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發(fā)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北大講壇跟大家談一些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問題。當然，這些我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可能朋友們會認為某些問題有些迷誤，有些眼障，甚至有些誤區(qū)，都可以再討論。
我講的題目是《發(fā)現東方與文化輸出》，題目本身似乎就是個“問題”�！皷|方”已經在那兒，誰去發(fā)現？發(fā)現什么？怎樣發(fā)現？“文化輸出”，我們有這個能力嗎？有這個必要性嗎？我有時想，這個時代比較奇怪，奇怪在于人們從八十年代的“詩歌時代”——充滿了激情、意識形態(tài)以及烏托邦的時代，走向了“小說時代”。小說是虛構的，等到虛構不合時宜，再往前發(fā)展就到了“散文時代”，于是寫“我的貓”、“我的狗”、“我的鼻涕”、“我的眼淚”之類，非常務實而世俗化。這個時代越是超越性的，越是烏托邦的，就越是不合法。散文時代時間不長，又轉入了“傳記時代”，滿書鋪里面都是這樣或那樣的傳記。傳記時代以后是“新聞時代”——人們從沉重的思想和超越性的文字中解脫出來，于是有人說：“我看見美國打薩達姆的時候，好像是所有美國電影里最好看的鏡頭。”可是他們忘了，如果這些洲際導彈掉在自己頭上就不一樣了。新聞的閱讀已經逸出了思想，喪失了精神內在性。于是世俗法則變成了這樣：人們不是思的太多，行動太少，而是人們行動太多，思的太散太異�！肮芬瞬皇切侣�，人咬狗才是新聞”。當這變成當代信息價值倫理的時候，人們就不斷去尋求人是怎么咬狗的。于是花邊新聞層出不窮，使得整個民族在思辨?zhèn)惱砗退枷雽哟紊下笸恕＝裉斓脑瓌?chuàng)性思考變得非�？梢�，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聞，追新、求新、逐新，取代了對歷史和自身的認識和反省。所以，我今天的講演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發(fā)言”，也是一個可能悲觀大于樂觀的發(fā)言。（www.bdjt.com）
一、為什么要提出發(fā)現東方的命題
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我們這個民族是產生了老子、孔子、莊子的民族，而今天似乎再也不能產生“新諸子”了。那產生的是什么呢？是“小男人”和“小女人”。我覺得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哪怕是有誤區(qū)、有謬誤的思想，在今天也變得非�？少F。
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過去一直是保持多元寬松精神，對第三世界民族持一種很友好的態(tài)度，但最近一次的發(fā)言卻表現出無可奈何的西方中心感。這種無可奈何有兩個原因：第一，多元的現代性是不可能的。西方有西方的現代性，中國有中國的現代性，日本、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現代性這種理想情形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一個現代性，那就是西方霸權式的現代性。而且他有一種說法，全球化的結果是什么？它可能的結果是全球殖民化。這種說法令人吃驚。一個在海外生活多年的華人學者也提出一種看法，他說我是一個中國母語論者，中國是漢字單字最多，歷史也最長，到今天是五千年，還有人認為從最初的形態(tài)開始已經有六千余年。問題是按照現代性的一元化模式，按照后殖民化的本質模式來看，全球化最終卻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英語。只有一種文化，就是美國文化。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能像現在這樣輕松了。這種說法同樣令人吃驚。
問題不僅僅在于西方人怎么看，還在于東方人自己怎么做。韓國在幾年以前提出一個有問題的命題，說造紙術是韓國人發(fā)明的。他們拿出一張紙，經過測試之后，這張紙確實比蔡倫提前二百年。人類是相信科學的，如果確實這樣的話，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就變成了三大發(fā)明。同樣還有一種說法，說活字印刷是韓國人發(fā)明的。其實這并不新鮮，若干年之前就有一寫說法，說德國有一位發(fā)明家約翰·古登堡在1450年發(fā)明了活字印刷。我們知道活字印刷的真正發(fā)明者是畢昇（1040年），他比這位德國人要早400多年。那么活字印刷是不是韓國人造的呢？是不是中國的四大發(fā)明變成了兩大發(fā)明了呢？值得我們思考。
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老外不與我們比軍事、經濟、科技，卻要跟我們比我們自己看不起眼的文化？為什么我們自己都不重視的東西，他們這么重視呢？這說明了什么呢？文化在未來社會到底重要不重要呢？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日本一個考古學家，不斷地往地下埋東西，最初的時候大家不明就里，以為他要出新。于是他把一些距今一千多年、兩千多年大概是相當于中國先秦時期的東西不斷地往地下埋。屢屢得手，大名遠揚。一位科學家愿意拿自己的聲譽和學術生命就開玩笑，他想做什么呢？最后一次他把距今2600年前，已經是春秋時期的東西埋在地下，被一位法國科學家發(fā)現。經過紅外線攝像儀照射，召開新聞發(fā)布會曝光。在挖出文物的時候，大家都大跌眼鏡。他想證明的是日本文化沒有受中國影響。我們都知道漢唐時代，中國對日本影響非常之大。他把年代推到2600年前，你還能說我們影響了他們嗎？西方人如此妖魔化中國，東方國家也一樣。
