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出三年擴大一倍，沒想到擴大了五倍�！� 　　 　　 　　湯敏的辦公室狹小，整潔，位于北京長安街邊的一棟大樓里。透過一面墻的玻璃，可以很清楚地欣賞到樓下的生命節(jié)奏：大門口盡職的保安，來往的車輛，以及不時晃過的北京叫“板爺”的三輪車夫，他們微彎著腰，以一種固定的姿勢向前蹬著。
　　從概率上講，湯敏說他比三輪車夫幸福，“因為我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如果蹬三輪是他特喜歡的事，那他也會幸福。幸不幸福是個人的感覺。知足者常樂，幸福不在于社會地位，關鍵在于這個人知不知足�！�
　　湯敏卻并不是一個很“知足”的人，他現(xiàn)在身為亞洲開發(fā)銀行中國代表處副代表兼首席經(jīng)濟學家，從世俗的角度講，有名有地位，屬于成功人士，可是他“還是想做點事。做點有意思的小事”。
　　經(jīng)濟學家總是希望自己的思想或者理論能影響社會，湯敏也不例外。他最近正在做的小事是“批評”富人，幫助窮人。
　　湯敏并不諱言自己是個富人，但是他這次卻“背叛”了他所在的富人階層，他對《南方人物周刊》說：“現(xiàn)在所有的富人都在搭窮人的便車。”
　　他的意思是，富人消費多，就得多付出，可是在教育、衛(wèi)生等需要國家補貼的領域，富人正在跟窮人一樣享受著這些資源的澤惠，這是不正常的。
　　不知道湯敏的“反叛”會不會遭到他的富人同志們的抵制和謾罵，湯敏自己揣測富人的心理后說，“我覺得他(富人)沒話說，因為一直占著窮人的便宜。作為富人應該幫助窮人，天經(jīng)地義，要不然窮人鬧起來，你富人就可能被綁架了。你看一個窮人在那兒討飯，你不管嗎?”
　　湯敏幫助窮人，并不是給窮人幾個饅頭幾張紙幣那么簡單，他骨子里的期望是想通過政策或者制度扶貧，他認為“減少支出跟增收一樣重要”，這是他最近考慮的問題。
　　過去總是提到如何增加貧困人口或者大多數(shù)人民的收入，在他看來，人的收入是沒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證窮人能減少支出，比如貧困人口上學可以免費或者少交費，看病也可以少花錢，富人就得多花點錢。湯敏認為這種方案操作起來暫時有點難度，但是一個方向。
　　他正在呼吁，期望這一建議再次引起廣泛的關注。
　　
　　“我們提出三年擴大一倍，沒想到擴大了五倍�！�
　　
　　湯敏的建議第一次引起廣泛關注，是在1998年。
　　那年他回國探親，發(fā)現(xiàn)有些孩子上不了大學，加之當時亞洲金融危機正在蔓延，很多人手里拿著錢不愿意去消費，各方面都希望找到一個突破口啟動內需。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認為，居民教育投資是當時拉動內需的一個重要力量，居民可能不會去買彩電買汽車，但是讓孩子上大學肯定會投入的，于是他們就建議大學擴招。此建議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中國大學擴招就在這以后開始。
　　很多人把“大學擴招”跟“教育產(chǎn)業(yè)化”聯(lián)系起來，就有人把湯敏稱作“教育產(chǎn)業(yè)化之父”。
　　盡管被稱為什么“之父”是一件很榮耀的事，但湯敏并不喜歡這個稱號，也不愿意接受。他認為他不是，因為誰也說不清什么是教育產(chǎn)業(yè)化，而且在他們建議大學擴招前兩年就有很多人開始討論教育產(chǎn)業(yè)化了。
　　因為建議大學擴招而做了“父親”，湯敏覺得有些委屈，認為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太不負責任了，你說點什么就會被人罵，而且不辯論，幾乎連文化大革命都不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還允許辯論一下。
　　湯敏這一代人對文革是有很深的印象的。他出生在北京，5歲時隨家人遷到廣西，幾乎沒上初中，直接上了高中，然后在南寧作了5年的數(shù)學老師。恢復高考的第一年，也就是1977年，他考上武漢大學數(shù)學系。四年后大學畢業(yè)留校任教，并跟同學左小蕾喜結連理。
　　1984年，湯敏被公派到美國留學，1989年他博士畢業(yè)后，經(jīng)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的同意而離開武漢大學進入亞洲開發(fā)銀行工作，成為那里的經(jīng)濟學家。2000年，湯敏被亞行派回中國工作，成為中國代表處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
　　身為首席，并不意味著有了保護傘，湯敏依然也會受到質疑，質疑他的大學擴招建議。有人認為大學擴招錯了，湯敏就寫文章反駁說擴招沒錯。
　　認為錯了的人說，因為擴招，讓那么多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一畢業(yè)就失業(yè)，高級人才明顯過剩了。湯敏反駁的大意是，擴招沒錯，我國的大學生的比例跟其他很多國家比都很低，讓更多的人上大學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有好處。
　　這個話題曾經(jīng)爭得不亦樂乎，各有各的道理。經(jīng)濟學家有經(jīng)濟學家的理論，擴招后的“受害者”自有他們的難處和苦楚。曾有被擴招上大學的學生說，看了雙方的爭論，更加糊涂了，不知道該相信誰了。
　　對提出大學擴招建議后的態(tài)勢，湯敏他們也感到出乎意料，他說，“我們提出三年擴大一倍，沒想到擴大了五倍�！�
　　是不是決策者用歪了他們的建議?湯敏說，“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更開放。”
