(tǒng)一收費標準,都必然容易產(chǎn)生對某些高校的消費過度;
付費必然產(chǎn)生價格信號,就必然導致高校之間的競爭,因此就應該利用競爭來改善質(zhì)量;
既然承認競爭,招生數(shù)量的決定權(quán)就必須予以下放,招生能力就應該由市場調(diào)節(jié),而不應由國家統(tǒng)一配給,因為招生名額的背后實際是個學校收費的利益問題。長期以來英國統(tǒng)一收費標準,限制招生名額,高于收費標準和超過招生名額都要受到處罰。這種中央計劃模式已經(jīng)不適應英國社會的需求,遏制了高校之間的競爭,降低了高校的競爭力。

  

  4,價格信號要求必須實行差別收費代之以統(tǒng)一費率

  

  競爭就要優(yōu)勝劣汰,從而達到促進高等教育內(nèi)部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學費標準的制定應該主要取決于某個高;蚰硞專業(yè)的社會需求情況和成本情況。影響高校社會需求的因素很多,但主要還是教學質(zhì)量、知名度、課程完成比率、就業(yè)率等,當然還有學校的地理位置等其它因素。有經(jīng)濟學家以牛津大學為例,認為其經(jīng)濟專業(yè)的學費之所以比古典文學專業(yè)高,是因為這就是市場的結(jié)果,是價格機制的結(jié)果。從信息經(jīng)濟學的角度看,政府統(tǒng)一定價在大眾化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下是很困難的,必將導致低效率,不利于知名度高的高校提高教學質(zhì)量,也不利于促進一般高校提高質(zhì)量,其結(jié)果必然是壓抑了好學校的積極性,慣壞了“差”學校甚至是保護了“差”學校。

  

  5,實行差別費率能夠?qū)崿F(xiàn)社會公平

  

  窮人和富人的消費能力是不一樣的,需求也是不一樣的。實行差別費率可以更好的適應不同群體和不同層次的社會需求,能適應不同消費能力的社會各個階層,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公平,而不是相反;
并且,只有這樣,對國家、對校方、對學生本人、對學生家庭、對納稅人幾方面都是有利的。給窮人以選擇的權(quán)利,這是體現(xiàn)公平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形式,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因為這樣可以促進高等教育參與率。高等教育的融資問題是個悖論:財政轉(zhuǎn)移將會導致一種約束,有潛力的學生沒有選擇學校的權(quán)利。公共財政教育經(jīng)費越少(如美國),外部供給方的約束就越少。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加拿大和美國等凡是資金來源私有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入學率也就越高。這就是公平。

  

  6,自由定價的一個重要配套改革措施是學生貸款制度

  

  設計一個良好的學生貸款制度是高教改革的一個核心,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關(guān)鍵,是提高就學率和實現(xiàn)公平的一個重要措施,是燙平消費的一個機制。但是,任何針對人力資本的貸款制度,其難度都要大于任何其它購買實物所擔保的風險,例如購房貸款的風險就遠遠小于學費貸款,不確定性要小得多,效率要高得多,信息要完善得多。因此,學生貸款的制度設計比任何其它貸款制度要復雜得多。

  

  學生貸款制度的核心問題實際就是英國理論界已經(jīng)討論了多年的“畢業(yè)稅”。所謂“畢業(yè)稅”是指對學生在校期間向?qū)W生貸款、畢業(yè)走向社會進行還貸的制度(還貸的利率是固定的)。支持派和反對派對畢業(yè)稅的利弊各執(zhí)一詞,始終沒有定論。英國政府這次改革中推出的學生貸款制度是依托“畢業(yè)貢獻計劃”(GCP)來執(zhí)行的,而“畢業(yè)貢獻計劃”在許多方面與畢業(yè)稅非常相象,如,畢業(yè)后還貸、還貸方式是通過稅制、與收入水平掛鉤、延遲還貸時沒有真實利率、如果沒有工作就不用還貸,等等。不同之處是,貸款是從“畢業(yè)貢獻計劃”直接支付給學校而不是給學生本人,償還期是13年而畢業(yè)稅是20-25年,等。所以,2004改革本質(zhì)上講可以理解為是對多年來討論的“畢業(yè)稅”的一次實踐和“試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7,國家與市場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

