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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打之聲已經(jīng)持續(xù)了半個世紀，理由是充分的，事業(yè)是正義的，情緒是激昂的，但是“英語帝國”疆域還是在不斷擴展。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的“世界語”，這個地位已經(jīng)不公平地給了英語。而且從趨勢看，“英語帝國”，在21世紀，只會更加擴大。

　　最近有兩個事件使這個問題又成為報刊標題：一是德國幾家大公司——西門子、德國電訊、商業(yè)銀行——宣布以英語為工作語，哪怕開會在場的都是德國人，也必須堅持用英語。此事沒有引發(fā)什么波瀾，幾個公司謀求成為真正的“跨國公司”而已。德國人自從戰(zhàn)敗后，一向輕易放棄民族尊嚴，尤其與生意經(jīng)有關時。要到德國旅行，連“男洗手間”，“女洗手間”這兩個詞都不必學。老百姓的英語，有幾個古怪發(fā)音習慣，但是不比英國地方土話難懂。經(jīng)理與學者的英語，幾可亂真——我的一個學生，一直到畢業(yè)那天，我才知道他是德國人。

　　另一件事卻弄出大波瀾：2000年3月，巴黎戴高樂機場，決定空中調(diào)度全部使用英語，哪怕駕駛員和地面調(diào)度都是法國人，也堅持使用英語。原因倒不是讓雙方習慣英語，而是其他國家駕駛員一直抱怨，弄不懂他們在說什么，心里有點煩，視出入戴高樂機場為畏途。這種抱怨沒有道理，戴高樂機場每年起降46萬架次，一直用雙語，從來沒有出過危險。但是空難太讓人害怕。上個月俄國客機與瑞士貨機因高度調(diào)度誤會而對撞，人們第一個懷疑就是語言障礙：“講錯了”或“聽錯了”。

　　機場如果出于純技術原因只用英語，不會有太多異議，畢竟人命關天�！度A爾街日報》很不明智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嘲笑法國官僚到今天還為這種事情傷腦筋，意思是他們不識時務。此文引起加拿大魁北克省語言部長大怒，聲明“七百萬魁北克人決不向語言帝國主義投降”。

　　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語言是神授的，甚至諸神或上帝也使用這種語言，因此民族語言人神共享。難道現(xiàn)在全世界的神礻氏 也得學英文？已經(jīng)讓出天空，還得拱手讓出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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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帝國主義”，是丹麥學者費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書中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英語使用范圍擴大到如此地步，原因在于英語國家的“外援”，很多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語教學。他認為這是個大陰謀，因為越“支援”越“依靠”，英語霸權(quán)結(jié)構(gòu)化。

我認為這位丹麥學者的指責，很有道理。丹麥與其他北歐國家，一向英語學得最好，說得最地道。20世紀中葉最權(quán)威最詳盡的英語語法，是丹麥學者葉斯帕森所作，他們對英文并無偏見，批判也沒有激忿情緒。

　　英語國家學者，也出來指斥英語帝國主義。澳洲學者潘尼庫克(Alistair Pennycook)認為英語是“制造殖民意識形態(tài)的場所”。

需求與供應互相擴大，出版商與語言學校形成“共謀利益集團”，英語教學把非英語國家變成了“語文市場”。尤其是，英語成為“通向成功之路”，會不會英語，儼然兩個階級。

　　的確，英語的成功，已經(jīng)遠遠超出歷史上任何曾經(jīng)當作“共同語”(lingua franca)的任何語言。先前拉丁語曾是歐洲教會與學術界的“共同語”，俄語曾是共產(chǎn)主義陣營的通用語，阿拉伯語至今是伊斯蘭世界的僧侶通用語，但是都沒有成為世界共同語。

　　克利斯塔爾1996年所作《作為全球語的英語》統(tǒng)計出：在20世紀末，全世界使用“流利或合理的”英語的人口，已達四分之一，即12億至15億。這個數(shù)字會引起誤會，因為漢語使用者也達到全球四分之一。英語是70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100多個國家作為首選外語。除了美英澳新南非等英語母語國家大約四億人口，其他近十億英語使用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每個國家社會上最活躍的那部分人。

