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領導人出訪所遇到的各種抗議事件，從出現(xiàn)頻率和抗議規(guī)模的角度講，基本上是和這個國家的影響力和所出席外事活動的關注度成正比的。 　　 　　《新民周刊》：此次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四國（瑞士、德國、西班牙和英國），您是否特別留意他受到的待遇是怎樣的？各國抱著什么樣的期待？
　　吳旭：席卷主要發(fā)達國家、并迅速蔓延世界的經(jīng)濟危機，再一次使中國成為世界媒體聚焦的中心。上一次中國受到如此關愛，是半年前的北京奧運會；那時中國留給世界的主要認知印象是文化中國，魅力中國，“軟實力”；也巧了，奧運會閉幕式焰火的余煙尚在，美國華爾街的雷曼兄弟、美林、AIG、房利美等過去金融帝國強大的象征卻不可思議地瞬間消散了。這一次，不管中國愿不愿意，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相對完整健康的金融體系、龐大的實體產(chǎn)品生產(chǎn)能力，都在世界面前凸顯出經(jīng)濟中國、穩(wěn)定中國，和經(jīng)濟“硬實力”的強烈圖像和反差。
　　世界各國都在講經(jīng)濟刺激計劃，但只有中國拿出的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而其他國家不是畫餅充饑，就是寅吃卯糧。從國家的層面來講，歐洲各國的心態(tài)肯定是矛盾、失落、惶恐，甚至再加上一層無奈的。從媒體關注的角度看，溫總理在達沃斯的陳述和表態(tài)，無疑是最搶眼、最有沖擊力，也是和其他國家的惶恐悲觀情緒有著最大反差。
　　《新民周刊》：據(jù)您所了解，在國際上國家領導人出訪遇到抗議事件的例子多不多？向領導人抗議在西方國家來看屬于一種什么行為？底線在哪里？
　　吳旭：國際上領導人出訪所遇到的各種抗議事件，從出現(xiàn)頻率和抗議規(guī)模的角度講，基本上是和這個國家的影響力和所出席外事活動的關注度成正比的。特別是，當這種外事活動涉及跨文化、跨宗教、跨意識形態(tài)的多個國家，而且有公開的公眾外交場面時，更是不可避免。在國外，民間團體多如牛毛，各種利益訴求更是五花八門；但是，不論大小，這些組織、甚至是個人，都非常通曉如何利用“公眾噱頭”來搶鏡頭，從而取得其他方式無法達到、或者根本沒有資源來達到的媒體曝光和公眾關注。每次G-8開會，基本都跟過街老鼠一般；布什出訪，行程路線更是絕對保密，以防各種組織、團體讓其難堪。
　　《新民周刊》：通常，政府的應對態(tài)度是怎樣的？媒體上（特別是國家官方媒體）一般作何處理？
　　
　　吳旭：一般西方大眾，對于這種“嘩眾取寵”的極端行為，都是采取一種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超然心態(tài)。西方國家言論自由，只要是不干擾社會秩序，不妨礙其他人的權利，干什么、說什么都行。上次，布什在伊拉克被“鞋襲”，包括媒體和公眾輿論，也都是笑笑而已。而且，在得知伊拉克政府將要嚴懲肇事者時，美國主要媒體都表達了對扔鞋者的同情。這里，不僅僅是因為媒體反感布什，而是因為媒體認為要保護發(fā)言者的權利，雖然這里的權利有些使用過度。從政府的角度，當然會通過外交渠道有所抗議，但一般都很低調(diào)的，不會將事態(tài)擴大化。因為這樣做，反而會延長新聞事件的壽命，幫助抗議者擴大影響和聲音。而且，搞不好，反而會激起公眾對于“言論自由”天賦權利的本能反彈，從受害者變成了施害者。
　　《新民周刊》：相比這次溫總理在劍橋演講遭到擲鞋干擾，國內(nèi)媒體（央視）的播報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您覺得這種變化體現(xiàn)出中國的自信嗎？
　　吳旭：這次國內(nèi)媒體，特別是央視的做法，不僅是自信的表現(xiàn)，而且是更專業(yè)、更聰明的應對方式。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們過去那種“捂蓋子”或者“唾面自干”的消極應對做法，實際上使中國受了雙重侮辱――本來這就是公眾道德法庭自會衡量的事件，即便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丟了面子”，但實際上公道自在人心。普通西方人即便嘴上不說，心里也會有個合情合理的尺度；如果連這個都不相信，我們就沒有必要同其他國家打交道了。這是一層。第二層，因為我們“為尊者諱”，反而給了西方反華反共團體指責“中共鉗制言論自由”的把柄；而這一條罪名，在西方的媒體、公眾輿論中，都是不可饒恕的“原罪”，遠遠大于抗議者本來所要控訴的“罪名”。
　　《新民周刊》：據(jù)您觀察，此次國人，尤其是網(wǎng)民的心態(tài)有沒有變化，是否開始理智地對待這類事件？有網(wǎng)友幽默地說，總理遭鞋襲說明中國國際地位和美國一樣了。您怎么認為？