我想問一個問題，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發(fā)現了近東是西方文明資源的來源。發(fā)現中東是他們今天石油的來源，但是他們不去發(fā)現遠東，因為遠東的日本已經脫亞入歐，遠東的中國不知道由誰來發(fā)現。于是問題就變得非常尖銳了，這個問題在西方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中國也一樣。那就是中國不能變成一個完全富足的國家，因為它的經濟和政治。中國經濟發(fā)展得越來越快，對于西方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麻煩。于是在十幾年前出現了對中國新策略——“七國論”。因為按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說法，中國將在四十年后超過追上或者趕上美國，這使西方很不安。西方采取“七國論”，先是港獨，“九七”以后港獨不成功了。接著宣揚臺獨、藏獨、疆獨、蒙獨、韓獨（朝鮮已經打出鮮明的旗號，要資本主義化，而且在邊貿已經開始了比深圳還要厲害的特殊關口）。中國的現代化變得非常麻煩，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造成這一局勢除了政治、經濟原因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文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今天我們沒有漢字，我們很難說中國多民族是一個統一國家。香港一位著名學者說，香港是第三個國度，原因何在呢？他說他們的語言是廣東話，與大陸的語言不一樣。而我們自己也在自毀長城——長期以來我們不斷地要廢除漢字，起碼要拼音化，拼音化其實就是廢除漢字。三四十年代，錢玄同提出過；
七八十年代，高層領導人提出過。我們簡化漢字一共四次，最后幾乎都很滑稽。設想一下，如果我現在用拼音讀一句古文，我看沒幾個人可以聽懂。它不是被電腦時代取代的，而是廢除漢字取代的。如果一旦廢除漢字30至60年，中國汗牛充棟的善本古書《十三經》《二十五史》將毀于一旦。上海人發(fā)上海人的音，廣東人發(fā)廣東人的音，福建人發(fā)福建人的音，我們還能聽懂嗎？語言的內在肌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同意日本提出亞洲是“筷子文化”，而堅持認為亞洲是“漢字文化”。如果是筷子文化，那可以改變習慣，用叉子就行了，可是漢字的思維邏輯進入文化精神是不能隨便更替的。我們今天做文化的事情并不是不重要，但很多人都認為做文化還有什么意思呢？趕緊做新聞，使得今天新聞傳播學院要比中文系考分高得多，而且去向要好得多。原因就在于從“詩意時代”進入了“新聞時代”。但是新聞時代不是人類的終結，也不是人類的高峰，它只能是人類過渡時期的一個平面化時代。終結這個時代的將會是一批新的思想家，一批新的為中國文化復興努力的人文工作者。
西方人還是不放松，《華爾街導報》有一篇文章說，中國是“花架子”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完滿的、和諧的。它的上半身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指的是上海、深圳、北京，也可以包括廣州和西安；
下半身卻穿著破褲子和草鞋，那就是西部。于是當人們將目光投向廣袤的西部，藍藍的天上白云飄，白云下面沒有馬兒跑，馬兒下面還沒有青草，下面都是污染。如果中國下面可以穿上西褲和皮鞋，那才是完整的中國。完整的美好的中國形象，需要我們一代代的努力。
我的問題是：中國應該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里面談到西方人、中國人以及我們與自己文字的關系，面對全球化都會有思慮和焦慮，這些是必然的。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我的看法是，全球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應該分層面談。很多人都認為全球化就是全球統一化，甚至包括語言和文字、文化的統一。我的看法正相反。我在日本生活了很長時期，我發(fā)現與中國有很大區(qū)別。日本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各個地區(qū)的菜是一個口味。生魚片就是生魚片，飯團子就是飯團子。它確實是一體化、同質化。我們設想一下，在中國如果山東魯菜、四川川菜、廣東粵菜、上海菜都是一樣的話，那還有什么滋味。如果全球化就是這樣的全球化，我倒是覺得不如差異化。全球化不是完全同質化，而是逐步分級的差異化。
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我看來，全球化可以分為四個層面：