  

  英國2004年改革的本質(zhì)特征是,雖然每個大學都可以自主決定自己每個學位的“價格”,但政府設有一個上限,任何學校不得超過這個上限。由此看來,中央政府對高校的定價權(quán)力下放并不等于說國家的作用被完全邊緣化,而是意味著,對于教育的需求方來說,國家的作用應該成為財政的部分資助者,學生貸款市場的組織者,學生入學率的積極促進者;
對于教育的供給方來說,應該成為教育質(zhì)量控制的監(jiān)管者,教育數(shù)量提供的激勵者。

  

  四、前車之鑒 全球改革 勢不可擋

  

  英國在這次改革之前對全球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改革的歷程做了充分的論證,在其白皮書和后來發(fā)布的一系列討論文件中又做了進一步的系統(tǒng)總結(jié),認為,就第一條腿即收費制度來看,美國公立大學自主收費的覆蓋面比英國要寬,改革的進程要早,力度要大;
但第二條腿即學生貸款制度來,還貸利息與畢業(yè)收入之間的比例不盡合理,還貸的壓力比英國要大;
第三條腿即獎學金制度太復雜,數(shù)額不大,不能解決學生的根本問題,學生還需階段性地打工,影響了學習。

  

  1,放開收費標準要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

  

  在這些方面,OECD國家既有經(jīng)驗也有教訓。澳大利亞1989年改革采取中央統(tǒng)一收費標準,從而導致大學資金危機。但2003年宣布對學費定價有步驟地部分放開,效果較好。相反,新西蘭在90年代改革步伐較大,但過于激烈,采取的是“大爆炸”式地改革,效果不是很好,甚至引發(fā)了社會動蕩。1992年,新西蘭進行2項改革,一是大學自主定價,國家沒有設定任何收費上限。另一項是學生貸款要按比例償還,利率與政府借貸成本掛鉤。這2項改革立即引起了社會震動:由于學生貸款完全放開,改革有些操之過急,家長和學生不理解,政府沒有做出很好的解釋工作。于是,當名義貸款債務提高的時候,中產(chǎn)階級給政府施加了政治壓力,2000年最終導致這個改革無疾而終。

  

  2,澳大利亞改革起步較晚,但比較成功

  

  澳大利亞高校收費改革正在進行之中,總的來看,實行差別費率和自由定價后對入學率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首先,2004年的入學申請率與2003年相比已經(jīng)下降了8%;
新南威爾士,南澳大利亞和坤士蘭等也出現(xiàn)了明顯滑坡。其次,公立大學學費平均提高了25%,入學率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例如,2003年堪培拉大學宣布提高20%的學費之后,2004年的入學率就下降了14%。再其次,為防止入學率下降,有些公立大學決定暫緩提高學費,如西澳大利亞的Curtin理工大學就沒敢提高學費,但由于受到環(huán)境輿論的影響,其入學申請率還是下降了10%。再其次,學生貸款制度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是允許大學生申請“延期貸款”,最高限額為5萬澳元,畢業(yè)后當其收入到達3.5萬澳元時才須還貸。對私立大學來說,貸款改革對其入學率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個別還略有提高,例如圣母大學2004年入學申請率就比2003年提高了53%。最后,入學申請率下降的原因除了提高學費的因素以外,很可能還有其它的因素,例如,年齡15-19歲的人口比例下降等其它原因。但也有資料顯示說,澳大利亞提高學費標準以后,各社會階層的入學率受到的影響不算很大,不盡人意之處在于學生貸款不包括生活費,學生的壓力還是比較大。

  

  3,加拿大改革步伐不大,但比較穩(wěn)健

  