　　吳旭：網(wǎng)友后續(xù)的反應，現(xiàn)在還難以下斷論。一般來講，網(wǎng)友的群體反應總有一個滯后時間段。但是，從溫總理淡定從容、義正詞嚴的最初反應看，基本已經(jīng)為這一事件的性質(zhì)劃定了范圍。媒體的不溫不火，也是得其時，得其法的。真正難堪的應該是作為接待方的劍橋和英國政府。劍橋以知識智慧的搖籃著稱于世，如此不堪、無禮的舉動令人瞠目，也為當代劍橋的學風、學品打了個問號。特別值得強調(diào)的是一個細節(jié)，抗議擲鞋者打斷溫總理講話時，正是溫總理滿含感情講到促進中西文化融合了解的大師李約瑟博士的時候。這真是一個反諷。西方有識之士，也會為這一具有強烈象征意義和反差的事件而深思的。為什么中國越強大，越開放，西方卻越來越不能容忍和理解中國了呢？他們怕什么呢？換句話說，中國的復興觸動了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哪一根神經(jīng)了呢？
　　《新民周刊》：一般來說，抗議事件對兩國關系會帶來什么影響？英國首相布朗已經(jīng)致信溫家寶總理表示遺憾，以前“主場”領導人是否也這么做？
　　吳旭：這次事件應該不會對于中英關系有影響，這畢竟是孤立的突發(fā)事件，有些也是不可控的。比如，奧運會開幕當天，有中國人在北京刺死刺傷美國觀光客；雖然這種事件會為兩國關系惹上一點點不愉快，但不會傷害大局的。溫總理當時就已經(jīng)表態(tài)，兩國的戰(zhàn)略合作大局不是這種孤立、突發(fā)、極端的不理智事件所能左右或能阻止的。一般來講，出了這樣大的外交事故，相關的部門人員都會做出合乎外交禮節(jié)的溝通和道歉的。
　　
　　《新民周刊》：隨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亮相越來越頻繁，類似“鞋襲”事件或許還會有，從國家公關角度要怎樣學著更從容地應對，透過負面事件傳遞積極意義？是否需要一種理念的轉(zhuǎn)變和氣度的培養(yǎng)，例如負面的未必就是消極的？有哪些例子值得借鑒？
　　吳旭：新聞報道是對于熱點、重要、有趣事件的準確、迅速、公開、客觀的傳遞過程。從新聞本身來講，無所謂正面、負面，積極、消極；其實，無論中外，即便是對于同一事件，讀者受眾在理解、評判新聞時，也會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對于類似的事件，我們政府以前在處理手法上，往往不是解讀得不到位，而是解讀得太多了。然后，以這種單一層面和視角的“正負”、“好壞”評判，形成“一刀切”似的應對措施；這樣做，即便初衷再好，也不可能盡善盡美；而且，在涉及到國外媒體和民意時，這種做法等于是與人口實，自廢武功。
　　老實講，聽到這次事件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我們的媒體一律封殺消息。這等于是授人以柄，把有理給弄成沒理了。總體看，這次我們政府的反應和媒體的處理，還是相當?shù)皿w恰當?shù)�。但即便這樣，有些西方媒體仍舊依循老思路，指責中國政府刻意封殺消息。現(xiàn)在用Google 搜索相關新聞，最多的關于這一事件的英文報道（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等），還是指責中國政府禁止媒體報道此事�？梢�，很多時候我們所面對的國外負面報道，屬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類。我以前寫過一篇《西方用三色眼鏡看中國》，指出的就是那些根深蒂固、難以用公關手段來短時間消除的對華負面認知。有些問題的解決，更要靠硬實力，而不僅僅是危機公關之類的軟實力。
　　
　　我們現(xiàn)在總是講信心的問題，氣度的問題。其實話說回來，講氣度也是要有限度的。西方在危機公關處理的手法和技巧上，確實有它成熟、有效和科學的一面；但是，這里也不能忘記，在涉及跨國和跨文化的問題時，也并不是所有的西化或國際化就是好的，應該學的。而且，從整個國際政治格局的大層面衡量，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人文精神、民族情結(jié)，也需要被尊重，被宣揚，甚至被普及。從某種層面講，世界也要與中國接軌；像奧運會入場式以中文字母排序的舉動，就是突出中國作為世界規(guī)則制定者的新現(xiàn)實。類似這次的事件，將來肯定會有很多，這是考驗我們自信和智慧的地方。說到處理得比較好的例子，我想以前周總理在這方面，就有很多令人感喟、擊節(ji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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