第一，科技一體化。正因為科技一體化，所以清華大學在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都要比北大熱。道理就在于技術官僚成為了中國發(fā)展的核心和希望。似乎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短、平、快地將西方所有最好的東西優(yōu)勢平行地移植過來。誰最快呢？不是我們學文的，而是真正的工科。我也希望可以最快地拿過來。所以鄧小平到了日本，日本天皇請他坐新干線列車，下車之后很驕傲地問了鄧小平一句：“您覺得怎么樣?”鄧小平想了想說：“我們也會有的�！爆F在的上海已經有磁懸浮列車正在搭線，所以科技從來就是你愿意就可以拿來。西方人從不認為火藥、指南針是中國的，不因為覺得這個國度落后而不用，他們不但用了，而且把中國放鞭炮的技術變成放大炮，打進門來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術官僚走紅是應該的，但是他不會永遠走紅，原因還有第二點。
第二，制度的并軌化。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當然還連帶包括法制制度。并軌化就出現差異了。我去俄羅斯，坐到邊境時要換軌。我最初不明白，全球的火車應該差不多，為什么中國和俄羅斯不一樣？原來當時高層擔心俄羅斯的火車一下子開到北京城，所以要把軌道變窄一點。我們的制度也一樣。就是跟別人不同，但如果是變窄一點的話就優(yōu)越了嗎？今天發(fā)現不行。當然，制度有的不能并軌，比如在人權上差異就出現了，那些藍皮書、白皮書都反復說明中國的特殊性。因而制度的并軌化是百分之九十，于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今天又走紅了，他們可以成為左右我們最高級領導的智囊，就是因為提倡差異、講中國特色。人文學家就沒有人來咨詢，但是不要著急。甘蔗從尖吃起越吃越甜，從根吃起越吃越淡，我想人文學者大抵是從頭吃起的。
第三，思想的對話化。于是人文科學出臺了。最先想到人文科學將要出臺的人是一個科技方面的專家，如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先生。他認為清華這樣發(fā)展下去十年將不再有優(yōu)勢，因為北大是綜合性大學，有世界上獨一無二強有力的人文科學，而清華的優(yōu)勢僅僅在于工科。它的中文系對全校學生僅僅進行唐詩、宋詞的欣賞，而真正高層次、超越性的發(fā)展卻沒有。所以清華傾其財力，在全國乃至世界上挖了不下十個一流或二流的專家。于是清華的人文科學上了一個臺階。但是人文科學像釀酒一樣是不能著急的，保存得越久遠越香濃。清華大學就面對這樣的問題，要培養(yǎng)怎樣的人，如果是一個理科專家，僅僅聽了唐詩、宋詞就變成一個人文關懷學者了，康德、黑格爾就千萬不要做了，這太簡單了。人文科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思想的對話化”。我們都知道有中國哲學、美國哲學、法國哲學，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中國化學、美國化學、法國化學的說法，差異性更大地出現了。差異性的出現就需要人文科學之間進行對話。我們今天很多思想觀念上的沖突、文化上的誤解都是因此而生的。最近一位著名學者齊澤克，不同意亨廷頓的說法。亨廷頓認為文明的沖突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沖突，他則認為文明的沖突是同一種文明內部的沖突。這意味著，人文科學將在十年之內走向前臺對世界發(fā)言。其實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絕大部分都不是技術官僚。而在中國這是因為從四人幫的禁錮中走出來，科技變成第一生產力的時候必要的過程。但是僅僅是過程，今后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我相信更多的會有高瞻遠矚，像蔡元培校長這樣真正的人文學者。
第四，宗教信仰的沖突化。這就更難。我的一個好朋友寫過一部重要著作。我曾說這本書洋洋灑灑四十萬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通過陶淵明堵死了道家的道路，通過《紅樓夢》堵死了佛家的道路，通過魯迅堵死了儒家的道路。世界上就只剩下“一個上帝可以拯救中國”，那就是基督教。但是問題就來了，我說，如果只有一條路可以救中國，其他都是死路，你用什么方法來喚起這十三億人呢？如果用普世性的方法或者強制性方法，那就可能走向是過去的話語權力性。我認為只能是個體與上帝之間默默的溝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我們采用外在的方法去強迫別人信仰的時候是危險的。我寧可在這個時候提出信仰的多元化。但是這個愿望很難實現，今天的信仰沖突是空前的，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技術官僚很難解決這些問題。
以上我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認為全球化不是本質主義同質化的過程，而是逐漸差異化的過程。這是一個不光技術官僚重要，人文學者同樣重要的過程，盡管時間非常漫長。（www.bdjt.com）
二 現代化的初階不是西化而是東化
有幾位教授對我說，他們是全盤西化論者。我覺得很可敬也很可畏，可敬可畏之中我想說一些不和諧的想法。有些人認為中國人一無可取，關口騙子很多，中國人撒謊、不愛干凈、不成大器、沒有遠見等等，甚至連沙塵暴都是中國獨有的。但是我專門查過資料，美國三十年代沙塵暴厲害極了，后來退耕還林還草才慢慢解決。
