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楊富學、安陽譯

　　譯者提供，原載《安多研究》第4輯，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

　　眾所周知，到目前為止，在吐蕃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力量所及，遠達今天的西突厥斯坦地區(qū)�！段鞑厥謨浴犯怕缘靥岬酵罗�軍隊西進對那里施加影響的一兩個事例。[1] 當然，吐蕃帝國的歷史是作為歐亞大陸早期中世紀歷史的一部分而為人所知的。當論及吐蕃勢力向中亞的擴張時，尤其需要研究整個內(nèi)亞大陸當時的情況。下文就是對吐蕃帝國在中亞活動的嘗試性研究，我將把從不同渠道得到的史料進行比較，以論證吐蕃帝國西拓的歷史概貌，探討吐蕃的動機、有關(guān)史料和具體的時間。

　　一、首先，就一般動機而言，這一擴張也許可以假設為帝國體制所提供的強大推動力所致。在中世紀，皇帝是子民的統(tǒng)治者，天下獨尊，故強者總要征服他人以臣之，受利益的驅(qū)使而向周圍地區(qū)擴張�！锻罗瑲v史紀年(Old Tibetan Chronicle)》和其它的吐蕃史料中提到一些統(tǒng)治者在政府周圍的首領之后以武力脅迫屬國使其朝貢。同樣，在歷史上，唐朝和大食帝國也迫使被征服者向其朝貢。當時，吐蕃首先劍指北方，顯然是吐蕃人觀察到向北方擴張比向南更有利可圖，并且風險更小。

　　其次，自從吐蕃勢力到達帕米爾以西之后，與本土有所分離，于是，可溝通二者的塔里木盆地開始引起吐蕃的關(guān)注。從漢文與藏文雙方的史料可以證明，吐蕃對其周圍鄰邦的地理環(huán)境是了如指掌的。[2] 漢文史料的記載表明，吐蕃的情報系統(tǒng)在探測唐朝軍事計劃方面是如此地先進以致于唐軍的行動經(jīng)常受到阻撓或破壞。畢竟所有的事實都驗證了一個結(jié)論，那就是吐蕃對塔里木盆地的占領是謹慎而有計劃的。

　　具體而言，吐蕃在戰(zhàn)略學是要從整體上對唐朝轄下的塔里木地區(qū)形成包圍之勢。一支隊伍從西北邊進入，越過帕米爾和西天山，而另一支隊伍則進攻東北邊的一些地方，形成包圍圈，最終會師于塔里木盆地北緣。[3] 唐朝看穿了吐蕃的這種戰(zhàn)略，在692年從吐蕃手里收復了安西四鎮(zhèn)，將吐蕃勢力逐出了西域。在以后的半個世紀中，吐蕃在西域僅能保持兩個據(jù)點而已。然而，吐蕃帝國并未罷休，一直尋機向西向東擴張，因此在763年，當唐朝被安祿山叛亂削弱了力量之后，吐蕃軍隊一度攻入唐都長安，并且切斷了唐朝通往塔里木的線路。20年后，吐蕃聯(lián)合一些突厥部落和當?shù)氐陌傩眨�在北庭又對唐朝和回紇構(gòu)成威脅。此時，塔里木地區(qū)和其西部的一些地區(qū)以及西北邊境四分之三的地區(qū)仍然在吐蕃的控制之下，前后達一個世紀之久，直到吐蕃內(nèi)亂導帝國的崩潰為止。史書中對唐軍勢力的炫耀完全是溢美之辭。唐朝僅僅占領了塔里木盆地東部地區(qū)的哈密和吐魯番綠洲。余下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卻落入了葛邏祿、回鶻或黠戛斯手中，有的重歸當?shù)亟y(tǒng)治者之手。這些內(nèi)容多見于漢文史料的記載。

　　二、這里有三種史料記載了吐蕃帝國在帕米爾以西的活動，以其重要性依次為漢文、藏文和阿拉伯文。

　　漢文史料對當時吐蕃的記載是最豐富的，以之為據(jù)，人們可以勾勒出吐蕃西進的概貌。大凡涉及到這一問題的材料差不多在佐藤長著《古代吐蕃史研究》中都已提及，其它的史料則可見于沙畹(Edouard Chavannes)所著《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Tou-kuie, Turcs)》中，這些資料的可靠性，以漢文資料為最。

　　中國的主要史書都是在官方的組織下編纂的，目的在于以治國經(jīng)驗教育后人。這種修史方法導致的結(jié)果是，無論何時中國對某一地區(qū)失去控制，史官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提它的興趣。所以常可以看到中國勝利的消息，但很少見到中國戰(zhàn)敗的記載，甚至很少聽說兩支非中國的軍隊在其國外打仗的報道。所以在755年安祿山發(fā)生叛亂后，唐朝遠在西方的消息也就枯竭了；
在吐蕃重新占領塔里木地區(qū)之后，直到787年結(jié)束，中原地區(qū)關(guān)于吐蕃、塔里木地區(qū)和新疆其它地方的消息幾乎銷聲匿跡了。而阿拉伯史料僅提到一些比較特殊的事件。