　　目前全世界的經(jīng)濟貿(mào)易、商業(yè)文書、政府交往、學術論文、旅游交通，基本上都用英文，科學界幾乎完全用英文交流。電腦軟件程序用英文寫成，網(wǎng)址域名注冊為英文。據(jù)說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材料，90％左右是英文。

　　絕大部分國際學術會議，能用英語必用英語，除非有外交上的不便，國家榮譽的牽涉，或者像穆沙拉夫、阿拉法特等人演講，英語與本民族語交替使用，結(jié)果是給國際上聽的一套，向自己的百姓說的是另一套。當然他們知道這兩邊詞對不起來，對自己的形象沒有好處，但是先要把眼面前的危機渡過去，無妨內(nèi)政外交各用各的語言。

　　我曾經(jīng)在一次國際會議上聽到一位法國教授堅持用法語，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法語水平，不夠討論學術，能讀能說，但聽不懂復雜題目。全場尊敬地保持沉默，說完后，有禮貌地鼓掌。只有一個魯莽的女研究生吼了一句法語：Je ne comprend pas!(我聽不懂），頓時全場哄笑。那位法國教授漲紅著臉站起來想抗議英語帝國主義，看到是個一臉天真的笑容的女學生，不太像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猶豫了一陣，只能無可奈何地坐下，又引起全場一陣哄笑。這位教授使用法語就是一種抵抗姿態(tài)。經(jīng)常就落到一場笑鬧的局面。

有時候，語言沖突落入的絕非笑話。發(fā)生在盧旺達的種族絕滅，就是發(fā)生在講法語的胡圖族，與講英語的圖西族之間。圖西族只有總?cè)丝诘?4％，但是比較富裕。兩個族群的大規(guī)模沖突從1958年獨立起就綿延不斷，終于在1994年4月至6月發(fā)生了胡圖族對圖西族的大屠殺。當圖西族軍隊打回盧旺達，幾乎整個胡圖族出逃國外。這個國家僅700萬人口，據(jù)國際紅十字會估計，100萬人被殺，400萬人淪為難民。這個慘劇，與英語法語的對立有多少關系，至今沒有見到詳細討論。法國政府事后曾發(fā)表調(diào)查報告，檢討“反應不夠及時”。

　　我認為語言不能對這樣的慘劇負太具體的責任，不然我們談的“語言帝國主義”，就太切實了，真要動刀槍火炮來解決。本文討論的文化政治問題，在歷史的尺度上，更為重要，意義更為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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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經(jīng)》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故事，是關于人類語言起源的巴別塔故事。至今讓德里達、斯坦納等關注語言的哲學家遐想無窮。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活的語言”，據(jù)語言學家說，有6701種。已經(jīng)死去的歷史語言，當然無法統(tǒng)計。要平等對待如此多語言，事實上不可能，很多語言只是“活化石”，只有語言學家感興趣。有很多種族的人，想離開村子，就必須學一種“外語”，想走一段旅程，就必須學幾種外語。語言之間，本來就有文化地位差異。就像中國的方言之間，有無窮的權(quán)力關系講究。

　　于是，很多人想回到巴別塔之前，回到全世界說一種語言的美好大同世界。

　　從19世紀末開始，出現(xiàn)了各種“人造世界語方案”，看起來對每個民族都公平。19世紀末出現(xiàn)的人造語很多，有Interlingua、Ido、Novial、 Volapuk、Occidental等。

　　所有的人造語，實際上都是以歐洲語言為基礎，雖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聲稱只想統(tǒng)一西方語言。其中流行最廣，真正成為一個世界性運動的，是Esperanto，中文借用日文譯作“世界語”，原意卻是“希望語”，是1887年由波蘭眼科醫(yī)生柴門霍夫把拉丁系諸語言打混后消除復雜語法的產(chǎn)物。規(guī)則簡單明了，可以搭建。由于所有的西方語言本來就保留大量拉丁語源詞匯，幾乎不用記單詞，用幾個小時就能“學會”。Mi havas bona amiko。受過較好教育的歐洲人，無論是否學過世界語，都能猜出這意思是“我有個好朋友”。