我的看法是，當代人缺乏內在性、超越性思考。思考者是少數，大部分人是消費者，消費的同時吃著先驅的“人血饅頭”。但是真正的思想并不因為不思想而存在，而恰恰因為缺席而變得可愛�，F代化，按照西方的定義是中世紀神學倒塌之后開始的世俗化過程，距今五百年。大家可以看一本書《中西文化五百年》，有很多事實告訴我們東西方之間的現代性復雜關系。
首先中國是1840年戰(zhàn)敗的，1894年又戰(zhàn)敗一次，迄今為止一百六十年。五百年以前開始的現代化之初，當時中國的生產總值，經濟社會地位、國家形象究竟是什么樣的？這本書能夠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西方現代化之初，中國是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的。更早一些的傳教士，如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到達中國的杭州就像我們今天中國人看見美國的紐約和法國的巴黎一樣心醉目眩。今天反過來卻認為中國完全不行，事實不是如此。在現代化最初的時候西方汲取了很多中國的營養(yǎng)。伏爾泰寫于1745年的《人類思想史新提綱》可以證明這一點。很多歷史著作中都表明在現代化初期，東方曾向剛從神性中心走出來西方輸出了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性化的東西，包括一些非確定性的人的思想。今天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是中國在什么時候開始由領先到與西方持平乃至落后了呢？有材料記載，當西方開始拓海開疆的時候，中國卻開始禁海封海。而且中國使用某種制度的時間都特別長，比如紡織工具，今天中國的紡織業(yè)非常發(fā)達，向海外輸出的東西非常多，但是我們多錠紡車的發(fā)明經過了1300年，而西歐從手搖紡車的出現到多錠紡車僅要了200年。還有冶金，中國從春秋末期到十五世紀，差不多2100年，而西歐僅用了400年就超過了我們的質量。中國總是喜歡長期保持穩(wěn)定、不變的形態(tài)，特別怕變化。
最近，我看到《文藝報》有幾篇文章批評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說他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是癡人說夢，說他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句話是不是季老說的還待考）是想當然爾，說他認為“中國文化將滋養(yǎng)西方”是阿Q精神。我倒是覺得季老不是可笑，而是很可敬。起碼，他是在精通西方，留學德國十年，對歐洲文化極為了解，對印度文化掌握極深的情況下提出的。這些思路都值得我們注意。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在前面提到過今天的近東、中東、遠東的關系，遠東已經沒有誰為中國說話，前景仍然不樂觀。
“妖魔化中國”現狀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誰來闡釋中國，中國自己怎么看自己？（www.bdjt.com）
三 為什么在新世紀要提出發(fā)現東方？
許多人會問，“東方”不就在那嘛！但是“東方”已經被妖魔化了。中國不就在那嘛！但是中國已經被誤讀了�！把Щ边@個詞聽起來比較可怕，其實就是不正確的理解，憑自己想象出發(fā)的闡釋。比如我的一個博士生同我去內蒙參加學術會議，問我：您想內蒙的呼和浩特是什么樣子？我就說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學生說不對，實際上呼和浩特跟北京已經很接近。西方人也說，中國的昆侖飯店與他們的相比一點都不差，他們還認為中國還停留在李小龍時代而且梳著辮子呢！你想全世界不可能有很多人到中國旅游，誤解是必然的。如果不需要“重新發(fā)現”中國文化魅力的話，中國文化在全球化中就有可能變得疏離而不太重要。但是“發(fā)現”談何容易！人類文明都需要反思和批評，我們接受西方對中國文化適當的批評，但是也不應該過于美化西方文化，更不能美化日本文化。日本有部電影，說一個母親已經蒼老，她的兒子在風雪交加的夜晚，把她背到山上，說您在這自己慢慢死吧！如果這種文化也值得贊同的話，我認為是非�？杀�。
同樣，很多人認為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高，那是一個吃飯和讀書都不要錢的地方，中國有這個能力嗎？其實，西方國家也曾經是王權和血腥專制。如英國圈地運動時期，廣大農民喪失了土地，紛紛涌進了城市，城市卻出臺了懲辦貧民的法律——“血腥立法”。抓到一個乞丐，第一次鞭打，第二次割掉半個耳朵，第三次死刑。亨利七世時期英國絞死的流浪者有七萬兩千人，你還覺得這樣可愛嗎？在十六世紀的時候，英國官方對很多海盜、冒險家、航海家關系密切。有一艘巨大的海盜船，英國女王曾經登上這艘海盜船，封一名海盜為爵士并且命令將這艘船永遠保存�？梢娪跏嵌嗝垂膭铋_拓海疆到外面去掠奪。而中國此時卻是閉關鎖國，封海封岸，自然就慢慢地落后下來。
