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女權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婦女在國際關系的地位及其相關解放旨趣的學問，是廣義上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部分，總體上屬于激進建構主義的范疇；女權主義似乎應該走一條類似于主流建構主義的道路，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向主流社會科學靠攏；同時也應該避免主流建構主義研究中國化過程中的不足；女權主義與主流建構主義的一個重要前途在于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學科建設。?
　　關鍵詞 女權主義 建構主義 學科發(fā)展 國際政治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1000108
　　
　　女權主義國際關系理論[1]（下文簡稱女權主義）是研究婦女在國際關系的地位及其相關解放旨趣的學問，它在中國學界的興起體現了理論借鑒的深入、全面，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與融入世界過程中問題生成領域的擴大與理論需求領域的拓展，總體上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既需要積極推進與大力支持，也需要以適當的理論引導，保持必要的學術清醒，使之向著理論化、系統(tǒng)化和建設性的方向發(fā)展，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繁榮、和平發(fā)展與和諧世界思想體系建設，以及中國的民間外交發(fā)展提供理論和思想上的參考。?
　　
　　一、女權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地位?
　　
　　女權主義理論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最早出現在有關發(fā)展政治、戰(zhàn)爭與和平等議題的研究中，形成了自由女權主義、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以及立場女權主義等分支，其基本考慮是提高女性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與角色，推翻階級壓迫和家庭壓迫，實施“去性別化”的社會建構與政治參與，以及從女性的視角重新解讀人類知識體系。[2]為此，女權主義運用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理論與方法對于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學、國際政治學特別是政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等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提出了許多有意義、有啟發(fā)性的重要命題，對后來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發(fā)揮了獨特的推動作用，究竟起來，大概有幾個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
　　
　　1．以新興的多元視角批判政治現實主義?
　　 女權主義者曾經與批判理論一起對于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了批判。不同的是，后現代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自由制度主義的斗爭矛頭是新現實主義，而女權主義則重點指向了政治現實主義。女權主義對于現實主義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安娜?梯克納教授對于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進行了的女權主義解讀，提供了關于國際政治科學基本原則的另一種范本，很有代表性，這里以此對比。
　　
　　從上表可以看出，女權主義挑戰(zhàn)政治現實主義的過程中主要幾個方向是:一是反對政治學背后的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反映了男人統(tǒng)治利益的政治文化，這有點后現代主義的味道；二是強調了道德對于國際關系的本體論意義，這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基本分歧之一；三是把低級政治、相互依賴、社會再生產以及集體安全等領域的關注納入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議程，而這正是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基本分歧；四是強調世界政治的社會建構性，這又是建構主義的基本立場�？梢�，女權主義綜合了各種方法批判政治現實主義，但總的來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理論取向，因而女權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政治斗爭，正如新自由制度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學理論戰(zhàn)一樣，都屬于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古老爭執(zhí)在當代條件下的多種形式的發(fā)展。?
　　
　　2．解構“國際關系學”的基本概念?
　　 國際關系學（或者國際政治學）是由政治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社會科學，女權主義批評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的過程，也就是解構國際關系學及其概念體系的過程。然而，這種解構的努力還有另外的一些方面，包括關于自然狀態(tài)、國家、主權、戰(zhàn)爭與和平等核心概念。自然狀態(tài)本是18、19世紀歐洲的法學家們?yōu)榱苏撟C現代國家與現代民主的起源而進行的一種理論假定，實際上成了現代政治學的基礎概念，被認為指代國家形成之前的人與人為戰(zhàn)的、無政府管理的、前公民社會狀態(tài)。而女權主義認為，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暗含了男女性別差異及其造成的一切權力歸男人的狀態(tài)，“女性在自然狀態(tài)下是無蹤無影的和微不足道的”（格蘭特語），從而被從政治命題中排斥出去。男權思維就是男人對女人的絕對領導與絕對控制，男女之間存在著絕對值的二元對立。主權要求對內的至高無上權威，對外要求平等權。也就是說，國際政治是男人之間的交往領域，但在國內政治中，主權像男人對婦女的絕對控制一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權由于根本上反映了男人的主權而忽視了女性的權利，因此并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正如它只是代表了剝削階級的利益而忽視了被剝削階級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一樣，是應該納入重新界定的范圍的。戰(zhàn)爭與和平是國際關系學的基礎問題，涉及理論的終極關懷。女權主義企圖修正關于和平（戰(zhàn)爭）的內涵。一種思路把男性與尚武、暴力、父權、專制聯系起來，后者是戰(zhàn)爭的同義語，暗含了壓迫女性的因素，而女人的本性是和平，女權的興起則是和平的福音；另一種思路則認為女性也是戰(zhàn)爭的制造者和有力參與者，也是定義戰(zhàn)爭的基本力量。[4]總之，國際關系學的概念體系是政治學基本理論的某種延伸，而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則是以男人的視角和男人對女人的壓迫為明確或暗含的前提的。要建立更加科學與公正的國際關系學，必須將自然狀態(tài)、國家、主權以和平重新賦予女權主義的內涵。?
