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北大，散文清華”。

　　這是五十二年前我在一本《旅行雜志》（后改名為《旅行家》）上讀到的一句話。那時，我在薊運河邊的一個小鎮(zhèn)上讀高三，正在準備著考大學。

　　《旅行雜志》上這篇介紹院系調整后北京大學的文字，描寫了燕園里湖光塔影之美，還配發(fā)了燕園風光和北大學子坐在圖書館臺燈光下讀書的圖片。從此，我知道了未名湖的名字。不用說，這使我這個“大學迷”對我素所向往的北京大學憑添了幾分憧憬與敬慕之情，更堅定了我報考北大中文系的決心。

　　這一年的秋天，我就進了北大，來到詩情畫意的未名湖畔。自此，我親近了未名湖，未名湖也影響了我的一生。

　　那是1953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肇始之年。由于校舍建設遠遠趕不上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速度，我們入學時，新建的幾棟學生宿舍樓尚未竣工，我們便暫時住進矗立在未名湖邊的第一體育館。出了宿舍門，便見清澈的湖水。一天中，有不少時間，我坐在湖岸的青石板上看書、寫作、思索、冥想。不久，我被系里選做外國留學生輔導員，搬到了5院，與我班的兩位朝鮮留學生同居一室。這里距未名湖只有一箭之遙，我感覺自己仍然是住在她的身邊。

　　我深深地愛著未名湖。我的一些詩作，多是坐在未名湖邊樹叢中、山石上構思和寫出的。1954年春，我寫了《未名湖畔有一個姑娘》一詩，發(fā)表在油印的《北大詩刊》上，后被《北京大學�？�》轉載，刊載于紀念北大56周年校慶的特刊上。那一期校刊比以往的印數增加了許多。五四那天，北大接待了北京和各地來的許多高中應屆畢業(yè)生和他們的老師、家長。那一期的�？瘮[在校園里出售（也許是發(fā)送），因為�？�上介紹了北大的概況和各系情況，來校參觀的人幾乎是人手一份。這樣，我的詩也就隨著�？�飛向各地，自然，未名湖也就為更多的人所知了。

　　過了幾日，我又在未名湖邊一株蘋果樹下寫了抒情詩《信》。這首詩發(fā)表在《天津日報》副刊上，不久被譯成朝鮮文，在朝鮮的一個刊物上發(fā)表。我把這些都看作是未名湖的賜予。

　　未名湖是一本擺放在天地間的大書，一本厚重得無法計量、博大得茫茫無涯、深邃得難以盡覽的大書。湖名“未名”，實是無從命名，未曾命名，當年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聰慧真是高人一籌，“未名”二字也道盡了湖的佳處妙處。這本大書，肉眼凡胎和匆匆過客是難以讀出其真諦的。只有在她的身邊呆得久了，吸足了她呼出的浩然之氣，才能慢慢讀懂。原來，這湖光塔影只是她裸露在外的容貌之美，溫柔多情只是她外在的性格。只有你身上那股淺薄浮躁之氣脫盡之后，你才會體悟出她藏在深層的意蘊，感受到有一種博大精深的幽邃學魂和生生不息的敬業(yè)精神凝聚而成的精神氣韻迷漫在湖畔，向四方輻射著。在湖邊幽靜的石徑上，在周邊的臨湖軒、燕南園、朗潤園、鏡春園、燕東園、中關園、勺園、蔚秀園、暢春園……還有座落于未名湖西北隅那林木蔭蔭的“德才均備體健全”的七個齋房……處處都充溢著這氤氳。這大概就是被人們稱之為“北大精神”的那種氣韻吧！你能夠感受到并且承受了這種精神氣韻，你就算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北大人”了。

　　我終至感受并且承受了這種精神氣韻，這是我生活在未名湖畔四年時光中最可寶貴的收獲，這是在其他地方難以得到的精神財富。我得承認，時至今日，我已屆古稀之年，我的心靈深處仍然被一種很不入時的價值觀念頑固地盤踞著，這便是：輕仕宦，重學術；
蔑視權貴，敬仰布衣；
厭惡浮躁喧囂，喜歡寧靜致遠；
棄絕投機鉆營，追求淡泊樸雅。

　　這是未名湖給我的影響，這是未名湖為我塑造的靈魂。

　　其實，影響和塑造我靈魂的那種精神氣韻，原本是存在于沙灘紅樓那里的。這是由一代代文化巨人、大師和莘莘學子們共同創(chuàng)造和培育出來的。1952年，這股氣韻流到了燕園，又同另一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精神融合為一體。老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學術民主”和“以天下為已任”的愛國敬業(yè)精神，與未名湖的靈動、深邃，博雅塔的博而雅融匯交溶，便成了北大人常常掛在嘴邊的那種“少年氣象”。

　　我的業(yè)師、詩人、文學史家林庚先生講唐詩時，形象地概括出“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這些專用詞。他說：“唐詩最寶貴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少年精神，它所寫的正仿佛是少年人那般的心情，特別是盛唐時代，尤其具有青春的力量�！蔽蚁�，北大人所說的這“少年氣象”，就是從林庚先生講唐詩所概括的專用詞中借用、演化而來。這便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北大人的精神狀態(tài)、品格與追求，即昂揚向上的精神氣質。

