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國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說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為起於十七世紀和在十九世紀被神圣同盟確立的"國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選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則超越（override）。在這兩個原則有沖突時，國際社會選擇了後者優(yōu)先的原則，并有國際警察機制來強制執(zhí)行這些新制度。這是意識形態(tài)、道德準則、國際關系法的大變化�！　�

　　人類歷史上可與這個大變化相比的有"偷竊應受罰"原則的確定，"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國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則的確定。這些道德準則的確立是法律制度的基礎。而道德準則確立和變化的過程是一個公共選擇過程（布坎南，１９７５），與自由市場中做買賣的私人決策過程并不一樣。道德準則的形成與意識形態(tài)的演化有關，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契約那么簡單�！　�

　　對這類公共選擇過程的復雜性，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偷竊應受罰"這種道德準則形成為例來說明。"偷竊應受罰"看似是種天經(jīng)地義的道德準則，實則，其形成過程非常之復雜。首先我們應認識到人類歷史的大部分，這一準則并不被社會公認，遲至十七世紀的美洲，印地安人之間"拿別人的東西"不算"偷"，在共產(chǎn)黨國家，政府偷搶私有財產(chǎn)的行為也不算偷。第二，我們應認識到，每個人都會有對此原則的"免費搭車"態(tài)度，也就是說誰都愿意看到這原則對別人的偷竊行為實行，但誰都不愿當警察去執(zhí)行這原則，或不愿交稅出錢雇警察來執(zhí)行此原則。第三，假設我們有了稅收制度來養(yǎng)警察來執(zhí)行這一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準則，這警察所需的公權力創(chuàng)造了壟斷公權力的機會，這警察本身會利用此壟斷權力來偷竊公民的財產(chǎn)。第四，強制執(zhí)行此原則的過程，因為懲罰有非人道後果，坐牢限制人身自由，錯判（就像科索沃戰(zhàn)爭誤傷平民和中國大使館一樣）更是會造成非人道後果。因此，偷竊一旦發(fā)生，公眾可能會有"朝前看，不究既往"的"人道"傾向。而這就使司法制度不具公信力，盜賊也會因此而猖厥。在這種情況下，當一個公正的警察可能是四處不討好，因此，人們更不愿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

　　這說明，"偷竊應受罰"要形成法律制度，不但有形成社會共識的困難，還有沒人愿意當警察或警察趁機打劫的困難。　　

　　我們先談科索沃事件如何克服了這些困難，再來談談它與中國民主和政黨政治的關系�！　�

　　英國早在十二、三世紀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倫敦自十三世紀以來就由公司管理，國王只通過公司收稅，而不直接治理。英國的封建制度產(chǎn)生了諸侯會議：小國會，此後國王的收稅都要通過與國會討價還價來進行。國王不可未經(jīng)國會批準加稅的制度形成後，重大的政治沖突更是由此而生。英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zhàn)爭都是因國王與國會因稅收發(fā)生爭執(zhí)而生。英國光榮革命後，中央政府成了虛君共和政府，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由民選產(chǎn)生早是英國的傳統(tǒng)。　　

　　美國早在獨立戰(zhàn)爭前就是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的議會都是民選的。不少美國的開國元勛過去都是殖民地議會的領袖。　　

　　歐洲由於沒有統(tǒng)一的政治權力，各國之間的長期戰(zhàn)亂，逐漸形成了住民自決，民選地方政府的原則，這個原則在二次大戰(zhàn)後，成為自由西歐的共同意識形態(tài)。各國之間領土糾紛都是由住民投票解決。例如德法之間對魯爾區(qū)的歸屬在二次大戰(zhàn)後就用公民投票解決。雖然法國是戰(zhàn)勝國，是魯爾區(qū)既成事實治理者，公民投票還是使魯爾區(qū)回歸德國。西歐用"住民自決"、"公民投票"這一套解決有爭議的領土糾紛的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決則，被歷史證明是對社會整體最有利、最公平的解決領土糾紛的辦法，因此它是和平和長治久安的保證。所以，住民自決，公民投票、公民選舉、地方自治這一套成了自由歐洲深入人心，獲取共識的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準則，違反了它，就像做了賊一樣，一定要受罰。反對制裁違反這一原則的人無異於為盜竊辯護�！　�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能理解為什么自由歐洲和北約會毫無異議地全力支持北約制裁南斯拉夫，法國幾乎事事都要與美國唱唱反調，但在這樣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誰敢為"賊"辯護？　　

　　蘇聯(lián)垮臺後，南斯拉夫也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這一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準則，因此各加盟共和國都多少實行了地方自治�，F(xiàn)在南聯(lián)邦內(nèi)的各加盟共和國政府都是地方選舉的。

　　由於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獨立，南斯拉夫企圖收回自治權，并用聯(lián)邦政府的武力去打地方民選政府，這在自由歐洲人看來與希特勒打波蘭并無原則差別。歐洲人經(jīng)歷兩次世界大戰(zhàn)，百年戰(zhàn)爭，三十年戰(zhàn)爭，他們已有了共識，這種事一旦被容忍，歐洲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和平�！　�

