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前，在浙江義烏鄉(xiāng)下一間茅草房里，29歲的陳望道，在中國第一個全文譯出了《共產(chǎn)黨宣言》這部馬恩經(jīng)典著作。由于陳望道在建黨過程中的貢獻，和他在語言修辭學中的突出成就，毛澤東對他一直很敬重。
　　
　　口述：陳振新，復旦大學教授，陳望道之子
　　陳光磊，復旦大學教授，陳望道1960年代研究生
　　采訪：本刊記者 郭田珍
　　
　　“陳望道是一座豐富的寶庫，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現(xiàn)代化和語文改革，對于中國現(xiàn)代修辭學的奠基，對于普通話的定義、簡化漢字的推行、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及新型大學教育的建設等方面，貢獻都是卓越的。”陳光磊說。
　　“1920年夏，毛澤東在上海經(jīng)陳獨秀介紹認識了陳望道，1921年因建黨工作又有多次接觸，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接觸更多�！标愓裥抡f。
　　陳振新和陳光磊，為本刊記者講述了毛澤東多次提及陳望道的往事。
　　
　　“陳望道譯《共產(chǎn)黨宣言》，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36年，在延安，毛澤東對前來采訪他的美國傳記作家埃德加?斯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階級斗爭》；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籌備成立過程中，《共產(chǎn)黨宣言》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影響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一批中共早期領導人。那么，這本誕生于1848年的英國，有“共產(chǎn)主義第一書”之譽的德文著作，是如何漂洋過海，時隔70多年后生根于中國的呢？
　　上世紀前十幾年的時間里，在中國的報刊上，曾出現(xiàn)過日文翻譯過來的節(jié)譯版《共產(chǎn)黨宣言》，但卻一直沒有全譯本。
　　在把《共產(chǎn)黨宣言》譯成中文的過程中，戴季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在日本留學時，讀過日文版的《共產(chǎn)黨宣言》，他深知這本書的分量，如果翻譯成中文，將會對國內(nèi)共產(chǎn)主義思潮的傳播大有益處。
　　由于自己各方面水平不適宜翻譯這部經(jīng)典著作，戴季陶想到了邵力子，邵力子向他推薦了當時正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當語文教師的陳望道。
　　陳望道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認識了日本著名學者、早期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和山川均等人，很喜歡看他們從蘇俄翻譯過來的文章，從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他的日語、漢語的功底都很深厚。在浙江一師，陳望道走在了新文化運動的前列。
　　1920年3月中旬，陳望道帶著戴季陶給他的日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和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里借出的英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回到浙江義烏分水塘村開始翻譯該書。
　　一個多月后，陳望道攜帶譯好的文稿來到上海，李漢俊、陳獨秀等相繼對此進行了校譯。
　　原想在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chǎn)黨宣言》，因為《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被當局勒令停刊，陳獨秀只好另覓途徑來出版這本書。
　　陳獨秀跟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商量此事，維金斯基拿出了一筆錢作為經(jīng)費，為出版《共產(chǎn)黨宣言》專門成立了一個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就在又新印刷所內(nèi)，毛澤東來找陳獨秀，陳獨秀將正在校對《共產(chǎn)黨宣言》的陳望道介紹給了毛澤東：“這就是我們的大翻譯家陳望道�！�
　　那是毛澤東和陳望道第一次見面。
　　1920年8月，《共產(chǎn)黨宣言》初版印刷一千冊。這本書比如今的小三十二開本還要小，封面上是馬克思半身坐像。封面最上端，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馬格斯即馬克思，安格爾斯即恩格斯。
　　這個版本的《共產(chǎn)黨宣言》，由于疏漏，印刷排版時封面標題錯印成了“共黨產(chǎn)宣言”。這一印錯書名的版本，目前國內(nèi)僅存7本。
　　在1920年9月再版時，錯印的書名得以糾正，印為《共產(chǎn)黨宣言》。這個版本目前全國僅存11本，分別珍藏在國家圖書館、上海黨的一大會址紀念館等博物館。
　　1954年10月，陳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周恩來總理曾問他，當時《共產(chǎn)黨宣言》主要根據(jù)什么版本翻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根據(jù)英文版，同時參考日文本。
　　
　　“既然陳望道要辦，就讓他辦”
　　
　　在今天復旦新聞學院前面的草坪上，矗立著一座陳望道的半身銅像，人們以此來紀念這位復旦新聞系的創(chuàng)始人。
　　1920年9月，陳望道來到復旦大學國文部任教，開設了文法、修辭課程。1924年起，他又開設了美學、因明學和新聞學講座等課程。1925年國文部改名中國文學科，1927年起陳望道任中國文學科主任，他把原有的新聞學講座擴充為新聞學組，特聘名人講授“新聞編輯”、“新聞采訪”與“新聞學”等專業(yè)課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1929年復旦調(diào)整系科時，原中國文學科分成為中國文學和新聞學兩個系。復旦大學從此有了新聞系。
　　在陳望道擔任新聞系主任期間，以“好學力行”作為系訓，培養(yǎng)出一大批有社會責任感的新聞人。
　　1945年8月，因國共談判，毛澤東親臨重慶，點名要見陳望道、周谷城、張志讓等民主人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陳望道是毛澤東點名要找的人之一。7月，陳毅任命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負責主持校務工作，配合軍管會實現(xiàn)對舊復旦的接管。1952年10月，毛澤東正式任命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長。
