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其歷史上一個令世人矚目的崛起期，而這也同時是亞洲的崛起期。如何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促進這一活力向亞洲的擴展，追求亞洲的連動發(fā)展，成為這一地區(qū)有識之士熱烈討論的主流話題。2006年早些時候在東京舉行的“日中產學官交流論壇∶中國的大城市群與東亞經濟圈”上，來自中日兩國的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與展望。
　　
　　亞洲經濟進入連動發(fā)展時代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1/4世紀里，實現了平均9%以上的高速經濟增長。其結果是，中國從一個封閉貧窮的國家躍進為僅次于美國、德國的世界第三位貿易大國。GDP的規(guī)模也躍升為世界的第四位。2005年貿易順差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GDP首次超過了2兆美元。
　　東京經濟大學周牧之副教授認為，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從結構上看具有三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中國的發(fā)展是建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的大分工、大交流型的發(fā)展，特別是與東亞區(qū)域內的分工非常密切。東亞各國分工的深化導致東亞區(qū)域內貿易率從1980年的34%上升到2004年的55%。
　　第二個特征是中國經濟增長極的巨大化。從地理上看，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這三大城市群。中國經濟今天正在向大城市群急劇地集中。2005年三大城市群創(chuàng)造了中國GDP的42.4%和出口的77%。
　　第三個特征是大規(guī)模利用世界資源。中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沒有能夠獲得利用世界資源的國際環(huán)境。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以三大城市群為中心，利用世界資源的規(guī)模正在急劇地擴大。例如中國的鐵礦石進口始于1981年，到2005年其規(guī)模已經達到了27,500萬噸。近年石油的進口也在劇增，2005年達到12,700萬噸的規(guī)模。對世界資源的大規(guī)模利用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雖然進口了大量資源，但是中國的人均能源以及鐵礦石的消費量還很低。中國對世界資源的進口今后還會持續(xù)增長。
　　日本今天的經濟結構有著與中國經濟相似的特征，而且中日經濟正在不斷地深化分工和合作。2004年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成長的中國市場產生了巨大的需求，成為支撐日本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也在中國創(chuàng)造了超過1000萬人的工作崗位。
　　周牧之據此認為，中日經濟已經進入了互相依存的時代，中日兩國的經濟都在從以國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向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開放經濟進行轉型，“鴉片戰(zhàn)爭以后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存在感不斷降低，直到今天亞洲才重新開始增大在世界經濟中的存在感，在這背后亞洲各國經濟的互相連動和分工合作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三井物產戰(zhàn)略研究所長、日本綜合研究所會長寺島實郎很認同周牧之的觀點，他列舉數字說，2004年亞洲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4%，綜合許多資料可以預測，到2030年亞洲占世界GDP的比重將超過50%，“在1820年，中國、日本和印度當時占世界GDP的比重超過了50%，也就是說，在這以后的近200年，我們經歷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兩百年后的亞洲正在重新向超過世界GDP50%的時代復蘇�！�
　　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先生曾提出著名的“雁行模式”：即把亞洲國家的發(fā)展比喻成大雁的飛行，以日本為領頭，其次是亞洲四小龍、中國、印度、東盟等依次梯隊發(fā)展。
　　寺島實郎說，過去有很多日本企業(yè)接受了這一理論，制定了從東京放射狀看亞洲的經營戰(zhàn)略。但是現在日本企業(yè)大多認識到亞洲今天進入的是一個連動發(fā)展的局面。日本領頭牽引亞洲經濟發(fā)展的認識是一個錯誤。中國、印度、東盟各國都有著各自形態(tài)不同、大小不同、性能不同的引擎，牽引著經濟的發(fā)展。
　　“更重要的是各國發(fā)展互相連動，所以今天的日本企業(yè)在中國設廠時，已經不再是用如何從日本的本社提供零部件這種思維來設計它的供應鏈，而是進入了以在中國的工廠如何實現最恰當的零部件供應、最恰當的市場供給為核心的發(fā)展階段。”
　　寺島實郎提出了一個“大中華圈”的概念，其所指包括中國的大陸、臺灣、香港和華人人口占78%的新加坡。日本目前對大中華圈的貿易比重高達28%，而對美貿易比重不到18%。他說，日本現在陷入了頭腦和身體分離的狀態(tài)。所謂的身體也就是日本的下部構造已經進入了與亞洲，特別是與大中華圈不可分割的時代。但是腦袋，也就是上部構造的90%以上還是偏重與美國的關系。雖然日美關系很重要，但如何深化與亞洲的有機連動是日本的重要課題。目前日本的腦袋處于昏濁的未整理狀態(tài)，而身體卻已經發(fā)生了質變。這使日本迷失了對未來的方向感。
　　
　　繁榮和緊張的亞洲海洋
　　