　　而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tài)還停留在蘇聯(lián)時代，中國領導人只認國界不可侵犯，不承認地方自治權，民選政府的權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決這些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準則。大多數(shù)中國人受政府誤導，以為這又是一場強權政治的游戲，沒有道德準則可言。而一些中國民運人士，也支持國內(nèi)的"義和團"式的意識形態(tài)，看不出這是類似於指責抓賊的警察，借口警察行動中有失誤而完全否認警察行動的正當性。在西方看來，中國政府的行為是極端機會主義的，看見行竊，他假裝看不見，有人見義勇為出面當警察抓賊，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見義勇為者不放，一付無賴的樣子。而不少中國人都有意無意當了這無賴的打手。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實在是被世人非常看不起的。這種行為沒有正當性，極端不道德�！　�

　　對於此事中的是非歐洲人有共識，連南斯拉夫也做賊心虛，不敢逞強。但是歐洲人在警察行動對於其平民的代價和不堅定的警察行為的代價等問題上并沒有高度共識。北約和美國在這方面沒犯錯誤，他們了解新歐洲需要警察，而最大的危險是沒人愿當警察，沒人愿出錢執(zhí)行警察行動，或警察的合法暴力不夠強大時，整個自由世界警察制度就不具公信力。連基辛格也認識到，一旦制裁南斯拉夫的警察暴力行動開始，這場戰(zhàn)爭就一定要贏，否則世界上就沒有國際警察的公信力。這里自由世界容易犯的錯誤是公眾心太軟，高估誤傷平民的代價，而低估警察失去公信力的代價。中國的非民選政府就利用一般公眾對警察合法暴力公信力重要性的不了解，而煽動支持盜賊的情緒�！　�

　　俄國政府在科索沃事件中也是相當機會主義的。它後來參加維和部隊時有明顯的利用這一參與謀取一國家私利的機會主義傾向。北約國家是否也有這類利用警察的壟斷權追求某些人私利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呢？我的看法是這種行為受到兩大限制，一個是自由歐洲和美國各國的民主制度使各國執(zhí)政者在國內(nèi)沒有政治壟斷權，因而不可能毫無限制地追求當權者私利。二是北約內(nèi)有一套相當完備的制衡機制，少數(shù)強國也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追求一國私利�！　�

　　特別是二次大戰(zhàn)以來，美國已贏得了國際警察的信譽，自由國家都相信她在執(zhí)行警察職務時是中立的，美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她處理波多黎哥和夏威夷都是用公民投票，住民自決解決的，沒有用暴力擴大領土的野心。二次大戰(zhàn)後，美軍軍事管制日本，執(zhí)行警察功能真正是非常公正。盡管日本憲法和很多早期法案都是美軍當局起草，但事事都按民主程序，由日本國會通過（或公民投票通過）。　　

　　一旦日本的憲政體制上了軌道，美軍馬上撤出�！　�

　　美國并沒有利用其警察特權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國這兩個潛在的競爭對手。這里我必須澄清中國人和歐美人對警察一詞的不同理解。在中國人看來警察就象大陸的公安一樣，利用警察權力欺壓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警察保護警察的走私活動。但在自由世界，警察整體而言與政黨不一樣，它是中性的，不能追求一黨一派的私利。因此有人愿意做中性的國際警察，它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序的條件，這國際警察正因為其不偏不倚，嚴守中立，所以是令人敬佩的。以美國目前在科索沃的警察行動而言，她不但要保護阿爾巴尼亞人不受迫害，也要保護塞爾維亞人不受報復和迫害，而且由美國人出錢，不要塞爾維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出錢（美國國內(nèi)有不少人擔心這筆巨額費用），這樣無私的見義勇為而又中性的國際警察，不是令人敬佩嗎？中國的警察能做到這樣不謀一黨之私，中性地用強大的合法暴力保護所有個人的合法權利嗎？顯然不能。首先，中國政府不承認地方自治，住民自決，因此，它有類似領土野心的用暴力征服臺灣和西藏地方自治政府的傾向，或不允許基於自由選舉的地方自治。第二共產(chǎn)黨政權肯定是為一黨之私利服務，它天然是用警察壟斷性暴力推行國家機會主義。例如用警察暴力迫害反對黨，用警察暴力壓制自由結社等等�！　�

　　現(xiàn)在我們談談科索沃事件與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政黨自由之間的關系。我們分兩步來討論，一是國際政治與中國民主之間的關系；
二是中國民主和政黨政治的前景。中國近代史上與外界的沖突非常類似這次科索沃事件中的沖突，它們都是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道德準則與西方的沖突。以義和團為例，沖突與中國政府對結社和宗教自由的態(tài)度有關。西方經(jīng)過宗教改革運動前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互相迫害，到英國光榮革命時，終於形成了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自由結社的道德準則和意識形態(tài)。每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都很難自愿接受這些，但由於各國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沒有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這一原則終於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變成共識。　　