  加拿大改革步伐不如美國大,但效果被認為與美國差不多,提高學費對入學率的影響不是很大。根據(jù)2003年10月出版的“加拿大統(tǒng)計”,1991-1997年只有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低收入家庭才增加了入學率,藝術(shù)類院校的學費增加了一倍,醫(yī)學、法學和商學院校的學費提高了一倍以上,而高收入家庭尤其超過年收入10萬美元的家庭入學率從1991年的45%下降到了1997年的38%。

  

  4,歐洲國家基本沒有改革,但遲早要改

  

  在歐洲大陸,絕大部分高校是不收學費而只象征性的收取注冊費。瑞典、德國,愛爾蘭,意大利收取一部分學費;
西班牙和荷蘭收取全額學費,但數(shù)目不大;
法國普通高校也不收學費,只有商學院收取大約4000英鎊的學費,巴黎政治學院從2004年10月起根據(jù)家庭收入情況開始收取學費。

  

  總的來說,高等教育體制在歐洲大陸國家福利制度改革進程中是個“一動沒動”的領域,尤其在北歐,高等教育還屬于“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大廈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失業(yè)和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相比,一直是個“禁地”。2002年美國高校生均支出為20358美元,而歐盟只是其一半左右,英國是9657美元。面對這些差距,許多英國學者認為,歐洲大陸國家的高教改革是遲早的事情,他們最終要效法美、加、新、澳等英語國家,踏上改革之路的。

  

  五、我國大學收費政策評估及其改革思路

  

  1,國際學界對高等教育屬性看法轉(zhuǎn)變的一個原因:國際化

  

  在理論界,對初等教育的看法和爭議不大,學界幾乎都認為它是一種公共物品。但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卻一直存在爭議,有人將之看作是公共物品,認為應由國家免費提供,也有人認為是準公共物品,認為國家的任務是提供條件,收益人應當付費購買。在這場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中,70-80年代以來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浪潮導致事實上的高等教育越來越被當作商品來對待,可以說,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趨勢是促使學界和各國政府對高等教育性質(zhì)的看法轉(zhuǎn)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戰(zhàn)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留學生免收學費。但70年代后期以來,他們開始要求外國留學生交納學費,日益將留學生教育看成是一種"產(chǎn)業(yè)"。英國1988年公布《教育改革法》時采取了多項改革措施,例如下放權(quán)力,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quán),試圖理順政府與高校的行政關(guān)系,劃清彼此間的職責,對留學生開始收費。澳大利亞1979年開始規(guī)定留學生須繳納培養(yǎng)成本的三分之一,1998年通過的《高等教育經(jīng)費法》從立法上規(guī)定繳納全額培養(yǎng)成本,1996年澳政府的教育創(chuàng)匯收入達30億澳元。而美國早就把留學生教育當作國際貿(mào)易來看待,有資料說僅留學生一項對美國的經(jīng)濟貢獻就超過100億美元(含生活消費)。

  

  現(xiàn)在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認為,高等教育是一種產(chǎn)業(yè),是可以“出口”的一個商品,以實現(xiàn)起彌補經(jīng)費不足和達到宣揚其文化價值觀的雙重目的;
換言之,經(jīng)濟全球化越來越將高等教育變成為一種可以全球范圍流動的特殊消費商品,這個事實對經(jīng)濟學界的影響產(chǎn)生了重要的作用。巴爾在與筆者聊天時便經(jīng)常將之作為一個主要事實。就是這位經(jīng)濟學家,早在幾年前,他在這個方面還是歐洲經(jīng)濟學界的一個堅強的左派。在許多公共經(jīng)濟學的教科書中,在談到教育時,一個引人關(guān)注的趨勢是,最近幾年出版的書越來越傾向于將初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分離開來討論。一個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巴爾教授的《福利國家經(jīng)濟學》,在其1987、1993和1998年版時它們始終是合而為一在第13章里,但在2004年第四版時已將之拆分為第13和14章。

  

  2,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歷程的本質(zhì):產(chǎn)業(yè)化

  