新世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位思想家提出“發(fā)現東方”，只有我們自己提出這一理念。但是“發(fā)現”的困難接踵而至——中國傳統的制度層面、意識形態(tài)層面、學術研究方式層面都不再具有合法性。比如制度層面上，今天還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嗎？今天的學術方式已經變了，所以王國維錢鐘書也許跟我們開了個玩笑。王國維很早就采用現代西方論文方式寫《紅樓夢研究》，盡管用的是文言文，他開辟了中國現代論文的新模式。再也不是“子曰：……”，而是邏輯命題開始。這與他翻譯康德、叔本華、尼采的文章有關系。錢鐘書寫《管錐篇》，用了中國傳統的詩話、典故、隨筆式寫法，今天還有誰敢用這種方法寫博士論文？也就是說，今天西方的學術制度已經神經化了，已經固化在我們每一個博士生、每一個博導的心里，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合法。錢鐘書《管錐篇》的寫法是中國學術表達最后的驚鴻一瞥。既然制度層面、文化層面、語言層面都不合法的時候，中國如何可以被“發(fā)現”呢？“發(fā)現”什么呢？其實神秘的東方已經被解魅。今天的文章內容、注釋、關鍵詞已經很規(guī)范，可是讀起來不美，當代文章大多是求真，而不是求美。
此外，今天的學者思考的問題已經與時代關系不大。有人曾經反駁說，跟時代關系大有什么用呢？但孔子之所以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思考的許多問題都是與時代相連的。王國維的學術底線是什么？為什么他在二十幾歲時要痛苦地學日語。我讀了王國維的日記和書信，大量的文字都是說他學日語的痛苦。他翻譯了尼采、叔本華，就是要喚起民眾與西方的接觸。當晚清結束之后，他去了日本，又開始研究甲骨文。為什么呢？因為一批法國、日本學者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開始研究，他不甘落后要為中國文化尋找原始的文字編碼。后來他又研究敦煌學，就是因為敦煌壁畫被大量地搬到海外博物館，他很心疼。最后他研究蒙古史，他已經注意到蒙古將在那個時候分裂，告訴晚清的遺老遺少大清的江山不可分割，最后外蒙古還是被分走了�？梢哉f王國維做的學問，盡管從早期到晚期人們說他是美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是注重他分類的意義，沒有看中他在歷史演進中的發(fā)生學和考古學上的意義。反思一下自己，我們今天說的“打通”或“跨學科”等問題是很多的。因此，中國要提出“發(fā)現東方”，是因為我們文化與西方相比，在近二百年變成了次等文化，變成了一種可以低視的文化，需要“重新發(fā)現”。
我們要重新發(fā)現中國，“發(fā)現”什么呢？一是創(chuàng)造生成自己的關鍵詞。二是從審視傳統到審視自己。過去我們一味地審判自己的父親，“五四”為最，覺得父親很多地方都錯了。所以有一個行為藝術家，前不久獲了美國的最高藝術獎，跟著魯迅學習——魯迅晚上睡不著讀書，讀出兩個字“吃人”。他也晚上睡不著，讀魯迅讀出兩個字也是“吃人”，但是吃法不一樣。他把漢字改了，比如“王”字，他加一個食字旁，“岳”加一個金屬旁，所有的漢字都加上不同偏旁而變成誰都不認識的“字”，將無數這樣的“字”刻起巨大的書頁，稱之為“析世鑒”。他這樣來讀中國的史書，發(fā)現全不認識，這震撼了西方。近年來他搞“英文書法”，說“王”字是英文四個“I”構成的，他這樣解析中國所有的漢字之后，自認為破解了中國所有漢字的密碼，西方人特別愿意花大價錢學習，因為他們“誤讀”了中國古老的漢字是由西方26個字母構成的。這樣的“闡釋”中國，發(fā)現東方，是否合適呢？我是很憂慮的，我們不是要審判我們的父親，當務之急是審判我們自己，應該看看自己哪些地方有問題。結果是回到五四以來討論了近一百年的問題：應該全盤西化，還是半盤西化，還是本土化。
今天的中國全盤西化明顯占了上風。我想舉一個例子，在國外有一個電視辯論會。甲方是東方人，大部分是女性；
乙方是歐美人，大部分是男性；
丙方是孩子們。甲方說，我們確實想全盤西化，連老公都是西方人。但是西化不了，當你要表達最隱秘的情感時，用英語、法語或者日語就表達不出來了，說出來就變味了。乙方認為東方人有很多不好的習慣，吃蒜，撒謊，好可怕。最后輪到了作為混血兒的孩子們說：我不知道我的國家是哪，不知道我的母語是什么，不知道我的父母將來是否會離婚，我將來要信仰什么。這個關于全盤西化、半盤西化、本土化的爭論，值得關注。一個朋友跟我說，這不怕，混血兒經過八輩子的混血不就全盤西化了嗎？這個想法不錯，我見過一個老太太，她告訴我她有十六分之一的德國血統。但是問題是他們哪怕只有十六分之一的中國血統，仍然會有“尋根”的沖動。中國有很多優(yōu)秀的人到了西方，學會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沒有像玄奘一樣經過八十一難，從西方拿回真正的東西。玄奘是從中國到印度再回到中國的遠行者，而且堅定不移地回來，今天大家卻是要堅定不移地擠出國門。我認為，全盤西化、半盤西化還是本土化都是個人的選擇，每個人只能對自己負責。（www.bdjt.com）
四 如何在文化拿來中堅持文化輸出
一個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bier）的傳教士，在1552年12月病死在廣東的上川島，他在澳門外徘徊了好幾年沒能進來。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當時既是可以制約遠東的經濟要塞，也是宗教傳播的地區(qū)。他最大的理想是把天主教傳入中國，最好是連皇帝都信教，但是發(fā)現在中國儒教特別深入人心，所以他至死都沒有完成自己的理想。
