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是一幫學者坐一塊兒，搞這么一本書，”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坐在十幾平米的辦公室里，拋出了一連串問句，“大家感覺需要一個總體框架，而不是說在理論上論證來論證去。就是說，怎么改?改哪些?改到什么程度?是吧?大家覺得有必要寫這么一本書�！�
　　“這么一本書”名為《攻堅：十七大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366頁，定價58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首印12000冊。
　　真正讓這本書進入公眾視野的，是2月18日路透社的報道：中國高層智囊發(fā)表政改藍圖。
　　“他們(出版社)開始不敢印，怕賣不好，最近一炒才賣得好，最早是外電報的吧，結果出幾轉內銷了�！敝芴煊掳腴_玩笑。
　　
　　當問到這本書是代表高層的聲音，還是純粹學者的觀點，他毫不猶豫地說是后者，然而當追問是否真的沒有“授意”或者“投石問路”，他又用一句“我不知道”輕輕地擋開了。
　　在《攻堅》的后記中，周天勇這樣寫道，“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課題其中初步研究的八個分報告和全部報告先后提供給有關部門審閱”。
　　概括地說，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在二元結構轉型和經濟發(fā)展的關鍵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應該是采取普選制、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經濟邁進的模式。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應該是“那些阻礙經濟協調運行、市場有序發(fā)展、社會充分發(fā)育的政治體制部分”。
　　他對普京的一句名言印象頗深，“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
　　人物周刊：中共十七屆二次全會2月27日發(fā)表公告，提出202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你怎么看這個時間表?
　　周天勇：我覺得肯定是合適的。但是，行政體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比如說人大啊，還有司法啊，比如說公民社會要配套。行政體制改革是重中之重，但最后還得人大制約，如果不建立制約關系的話，行政體制改革改來改去還是改不動，或者改不好。
　　人物周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何在政改中排序第一?
　　周天勇：因為我覺得現在最關鍵的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把整個社會管得沒有活力了，沒有創(chuàng)造力了，那么這個社會，我覺得是非�？膳碌�，到時候就業(yè)怎么辦啊?今年你看，2008年會是失業(yè)率最厲害的一年。沒人創(chuàng)業(yè)就沒有企業(yè)，沒有企業(yè)就沒有就業(yè)，沒有就業(yè)就沒法過日子。但是，為什么不創(chuàng)業(yè)?就是因為政府的審批啊，收費啊，罰款，檢查啊。
　　人物周刊：怎么去約束政府這些權力，在權力制衡機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
　　周天勇：我覺得行政體制改革很關鍵的一個就是立法，立法要從政府里面逐步地退出來，轉到人大，特別是重大事情上，比如說預算。
　　人物周刊：執(zhí)政者改革的動力源在哪里?
　　周天勇：動力源我覺得關鍵就是我們這個社會面臨著壓力和危機。你要是現在不改，最后弄一大堆失業(yè)人口怎么辦?你也得執(zhí)政啊。三十年前也是執(zhí)政者自己開始改的，什么原因?就是回城知青沒飯吃，找不著工作，農民也沒飯吃，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現在的問題是什么呢?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就是靠大的水電，大的鋼鐵，大的化工。以前搞個石油，是個石油城，幾十萬人進去了，但是這種項目你現在去看一下，它已經解決不了什么就業(yè)的問題了，這是第一。
　　第二，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怎么辦?我們不像歐洲，歐洲國家工業(yè)革命時靠侵略轉移人口；拉美呢，靠城市邊上的貧民窟；韓國和臺灣地區(qū)，通過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轉移了農民。中國怎么辦呢?都住在工棚里?還不如人家貧民窟呢。
　　第三個，90年代后期到現在，辦個企業(yè)越來越難了，你不干人物周刊，你去干個體戶試試，兩天就把你給整死了，就是政府的審批、管制最后讓你沒法創(chuàng)業(yè)了。那么這個社會最后弄這么一大堆人怎么辦?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最大的危機。
　　人物周刊：有人質疑，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通過一種計劃實現?通過這種時間表完成的民主，還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周天勇：那你說怎么辦?民主政治需要改革來過渡，你改革同樣也是要有一個時間，有一個計劃吧?沒有總體報告，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些方案，那你什么也不干了，成天就討論我們應不應該，那有什么意義?照我說，你連政府花錢都沒管住，你怎么辦?
　　人物周刊：你的方案當中提到政治要相對集中，這個“相對集中”與“權力制衡”之間的關系怎么來處理?
　　周天勇：為什么要提政治上適當的集中，有這么幾個原因，我覺得一個原因是，經濟發(fā)展成功的，未必是三權分立搞得特別好的國家，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學習西方民主，經濟發(fā)展是不成功的。第二個原因，東歐國家電有轉型成功的，但是它是單一制國家，地區(qū)差距不大，但是蘇聯一轉型，就解體了。如果這么大一個國家，以解體的代價獲得這么一個民主制度，代價非常沉重。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原因，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時候，發(fā)展差距這么大，基礎還不如當時的蘇聯。第四個原因，就是從實際上看。像韓國、臺灣地區(qū)，它整個結構轉型的完成，都是在李承晚樸正熙或是蔣家時代。日本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也是戰(zhàn)后，有美國在那兒管制。你去看，發(fā)展成功的都是政治上適度集中，和經濟上放開自如。
　　人物周刊：您是學經濟出身，提出要用經濟學的思維來研究政治體制改革，能具體說一下嗎?
　　周天勇：因為經濟學嘛，要考慮能不能操作，代價多大，可不可行，有沒有風險，這都是經濟學的思維。另外。就是說你的目標函數是什么。當然你也可能說，我和前蘇聯一樣，我的目標函數就是以國家解體的方式，來達到一個民主轉型，這也是一種。但我的目標函數可能就要有幾個約束條件，我們一定要建立民主和法制這么一個國家體制。但是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國家不統(tǒng)一，不要有那么大的代價。在這兩個約束條件下你看你能不能干，就是這么一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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