　　
　　3.為建構主義和國際政治社會學起到了獨特的推動作用?
　　 女權主義對政治現實主義乃至整個國際關系學科的解構，成為80年代“批判風暴”的一部分，自然對于長期受到現實主義壓迫的理論界的自身解放起到了獨特的推動作用。[5]具體地講，它對于建構主義的發(fā)端以及更大范圍的國際政治社會學發(fā)展提出了幾個有益的命題。首先，女權主義強調國際政治的社會本體論，認為國際政治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本質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男人與女人是一種典型的構成性關系，男人統(tǒng)治為核心內容的世界是以女人的被壓迫為前提的，這就是國際政治的又一秘密。其次，女權主義的認同政治取向豐富了國際政治認同研究的內容。性別認同是社會認同的重要方面，它與階級認同、國家認同以及集體認同都應該成為社會建構主義研究的基本內容，但是，以溫特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卻未意識到這一點。第三，女權主義者較早地從語言建構主義的角度研究國際政治的社會性。建構主義是差不多從語言哲學開始的，而女權主義者很早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埃爾絲塔在1981年就從語言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我們對語言的使用……是構成人……的基礎”，“語言、意義和知識都是社會行為”，因此，她通過分析意識形態(tài)、語境或語言游戲來探索語言在政治社會學中的作用，以揭示國際政治及其學科中“可能為其他學者所無視或忽視的潛在的意義、細微差別以及解釋性概念”。她的這種學術研究顯然是一種社會建構主義的方法，對于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6]第四，女權主義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以一種批判的、情緒化的語言來追求婦女地位的提高，從性別壓迫和國際政治壓迫的雙重角度提出了在國際關系范疇人類解放的話題，讓人們在忙碌于政治操作研究的同時得以喘息，仰望一下道德與理想的星空，關注一番人類解放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實現方式。其實，這是一個充滿了希望的學術處女地，在全球社會不斷生成的新時代，國際婦女解放這個偉大任務可能首先在國際民間社會這個由女性較為擅長的國際公共領域得以部分實現，而這正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方向之一。?
　　
　　二、建構主義研究對于女權主義的兩方面啟示?
　　
　　 上文肯定了女權主義在解構政治現實主義及其主導的國際政治學科過程中，對于社會建構主義（當然也包括了語言建構主義）之發(fā)端的積極作用，現在需要反觀建構主義發(fā)展對于女權主義的啟示。從中國的語境下，這種啟示至少是兩方面的。?
　　
　　1．建構主義與女權主義的元理論聯系?
　　 由于建構主義有主流建構主義與激進建構主義之分，而女權主義在廣義的分類可以算作激進建構主義的內容，這方面，西方學者如溫特早有論述。[7]從近些年的發(fā)展情況看，多數女權主義者還是從原來的批判社會理論與后現代主義理論的角度來解讀國際政治的，這也許是因為國際政治中的性別差異所建構而成的壓迫秩序是如此的牢固，理論批判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也許是因為女權主義的概念體系與理論工具中有著太多的后現代主義的遺產，還可能因為女權主義并未充分意識到全球化與全球社會生成過程中女性實現自我解放的新機會。既然，女權主義總體上是激進建構主義的一支，那么，我們比較它與建構主義的元理論聯系，不如比較它與主流建構主義的元理論聯系。?
