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留學期間，1946年由于各種原因，我從一個對政治毫無興趣、而且不問政治的人，逐漸傾向中國共產(chǎn)黨。1947年回國到武漢大學執(zhí)教期間，還參加了中共武漢地下市委領導的地下工作。解放后，由于中國的外交政策向蘇聯(lián)一邊倒，中國學習蘇聯(lián)，取消了社會學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而我在清華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所學的都是社會學，在武漢大學教授的也是社會學，因此一時之間，我沒有適當?shù)墓ぷ�，不得不聽組織的安排，到武漢市去做工會工作。報紙上稱贊我“從大學教授到工會干部”，但對我來說，乃是實逼處此。

　　在工會工作的頭幾年，雖然從事的不是我感興趣的工作，但一般說來，還是比較順利的。但到1954、1955年審干、肅反期間，我卻遭遇了一場冤案。人格尊嚴受到屈辱，大好年華虛度，事業(yè)遭到嚴重挫折�，F(xiàn)在想起來，還是覺得有些遺憾。

　　1954年開始審干，到年底就不讓我回家。1955年8月，武漢市工會聯(lián)合會審干辦公室根據(jù)審干中獲得的材料，還把我列為肅反對象進行審查，從8 月一直批斗到12月上旬，12月7日還進行了審迅，使我受到了各種惡毒的攻擊。本來到工會工作并不是我自愿選擇的，是黨組織調(diào)我來的，卻毫無根據(jù)地誣蔑我是國民黨的特務，鉆到共產(chǎn)黨的心臟（指工會宣傳部）里面來了。我是個自尊心比較強的人，當時聽到這些惡毒的語言，心里實在是非常難受，而且一再思考，他們這樣無視我的人格尊嚴，攻擊我侮辱我，究竟有什么根據(jù)呢？后來我了解到，他們的根據(jù)其實是捕風捉影，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

　　審干結論說：“……其確于1944年春……參與偽教育部舉辦的首屆自費留學，國民黨旋即……規(guī)定留學生必須在偽中訓團（注：中央訓練團）受其訓練，而其為了達到出國的目的，于是年4月底參加偽中訓團留美學生班，時間為一月�！�…但在臨畢業(yè)時，中訓團發(fā)給每個學員兩本小冊子，即《通訊須知》和《通訊組織與督導辦法》，同時由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陳果夫報告和講解冊子的內(nèi)容，此后其即參加該通訊組織。現(xiàn)今向市公安局調(diào)查，該通訊組織尚不屬正式的特務組織的性質(zhì)，同時目前亦未發(fā)現(xiàn)其在出國前或后與該處組織聯(lián)系等活動。但其自參加工作和入黨以來，僅交代在偽中訓團受過訓，而某些具體的情節(jié)和通訊組織則長期隱瞞，直至肅反運動中，經(jīng)組織指出后，始行交代�！�

　　這個結論是與史實不相符合的。實際情況是：一、關于在偽中訓團受訓的事，我在解放前參加地下工作時已向領導我的蔡心耜同志談過，后來在剛解放初黨發(fā)下的“乙種登記表”上也填過；
二、除了關于偽通訊組織和某些講課人因記憶不清在肅反前未曾交代外，其他具體情節(jié)在審干末期都進行了交代，不過因當時記憶模糊，有的問題交代不太肯定就是；
三、特別是引起對我的歷史的懷疑，因而把我的問題放在肅反運動中去審查一個時期的偽通訊組織問題，市工會聯(lián)合會審干辦公室當時掌握的所謂證據(jù)只是：（1）臨畢業(yè)時對每個學員都發(fā)過兩本小冊子《通訊須知》和《通訊組織與督導辦法》；
（2）陳果夫?qū)ι鲜鲂�冊子做了解釋報告�?

　　審干辦公室蔡振華告訴我，根據(jù)旁證，當時對一般的受訓者都發(fā)了這兩本小冊子，一般受訓者都聽了陳果夫的報告，因而推想我一定也不能例外。然而事實上，到現(xiàn)在為止對此二事，特別是陳果夫做報告的事，我毫無印象；
而且當時我在受訓期間住了5天醫(yī)院。據(jù)我的記憶，我大約是畢業(yè)前不久住進醫(yī)院的，這兩件事可能是發(fā)生在我住院期間。總之，到目前我沒有看到過關于此二事讓我信服的證據(jù)。