后來的傳教士是大家都熟悉的利瑪竇，沙勿略的“文化適應”策略對他影響很大，他進入中國之后學習中文和中國的傳統禮儀，甚至翻譯《圣經》的時候用了很多儒教的詞匯，靠學習東方成功地推進西學。中國不能被動的等待，我們難道要等待西方學者發(fā)現漢語的精髓之后才能滿足自大的心嗎？目前，西方的老漢學家宇文所安認為，中國的詩從北島以后已經沒有意思了，因為已經全盤西化了，北島的詩可以不加任何解釋地翻譯成西文，但是《文心雕龍》、唐詩和宋詞詩肯定不行。因此，日本人總是認為只有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才是完美的中國。新的一批漢學家也在呼吁闡釋中國。但是我的看法是，這些漢語學家都不能為中國來闡釋中國，只能靠我們自己。
這里涉及的問題是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從1900年到2000年，中國翻譯西學的書估計不下將近十萬，文史哲政經法，還包括數理化。但是西方翻譯中國的書卻非常少。巨大的文化赤字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這種巨大的文化赤字在新世紀還要繼續(xù)呢？可能是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思考，中國的文化是不是要在網絡時代失去合法性？我曾經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言，當我提到中國需要文化輸出時，一位教授站起來反駁我，說王教授提出文化輸出，中國已經沒有什么可輸出了。我真的為他而無地自容，一位教授居然說中國一無所有。后來我看看自己——自己頭上理的發(fā)是西式的，西裝領帶是西式的，說的英文是西式的，看的書也是西式的。確實，中國還剩什么呢？我們想一想，當我們把漢字廢除后，當我們把中國的許多習俗廢除后，當您跟父親吃飯都是AA制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全盤西化了。但是這些之外，我覺得中國還是有東西的，中國的東西在于要去“發(fā)現”。中國的文化一定要輸出，如果不輸出，文化的誤解，文化的妖魔化是必然的。在我看，面對西方和東方有四種姿態(tài)：仰視、平視、俯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有歧視。我們只能平視。但是問題在于你想平視，別人卻不愿意，你想輸出別人卻不愿意接受。他們會說，你的輸出與我們的漢學有什么區(qū)別呢？我認為漢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如美國有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先生，二者之間的區(qū)別就在于觀察的視角不同。西方人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待中國的，而文化輸出是中國學者從本土視角出發(fā)加以觀察。
文化輸出有三個層次：知識型——古典經典，輸出從先秦到王國維時期兩千年的經典；
對話型——指二十世紀康梁王開始到季羨林時代，他們經歷了歐風美雨以后的新的思想；
生態(tài)型——指東西互動的當代文化生態(tài)，如建筑、舞蹈、藝術等等。我們過去留學生總是拿出一本書送給老外，這種形式是單一的無效的。我在日本時曾經拜見一個教授，這位教授拿出一捆中國書法和繪畫。他說，當代中國的書法不行了，我一看就是贗品。還有一些三流書法，把自己的很差的作品送給講究藝術品味的老外，人家怎么會看得起。我說，但是應該到故宮和中國美術館看看中國的真東西。
其實，中國的文化不是不行，翻譯問題較多。首先翻譯的對象是什么？把我們的東西放在他們的架子上，他們也不看，可是當我們的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就會看。日本在1985年提出文化輸出的概念，要改變經濟大國的印象，在政府巨大財政支持下，把史學、哲學等大量的著作翻譯成西文。十五年后，西方人對日本有了更深的了解，印象也得到了極大的改觀。而目前中國官方似乎沒有對此做出過太多的努力。文化是分三個層次的，目前的所謂輸出只注重最低層次的實用文化，如京劇的變臉、雜技、氣功、武術、民俗，但是卻無情地拋棄了思想文化和藝術文化。思想文化就是經史子集，藝術文化比如古琴、編鐘也無人問津。人類文明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交叉的，西方現在有《探索》（discovery），我們也在拍中國的《探索》。把我們的編鐘、古笛和當代性生態(tài)藝術都展現出來，讓西方看到歷史的中國和今日中國同樣有魅力。
我們從政治大國走向經濟大國，直至文化大國，沒有準備是不行的，但是中國的文化至少還存在下面一些問題。
其一，文化的虛無主義。自己就總是認為自己不行，從心里就把自己打敗了。
第二，文化的標準刻度太低。我認為將來是“文圖時代”，而不會成為完全的圖象時代，一位學生做碩士畢業(yè)論文，關于《論語》的研究，他看的不是孔子的《論語》，卻是蔡志忠的漫畫，他可以短平快地把主要內容掌握�？墒恰墩撜Z》的“仁者愛人”的核心理念，漫畫卻是無法表達的，只能在卡通人物的嘴邊用箭頭指向一個方框，文字標明“仁者愛人”。同時我們爭論中國的文化是應該普及還是提高？我認為應該提高，我們就是太缺少大師級的人物，跨學科的過度提倡也降低了精品。
第三，缺少有文化輸出膽識的人。人們把部分時間都花在看電視大型文藝節(jié)目上了，再也沒有時間看朝霞，看日落，對哲學也失去了興趣。人們面對這個世界已經沒有驚奇，有位詩人說，當一年四季的溫度都定在26度的時候，用空調來完成；
當一年四季的風都關在窗外的時候，用窗子來完成；