　　如果不是歐洲人，還是得記憶詞匯，但是Espiranto通用詞根只有二千。一個語言，沒有標準發(fā)音，標準用法，沒有變格變位，沒有經(jīng)典文獻，沒有成語慣用語，甚至沒有“優(yōu)劣”之分，如此共同語，真是個大解脫大自在。

　　無怪乎世界語首先吸引了兩類人物：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中國最早提倡世界語的是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匡互生、蔡元培、年輕的巴金。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長，提出把世界語列為小學課程，雖然未果，后來還是有不少學校，把世界語作為必修課。民國初年，以函授方式學習世界語的中國人已經(jīng)有七千，可以說是民初最大的“民間文化團體”。

　　胡愈之是世界語在中國最持之以恒的推動者。他于1920年發(fā)起的“上海世界語學會”，據(jù)說是全球世界語運動歷史最長的團體。而且他親身實踐，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用世界語走遍天下。1928年胡愈之留學法國，當時他不懂法語，全靠“世界語同志”幫助。1928年，作為中國世界語代表，參加在安特衛(wèi)普召開的世界語聯(lián)大會，后來又參加牛津大會。世界語聯(lián)每年開會，甚至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也拒絕暫停。常有千余自愿參加者，一律用世界語交流。

　　1930年，胡愈之歸國，想順陸路訪問各國。在德國和波蘭，一路有“世界語同志”接待。蘇俄當局沒有給胡愈之簽證，但是在莫斯科站臺上，竟然看到揮舞著世界語綠星旗等著他的兩位女“同志”，俄國世界語者輪流陪他參觀訪問。胡愈之的“世界語之旅”，給不少人的印象是世界語真能通用天下。

　　俄國的流浪盲詩人愛羅先科1916年到中國，北大聘請教授世界語，魯迅周作人兄弟第一次有機會直接與東歐作家交游，并參與成立北京世界語協(xié)會。此后多年，魯迅一直關心世界語，鼓勵從世界語翻譯東歐文學。

　　中國與日本，實際上是世界語在東方最重要的基地。中日世界語人士互相鼓勵，互相訪問，共同反軍國主義，在三十年代，此種超越愛國主義喧囂的理想精神，難能可貴。

“世界語”最盛時，“使用者”曾超過十萬，我在70年代末讀研究生時，同學中還有北師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熱心于世界語。隨著理想主義在中國的全面退潮，恐怕這是最后一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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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20世紀文學批評起了最大影響的英國理論家，應當說非瑞恰慈莫屬。他在二三十年代寫的七本美學與文藝哲學著作，在文學理論中引入了語義學和心理學。

　　1929年瑞恰慈夫婦第二次來北京，在北大做訪問教授。那時他已經(jīng)投身“基本語”（Basic)運動，這個運動目的是創(chuàng)造一種簡便英語作為世界語。其方法是把英文詞匯壓縮到500到800簡單詞，清除英語中殘存的變格變位，由此成為“有文化依托的世界語”。

　　1930年代初，基本語運動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在25個國家設點推廣。但是瑞恰慈認為需要一個政府支持的“全國運動”試點。他認為中國是最理想的國家。1935年趙元任、胡適等人參加基本語的中方委員會，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來到中國，以其辯才說服了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杰，同意“在全國范圍內(nèi)”合作，第一步是訓練幾千基本語教師。

　　這不完全是語言烏托邦，“基本語”仍是英語的一種變體，即使能讓另一個民族接受，幾乎等于文化殖民。幸虧，在具體實施中，只是在速成訓練大批英語教師。瑞恰慈的天真，很難說給中國造成損害。