　　不過我也不敢說我完全沒有接到過該兩小冊子的可能（雖然這種可能很小），因為有些事是記不起的。其次，退一步說，就算我接到過該兩本小冊子，甚至聽過陳果夫的報告，但是否就算參加了偽通訊組織呢？我覺得不能做出這種結論。根據(jù)蔡振華對我說，除此二事外，我并未履行任何其他手續(xù)，也從未與之聯(lián)系。那么，比如說，假如在我們畢業(yè)時，有一個商人把他的商品的樣品發(fā)給了每一個人，同時向我們解釋了消費或運用該商品的方法，但我們既未動他的樣品，也未和他進行進一步的聯(lián)系，這是否就和他做了交易呢？或者消費了他的商品呢？又比如，當時國民黨三青團負責人康澤作了關于三青團團務報告，三青團分子還向我進行了爭取，勸我加入偽三青團，但我一再不理他們，這是否能算參與了三青團呢？組織上既然實事求是地肯定了我未加入三青團，為何能說接到該兩小冊子與聽過關于冊子的報告，但并無任何反應，就是參加了該通訊組織呢？兩相比較，這種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可是結論在提到發(fā)小冊子及陳果夫作報告后卻說“嗣后其即參加該通訊組織”。這一結論，除了上述二事外是毫無根據(jù)的；
也就是說，是沒有真證據(jù)的，只是一種推測，不足為憑。

　　另外還可以打個比方，有許多人聽過黨課，學習過黨章黨綱，但如果沒有辦過正式入黨手續(xù)，我們是不能說他參加了黨的，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其次，退一步說，就算我接到該兩小冊子并甚至聽過陳果夫解釋小冊子的報告，而且據(jù)此就算是參加了該通訊組織，但因此就說我對此事長期隱瞞，也只是一種沒有真憑實據(jù)的推測性的結論。因為直到今天為止，我對此二事尚毫無印象。我想，我沒有印象的原因是：當時我像大多數(shù)留學生一樣，有著嚴重的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思想，自認為不問政治，一方面對共產(chǎn)黨與共產(chǎn)主義沒有認識，另一方面對國民黨頑固派也是極討厭的，特別是三青團、CC派、復興社之類的貨色。加之當時考上了留美，很是高興，一心只想快些出國，所以在受訓期間雖然進行過一些反動活動（如對蔣介石歡呼，寫反動心得等）和聽過各種反動報告，但大都是形式主義的，對于那些活動大多等閑視之，并不放在心上，因此未能記憶，所以也沒有交代。對于一種歷史問題，由于失去了印象，因而沒有交代，根據(jù)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否就可以說是“長期隱瞞”或者“長期隱瞞自己的政治歷史”呢？我認為不能。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是否真的沒有印象呢？