  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中“商業(yè)化”因素的多寡有很多指標,但有兩組數(shù)據(jù)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在社會總投入中各級財政的投入比例,統(tǒng)計顯示,2002年我國教育總投入達5480億元,其中各級財政預算內(nèi)教育撥款總數(shù)達3114億元,即只占總投入的57%。另一個組數(shù)據(jù)是家庭教育支出的占家庭收入的高低,改革前的1988年為2.42%,改革的第一年1989年為2.74%,而到2000年則高達4200元,即占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和農(nóng)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10元的190%。

  

  上述數(shù)據(jù)顯示,不管我們口頭上如何否認我國高等教育的產(chǎn)業(yè)化政策,理論上如何論證產(chǎn)業(yè)化的諸多弊端,但事實上十幾年來我們就是沿著產(chǎn)業(yè)化的路徑走過來的;
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這是一個勿庸置疑的事實;
我們已經(jīng)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當我們政府官員面對來自社會批評的壓力極力否認產(chǎn)業(yè)化時,事實上我們正在大踏步地將之產(chǎn)業(yè)化。對此,我們無須猶抱琵琶半遮面。

  

  我們?yōu)槭裁磿呱线@樣一條事實上已經(jīng)“產(chǎn)業(yè)化”的道路?可能有種種原因,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基本原因,那就是社會需求。這是一個根本原因。

  

  在經(jīng)濟起飛階段,當人們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當政府還沒有足夠財力的時候,高等教育機會的不足與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之間的矛盾就已經(jīng)擺在了全社會的面前。在這個時候,只要松動一個口子,就會像大堤決口一樣勢不可擋。概而言之,我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所形成的巨大而活躍的高教市場是高教產(chǎn)業(yè)化的根本動力和基本原因。

  

  這個規(guī)律就如同初等教育的“擇校費”一樣,在巨大的市場面前行政手段顯得蒼白無力,防不勝防。這個規(guī)律就是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就是說,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服務消費品,是有市場的,價值規(guī)律是發(fā)揮調(diào)節(jié)作用的,經(jīng)濟杠桿是起作用的;
高等教育具有相當?shù)漠a(chǎn)業(yè)屬性,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福利型消費品,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可以進行交換的商品,是一種人力資源投入的資本品。一旦政策稍微有所松動,這種交換就勢必發(fā)生,一發(fā)不可收拾。這就是踏上產(chǎn)業(yè)化道路的最根本原因。當然也有其它原因,如財政投入不足等。但所有這些都占次要的地位,發(fā)揮次要的作用。

  

  3,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正面影響:19%毛入學率與人均1000美元

  

  不可否認,當前高等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結(jié)果既有強烈的正面效應,也有很大負面效應。

  

  就正面效應來說,其中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擴大了毛入學率。2000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以每年平均兩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從2000年的11%增至2004年的19%;
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共錄取新生420萬人,比上年增加近40萬;
全國各級各類高等教育在校生總數(shù)超過2000萬,總規(guī)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短短6年內(nèi)翻了兩番。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成就,是我國高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的。

  

  19%毛入學率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成就,這是因為,15%被普遍認為是個門檻,它標志著我國跨入了“大眾化”教育的行列。OECD國家都已進入大眾化教育的門檻。與他們相比,19%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OECD國家中,超過50%毛入學率的國家,有8個國家,他們的人均GDP是都是幾萬美元;
超過35%毛入學率的國家人均GDP也都在1.7萬美元以上;
換言之,所有跨國“大眾化”門檻的國家人均GDP都在10445美元以上,是我國的10倍。即使毛入學率低于15%的國家,平均GDP也都是1389美元;
而我國才剛剛登上1000美元這個臺階。

  

  毛入學率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公平性的一個重要指標,雖然不是唯一的指標。19%這個數(shù)據(jù)告訴人們,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臺階上我國就實現(xiàn)了“大眾化”,這是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和巨大的代價啊。

  

  所謂巨大的努力是指我國連年增加投入,幅度很大。時下人們在批評教育政策時常常將投入不足作為一個永恒的主題,大會小會都抨擊教育投入太少,家長學生都呼吁增加投入,甚至成為慷慨陳詞的一個時尚;
其實不然,并且恰恰相反: 2002年,全國教育支出為5480.03億元,是1993年的5倍多,1997年的2倍多,年均增長接近20%。國家財政性教育經(jīng)費占GDP的比例由1993年的2.76%提高到2002年的3.41%,為歷史最高水平。