　　不料很快就是七七事變，京津諸校南撤�；�本語運動所依靠的中國語言學教授們，也走向西南。瑞恰慈不愿意就此放棄，聽說葉公超、陳翰笙等基本語運動中方人士集中于長沙，坐長途汽車追去。隨著戰(zhàn)局惡化，他們也沿桂林、南寧內(nèi)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腳。這一程，雖然地方大員張治中、白崇禧、龍云都表示支持，各省教育廳主持大規(guī)模演講訓練，但戰(zhàn)時氣氛，戎馬倥傯，已經(jīng)抹盡了烏托邦的可能。他回到西方，在哈佛工作20年，基本語運動也萎縮成成人掃盲教學法的一種。

　　1950年，中國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國情的穩(wěn)定，使瑞恰慈再度來到北京，試圖重振旗鼓。不久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夢想不再可能。

1978年，85歲的瑞恰慈退休寓居劍橋，突然接到北大校長周培源代表“前同事們，前學生們”寄來的禮物，欣喜若狂。當時他水腫病已很嚴重，靠利尿劑維持，卻依然決定重返中國。“四十年前耕耘，終于能清點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濟南諸大學周游演說，堅持再談基本語的理想。6月初終于在青島病倒，用火車送到北京，已經(jīng)昏迷。護送回英國劍橋，但是瑞恰慈一直沒有醒過來，9月終止呼吸。

　　如今，英語果然成了世界語，但是這種攜帶著美國俗文化霸權(quán)的英語，與基本語的設想相去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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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當我們現(xiàn)在竟然有了一個世界語，多少代的夢想成真。奇怪的是，聽不到歡呼，只聽到埋怨。尤其有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本是語言大同最積極推動者，現(xiàn)在卻是英語帝國主義的最強烈批判者。

　　應當說，英語與各種人造語相比，有很大缺點。語音相當不規(guī)則，殘留著某些不必要甚至不規(guī)則的變格變位。

　　但是與其他語言相比，英語也有好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中一個最大的好處是文化政治上的：由于使用的國家與地方太大，英語正在失去學習者使用者必須盡量靠攏的“圭臬”。不少人認為“美音”應當是今日的標準音，但是美國音中，波士頓一帶的新英格蘭口音，與中西部口音，與南部口音，相差很大。拿腔作勢的英國貴族口音“女王英語”，曾經(jīng)是標準英語，盛行在王室鼻子底下的倫敦土腔，一如階級地位，世代相傳。

　　五六十年代的廣播電視，發(fā)展出一種比較均衡的BBC口音，成為“受過教育者的標準口音”。但是現(xiàn)在的BBC電視，簡直成了“口音大展覽”，幾個主要播音員，分別說的是偏蘇格蘭，偏中部，偏愛爾蘭口音，節(jié)目主持人，則有偏印巴口音，偏牙買加黑人口音等等，很難想象中國的電視臺采取如此方針。甚至有的公司認為某種口音“時髦”，或是有“本地產(chǎn)品風味”，有意雇帶口音的電話接待員，使我這樣的外國人不勝其苦。

　　20世紀初蕭伯納劇中的賣花女，一開口就是下等人，今天情況依然。只是當年的賣花女，要靠語音學教授細細訓練，才能出落成窈窕淑女；
如今的賣花女，說不改口唱不改調(diào)，而且以此驕人。

　　不僅是語音，連風格的允許范圍也在不斷變化�，F(xiàn)在公認英語最出色的大作家是特立尼達的奈保爾、愛爾蘭的希尼、印度的阿倫達蒂羅伊。這很有點像中國作家最講究語言的，反而是來自南方的方言省份。

　　查爾斯王太子自稱是個“老派人”，說話愛咬文嚼字。有一次在語言教育會議上“作指示”，呼吁改進英文教育，卻拿他日夕相處的衛(wèi)士們開涮，說他們講的是“孬英文”（bloody English）。報紙馬上笑話他，說是既然王太子演講都能用“孬”這樣的俗詞，也就怪不得衛(wèi)士英文孬。