　　從我自己來說，我認為說自己沒有印象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的，但從1954年底起，經(jīng)過一年多的反覆解釋，組織上都不聽，或者聽了以后當做耳邊風，完全不相信我，硬要說我是有印象而不說。當時真使我感覺到有口難辯，萬分難過。正如我拿不出具體的證據(jù)來證明我沒有接到過該兩本小冊子的印象，組織上也拿不出證據(jù)來證明我接到過那兩本小冊子。當時他們所舉的理由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審干人員認為接到這兩本小冊子和聽過陳果夫關于該兩冊子的報告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說一個人在政治上被人家強奸了，正如一個女人被人強奸一樣，是一定記得的。實際上，這是把當時我們這些自由主義者看成共產(chǎn)黨員或者進步分子了。如果我當時就認識到接過這兩本小冊子并聽過陳果夫的報告，但沒有任何反應，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那我不早就變成共產(chǎn)黨員了？實際上我當時在政治上是個自由主義者，所以對此等事是不會看得很嚴重的。拿這樣的標準來要求當時受資產(chǎn)階級影響甚深的大學生，未免太不實事求是。其次，他們認為，我做過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的委員兼代秘書長、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中南辦事處副主任，現(xiàn)任市工會聯(lián)合會宣傳部長，地位較高，而此事又是歷史上的嚴重問題，怕說出來難為情。其實，要把我曾經(jīng)交代過的問題拿來比較，這種看法就沒有道理。比如在審干以前，我從在地下工作時起，就交代了在社會部工作時加入國民黨的事，介紹人是國民黨頑固派的頭子、國民政府社會部正副部長谷正剛、洪蘭友；
我填過表、發(fā)過黨證、扣過黨費。此事比起接到上述兩小冊子和聽過一次陳果夫的報告但卻無任何反應，不更嚴重得多嗎？為什么前者不怕交代，而怕交代后者呢？自然是因為對后者沒有印象的緣故。再說，據(jù)蔡振華告訴我，這次弄清這個問題，有些有關偽檔案是從武大的教授劉滌源家搜出的。審干期間，我曾問過劉當時的情況，以幫助我回憶，因此，我知道他對當時的情況記得較清楚、保存的資料較多，對此，在審干時我也告訴了組織，可到他那里去了解情況。如我要是想隱瞞什么問題，我是絕不會告訴組織到劉滌源那里去了解材料的，這還不明顯嗎？何況，當時我并未料想到要來一次大規(guī)模肅反運動呢？第三，市工會聯(lián)合會審干辦公室認為我交代在偽中訓團受訓事特別簡單，一定是想隱瞞偽通訊組織的問題。誠然，審干以前，我只交代了在偽中訓團受過訓，但當時我對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對舊社會、對審干等的認識很差，因此只覺得在偽中訓團這樣反動機關受訓的事實都交代了，還有什么要交代的呢？而且我到偽中訓團受訓，與一般國民黨軍政人員到偽中訓團受訓，完全不同。我不是想借此和反動派建立關系，純粹是為了出國留學的目的，不得已而來的。同時在受訓期間，既然我沒有參加什么組織，至于一般活動，當然無可避免，又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呢？加之對這一段歷史很模糊，因此覺得很難具體交代。審干末期，經(jīng)過組織啟發(fā)，我才到武漢大學劉滌源教授（我知道他也是這一屆自費留學生，但在受訓時不認識他）那兒去問他，他因在思想改造時交代過，所以對有些具體情節(jié)記得較清楚，經(jīng)他一提，有些問題我記起來了，又做了交代，但萬萬想不到還有什么偽通訊組織問題，所以在肅反運動中，當他們追問偽通訊組織問題時，我完全莫名其妙（關于該兩小冊子及陳果夫的解釋報告是組織上指出的，不是我想起來的），尤其是經(jīng)過4月余的追問，直到1955年12月7日還加以審訊（審訊我后來是否和別人組織過通訊小組，繼續(xù)和偽中訓團聯(lián)系；
是否在美國受過康澤的接見。這些與我毫不相干、我毫無所知的事情，弄得我滿頭霧水，又氣又冤），審訊后又停止我的工作。當時我雖然一切服從組織，但心里覺得十分冤枉。現(xiàn)在看起來，這種審訊當然是毫無可靠根據(jù)的，是把一個同志當做一個犯罪分子看待的。

　　總之，到現(xiàn)在為止，我不記得在偽中訓團曾經(jīng)接到過兩本小冊子——《通訊須知》和《通訊組織與督導辦法》，特別是記得沒聽過陳果夫的解釋報告，我心目中從來就沒有陳果夫這個人的形象的一點影子。退而言之，即使我接到過這兩小冊子并聽過陳的報告，但我既無任何反應而是置若罔聞，也不能算是參加了該通訊組織。再退而言之，即使承認上述兩點，但事隔十多年，記憶不清，自己交代不出，就說我長期隱瞞此政治歷史，也未免不實事求是。

　　除上述參加偽通訊組織這個主要問題外，武漢市工會聯(lián)合會在我的審干結論中，還提了4個我的所謂歷史問題，同樣都是沒有可靠的證據(jù)，而是根據(jù)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推測出來的。由于節(jié)省篇幅的關系，這里就不談了。

　　現(xiàn)在回憶我在審干肅反中的這一段經(jīng)歷，我覺得有些感想是值得一提的，有些教訓是應該記取的。首先，我覺得我們的審干政策有兩個缺點。

　　第一，根據(jù)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審查干部的目的是“為了全面地了解干部，主要應從政治上去進行審查，弄清每個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黨政機關內(nèi)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墮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
同時又要多方面地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質(zhì)、工作才能，以便更有計劃地培養(yǎng)干部，正確地使用干部”。從上引審干的目的來看，它不包含、不具備愛惜人才、特別是珍惜突出人才的思想，而這種人才則是建國的寶貴財富；
不僅如此，在具體的審干工作中，建國后黨內(nèi)新吸納的知識分子干部成為了最重要的審查對象之一。這樣一來，就常常使得國內(nèi)比較有才華和能力的知識分子干部受到傷害。關于這個問題，我曾經(jīng)向市工會聯(lián)合會的審干辦公室反映，關于偽通信組織問題，牽涉到和我同一期考取自費留學的數(shù)百名留學生，他們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已經(jīng)回國，而且一部分人還在繼續(xù)回國，如果審查他們都像審查我一樣，為他們沒交代他們認為無足輕重的兩個小冊子進行惡毒的批判，無疑會傷害到很大一批人才。但是，他們根本聽不進我的意見，當然也未向上反映。然而事實上是出現(xiàn)過這樣問題的。比如我的摯友葉篤正，他是我清華和芝加哥大學的同學，同一屆考取自費留學生。審干肅反后，他第一次見到我時說，“緒貽，我差一點見不到你了。審干肅反中我曾經(jīng)一再想到自殺！”所幸的是，他沒有自殺，后來成為我國最具權威的氣象學家，蜚聲國際，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副院長，獲得過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要是當時真的自殺了，這對國家、甚至對人類該是多么重大的損失！又比如，我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的中國文學史家、在武漢大學率先創(chuàng)建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課程的劉綬松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逼迫承認莫須有的罪行，感到人格受辱，不能忍受，與妻子雙雙自縊而亡。

