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發(fā)展的關鍵時刻，他爭得政治變革的主動權，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一個新的時代由此開啟 　　 　　20年前，風燭殘年卻在島上擁有絕對權威的蔣經(jīng)國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臺灣解除“戒嚴”，從而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在“戒嚴”體制下，“警備總司令部”可隨時進入公民家中檢查戶口，審查和懲罰書報雜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會，可禁止公民罷工、結社，可對公民的出入境自由進行嚴格限制，可任意拆閱、扣留或沒收公民的私人郵件、電報，乃至以軍法來審判非軍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話，“憲法”賦予公民的大多數(shù)基本權利幾乎都被無情剝奪。誠惶誠恐地在這種“老虎”體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島上民眾終于迎來了“解嚴”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們對此反應非常平靜，甚至有點兒冷淡，沒有出現(xiàn)人群紛紛涌上街頭狂熱歡慶的景象。
　　這一天的到來其實并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破殼而出，無疑是對“戒嚴”體制和國民黨權威的一次正面挑戰(zhàn)，按他們的統(tǒng)治邏輯和思維慣性，那是一定不會容許的。
　　其時離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不到7年，被軍法審判的民間反對精英還在獄中苦熬，一時臺北上空陰云密布。沒有想到的是，老態(tài)龍鐘的蔣經(jīng)國權衡再三，認為國民黨不能再墨守成規(guī)，以不變應萬變，而是要以變應變，決定對新生的民進黨采取“寬容”政策，“不承認，不取締”，實際上默許或者說容忍了民進黨的客觀存在。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說：
　　“時代在變，環(huán)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zhí)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
　　20多年后，我們不妨把這番話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這樣做實際上也是利大于弊，對內爭取民心，緩解社會沖突，化被動為主動，對外順應潮流，改善對外形象。他因此爭得政治變革的主動權，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一個新的時代由此開啟。對民進黨來說，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餡餅，而是長期不懈追求的成果，在正式組黨之前，黨外批評時政、呼吁民主，以及參選地方公職、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頑強地持續(xù)，并由此形成了“黨外編輯作家聯(lián)誼會”、“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等政治性社團。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議組黨的時代，他們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20年前發(fā)生的這段歷史，可以看作是一個政治領袖與民間力量的良性互動，其結果是雙贏。
　　有人說，蔣經(jīng)國以溫和態(tài)度應對民進黨的誕生，是因為考慮到鎮(zhèn)壓的成本很可能比寬容還要大。這個說法誠然有一定道理，那幾年，因為丑聞頻發(fā)使他的統(tǒng)治陷入了困境。1984年，《蔣經(jīng)國傳》作者江南在美國遭臺灣情報部門暗殺。1985年，臺北發(fā)生官商勾結、坑害數(shù)千儲戶的“十信案”。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臺灣的對外形象大大受損。與此同時，海峽彼岸因為經(jīng)濟改革釋放出來的動力，受到國際矚目。壓力之下，蔣經(jīng)國也在尋求新的應變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過，仔細尋找歷史的軌跡，蔣經(jīng)國從默認民進黨到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并不完全是被動的、無奈的抉擇，更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想法，而是經(jīng)過了相當時間的醞釀。早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fā)生前，他就曾有過與黨外政治力量溝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記者采訪時，他第一次肯定了黨外運動的作用，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識分子做中間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與黨外代表有過兩次面對面溝通。9月初，蔣經(jīng)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也就是說，民進黨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號。
　　毫無疑問，蔣經(jīng)國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有國際的背景特別是美國的影響，有島內民間反對運動持續(xù)不斷地抗爭，民意不可違，還有種種錯綜復雜的客觀因素，但有一點不能否認，那就是他個人主觀上的誠意和努力。疾病纏身的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要向歷史作出交代，給島上留下一個和平轉型的空間。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務實，他在生命最后時光的大手筆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塊飽經(jīng)患難的土地。
　　有的時候，特別是關鍵時刻，一個處于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選擇往往能決定歷史的走向。蔣經(jīng)國正是以他暮年的作為而名留青史。20年前，他解除“戒嚴”，使臺灣在他身后順利完成代價最小、不流一滴血的政權交接，使臺灣人民從此不僅享有繁榮的經(jīng)濟，富足的生活，同時享有免于恐懼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和選舉的自由。
　　無論臺灣還有著怎樣令人不滿意的地方，無論世人對臺灣今天的民主化有著如何不同的評價，我們都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彌漫著活力的開放社會，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這一切固然是半個多世紀來包括雷震、殷海光在內的幾代人奮斗犧牲的結果，但也離不開蔣經(jīng)國20年前的遠見和決斷，沒有他，島上的民主進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樣，歷史究竟是由具體的個人創(chuàng)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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