　　上個世紀末，中國并沒有形成這種意識形態(tài)。因此，民眾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會在中國的發(fā)展。義和團實際上是對自由教會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滅洋來爭取當局的認同。"滅洋"類似今天的種族清洗，僅僅因為人家不是中國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殺身之禍。這種宗教迫害，對自由結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當然受到西方各國的一致反對，這是中國庚子之亂的根源�？陀^地反省，中國政府和義和團當時的行為是野蠻人的行為，是應該受到制裁的�！　�

　　民國以來，國民政府改變了這種行為，在意識形態(tài)、道德準則和憲政秩序上向西方靠攏，逐漸使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因此而上升。至二戰(zhàn)結束，中華民國成了聯(lián)合國的創(chuàng)始國和常任理事國。但是共產(chǎn)黨執(zhí)政以來，卻向野蠻和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倒退。二十年改革，不改變意識形態(tài)、道德準則和憲政秩序，只是開放經(jīng)濟，結果六四事件和科索沃事件中，再次使中國在國際上陷入當年類似義和團和清政府的孤立地位，這樣繼續(xù)下去，可能還會因為堅持野蠻的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準則象南斯拉夫和當年的清政府一樣受到正義的文明世界之警察行為的懲罰。比如，中共如果武力進攻民選的臺灣政府，它一定會受到國際警察和司法制度的武力制裁。在當今的文明世界，中共想象韓戰(zhàn)和越戰(zhàn)一樣，又要做賊，又不受罰再也不可能了�！　�

　　中國要想重建自己在文明世界的國際地位，應該學習當年法國和德國的經(jīng)驗教訓。十九世紀英國形成憲政秩序和民主制度，使其強大起來，法國卻因專制制度而落後，法國在拿破侖時代企圖重新贏得歐洲的領導地位，他推行拿破侖法典，廢除貴州等級特權，用平等、博愛、自由、自由結社、公共教育制度等真正形成了法國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地位。但拿破侖以暴力征服別國，最後受到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動制裁。德國為了趕上來，在俾斯麥治下，大力推行自由主義改革，實行君主立憲，結社自由，地方自治。這些新制度改革也使德國重新強大起來。但是對外的武力擴張卻是德國的慘痛教訓。直到二次大戰(zhàn)後，終於歐洲都接受了住民自決，地方自治這一套長治久安的解決領土和國家之間糾紛的制度�！　�

　　比較歐洲和中國，歐洲的政治制度演變是以多個小國之間的平等競爭為條件的。如果歐洲出了個秦始皇統(tǒng)一了歐洲，政治制度的變化就不可能如此快，而中國太大了，政府領導人和特權階層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不夠大，所以可以人均收入是臺灣的十分之一還堅持落後的制度不變。在歐洲十八世紀，法國的人均收入低於英國１／３，法國就爆發(fā)大革命，非要改制度不可。但是科索沃這類事件，美國和統(tǒng)一的歐洲對中國也有強大壓力。如果中國政府對這強大壓力的反應象清政府那樣遲鈍，中國有可能亂起來。但如果中國的反應象德國、法國、日本對美國成功經(jīng)驗的反應那么靈敏和積極，在制度改革，特別是政府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則中國還是有希望的。臺灣、南韓政治制度改革快都是因為他們國家小，國際競爭的壓力大，所以他們的反應比較快。從這點而言，科索沃這類事多一點，對中國刺激大一點，對中國政府的大國政治壟斷地位打擊大一點，都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

　　因此中國領導人如果頭腦清醒，應該模仿國民政府的策略，在意識形態(tài)、道德準則、法律制度方面向西方靠攏，以提高其國際地位，改變機會主義、野蠻人的形象。這會加強國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然後用開放地方選舉，逐步實行地方自治，再開放自由結社。逐漸過渡到憲政體制，用強大的合法國家暴力保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

　　但是中國政府目前是反其道而行之，嚴禁自由結社，壓制和放慢地方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發(fā)展，外交上與文明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準則對抗。這些政策使中國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消失，人民的革命情緒不斷發(fā)展。這樣下去，中國可能重蹈滿清的復轍。特別是共產(chǎn)黨制度在政治權力轉移方面甚至不如君主制成熟，執(zhí)政者并沒有對國運長期負責的長遠打算，當了領導人更關心的是利用元首地位在各國旅游。加上共產(chǎn)黨長期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使其在公眾面前沒有可信承諾的公信力，因此中國向民主憲政轉軌的最大困難是一個有公信力的強大的合法警察暴力的真空。　　

　　一個可能是，中國的警察暴力足夠強大，但它被用來侵犯公民的自由結社及地方自治，自由選舉的權力。因而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衰減，終於形成政府合法暴力的真空。這時就會出現(xiàn)"六四"時的局面，誰也無法控制局面。防止這一局面的有效方法是盡快開放地方選舉、地方自治、自由結社，使得地方民選首長有合法性極高的警察暴力來維持社會秩序。也使反對黨的組織程度提高，使反對黨領袖能約束反對派群眾。這也會使共產(chǎn)黨處理與政治競爭對手的關系和應付助選的能力迅速提高，因而使整個社會的組織能力和穩(wěn)定性提高�！　�

　　我們都樂見後一種局面逐漸形成，而不希望前一種局面持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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