　　第二，《審干決定》關于審干方法的規(guī)定是：“在進行這一工作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首先應將每個干部現(xiàn)有的檔案材料集中起來，加以整理研究，找出問題的關鍵和調(diào)查的線索，然后進一步進行調(diào)查；
最后將這些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作出正確的結論。在調(diào)查研究中，必須周密細致，實事求是，切忌粗枝大葉、主觀推斷；
切忌采取‘ 逼供信’的錯誤方法；
必須抓住關鍵問題與本質(zhì)問題，不要糾纏在枝節(jié)問題與表面現(xiàn)象上；
必須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對政治問題與思想問題、歷史問題與現(xiàn)實問題、家庭問題與本人問題以及情節(jié)輕重、罪惡大小等等均須嚴格加以區(qū)別�！� 這種規(guī)定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對于審干具體負責人，《審干決定》中規(guī)定選擇“政治完全可靠、作風正派的干部”，實際上是領導認為“政治可靠，作風正派”的干部，也就是領導信得過的人。而這些人大都忠于上級，希望在審干工作中做出成績、獲得提拔的政治資本。所以他們大都盡最大可能地在被審查干部的個人歷史中尋找問題，找不到大問題就抓小問題，這就必然導致一種繁瑣哲學。比如上述對我的審查中，他們找不到重要的問題，就抓住已經(jīng)被認定為非特務組織性質(zhì)的通訊組織，進行了接近兩年的審查。

　　與此同時，審干工作鉆入繁瑣哲學陷阱后，往往揪住細微末節(jié)的問題不放，忽視從大處、從全局著眼看問題，漠視被審者個人歷史中主要的方面。原市工會聯(lián)合會副主席劉實曾經(jīng)對審干辦公室的人說，“劉緒貽從青少年起就很愛國，雖然曾被迫參加過國民黨，但他卻極端厭惡、反對國民黨。他認為美國既是天堂，也是地獄。解放前夕他放棄美國優(yōu)厚的生活條件和繼續(xù)讀博的機會，毅然回到祖國，這些情況還不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愛國愛新社會的知識分子嗎？他的歷史我可以打包票�！比欢�，已鉆進繁瑣哲學陷阱的市工會聯(lián)合會審干人員，是不能像劉實這樣從大處、全局看問題的。由于這種繁瑣哲學的原故，我國的審干工作不知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傷害了多少有才華的知識分子。

　　現(xiàn)在看來，我國審干工作方法還不僅陷入繁瑣哲學陷阱，更重要的是違反了國家憲法。1954年9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規(guī)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在受審期間卻不被允許回家，有一段時間甚至被禁閉；
第90條規(guī)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我在受審期間家中卻被搜查；
第91條規(guī)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我在受審期間卻被停止工作，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沒有實際證據(jù)證明我有嚴重歷史問題(還不說罪行)時發(fā)生的。這不是嚴重的違憲行為嗎？

　　除上述我國審干工作中的缺點和教訓外，現(xiàn)在再談談武漢市工會聯(lián)合會對我的審查造成冤案的兩點體會。首先，這是一起工農(nóng)干部對知識分子干部進行審查的案件。根據(jù)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工農(nóng)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原本處在社會分工的不同位置上，生活和成長的環(huán)境不同，各自形成的思想感情、文化修養(yǎng)當然都有很大區(qū)別。工農(nóng)干部審查知識分子，前者很難理解后者的一些思想感情，而是用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去臆測知識分子的想法和動機，對知識分子的真實言行很難體會和理解，所以這種審查，往往隔靴搔癢，牛頭不對馬嘴，難免甚至必然造成冤假錯案。其次，這次冤案盡管使我人格尊嚴受到嚴重傷害，虛度了一年多大好年華，家庭受到迫害，事業(yè)受到挫折，但比起許多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殘酷迫害來，比起我們國家所受損失來，我還是能聊以自慰的。

　　2009年8月20日

　�。▌⒕w貽/口述 趙曉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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