當一年四季的光線都是柔和的時候，用電燈來來完成，這樣人就變成了墻內的囚徒，有一定的道理。今天的人很少有人面對蒼穹而驚嘆，但是我們應該驚嘆。我們茫茫的宇宙中你認為有一個太陽系還是多個太陽系，有一個宇宙還是有幾個宇宙，你怎么知道這個世界不深奧呢？哲學沒有了驚奇，文學也就不驚奇了，人們也就只好驚奇于“人咬狗”的新聞了。
第四，缺乏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眼光。文化可持續(xù)發(fā)展今天變得空前重要，是一個極大的課題，我們應該重視它。
第五，缺少文化輸出的資金。唐代玄奘的成功是因為得到了唐太宗的大力支持，而我們今天面對文化資金總是格外地匱乏。我想應該多多借助海外和民間的資金。
作為個體是很卑微的，人無論世俗生活有多么幸福，總是要死的。我們是六十億分之一，何其渺茫，我們總是會感到越來越大的“無名”的威脅。錢鐘書曾說，戰(zhàn)國時代的人不是老人，我們才是，因為我們不但知道戰(zhàn)國還知道晚清，我們比孔子老多了。為了中國，為了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我們雖然只能像愚公一樣始終相信“巍峨的高山是永恒”，但如果我們把握住自己的有限能力，就能讓我們的無數個有限對抗無限而成為無限。（www.bdjt.com）
五 發(fā)現東方與文化輸出問答錄
問：王教授您好，盡管您在講座的開始提到了，今天的講座悲觀色彩要濃一些。但是從您的講座中，談到中國的文化時，我覺得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您設立了一個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方向。我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的文化向前發(fā)展，它是要達到與其它文化保持相互交融、相互平等的地位呢？還是發(fā)展一個中國核心文化，從西方的核心主義變成東方核心主義？
答：中國不能成為東方的核心主義，它只能是用西方比較成熟的國際公認形式，裝入中國的內容。剛才你說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認為我是一個悲觀底色的理想主義者，因為我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意識到：我們做的事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艚鹨彩且粋�悲觀主義者，他提出一個觀點，說人類活不過這一千年，主要因為地球過度開發(fā)、資源耗盡和權力競爭，他認為這些是恐龍死亡的絕對原因。所以人類，特別是美國準備向外星移民。我曾經開玩笑，美國都在向外星球移民，而中國的學生還在拼命地學外語，要到美國去，是不是太傻了。（笑聲）
問：王教授，我想問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們經�？梢月牭胶芏嘟淌谡f中國的文化沒有了，中國人沒有自己的衣飾了，然后我注意到辜鴻銘先生過去整天都穿著馬褂，我不知道為什么我們的教授為什么不從自己做起，比如每天上課穿一身馬褂？（笑聲）
答：我認為穿什么已經不重要了，王國維腦后面留一個小辮子的時候，那僅僅是一個符號。我的看法是關鍵問題不是形式，而是內容。我覺得穿馬褂的人，他們談的是腐儒的問題，空想的問題。這里，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這些知識考古學家一定要知道，中國文化有哪些已經死亡了？有哪些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有哪些學要發(fā)揚光大？這不是靠穿馬褂就能解決的。
問：我想問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您發(fā)現東方的出發(fā)點是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西學東漸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想改變自己呢？還是以改變中國在西方被扭曲的形象為目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是這兩個出發(fā)點都有的話，會不會出現一種尷尬的情況：中國重新發(fā)現了自己的傳統，卻不能進入西方文化的視野中，仍然得不到西方文化的重視，結果是仍然沒有人聆聽東方文化的聲音？
答：關于發(fā)現東方你提出了兩條，一個是中國確實是被誤解了，不管是古代的東西還是現代的東西，我們需要整體性輸出完整性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第二就是說，發(fā)現東方確實是中國很多古老的東西已經過時，我們發(fā)現的東方是現代化洗禮之后的東方，而不是先秦的東方、魏晉的東方。發(fā)現東方僅僅是為了減少誤解，當你面對強權的時候不要沉默，要發(fā)揚那種傳教士精神，到了澳門口等了七年進不來，直至死在那里。發(fā)現東方是我們的心態(tài)，文化輸出是我們的實踐。會不會存在尷尬，我認為任何文化之間的爭論都會有尷尬。要告訴他們一個真實的東方，不要讓他們覺得中國人永遠是野蠻的。我認為當前重要的還是整理和輸出，至于創(chuàng)造和轉化還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問：您認為輸出文化的立腳點是什么？是不是可以有陽春白雪也可以有下里巴人呢？