　　 從本體論上講，女權主義與主流建構主義如出一轍，承認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性質。在埃爾絲塔等女權主義者看來，男人與女人、內與外、公有領域與私有領域、戰(zhàn)爭與和平都是互為建構的關系，從社會建構主義的本體論出發(fā)，可以顛覆現有的知識體系。以和平與戰(zhàn)爭的關系為例，“問題是這樣的：和平是一個從本體論上講頗為可疑的概念。和平如果沒有潛伏在陰影中的暴力對應物（戰(zhàn)爭）也就不可能存在……戰(zhàn)爭是不和諧的產物，和平則是和諧的產物。如果我們將和平視為本體論框架的一個支撐點，這一對立統(tǒng)一的復合體可以被幾乎無限制地擴展開來。”[8]顯然，女權主義與主流建構主義并不存在實質的本體論立場差異。從認識論上講，女權主義與主流建構主義之間的關系就不像在本體論上那么一致了。多數女權主義堅持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本質，卻不認為這種本質能夠外化為國際關系的客觀實在，否定世界政治中存在統(tǒng)一的客觀規(guī)律性，堅持了一種較為徹底的反實證主義的認識論，而主流建構主義者則在認識論上實現了與主流社會科學的妥協(xié)。女權主義的這種反實證主義認識論直接影響了它的方法論態(tài)度，它反對運用“價值中立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傾向于采取批判的、建構的、人類學的、后現代哲學的，特別是倫理學的方法來研究國際關系。盡管以桑德拉?惠特沃斯、凱瑟琳?穆恩、克里斯蒂娜?陳以及雅基?特魯等人為代表的國外“第二代”女權主義者以社會性別為中心分析范疇，在對國際計劃生育等國際組織的作用、美駐韓軍事基地妓女問題、馬來西亞外國女傭問題、蘇東劇變后捷克婦女地位變遷等研究中，進行了有益的個案分析，[9]但只是小量的初步的嘗試，對于是否稱得上實證主義的轉向尚待觀察�？傊�，女權主義在元理論方面堅持了較徹底的社會本體論及其相關的反實證主義認識論與方法論，基本上沒有向主流社會科學做出讓步，這一點，主流建構主義似乎相去甚遠。?
　　
　　2．建構主義發(fā)展道路對于女權主義的可能的有益啟示?
　　 建構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居于重要的學術地位，在中國甚至被認為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其中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建構主義實現了結構主義化、國家主義化、科學主義化以及中國化。這四個方面似乎都可以為女權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可能的有益的啟示。建構主義實現結構主義化的一個方面，就是把文化定義為結構，文化結構影響身份認同與國家行動，文化成為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實現了建構主義與國際體系理論的對接，也使得建構主義不僅僅是研究國際認同的學問，更是研究文化體系化了的國際論調或者非物質性國際體系的學問。由于新現實主義甚至新自由制度主義都是以接受結構主義起家的，因此，建構主義結構主義化是它融入主流科學的重要方面。女權主義是否可以研究國際結構（包括國際性別結構及其變化，國際社會結構及其變化）對于女權的影響是值得討論的。建構主義接受了國家中心主義的假定，認為國際關系的基本行為體還是國家，研究國家對外行為是研究國際關系的基本點，定義國家利益仍然有著關鍵的理論意義，離開國家談世界是不現實的。?
　　既然曾經有“婦女無祖國”的國際主義，為何就不會有“婦女回歸祖國”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呢？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軌跡是否對于女權主義有所啟示呢？[10]奧德勒等主流建構主義學者呼吁進行科學化的建構主義研究，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女權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陣營中已有少部分學者正在嘗試實證的研究，但是，僅僅簡單的、以敘事為主的個案研究是不夠的。構主義比較成功地渡過了中國化的初級階段。這固然與建構主義本身較為寬廣的研究視域、中國社會本身的文化道德主義基礎有關，也與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者較早地意識到其中國化的任務有關。從2001年中國研究建構主義的第一部專著出版起，中國學者們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地提出它的中國化任務，也就是說，正是由于中國學者研究國外的建構主義時，一開始就在譯介與本土化兩個方向同時推進,因而能夠迅速地向理論創(chuàng)新、政策研究方面轉化，形成了國內學界的建構主義熱潮。?
