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應中山大學中文系之邀,龍應臺在中大舉行了一次關(guān)于臺灣文學的演講,又一次刮起了"龍卷風"。就在這次演講中,龍應臺再次談到了魯迅,并對魯迅提出了挑戰(zhàn)---"覺得自己的雜文比魯迅好"。
　　龍應臺何出此言?是不是有點目空一切?龍應臺有沒有受過魯迅的影響?
　　
　　你有沒有受過魯迅影響?
　　
　　"這恐怕是龍應臺始料不及的問題。其實,臺灣的文化政治環(huán)境使得魯迅和一大批大陸作家的作品成為禁書,直到1987年臺灣政治解嚴之后,這些作品才逐步解禁。她本人是在1987年之后才讀到魯迅的作品。在1984年開始寫《野火集》時,她根本沒有接觸過魯迅的雜文,要說影響的話,從何談起?政治環(huán)境的隔膜,已經(jīng)使得閱讀和理解上的文化差異像一條很深的溝壑。
　　龍應臺受魯迅這位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享盛譽的雜文家多大影響?這個問題我們問了多次,卻從來得不到什么確切的回答。原因之一或許在于,這個問題包含了我們先入為主的一些價值判斷。而龍應臺多次提出"自己的雜文比魯迅好",也忽視了她和魯迅所處的不同歷史和知識背景,龍應臺是否真正理解魯迅以及他所生活的環(huán)境?
　　
　　要求魯迅也寫環(huán)保和計算機問題?
　　
　　當龍應臺在80年代從歐美文明灌溉中返身回看闊別已久的臺灣時,觸目皆是令人失望、令人憤怒的社會弊端:一黨專制的國民黨對言論自由的控制,社會治安的巨大混亂,環(huán)境的污染,教育制度的呆板……尤其是人們普遍缺乏道德勇氣和社會良知,對于橫亙身旁的所有問題視而不見,回避、忍讓、沉默、死寂的沉默。
　　龍應臺不沉默,她大聲呼吁: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有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她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她寫《生氣,沒有用嗎?》來回答:"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者。"龍應臺對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批判鋒芒基于她對這種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的深刻反思。在某種意義上說,這與本世紀初魯迅對于國民性的沉痛批判殊途同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既痛心于大眾在精神上的麻木軟弱,又深切同情他們的悲苦命運,要用一支筆來喚起麻木國民從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觀念中覺醒。
　　魯迅所面對的是從中國封建社會末期轉(zhuǎn)向軍閥混戰(zhàn)、外敵入侵時代的黑暗中國;而龍應臺面對的80年代的臺灣社會,則交織著歐美文化觀念熏陶和固有的僵化文化觀念以及政治體制,大時代背景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龍應臺所關(guān)注的環(huán)境污染,計算機帶來人類社會的異化等問題,都是因為具體歷史環(huán)境的變化而產(chǎn)生的。
　　而在相似的批判主題下,可以發(fā)現(xiàn),龍應臺的社會批判明晰、生動,富有感染力,她的力量主要是向外的;而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深度---加上他自剖之"深"與"毒"---卻更加驚心動魄,在對中國歷史的審視中往往更深地返回對自我的剖析與批判,向外和向內(nèi)的鋒芒幾乎一樣鋒利。這也許要從他們不同的知識背景和個性來理解。魯迅從小所受的仍然是傳統(tǒng)的私塾教育,雖然他也學西方現(xiàn)代文化知識,甚至到日本學習現(xiàn)代醫(yī)學,但從他的個人閱讀看,依然大量的是中國古書---只不過是格外注重筆記、野史、方志、碑刻等"非正統(tǒng)"知識而已,在大學里教的是中國小說史。而龍應臺呢,早年的閱讀興趣和后來的學習都傾向于西方現(xiàn)代文化,從她以"胡美麗"的筆名所寫的《龍應臺這個人》里,我們看到,在讀臺南女中時,她就"半懂不懂"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大學讀的是成功大學外文系,出國后攻讀的是現(xiàn)代英美文學專業(yè)。作為接受現(xiàn)代西方文明教育和專業(yè)學術(shù)訓練的龍應臺則比較少負擔當年加在魯迅精神上的那些歷史包袱,雖然她也清楚地意識到:"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自省的聲音。"她也警惕著:"有一個念頭總使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沒有能力看見自己的盲目?"但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如果說魯迅的自省是在黑暗通道里懷著酷悶情感的獨行,那么龍應臺的自省就是在理性火炬下分毫必現(xiàn)的仔細探照,當這些不同的內(nèi)省特質(zhì)指向?qū)ν饨绲呐�判時,自然會顯示出不同的特征。
　　
　　怎樣理解"魯迅的刻薄"?