答：這個想法值得我們思考。我的想法中下里巴人的東西可能會少一些，因為我們已經輸出了很多的東西了。比如有些人說我們景泰藍技術泄密了，鼻煙壺也泄密了。我家里有一個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轉型時期的彩陶，它所展示的歷史氣息我認為是蛐蛐罐和景泰藍所不能比擬的。我還是覺得中國先秦的大氣，到晚清玩蛐蛐罐和鼻煙壺的時候已經蕩然無存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形式的東西不是重要的，我們盡可以借助西方任何的成熟的形式。但是內容我說不好，內容應該是全面的。我相信，中國從漢代就開始了跟西域的對話，文化不是單一的，它是幾個力量組成的平行四邊形，按照合力的方向發(fā)展。
問：您剛才說到海外漢學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以西方的方式來看待中國，可是我們從小到大受的都是西式的教育，過著西式的生活方式，我們怎么能夠保證看待自己的方式不是西式的呢？換句話說，我們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用中國自己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呢？
答：不應該認為在什么地方生存就有什么樣的觀點，可能是在中國生存具有西方思想，也可能在西方生存卻有中國思想。但是它有兩個前提，首先這個世界的發(fā)展不以無數個體的總和來發(fā)展，而是以某一群體的人的超越性思考來發(fā)展的，也就意味著有限的思考是無限的。所以歷史不是繼承，歷史不是鐫刻，歷史是遺忘。從先秦到現在我們能記得歷史上的幾個高官或者學究？我們現在大概記不得春秋時期的一位“重臣”，但是我們記得孔子。當你的思想與社會某一點契合時，它就有可能成為放大的思想。在海外思考中國問題，當這種思考與中國的“運”、“氣”相連的時候就有用；
在中國思考西方問題，也可能會錯位，也可能把握到真切的東西。
問：您覺得中國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我們如果有好的文化，我們的優(yōu)勢在哪里？世界最需要的是我們的什么？
答：這只有我們自己來尋找。輸出的應該是好東西，輸出文化是為了減少分化，是希望西方了解我們。我在國外生活了兩年，與鄰居都沒有任何交往�？墒怯幸惶欤斘覒n郁地拉著二胡《二泉印月》的時候，一位美國青年卻敲開我的房門，要拜我為師。我說：“你們的鋼琴、小提琴不是比二胡高級多了？”他說：“音樂不在于炫技，而在于打動你心靈的東西�！�
問：您說的發(fā)現東方與文化輸出，您說的“東方”和“文化”都是指的我們古代的東西。但是文化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您認為我們現在的文化已經半盤西化了，但是這其中還有我們東方自己獨立的思想，希望方式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我們在保存原來的傳統文化的同時，應不應該更加創(chuàng)造我們現在的文化，就是把目光不只是投向以前，而且放在現在和將來的文化發(fā)展上？
答：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文化輸出的層面是多方面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包括。還要強調的是發(fā)現東方是經過現代性洗禮的東方，如果沒有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批判，也是不會進步的。你的說法我是同意的。但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或是將來文化是存在很大差異的，我們要注意的是任何選擇都不要造成文化上的歧視和消極性。
問：我想就文化輸出的形式問一個問題。我們今天讀康德和黑格爾，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需要西方文化，我們與日本不同，西方對日本是不了解和不歧視。但是西方目前對我們是輕視和排斥的，我想翻譯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吧？
答：基督教在唐代的時候叫景教，進入中國的時候很多教派是前仆后繼。唐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當時景教有什么資本可以向我們輸出呢？但是他們輸出了。今天的麗江雖然是不比北京現代，但是確是老外最愛去的地方。任何一種差異性的文化總會有某些東西觸動到他們的，而且思想史不象科學一樣是跨越式的，而是累積式的，不要因為人微言輕而不言。形式上，書是最好的，我們也要綜合其它的方式，我們正在錄制發(fā)現并弘揚中華文化的DVD節(jié)目。
問：作為學者，您以什么狀態(tài)做這些事情，行動的底線是什么？
答：談起當代知識分子我就傷心，當知識分子變成“知道分子”時，就少了思想的分泌。我提出“發(fā)現東方，文化輸出”不是想標新立異，也不想出名，只是想在西方“妖魔化”中國的背景下做一些文化的傳遞。相信做事要有平常心，要深信有意義。也許你今天做的微乎其微，但是慢慢地總會讓西方知道中國不僅有川劇變臉、故宮、景泰藍，還有別的一些更高明更具有精神性的存在。謝謝大家。（www.bd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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