　　
　　3．建構主義中國化的不足應引起女權主義警惕?
　　 建構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取得一席之地有著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學界的努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問題增多、出現了原有理論范式不能合理解釋的重大政治現象，同時大國成長中的理想主義沖動有了國際合法性研究的需求，從國際關系民主化到和平發(fā)展、和諧世界，為建構主義研究提供了實踐背景。然而，學術研究需要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在一陣熱浪之后，也許是到了理性反思建構主義的時候了。?
　　 建構主義中國化或者本土化過程中出現了若干值得認真注意的問題。一個就是自我封閉，建構主義本來像女權主義一樣是一個開放的學問，是批判理論、語言哲學、后現代主義等諸種理論合成的結果，到了主流建構主義那里，特別是到了中國之后，逐漸變成了一個封閉的體系，不能以更加開放的胸懷將自身融入到更為宏大的理論中去。雖然不少學者為之做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將它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相互借鑒與融合，不斷超越自己，但是收效不大。另一個是知識重復。建構主義的基本知識體系發(fā)展到溫特那里應該說基本系統(tǒng)化了，國內對建構主義的梳理也基本完成了。然而，不少有關建構主義的闡述文章仍然在重復過去，甚至造成了概念的混亂。第三，概念洋化。建構主義是舶來品，受到西學形而上學的影響，比較富有哲理，在國內一段時間內沿用原有的知識體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假以時日，仍然不能將之與本土語言進行結合，恐怕其影響力不能持久，即使持久也不能深入到純理論之外的國際問題研究領域。比如，“建構主義”這個用語本身就需要進一步中國化。主流建構主義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如果對這些問題有所注意，不去與已經中國化了的學說或理論進一步結合，不去研究一些深入中國外交中的戰(zhàn)略性問題，就有可能面臨被庸俗化或被歷史淡化的危險。?
　　 女權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目前條件可能不及主流建構主義，但是它無疑有著光明的前途。改革開放的發(fā)展、社會轉型的加快以及國際公共領域在民間外交方面的拓展，都為中國女權主義提供了實踐的機遇，但是，女權主義中國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在中國土壤能夠扎多深的根？它是否愿意不斷超越自我？它在概念體系上如何重建？它與中國偉大外交實踐如何結合？這都需要認真考慮。?
　　
　　三、女權主義的前途與國際政治社會學?
　　
　　 女權主義固然與主流建構主義有著諸多的不同，與其他激進建構主義也不完全一致。其中一個顯著的方面是，女權主義與社會性和社會學有著緊密的聯系。女權主義之所以令人矚目，也是與國際社會的變遷有著直接的聯系。這種與國際社會的本質聯系，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廣泛的發(fā)展前景。?
　　
　　1．女權主義研究領域本質上是社會生成的?
　　無論是女權主義、女性主義，還是社會性別差異研究，本源上是社會問題研究。首先，如上文所言，女權主義堅持一種社會實踐本體論，把國際政治認為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權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承認，幾乎所有的女權主義國際關系學者都是在社會建構主義的意義上使用社會性別概念的。[11]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女權主義者不可能像現實主義者那樣以研究硬實力為突出特征，也不可能像新自由主義那樣重視經濟學因素與物質交換關系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而不能不把社會結構及其變異作為一種基本的研究對象。其次，女性壓迫的最初來源是父權統(tǒng)治以及社會分工。父權統(tǒng)治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話題，而家庭正是社會的細胞，在中國研究社會學不能離開對于家族與家庭的研究，它是中國化的傳統(tǒng)共同體的主要模式之一；而近代的性別壓迫也源于中世紀甚至更早的男女自然分工的異化。女權主義研究社會分工的異化及其路徑依賴所造成的后果，就不能不研究階段壓迫以及社會變遷，因而對政治的社會學研究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第三，在國際關系領域研究女權主義，不會研究物質力量的對立，而是把國際社會互動作為主要對象，因為正是國際社會互動，才能突破國家主義的控制，才能彰顯女權在國際交往領域的優(yōu)長，才能突出國際道德與規(guī)范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正如一位男性學者所言，“女權主義者像多數理想主義者一樣，更多地是基于社會互動而非獲得權力和運用權力來觀察世界的�！盵12]第四，女權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未來系于全球民間社會的拓展與強大。全球民間社會，又稱全球市民社會，是指相對獨立于由國家控制的國際組織之外的、由各國民間社會外溢而形成的國際聯合，這屬于國際政治中的低級政治領域，與戰(zhàn)爭、安全、外交等高級政治領域相對。全球民間社會主要涉及衛(wèi)生、福利、環(huán)境保護、教育科學文化等領域，是女權主義能夠發(fā)揮重要影響的領域。只有全球民間社會的日益強大，才有女權主義者的光明未來。正如18、19世紀歐洲皇家宮廷和貴婦人沙龍中的文學批評形成了最初的公共領域一樣，[13]20、21世紀的國際公共批評領域進一步向國際層面上的擴展，也或許會催生國際民間社會的更強勁成長，并隨著國際社會相互依賴的發(fā)展、全球性危機的增多、世界婦女大會等國際非政府組織對于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挑戰(zhàn)以及女政治家群體與女批評家群體的相互呼應，而有可能推動國際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型和全球民間社會的實質發(fā)展，它對于全球化時代的女權主義將具有革命性意義。?