　　我一向認為，天地間的高山大川、湖河園林，它們飽蘊了自然界的鐘秀之氣，也大都有其獨特的性靈，這性靈又影響著與它朝夕相處的人們的性格氣質。這性靈是自然形成的，又是人所賦予和感悟出的。未名湖和博雅塔，雖是人工造成，但年深日久，飽受自然界的潤澤與點化，也就難以分辨她是自然景觀還是人文景觀了。

　　但這“北大精神”、“少年氣象”，在人世間也常會受到壓抑、傷害、摧殘。我進入北大不久，就趕上在全國范圍內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的批判運動。俞平伯和胡適都是老北大人，他們都曾與北大有過千絲萬縷聯系。我親眼得見，（至今我還保存著當時的一份記錄）在中文系召開的一次批判會上，先生們的發(fā)言似乎都是倉促上陣、言不由衷的，連我這個低年級學生都覺得這些發(fā)言火力很弱，很不夠勁兒。而馬寅初校長最后的講話，似乎是與這場批判運動風馬牛不相及，他講的是他在南方視察時所見的群眾性水利工程。接著他發(fā)言的江隆基副校長竟是對馬校長講話中未說清的一個問題的“補充說明”，說明我們搞群眾并非是強迫命令，而是自覺自愿。這兩位學校高層領導的即興講話，是否弦外有音，我至今也不曾明白。不過，倒是可以讓人感覺得出，北大對這場運動的態(tài)度是低調的，比較冷淡的。而湯用彤副校長則是在城里參加一個批判胡適的會議歸來時，在他居住的燕南園下了車，竟迷迷糊糊找不到自己的家了。自此，他就患了腦血拴，一病不起。湯用彤和胡適是老搭擋和摯友，長期在北大共事。湯用彤恰在批判胡適時患了不治之癥，是巧合耶？是必然耶？這便給人留下了永久的懸念。從上面提及的幾件小事，似乎也便可理解“北大精神”能夠生生不息地延續(xù)下去的緣由了。

　　然而這種未曾中斷的精神也曾遭受過重大的摧折。我親歷的一次便是1957年夏季開始的那場整風反右運動。那一年的春天，在“以天下為已任”的愛國熱情召喚下，“北大精神”的火光曾一度在北大莘莘學子身上集中燃燒起來。然而，這注定是一場落入陷阱的悲劇。因為，當北大學子的這種精神火光燃燒起來之時，已是這場運動的決策者要“引蛇出洞”，等待著“誘敵深入，聚而殲之”，讓那些浮到水面上的“魚”上鉤的時候。而更具有悲愴意味的是：在一種由組織原則和抽象觀念所組成的無形之力的推動下，北大學子中的兩種力量兩種思想拉開戰(zhàn)線進行了一場大廝殺。結果是，被批判者一個個遭遇了滅頂之災，批判者（被批判者稱他們?yōu)椤靶l(wèi)道者“）也多是沒有交上好運。實際上，這是不明就里的人們（被批判者和“衛(wèi)道者”其實皆是涉世未深的懵懂者）的一場兩敗俱傷的廝殺。廝殺過后，“慘敗者”的一方，那些很有才華、勇于和善于思考的人，他們的才智和勇氣遭到毀滅性的封殺，多是永生不再顯現，只有少數極頑強者在被剝奪政治生命二十年之后才又重露輝煌，但已虛擲了寶貴生命中的三分之一錦秀華年。而表面上成為“勝利者”的一方，除了極少數幸運的“既得利益者”外，就連那些資質出眾、才氣縱橫的青年學人，到頭來也只落了個“大器晚成”者。廝殺過后，在以后的許多年里，昔日的同窗好友成了陌路人，彼此也難得有機會再度見面。直到后來的某一天（那已是很多年以后了），人們才有了徹悟。此時，大家的兩鬢已染上了秋霜。

　　整個夏季，校園里吵吵嚷嚷，劍撥弩張，這使我想起了“一二·九”運動中的一句名言，不由得自語著：“燕園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就在這年的秋天，我畢業(yè)了。此時，我已經在這里住得膩煩了。但是，在離校的前一天，我還是獨自沿著未名湖走了一圈，算是向她告別。我想：我大概永遠不要回來了。第二天，當一輛出租車拉著我和我的行李走出南校門時，我心中默默念叨著：“我終于離開了，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然而，離開北大不久，我就又想念她了。在以后的許多年里，我的燕園情結與日俱增，每當憶起在未名湖畔那美好的青春時日，我的身上就陡然增添了一種力量，我就不會頹唐，不會消沉，不會懈怠，我的體內就會鼓蕩起一種“少年氣象”的青春活力，不斷地上進、求索、創(chuàng)造。

　　正是這種永生擺脫不掉的未名湖之戀，我才在母校百年華誕之時，用筆和心寫出了《燕園師友記》和《負笈燕園》兩部書。　

　　2004年盛夏于紫騮齋（五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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