　　作為校長的陳望道對新聞系仍然很關心。他親自出面邀請上海解放日報社社長惲逸群出任新聞系主任，邀請大公報王蕓生、文匯報徐鑄成等新聞名家到新聞系講課。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diào)整，有關部門準備停辦復旦大學新聞系。與復旦新聞系同樣有名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并入北京大學后，也沒有辦新聞系，只是在中文系中設置了一個編輯專業(yè)。
　　陳望道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蘇聯(lián)只有黨校才能辦新聞系為由要停辦復旦新聞系后，兩次專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教育部說沒有辦法，他又去找周恩來總理。
　　總理請示毛澤東主席后，毛澤東說：“既然陳望道要辦，就讓他辦�！�
　　這樣復旦新聞系才得以保留下來，成了全國新聞院系中歷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斷的一個院系。
　　復旦的校名“復旦大學”四字，開始采用的是毛澤東寫給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跡。陳望道認為還是請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校名為好，為此，他在去北京開會時專門找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張志讓，請他托人讓毛澤東親自為復旦校名題詞，現(xiàn)在所用“復旦大學”四字即為毛澤東親筆題寫。
　　
　　“陳望道愿意什么時候回來，就什么時候回來”
　　
　　陳望道在建黨的理論和實踐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身為中國共產(chǎn)黨最早的五名黨員之一，陳望道被推選為上海地區(qū)出席一大的代表。在建黨及籌備一大召開等諸多事務性工作中，陳望道成為出力最多的人之一。
　　1920年5月初，陳望道應陳獨秀之邀，參加《新青年》雜志編輯工作。年底陳獨秀赴廣東，陳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編輯，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蘇俄的變化和成就。
　　同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上海正式成立，書記為陳獨秀，成員有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等。陳望道一度擔任勞工部長，幫助籌建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等，為積極組織和發(fā)動工人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陳望道為人正直，性格清高。
　　一大召開前夕，因為建黨過程中所用經(jīng)費需經(jīng)陳獨秀簽字方可到李漢俊處領取，陳獨秀并不知道有多少錢可用卻亂批條子，為此李漢俊對陳獨秀很有意見。陳獨秀把這一矛盾擴大到了陳望道身上，到處寫信說陳望道與李漢俊要奪他的權。陳望道為人正直，容不下這種無端的指責，堅持要求陳獨秀予以澄清并當面道歉，陳獨秀不肯，陳望道一氣之下提出要離開組織，并因此未出席中共一大。但一大后陳望道仍擔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的書記。他離開黨組織是1923年8月以后的事。
　　1923年8月5日，時任中央委員的毛澤東代表中央出席上海地方兼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tài)度應緩和，勸他們?nèi)∠�退出黨的意思；還建議把他們“編入小組”。
　　黨組織指定沈雁冰（即茅盾）去對三人勸說。茅盾后來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說：“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退出黨，結果邵同意，陳卻不愿。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是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xiàn)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chǎn)主義終身不變，愿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nèi)更方便。’”
　　自此以后幾十年，陳望道雖然是一位黨外的民主人士，卻仍然是一位信仰共產(chǎn)主義終身不變的勇士。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是黨創(chuàng)辦的上海大學的代理校務主任、中華藝術大學的校長，陳望道曾先后二次邀請魯迅到中華藝大演講，使中華藝大一度成為左翼文藝運動的中心。在三十年代，陳望道發(fā)起大眾語運動，主編《太白》雜志，抵制當時的文言文復辟逆流。在抗日戰(zhàn)爭年代，陳望道始終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他與魯迅、葉圣陶等發(fā)起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會”�？箲�(zhàn)勝利后，陳望道參加了“上海國立大專院校教授聯(lián)誼會”，并成為教授聯(lián)誼會的負責人，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與國民黨展開了一場“反內(nèi)戰(zhàn)、反饑餓、反迫害”的斗爭。
　　1956年1月，毛澤東來到上海，接見了陳望道，說他最近看過陳望道著的《修辭學發(fā)凡》，寫得很好�，F(xiàn)在有人寫文章，不講文法，不講修辭，也不講邏輯。
　　不久，陳望道向上海市委提出回到黨組織的要求。上海市委向中央?yún)R報時，毛澤東深知陳望道的歷史與人品，說：“陳望道愿意什么時候回來，就什么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
　　1957年6月，陳望道直接由中央批準回到黨內(nèi)。中央考慮到工作需要，長期沒有公開他的黨員身份，直到1973年8月，成為中共十大代表時，才將他的黨員身份公開。
　　1961年“五一”節(jié)，毛澤東到上海與上海各界人士共度節(jié)日。在錦江飯店，陳望道、周谷城與毛澤東三人圍坐在一張小桌旁，柯慶施、曹荻秋在旁作陪。
　　1977年10月29日，87歲的陳望道與世長辭。
　　1980年1月23日，在他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60年以后，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根據(jù)黨中央批示，在上海市革命公墓，在陳望道骨灰盒上，覆蓋上中國共產(chǎn)黨黨旗，儀式隆重而又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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