　　
　　2．女權主義的興盛源于社會理論與社會領域的變化?
　　女權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運動的說法，雖然并不全面，卻也抓住了它的本質，即女權主義是世界性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弱勢群體追求政治民主與社會公正的全球行動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實現長期被壓抑了的性別平等要求與自我解放的價值，它在國際關系領域的興盛，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理論與社會領域的變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曾經是，現在也是部分女權主義者挑戰(zhàn)政治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重要理論工具。也就是說，在“批判風暴”的時代，女權主義與批判社會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系。國際社會領域的變化，也為女權主義的興起提供了三個方面的基本背景：第一，全球化的發(fā)展，推動了國際政治社會化的持續(xù)深入全面進行，國際社會基本價值和政治文化從歐洲美洲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擴展，女權主義最初賴以成長的社會環(huán)境也從發(fā)達國家向發(fā)展中國家擴張，這使得女權主義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思潮；第二，全球化對原有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持續(xù)摧毀，要求重估一切價值，世界婦女大會等全球民間社會的生成則是全球化條件下推翻社會性別壓迫的基本組織依托。第三，國際社會公有領域與私有領域的分離日益模糊化，政府間國際組織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方面的功能出現了相互依賴的局面，國際政治中的基本關注點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轉化，國際安全的基本關注點從傳統(tǒng)安全向非傳統(tǒng)安全轉化，以平等、公正、合理為基本追求的世界秩序和國際合法性重建，都賦予了女權主義以歷史發(fā)展的機遇。女權主義正是抓住20世紀70、80年代的國際公共性猛烈增生的歷史機遇，利用冷戰(zhàn)結束以后國際政治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對于國際道德、文化、認同與倫理的青睞，在社會溝通、國際公關、民間外交、文化擴展甚至政治參與諸方面，不僅從女權主義理論上，而且從實踐上貫徹性別平等的各種政治主張。換言之，批判社會理論是女權主義理論的主要理論源泉，國際社會的變化是女權主義興盛的主要現實源泉。?
　　
　　3．女權主義與國際政治社會學的理論互動?
　　 女權主義的中國化與建構主義的中國化一樣，需要逐漸結束其“長袖善舞、飄忽不定”的西學東漸階段，進而落實到一種相對非西方文本化的理論框架上來。這是一個狹隘學術自主性失落的過程，也是獲得新型學術自主性的過程，它無疑是困難和痛苦的，卻是有意義的。由于女權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總體上都是用社會學方法來研究國際政治的，擁有社會實踐本體論的基本立場，其目的都是實現國際政治的合法性與人類的社會解放，因此，國際政治社會學似乎是它們共同的前途。?