  

  3.41%這個GDP比例比任何一個OECD國家都高,在表1中看出,美國最高,但也就是2.7%。

  

  不可否認,近幾年來國家不斷增加投入是我國高教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與人均1000美元相比,19%毛入學率雖然不能說明一切,但至少可以認為財政盡力了。這十年來,幾乎與所有其它行業(yè)相比,我國教育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教師職工的待遇有了極大的提高,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大學教師已經(jīng)成為一個好職業(yè),幾乎成為畢業(yè)生求之不得的好職業(yè)。

  

  所謂巨大的代價是指,在5400億的投入中,幾乎將近一半來自于家庭的貢獻,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4,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負面影響:社會不公平

  

  我國從1989年高等教育改革開始實行收費制度,當年每學年學費是190元,是當時全國城鎮(zhèn)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的14%;
1994年實行并軌試點工作,1995年大學收費出現(xiàn)“井噴”,到目前為止,大學學費一般在5000元到一萬多元之間不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起1989年,據(jù)說增加了25-50倍,而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長了4倍,實際增長僅為2.3倍(價格因素),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據(jù)測算,加上生活費和其他學雜費開支,供養(yǎng)一個大學生的費用占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據(jù)廣州這個最富有的城市的一次民調(diào)顯示,僅有7.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學收費標準,71.6%認為大學收費太高。

  

  隨著分配不公的日益惡化,“高等教育不公”已經(jīng)成為其中一個最為引人關(guān)注的社會問題,窮人讀不起大學的各種消息充斥報章,成為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一個潛在危機。

  

  “高教不公”是當前我國教育體制的一個頑疾,是影響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一個毒瘤,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障礙,是“拉美化”的一個縮影。

  

  “高教不公”是我國福利制度的一個嚴重缺陷,是經(jīng)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盲點,是高層決策中的一個硬骨頭。

  

  “高教不公”不解決,就沒有體現(xiàn)科學發(fā)展觀,就不能實現(xiàn)5個統(tǒng)籌,就必將影響未來經(jīng)濟與社會的全面發(fā)展。

  

  5,“高教不公”的關(guān)鍵:貧困家庭交不起學費

  

  什么是“高教不公”?“高校不公”就是指貧困子弟交不起學費。

  

  我國的基尼系數(shù)2003年已高達到0.461。這個數(shù)據(jù)說明社會兩極分化已經(jīng)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高校收費增長過快已成為生活困難家庭的沉重負擔。新華社2001年1月發(fā)布的對北京14所高校的調(diào)查顯示,貧困生占25%。“貧困”的概念主要來自于社會兩極分化;
而“貧困”的事實是相對的,主要表現(xiàn)在:

  

  首先是城鄉(xiāng)差距:據(jù)推算,2004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應該是8000元左右,而農(nóng)村僅不到3000元,相差幾乎是兩倍。

  

  其次是行業(yè)差距:個別行業(yè)的收入是全國人均收入的幾百倍(如據(jù)網(wǎng)上消息球員的收入是130多倍)。

  

  再其次是城市之間的差距: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6萬元,而沈陽是8100元,他們幾乎相差一倍。

  

  面對這樣一種收入差距和貧困狀況,假定高校(僅以北京中等水平的高校為例)的“二本”的收費在5000元以上,“三本”1萬元以上(網(wǎng)上資料的數(shù)據(jù)遠遠大于這個,說是上萬元),那么,再加上生活費等支出,即使收費最低的高校,對于貧困階層來說也意味著每年支出上萬元以上,這個數(shù)據(jù)已經(jīng)大大超過了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最近有網(wǎng)上新聞說,以前有因病致貧的現(xiàn)象,而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因上大學致貧的說法?磥恚@不是聳人聽聞的。

  