　　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這三大城市群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們的對外開放性。周牧之說，歷史上中國也曾經出現過對外開放的大都市，例如唐代的長安，作為絲綢之路出發(fā)點的長安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世界都市，然而在唐朝滅亡以后的一千多年漫長歲月里，中國選擇了自我封閉。今天中國出現了面向海洋的開放的巨大城市群，有著重大的意義，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它對亞洲的經濟政治格局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人們都希望把東海變成和平的海洋，但實際上今天的東海仍存在包括領土糾紛，石油、天然氣等海洋資源開發(fā)爭議，安全方面的相互戒備等許多危機。朝日新聞社特別編輯委員、專欄作家船橋洋一說，“這些問題起源于這一地區(qū)國家在自己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對海洋以及海洋資源如何看待所引起的摩擦。”
　　他說，中國和東亞各國和地區(qū)都是通過利用海洋而發(fā)展起來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四小龍”是如此，八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也是如此。在東盟加日中韓這13個國家中，沒有海岸線的國家只有老撾，其他國家都有著漫長的海岸線，都面對著海洋，歷史上的發(fā)展都與海洋息息相關。
　　今天中國作為海洋國家正在取得令人矚目的發(fā)展。船橋洋一介紹說，日本有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創(chuàng)建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聯合起來的海洋民主主義聯盟。這種想法明顯是針對中國的。他們認為中國是大陸國家，日本是海洋國家，是民主主義國家，而中國不是，所以應該分成兩個陣容。
　　船橋洋一認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首先必須看到中國作為海洋國家發(fā)展的一面，同時還要看到，作為海洋國家的發(fā)展是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契機。對于中國而言，如何與亞洲各國一起來開發(fā)海洋，保護海洋，然后通過海洋來加深互相的分工和合作，已經變得非常重要。這些對未來提高中國的海洋性和開放性有著重大的意義。
　　周牧之指出，亞洲今天進入了同時具有成長和緊張兩個側面的時代�？梢哉f，中國從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的轉型帶來了亞洲的成長和緊張，“600年前，鄭和曾經7次遠航，建立了一個巨大的貿易圈。但此后的600年間，亞洲的海洋里失去了亞洲自己的交易體系。”
　　“思考海洋是什么非常重要。”星野進保說，“從海洋資源上看，還有著很多未開發(fā)的領域。例如日本最近深層水的利用非常流行，把從深海里采取的水通過處理用在飲用、化妝等領域很受歡迎。從這個小小例子可以看到對于海洋的利用不應該僅僅是局限在捕撈漁業(yè)資源或者是通行船只，海洋還具有很多我們可以開發(fā)的資源。所以我贊成要一起來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海洋資源。”
　　
　　創(chuàng)建亞洲共同發(fā)展的機制
　　
　　寺島實郎說，亞洲的未來需要智慧的連動，尤其需要日中雙方有頭腦的人進行交流。因為在目前政冷經熱的狀態(tài)下，東亞共同體的現實性，以及在亞洲能否實現像歐洲那樣的經濟共同體，雖然顯得很渺茫，“但是，如果在一個一個的課題上實實在在地互利合作，這些合作的累積將會成為未來亞洲共同體的基礎”。
　　寺島實郎還認為，如果能夠形成亞洲的資金為亞洲共同利益循環(huán)的機制，將會對整個亞洲產生巨大影響。日中韓三國加起來的外匯儲備超過了2兆美元，如果能夠拿出其中5%來進行項目合作，將會有重大的意義。例如亞洲開發(fā)銀行提倡的湄公河三角洲的開發(fā)；又如鑒于馬六甲海峽的繁忙，現在中東石油的70%都被運往中日韓，而這些石油都要通過馬六甲海峽，因此可以構想開辟橫斷馬來半島的運河；再如，如何協助中國解決環(huán)境問題。實現這些對亞洲各國有共同利益的項目需要創(chuàng)造共同合作的機制。
　　船橋洋一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歐洲，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的周邊國家雖然分別屬于敵對陣營，但卻超越了這些障礙一起合作進行了海洋的環(huán)境保護，例如利比亞與以色列一起簽署了《禁止地中海海水污染》的條約，蘇聯與德國等波羅的海國家共同制定了保護波羅的海環(huán)境的條約。
　　而在亞洲，這樣的海洋環(huán)境管理制度的建立還剛剛起步。
　　
　　謀求新的發(fā)展模式
　　
　　楊偉民說，今天的東亞進入了一個非常繁忙的時代，計劃經濟下的中國只要工作8個小時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今天的中國人要工作得更多，中國的大城市群今天成長為世界工場，每年中國要給60億的世界人口每人生產一雙鞋，每人生產兩米布。為了持續(xù)這個世界工場，中國人必須辛勤地勞動。
　　但是也可以考慮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比方說西班牙人上午10點上班，下午1點到4點午休，然后黃昏時早早下班，去看斗牛，去聽音樂。即便這樣，西班牙的經濟也取得一定發(fā)展。
　　因此，楊偉民認為，中國要考慮選擇什么樣的發(fā)展模式，發(fā)展什么樣的產業(yè)。
　　“中國還能不能夠繼續(xù)今天的發(fā)展模式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全世界的鋼鐵、水泥等工場都在向中國轉移，這種工場大轉移在中國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中國人為此拼命地工作，生產出大量物資供應世界�！睏顐ッ裾f，“但我不認為這種模式能夠持續(xù)下去，今后需要重新考慮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分工體系。各個國家和地區(qū)都應該有自己的位置，對這一點各個國家需要協商和討論”。
　　(《環(huán)球》2006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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