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主任負責一個學術基層單位的管理。至少文科基層的院長主任們都不喜歡目前流行的這些評估。不僅太麻煩，而且弄不清它的實際效應是什么。最多的一年，我們系接受了六次上級部門的各種評估。包括關于新、老重點學科分兩次評估、本科教學評估、中外博士研究生培養(yǎng)質(zhì)量評估、黨建工作評估、校內(nèi)院系評估等等。你想想，作為一個基層的領導，一年應付這么多評估，還有時間去抓學科建設的實事嗎？管理部門和官員們確實喜歡評估，但基層院系和學者們不喜歡評估。這些評估，對管理部門來說是絕對有用的，可是對學術發(fā)展、教師個人和團隊的建設，究竟有什么用？我們實在看不清楚。因為這些評估的指標是很成問題的。

　　請大家看看這些典型的評估指標：評估學術隊伍，要列出專職教師的數(shù)量，各級職稱人數(shù)的比例等。這種指標能說明什么呢？比如說，這家歷史學系65人，那家歷史學院80人，你該給誰更多分呢？是教師越多越好？教授比例越高越好嗎？是要鼓勵無限擴編嗎？

　　還要評估年齡結(jié)構。從30歲左右到60多歲，分幾個等級列出人數(shù)來。請問：哪位官員能給我解釋一下，什么結(jié)構最好？各等級各占多少比例最好？年齡老中青，職稱高中初，各單位間多少有些出入，又能說明什么呢？30個教授加25個副教授的單位，就比25個教授加28個副教授的單位好嗎？

　　評估科研業(yè)績，用SSCI,A&HCI等等指標，對中國的人文學科將造成多大傷害呢？這等于鼓勵大家用英文去發(fā)表。我們不往政治上扯什么西化分化的。我們只說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很多學問、概念、話語，比如道、理、性、氣、勢等等，中文語境是什么？譯成英文是什么語境？用英文能準確表達嗎？此類例子很多。華語世界本身就很大，全球化又是個多元化的過程，文科為什么非得奉英語為霸權？即使一些在國外拿了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也不愿意用英文去講去寫。前輩大師們也是如此。

　　至于以中文“核心期刊”如CSSCI等作為評估指標，從文獻計量學的角度講有道理，對圖書館選訂期刊很有用。但以所謂的“引用率”、“影響因子”等來衡量不同論著的學術水平，絕對不可靠。例如我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先生，如果用他所專長的吐火羅文和梵文等寫一篇研究佛教流傳過程中發(fā)生的問題，全世界能讀懂這篇論文的大概也就是那么幾個人。但如果他寫一篇反思文革的札記，那轉(zhuǎn)引率一定比較高。歷史學這么多年來，轉(zhuǎn)引率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文章，應該是都江堰某中學歷史教師在汶川大地震中的那篇名作。就學術界而論，有爭議的文章，甚至很荒謬的文章，轉(zhuǎn)引率也一定很高。所以文獻計量學下的“核心期刊”這個指標，衡量不了學問的深淺、論文學術水平的高低。

　　再舉一例，某大學一個非常推崇量化指標的自然科學管理部門領導人，非常擔憂北大文科不用量化統(tǒng)計，所以非常認真地做了一番準備，在一次文科的科研會上舉出一些數(shù)據(jù)，證明北大文科幾十年來在全世界SSCI這個指標上名列第一的文章，是1973年某日《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周培源先生領銜的一篇批判“孔老二”的文章，已被轉(zhuǎn)載了132次。北大至今所有的文科文章都沒有這篇的轉(zhuǎn)引率高。我想，他大概不夠了解那段剛過不久的歷史。他能說明的問題，恰恰和他想說明的問題相反。大家都知道周先生是物理學湍流理論的專家，代表我們國家這個領域的最高水平。但他不研究儒學，那是一篇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政治應景文章，代表不了北大文科的水平，也不代表他自己的水平�？梢哉f我們這位崇信量化指標的管理者非常認真地找了一個非�；闹嚨睦�子。

　　更荒謬是以經(jīng)費為指標評估文科。一個單位100萬元，另一個單位200萬元，誰好誰差怎么評？如果你有一個機制能夠準確地把“投入產(chǎn)出效益”科學地分析出來，經(jīng)費數(shù)量在這個機制中是有用的。就大致水平相等的科研和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數(shù)量來講，經(jīng)費投入相對少的那個學科應該效益最好�？上дl也拿不出這么科學的評估機制。如果單純說誰錢多誰就好，那等于把辦學校和辦企業(yè)等同了。所以說這個指標很荒謬。比誰在一定期間內(nèi)能拿更多的錢，花更多的錢，文科這么評比下去，會是什么結(jié)果？

　　還有對醫(yī)科的評估指標，要統(tǒng)計平均年門診量是多少人次，平均年住院人數(shù)是多少。這個指標的意義是什么呢？是鼓勵病人越多越好嗎？應該說，1個醫(yī)生一天看20個病人，比一天看100個病人要好�。∧阋�是病了，愿意找哪種醫(yī)院？

　　還要評比各種各樣的獎項。剛才黃安年先生已經(jīng)講清楚了，問題在于是什么人在評什么人？這個獎有多大的權威性？有多大程度的權力介入？有多高的同行公認度？我們注意到，一些最優(yōu)秀的學者，恰恰不愛去報獎，也不屑于去寫那些自我表揚的申報材料。他們不愿意讓某些人來評自己。你給他評什么特等獎、一等獎，他不指望。給他評二等獎、三等獎，他覺得很無聊。所以干脆不報。這種獎項指標，各單位之間沒法比。