　　雖然一直被人稱為“教育產(chǎn)業(yè)化之父”，但是這個“父親”說，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什么時候出生的，不是做父親的始亂終棄、不負責任，而是“我們的擴招建議是1998年提出來的，教育產(chǎn)業(yè)化在1996年到1997年都一直在炒。那個時候我們根本就沒參與”。
　　湯敏還辯解說，“我肯定知道在1998年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討論這個事情。這些人可能也沒錯，你要是具體看他們的論文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跟你講怎么賺錢，你看這就叫產(chǎn)業(yè)化。任何人，只要是去嚴肅地思考問題，不管是學者還是什么人，他一定言之有理。”
　　
　　一家兩個首席如何分工合作
　　
　　經(jīng)濟學家可能有群生的特性，在武漢大學做老師時，湯敏夫婦跟已故的著名經(jīng)濟學家楊小凱住上下樓，并且是很好的朋友。后來，這三個人都成了經(jīng)濟學家。
　　湯敏的夫人左小蕾現(xiàn)在是銀河證券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同樣是一個“海歸”。一山不容二虎，一家能容兩個首席?會不會有矛盾?誰處于從屬地位？
　　湯敏說，“在家里小事那個首席說了算，大事比如美國選總統(tǒng)什么的，我這個首席說了算�！�
　　這兩個分管大小事的“首席”在學界都被人非議過，余音至今尚存。
　　人物周刊：現(xiàn)在學界把你當成什么派?有人給你貼標簽沒有?
　　湯敏：我不知道。你要說我是右派也說不過去，說我是左派，我也不是。新左派?更不是了，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個派。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對待別人對你的批評?
　　湯敏：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非常浮躁，挑你一句話，就罵你，其實人家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他不管。常常是那邊挑出你一句話，做一個標語，然后這邊所有的人不看你的文章，開始在網(wǎng)絡上罵。我現(xiàn)在不去看了。如果寫文章來討論可以，但是如果是罵，就不是有學問的人干的。
　　人物周刊：可是你還是受影響，要不然，你怎么會寫文章說擴招沒錯呢? 　　湯敏：那是真正有人寫文章，真正地跟我辯論了，所以我才寫文章講這些。大家各擺觀點，讓社會來評論。
　　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些事情是說不清的，文化大革命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思想，大家都是在黨的指引下，還打個你死我活。家里兩夫婦還能夠勢不兩立。
　　
　　不受傳統(tǒng)約束的一代“海歸”
　　
　　1984年，湯敏揣著100美元，扛著箱子就去了美國，因為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湯敏認為他們這一代是不受傳統(tǒng)約束的一代人。
　　湯敏給這代人“定性”：不崇拜權威，自學能力強，有社會責任感，敢做敢當。很多人去國外上學，稀里糊涂地就去了，經(jīng)歷了艱苦的時期，但是大多數(shù)都闖過來了。所以這一批人有爆發(fā)力，一旦發(fā)現(xiàn)中國最容易發(fā)財，最容易做出點事的時候，就大批回來了。
　　“中國5000年來，現(xiàn)在是最容易發(fā)財，最容易做點事情的時候”，這是湯敏的判斷，“有哪個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得這么快?很多富人10年前、15年前都是窮光蛋。”
　　人物周刊：你對你這些年的回國經(jīng)歷怎么看，有沒有過遺憾?
　　湯敏：沒有。我覺得回國后學到了很多在國外沒學到的東西。知識面比過去廣多了。而且在自己的祖國工作，工作的重要性應該比過去更大。我畢竟在國際組織工作，收入還是不差。一點都不后悔。
　　人物周刊：從你所處的經(jīng)濟領域來看，你認為國外最值得我們借鑒的經(jīng)驗是什么?
　　湯敏：國外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但國外也有很多失敗的經(jīng)驗，在經(jīng)濟學領域很難說哪個更重要。從目前來說，金融、社會發(fā)展、環(huán)境保護等我們國家未來特別需要的領域，要向國外學習。
　　人物周刊：在你當年的抱負和今天的現(xiàn)實之間，有什么差距嗎?
　　湯敏：我覺得今天的現(xiàn)實比當年的抱負更好、更寬，在當年也不敢想那么多。
　　人物周刊：中國的教育和你領受過的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湯敏：有很多差距，最重要的集中在創(chuàng)造性學習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上。西方先進的教育，是教你學習看問題的思維方式，而不是灌輸知識。國內教育，整體上缺乏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訓練。
　　人物周刊：在你的專業(yè)領域之外，你還有哪些觀察想表達出來，比如你覺得現(xiàn)在的中國有哪些地方是亟需改進的?
　　湯敏：在我專業(yè)之外，我都是業(yè)余的。沒好好想過這個大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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