　　
　　魯迅自己把雜文稱為"感應的神經(jīng)"、"攻守的手足",也分析過自己的雜文:"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他的論敵稱他為"刀筆吏",說他"睚眥必報"、"好罵人"、"刻毒",而我們最常見的評語是用"匕首投槍"、"寸鐵殺人"來形容魯迅雜文的短小精悍與"冷血"。龍應臺坦誠地表明,自己對魯迅的雜文評價不高,有她自己的雜文寫作標準在。
　　在她看來,首先,魯迅的雜文有不少不面對事情本身,而對人的人格加以攻擊;其次,在雜文寫作方式上,魯迅的雜文有很多尖酸刻薄的、情緒化的、刺人的表現(xiàn)方式,不夠"大氣"。魯迅雜文不是她個人的范本。龍應臺對另一個寫雜文的前輩梁啟超則十分推崇,她認為梁啟超的文章很好,原因在于,他的文章有見解,邏輯思維非常清楚,而且有知識作基礎(chǔ);不但有知識、有理性、有邏輯思維、有鋒芒,而且真正是充滿了激情�？梢钥闯�,龍應臺對于雜文寫作的邏輯理性思維和知識背景相當看重,在具體的寫作上,則注重對事不對人的基本原則,她認為自己的《野火集》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jié),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傳達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tài)度。"
　　對魯迅的雜文當然有不同的理解。像錢理群先生就曾說過,其實,魯迅雜文雖然"刻毒",卻往往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沒有私敵,只有公仇","在魯迅的雜文里被指名道姓的人與事(陳源、梁實秋、林語堂等等),實際上只是一種社會類型的代名詞,并不是對個人的蓋棺論定(至多只是對所爭論的具體問題的是非判斷)……讀者每每不察,總視為意氣之爭,或以為魯迅的批評言過其實:這都是一種可悲的隔膜"。
　　值得關(guān)注的是,當龍應臺對魯迅雜文的評價被發(fā)表后所引起的一些情緒性的斥罵,使她愈加感覺到理性的重要、表達個人不同觀點的權(quán)利的重要。龍應臺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雖然她對魯迅雜文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但她仍認為魯迅的小說是世界一流的,她甚至幽默地說,"就小說來說,如果魯迅是一條狗的話,那我就是他的尾巴。"
　　
　　兩條不同社會的"蛀蟲"
　　
　　在以強權(quán)限制言論自由的社會,魯迅與龍應臺在雜文寫作上有不同的策略,他們的文章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深深打上了時代印記的文風。在寫作的時代背景上,龍應臺寫《野火集》時,雖受到過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但并沒有被禁書,也沒有被關(guān)起來,與魯迅時代的白色恐怖還是有所不同的。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里對向秀《思舊賦》的隱晦曲折的表達方式的共鳴,正可說明當時寫作環(huán)境的巨大政治壓力乃至生命危險。魯迅雜文風格可說打上了時代的深刻印痕,隱藏著一個時代的政治密碼。
　　在龍應臺的雜文里,我們看到一個正直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直言,她的觀點往往是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有很明確的邏輯思維路線,與魯迅雜文的往往不得不隱晦曲折正好相反。她在《八十年代這樣走過》一文中對自己當時的"寫作策略"有過交代:如何能推到言論鉗制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如何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里的一條"蛀蟲"。她并不直接攻擊體制,但是,"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后都無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
　　文無定法,龍應臺對魯迅的"要求"純粹是從個人的經(jīng)驗出發(fā)的,這或許就像巴頓將軍要同中國古代的孫子決出高低一樣,"誰比誰的好",恐怕只能說說而已。
　　然而,"龍應臺現(xiàn)象"的確是非常值得關(guān)注的,它不僅是文學現(xiàn)象,更是重要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在我們"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民族心理中,在作比較時總要分出兩人的高低來才結(jié)果圓滿皆大歡喜,比如正史里的劉邦和項羽。
　　魯迅希望自己的文字速速消亡,但時間把它留了下來,而且讓我們深感它跟歷史、現(xiàn)實的血肉相連,這也許不是魯迅的本意,但卻是現(xiàn)實存在的。龍應臺《野火》的存在也是如此。這些文字坦白地彰顯著社會現(xiàn)實的黯淡。魯迅當年沉痛地說過:"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消亡。"即使他深刻意識到"沉默的充實與空虛"的人生困境,也從不曾放棄大聲的呼喊,他不沉默。短暫的沉默只是為了走出沉默。龍應臺也是如此。每一個有道德勇氣和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有自己不同的表達方式和道路選擇,永不沉默,也許不只是魯迅和龍應臺這兩個異代相隔的雜文家的相同選擇。
　　(編輯:周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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