  重要的是,家庭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成正相關(guān):北京最近的一個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2004年北京收入最低的為未上過學的群體,他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050元。收入最高的為研究生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568元;
并且,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由2003年的2.1:1上升到2004年的2.6:1。這項調(diào)查告訴人們,許多貧困家庭由于沒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家庭背景原因而交不起學費;
而由于上不起大學又反過來決定了他這個未來“戶主”的家庭背景;
從而形成了“鎖定”循環(huán)。

  

  這就是“高教不公”。

  

  6,解決“高教不公”的基本思路:放開收費,名牌高?繉W費,一般高?控斦

  

  對于造成目前這種“高教不公”的原因,社會上頗有非議,見仁見智:有人說,這種“賣考分”的行為是行政主管部門監(jiān)管不利,懲治手段軟弱造成的,從而導致“錢學交易”;
有的說由于沒有建立起規(guī)范的收費政策和“三管齊下”的預防亂收費的長效機制,從而產(chǎn)生“錢權(quán)交易”;
還有的認為,是教育部門和高校行為扭曲,從而導致惡行競爭,大學生成為犧牲品;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大學“培養(yǎng)成本”一直是一筆糊涂賬,說也說不清,至今也沒有一個權(quán)威的算法,這是導致收費混亂的重要原因,等等。

  

  總之,輿論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亂收費的根子在于行政管理不利,于是就有電視臺對違規(guī)收費的高校予以曝光;
于是行政管理部門就不得不加強干預,屢屢頒發(fā)文件,層層堵漏把關(guān)。

  

  但是,行政手段還是堵不住的,這是世人皆知的公開秘密。只能形成一輪又一輪的博弈。

  

  英美大學收費改革的趨勢給人們以改革思路的新啟發(fā):我們能否對這個傳統(tǒng)思維定勢進行改革?就是說,大膽引入市場手段,代之以行政管理的辦法。

  

  我們認為,導致當前“高教不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行政管理手段軟弱,恰恰相反,而是行政干預過多了;
具體說來,高校之間的收費沒有拉開距離,導致名牌高校收費不高,一般高校收費不低,相對于貧困子弟來說,無論是名牌高校還是一般高校,都交不起錢,經(jīng)濟負擔都很沉重。這是公共教育資源誤置與社會教育資源誤置的結(jié)果。

  

  所謂公共資源誤置是指,國家財政對名牌大學網(wǎng)開一面,加大投入力度,但也有負面效應,即對那些交不起學費的家庭來說是不公平的;
所謂社會資源誤置是指,名牌大學與一般大學的收費拉不開,等于是浪費,等于是由于行政手段的原因而導致市場上名牌產(chǎn)品與普通產(chǎn)品的價格沒有拉開,不利于優(yōu)勝劣汰。

  

  改革的總體思路似乎由兩條:第一,國家財政對所有大學的財政轉(zhuǎn)移水平基本一致,保一個“底”,或應該對一般大學稍有傾斜;
第二,所有大學的收費標準基本全部放開,國家只規(guī)定一個指導上限,采取備案制,收費定價幾乎完全由市場決定,不同知名度的高校和不同專業(yè)的“價格”由“市場供需”來調(diào)節(jié)決定。這樣的改革思路將帶來兩個重要變化:

  

  第一,可以進一步擴大毛入學率,促進“高教公平”。這是因為,幾個放開以后市場規(guī)律必將導致一般大學的收費標準直線下降,下降到該大學的教學質(zhì)量與其知名度相對應的某個供需均衡點上;
于是,不同知名度育不同質(zhì)量的大學必然會產(chǎn)生不同的收費標準。這樣,對于那些地方“差”的大學,其定價標準就大致應該是略高于財政撥款以上的某個點,而著名大學就會遠遠高于那個點,于是,大學之間的收費標準和幅度就會拉開,像頻譜儀那樣,形成一個梯次,有很多檔次。任何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幾乎都能找到與其交費能力相對應的大學,只要考分上線,不同收入水平的貧困學生就都有能力交得起學費,上得起大學。但是,這很可能受到傳統(tǒng)公平概念的質(zhì)疑:成績好但家庭貧困的學生有被拒之名牌大學門外之嫌,是一種不公平。但換個思路來看,從總體上看毛入學率卻必將得以擴大,貧困家庭的經(jīng)濟負擔得到解決,他們至少不會因為上學而致貧,這就是真正的公平;
這不是高教歧視,而是事實上的公平。