　　女權主義實際上一直在推動國際政治社會學的發(fā)展，女權主義在發(fā)展初期從社會建構主義的意義上對政治現實主義所做的批判豐富了國際政治社會學的本體論知識；女權主義對環(huán)境保護、國際公共衛(wèi)生等領域的關注豐富了國際政治社會學關于全球民間社會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女權主義關注社會分工的歧視性，把性別壓迫作為國際社會不公正的基本方面，它至少從兩個方面對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有較大的啟示：一方面，國際政治社會學是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系，社會不公正對于世界政治發(fā)展不平衡的影響應是其研究的基本點，另一方面，國際范圍的政治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關系也應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的著眼點，因為從世界歷史上講，人類自身解放運動從神權解放、階級解放、民族解放，一次轉向社會解放，而性別壓迫的改變是社會解放的最后的內容。?
　　 當然，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的發(fā)展，同樣對于女權主義的發(fā)展有推動作用。女權主義的元理論方面有著先天的缺陷（這方面與建構主義特別是激進建構主義的其他學派相類似），國際政治社會學通過對于實證主義的有限肯定來補充其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足。女權主義提出的社會性別平等的倫理主張也可以納入國際政治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國際政治文化中去，后者則是國際社會化的基本價值主體。國際政治社會學在注重國際社會對于國際政治作用的同時強調國際政治對于國際社會的反作用，主張合法性權力對于國際平等的正面推動意義，這樣可以糾正女權主義對于權力或政治過分批判的“單向度”認識。國際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包括社會性別領域的沖突與合作，還涉及國際社會相對平衡發(fā)展與不平衡發(fā)展及其矛盾運動，國際階級斗爭與合作、民族斗爭與融合、種族斗爭與發(fā)展等矛盾范疇和大國關系、國際政治格局、世界秩序之間的矛盾運動，國際權力型公共領域與國際民間社會型公共領域之間的矛盾運動等等，這些研究領域可能會拓展女權主義研究的視野，為其在今后的知識體系構建與發(fā)展定位方面提供有益的理論參考。?
　　目前，中國大國成長進入了關鍵時期，和諧社會、和平發(fā)展、和諧世界等一系列戰(zhàn)略方針，追求國內社會的公正與和諧，強調和平與發(fā)展的理想主張，把實現國際社會的平等、民主與多樣性作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基本環(huán)境與戰(zhàn)略目標，既體現了中國政府的戰(zhàn)略意志、理論自覺與政治自信，也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于國際社會變遷與世界政治文明發(fā)展大勢的正確把握。在古老的東方大國重新崛起的今天，“三和”戰(zhàn)略方針的提出及其貫徹為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學術研究，也給了女權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的進一步中國化提供了難得的實踐載體。這是機遇，更是挑戰(zhàn)。 ??
　　
　　注釋：?
　�。�1］ 以經典現實主義與科學主義為代表的不少資深學者認為，女權主義不是國際關系理論，只是一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視角，但李英桃、胡傳榮等人認為，女權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正在形成。本文理解前一種分類的嚴謹性，但從霍克海默的定義出發(fā)，采取后一種分類。?
　　［2］ 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82頁。?
　　［3］ J. Ann Tickner, “A Critique of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Seven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pp.17-24.?
　�。�4］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633頁。?
　�。�5］ 關于20世紀80年代的“批判風暴”，請參見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長征出版社，2001年，第5253頁。?
　　［6］ 關于埃爾絲塔對于國際關系語言研究對社會建構主義的意義，可見［挪威］伊弗?諾伊曼、奧勒?韋弗爾：《未來國際思想大師》，肖鋒、石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07442頁。?
　�。�7］ 關于女權主義的學術定位的討論，請參見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第16、87頁。?
　�。�8］ ［挪威］伊弗?諾伊曼、奧勒?韋弗爾，前引書，第419頁。?
　�。�9］ 自李英桃：“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發(fā)展現狀與國內同行的評價”，載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社會性別與國際關系”論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3頁。?
　�。�10］ 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的發(fā)展軌跡與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的關系，可參考郭樹勇：《從國際主義到新國際主義》，時事出版社，2006年。?
　�。�11］ J. Ann Tickner,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 and IR Theori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1997, p.620. 轉引自胡傳榮：“沖突、張力與有關合作的期待――女性主義與國際關系學三大主流學說”，載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社會性別與國際關系”論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29頁。?
　�。�12］ 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fourth edition, 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3, p.152.?
　�。�13］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
　�。ㄗ髡吆喗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上海，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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