　　還要評估研究生的招生和畢業(yè)人數(shù)。招生越多越好嗎？一個老師一年帶十幾個研究生才好嗎？招來后全都畢業(yè)才好嗎？提前畢業(yè)更好嗎？如果哪個單位有淘汰率，為寫好論文而推遲畢業(yè)，寫得不好的學位論文不給通過，那就要在目前的評估指標下吃大虧了！

　　另一個很有爭議的指標就是比研究生在學期間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我們學校有的學科決不鼓勵研究生去發(fā)表，而是潛心研究，把你的博士學問論文做好就很不容易了。各學科的情況不一樣，這方面沒有辦法比。

　　這些評估數(shù)據(jù)組成的一套又一套文科評價體系，評出來的結(jié)果是什么導向？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用多說了。

　　我提幾點建設性意見。第一，是加強同行評價。比如在座的就有三位是美國史專家。如果你們來評價中國的美國史研究者中哪些人是前沿學者，會有點分歧，但八九不離十，不用參考那些評估指標，也一定評價得更準確。

　　第二，評代表作。我覺得在重點學科評審里有一個做法好，就是不看數(shù)量，就看代表作。拿出你們單位最有代表性的論著，10篇就夠了。我覺得這個好。

　　我想不同意見的交鋒是很必要的。剛才有人單從文獻計量學的角度論證評估指標有合理性，我不同意。我剛才發(fā)言中舉了實際評估中那么多有問題的指標，很想聽相信計量的同事們說說，這里面具體哪個計量指標是有益的？如果這些指標都站不住的話，那這個評估體系又怎么可靠呢？

　　再提一個建設性的意見。但首先聲明一下，在我剛才舉的那些評估指標所組成的所有教育口的各種評估中，我們北大歷史學系都是第一名。我不是以一個評比中的失意者的身份，而是以第一名的資格來講這個評估體系的問題。

　　按照這個體系，是不是應該拼命的擴充編制？讓我們的教師越來越多？是不是應該讓研究中國文化、以中國讀者為對象的中國學者們盡量用英文去表達中國的學術思想？為圖書館購書所需的CSSCI是我們要爭的標準嗎？人文學科基層領導們是不是應該像辦企業(yè)一樣努力去掙錢，然后讓大家花錢越多越好？是不是該拼命的多招博士生，然后希望他們提前畢業(yè)，以便最大限度地滿足對招生數(shù)和畢業(yè)生數(shù)的評估？這些評估指標到底能鼓勵我們干什么？

　　想建議的是，除了我剛才說的同行評價、評代表作以外，我認為應該盡量地合并和簡化各種評估。像一級學科評估，重點學科評估，本科教學評估，研究生培養(yǎng)質(zhì)量評估等等，能不能一次完成？重點學科的評估，本來就可以放在一級學科評估中來做。本科評估，研究生評估也都可以并入一級學科評估。為什么分多次來做呢？就是因為教育部里是不同的部門管不同的事。重點學科由學位辦即研究生司管，本科由高教司管，研究基地由社科司管。所以，每個評估都要分開進行。就像我們學校似的，每到“年關”，教務部、社科部、研究生院、人事部、國際部等等部門，分別向院系要各種各樣的材料，你說累不累？能不能痛痛快快地合起來砍一刀下來算了？

　　第二，有些觀點確實應該轉(zhuǎn)變。剛才多位都談到官本位的問題。不要認為您有了權力，分配了一些資金，您就可以來評估了。你那個錢是從哪里來的？還不是包括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在內(nèi)的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嗎？你把我們的錢這么分，那么分，分回給我們一點就覺得可以來評估我們了？我們?yōu)槭裁床荒茉u估您呢？我們建議，每隔三五年，能不能讓基層單位，讓教師們，讓勞動人民，評估一下你們各個官府衙門辦事辦得怎么樣？因為貴衙門用了我們的錢啊。

　　關于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的評估，應該說“師生比”才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淘汰率也是個指標。招進來的學生如果百分之百都畢業(yè)了，那可能是有問題的。而有一點淘汰率，可能說明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比較好。在招生這個環(huán)節(jié)，報考和錄取的比例也能說明點問題，就是這個學�；�?qū)W科的品牌在國內(nèi)外有多大的吸引率。

　　另外，我非常贊成匿名評審，因為這是一個可以隔開一點情面的辦法。還應堅持“利益回避”的原則。比如現(xiàn)在評張三了，張三就出去喝喝茶，最后投票的時候您再進來。您是委員，有投票權。輪到評您的親屬了，對不起，您也回避一下，人家評議完您再來投票。利益回避還包括本人根本就不參加評審委員會。

　　還有一個“權力回避”的原則。所有的評估，應該盡量不受權力運作的影響。

　　我們還可以想想：非要搞那么多評估不可嗎？中國現(xiàn)代學術建設至少有一百多年了。長期并沒有評估，那時候?qū)W術發(fā)展得怎么樣？民國時期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民共和國初期選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哪一個是憑量化指標評估出來的？那時選得比較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權力回避，也沒搞什么量化評估。是由高水平的同行互評出來的，評的確實八九不離十。世界上教育發(fā)達和學術領先的國家，哪個像我們這么興師動眾地搞“評估運動”？所以，是不是少做點評估，學術也能繁榮？

　　（本文是作者2009年2月21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主辦的“改進學術評價機制專題研討會”上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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