　　在電子時代，英語更加“走形”，許多英語作家抱怨，說互聯(lián)網(wǎng)是英語的“屠宰場”。平面出版物經(jīng)過職業(yè)編輯規(guī)范化，網(wǎng)上五花八門的怪詞怪句，成為人人樂用的新時髦。當然，落進網(wǎng)絡殺場，所有語言都遭殃。既然英文在網(wǎng)上占絕對多數(shù)，創(chuàng)傷更為巨大。

應當承認，英語成為世界語，不是靠本身的各種“優(yōu)點”。無法否認，英語是靠了兩個帝國成為世界語——19世紀的大英殖民帝國，20世紀的美國實力帝國。目前淹沒全世界的英語，的確帶著美國的世界霸權(quán)意識。像法語這樣優(yōu)美的語言，竟然被邊緣化，真是非常可惜。

　　那么怎么辦？是搭車，還是擋車？

　　我認為應該擋車，因為任何既成體制，都必須嚴格批判，任何“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都必須加以阻滯，不然必定會釀成災禍。眼面前的問題，就是英語帝國的全世界征服，正在摧毀許多民族文化。必須提出多元文化并存，來對付“同化一切非我文化”的趨勢。本文舉出的一些學者對“語言帝國主義”的犀利批判，對把全世界變成“語言教學市場”的抨擊，證明知識分子一直明白他們的社會責任。

　　同時，也必須承認，只是關心文化批判的知識分子應當肩負這個責任，不能要求全社會“不準搭車”。這不是知識分子“革命不徹底性”：批判的目的，不是完全徹底地打倒某種體制，那不可能做到，即使做到，也會落入另外一種體制。因此，假定某些批判英語帝國主義的文章，用英語寫成，批判討論會，用英語作會議語言，也不見得是知識分子“虛偽”。

　　我的一位朋友9歲的孩子，發(fā)誓學好英語，因為要玩“原版電子游戲”。我在此“小事”中發(fā)現(xiàn)許多值得文化批判者警惕的問題，但是我不會去阻止這個孩子。哪怕是我自己的孩子。

　　英語國家成為英語帝國的“中心”，并非只有諸般好處，沒有一點負面影響。

　　英美兩國人，平均來說，恐怕是世界上外語學習能力最差的。到任何地方，他們都等著別人說英語，做大部分學問，資料足夠，能翻譯成英文的，全譯了。甚至，這兩個國家，尤其美國，不耐煩讀翻譯作品，覺得英語不夠味。每年的文學類出版書籍，竟然只有2％譯自外語，而且銷行大都很差。只要用英文寫的，就覺得是上品。最明顯的是海外中國人用英語寫的回憶錄，例如《鴻》、《葉落歸根》、《中國灰姑娘》等等，“回譯”成中文，中國人讀不下去，瑣瑣碎碎，毫無文采，很一般的口述家史，在英美成功到當作教科書的地步。

　　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吃虧的地方。當代中國小說最杰出的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譯本，往往被其他語言的翻譯者用作“參考”。西方的漢學家，英文還是比中文好讀，尤其是文學作品。至少兩相對照，省了翻中文字典（一項很耗時間的勞作）。葛浩文為全世界的譯本墊了底，卻毫無報酬，因為凡是有點自尊的出版社，絕不會承認從英文轉(zhuǎn)譯中國小說。他為此惱火，但是無法可想。

　　本文無意用此類小事為英語帝國主義作粉刷。筆者只是想指出：除非我們回到人造世界語的烏托邦，不然總得有一個選擇。哪怕我們干脆放棄共同語這個念頭，我們還是無法避免語言之間的文化政治沖突。語言之間，方言之間，從來沒有平等過�，F(xiàn)在首先要爭取的，是保存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不讓英語的洪水淹沒。

　　有人預言，如果目前這個趨勢不加控制，到2200年，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能夠殘存。哪怕這預言成真，也不是我們可以放棄批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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