  

  第二,現(xiàn)在財政資助的結(jié)果在每個大學之間幾乎都差不多:一半靠財政,一半靠“預算外收入”,不管是名牌大學還是一般大學,表面上采取了重點扶持,但事實上等于是“撒胡椒鹽”的辦法。但是,放開收費以后,名牌大學的收費水平必將大幅度提高,其大部分資金來源主要靠市場,比如60-90%的來源靠收費;
而一般大學可能正好相反,60-90%的來源靠財政。這樣不僅沒有增加國家各級財政的負擔(比如,在總體財政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對名牌大學和一般大學都采取按人頭撥款的“公平”辦法),而且,一般大學等于是變相得到了公共財政的傾斜,而名牌大學也等于變相受到了社會資源的傾斜,物有所值和趨之若騖的名牌大學將會得到足夠的學費收入,從而社會資源得到最優(yōu)配置,從而促進教育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

  

  總之,國家設定收費上限,大學收費自由定價,名牌大學主要靠收費,一般大學主要靠財政和少部分的收費;
這樣,就會完全解決當前所謂“亂收費”、“賣考分”等行政手段難以解決的弊端,實現(xiàn)真正的高等教育公平性。當前所謂亂收費問題光靠行政命令是根本無法根除的;
解決“高教不公”只能靠引入市場價格機制的辦法。

  

  大學收費改革在全世界各國正出于改革階段,這是一個難題。我國正處于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時期,應積極跟蹤其改革動向。探索高教收費的改革途徑,對我們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我們應繼續(xù)堅持鄧小平同志提倡的“不爭論”的態(tài)度,不必糾纏于高等教育的屬性、“產(chǎn)業(yè)化”和“培養(yǎng)成本”的計算等具體問題的爭論,在借鑒國際經(jīng)驗與教訓的同時,應該不斷實踐,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大學收費的有效路徑。(完)

  

 。ㄗ髡邔υ谟鴮W術(shù)訪問期間英國學術(shù)院給予的資助和幫助表示感謝;
初稿于2005年1月,修改于2005年3月)

  

  表1:OECD國家教育支出與毛入學率

  

  國 家

   2000年占GDP百分比%

   2001年入學率

  

  公共支出

   私人支出

   總計

  

  澳大利亞 0.8 0.7 1.6 65

  奧 地 利 1.2 0.0 1.2 34

  比 利 時 1.2 0.1 1.3 32

  加 拿大 1.6 1.0 2.6 n.a.

  捷 克 0.8 0.1 0.9 30

  丹 麥 1.5 0.0 1.6 44

  芬蘭 1.7 0.0 1.7 72

  法國 1.0 0.1 1.1 37

  德國 1.0 0.1 1.0 32

  希臘 0.9 忽略 0.9 n.a.

  匈牙利 0.9 0.3 1.1 56

  冰島 0.8 0.0 0.9 61

  愛爾蘭 1.2 0.3 1.5 38

  意大利 0.7 0.1 0.9 44

  日本 0.5 0.6 1.1 41

  韓國 0.6 1.9 2.6 49

  墨西哥 0.8 0.2 1.1 25

  荷蘭 1.0 0.2 1.2 54

  新西蘭 0.9 n.a. 0.9 76

  挪威 1.2 忽略 1.3 62

  波蘭 0.8 n.a. 0.8 67

  葡萄牙 1.0 0.1 1.1 n.a.

  斯洛伐克 0.7 0.1 0.8 40

  西班牙 0.9 0.3 1.2 48

  瑞典 1.5 0.2 1.7 69

  瑞士 1.2 n.a. 1.2 33

  土耳其 1.0 忽略 1.0 20

  英國 0.7 0.3 1.0 45

  美國 0.9 1.8 2.7 42

  OECD平均 0.9 0.9 1.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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