　　直到最近，事關(guān)吐蕃在中亞活動的古代藏文史料之價值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值得慶幸的是，烏瑞教授已對這些史料進行了可以信賴的考察和研究。[4] 他的打坐所涉及的史料一直可追溯到751年。這里還需提及《吐蕃歷史紀年》，這是最好的史料，但涉及764年之后的部分卻遺失了，只能仰仗于漢文和阿拉伯文史料。

　　阿拉伯史料中涉及到吐蕃西擴的內(nèi)容已于1934年被巴托里德（W. W. Barthold）寫進《伊斯蘭教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Islam)》第14卷第741～743頁“吐蕃”條，其中有很好的總結(jié)。有一些零星事件可見于阿拉伯文史料，但被吉布先生想象成虛構(gòu)的成分，[5] 設若對漢文和吐蕃文史料做一仔細對比，庶幾可以肯定他的看法是錯誤的。伯戴克（L. Petech）教授已經(jīng)揭橥了阿拉伯地理文獻在吐蕃研究中的意義，堪稱有代表意義的成果。[6] 最近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又發(fā)現(xiàn)了有價值的史料，即al-Azraqî撰寫的《Akhbâr Makka al-musharrafa》，記錄了麥加的歷史，寫成于837年，于865年又進行了修改。阿拉伯文史料對764年之后的歷史顯得非常重要，這段歷史不見于《吐蕃歷史紀年》，漢文史料也付之闕如。

　　三、吐蕃西擴可粗略地劃分為七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約從660年到679年，吐蕃聯(lián)合不同的部落向西突厥進發(fā)，勢力所及，由準噶爾盆地西鄙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與突厥一起，其前哨部隊對塔里木盆地西邊的喀什、于闐和庫車展開進攻。盡管吐蕃似乎把目標主要定在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城市，于670年完全攻克了它們，順道又毫不遲疑地征服了當?shù)氐男�國，比如護蜜（在顯慶年間被征服）。漢文史料稱，由于護蜜地當安西四鎮(zhèn)到吐火羅斯坦之間，故被吐蕃征服。[7] 這充分證明瓦罕成為吐蕃軍隊經(jīng)由吐火羅斯坦直達中亞突厥地區(qū)的橋梁。667年，西突厥的兩個強大部落歸附吐蕃，[8] 表明吐蕃軍事力量在這個地區(qū)已經(jīng)占有重要地位，盡管當時弩失畢部仍占據(jù)著西邊的伊塞克湖。

　　第二階段，吐蕃發(fā)動了多方位的進攻，于686年開始了對包括Guzan地區(qū)在內(nèi)的突厥斯坦的爭奪，歷時三年。[9] Guzan，唐時為喀布爾沙（Kâbulshâh）的轄域。[10] 此戰(zhàn)不久，北方的戰(zhàn)斗也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692年，唐朝重新占領了塔里木地區(qū)，兩年之后，吐蕃及其西突厥盟友在準噶爾盆地及其西伊塞克湖地區(qū)都敗于駐碎葉的唐軍。[11] 碎葉的吐蕃城堡也淪落唐軍之手，[12] 在粟特地區(qū)附近，一個吐蕃首領也被粟特人捕獲。[13] 在這一點上，藏文史料的記載要比漢文史料更為詳實，從藏文史料可以看出，在697年，唐朝已將西突厥部落的西半部，即位于托克瑪克的弩失畢轄境拱手讓于吐蕃。[14] 在漢文史料中提到一個簡明的通告，稱統(tǒng)領西突厥別部駑失畢的吐蕃將領仆羅在碎葉戰(zhàn)敗。西突厥國王阿史那俀子，很顯然在藏文史料中被稱為東葉護可汗，他在699年已向吐蕃臣服，700年被派往突厥。很可能就是這支吐蕃軍隊于704年在吐火羅斯坦鐵木德站在大食一邊對反叛者木沙進行斗爭。[15] 這次行動顯然是由吐火羅斯坦嚈噠國王儲尼扎克（Nîzak）領導的。這個事件似乎第一次表明吐蕃與大食合作，這是第三個階段的特有形式。

　　在第三階段，吐蕃支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仍然活動在費爾干納周邊，708年，也就是為可敦舉行葬禮的這一年，西突厥與吐蕃結(jié)交。因此，就大食和吐蕃而言，對阿了達在715年登上費爾干納王位是不會感到驚訝的，他對王位一直懷有野心。兩年后，突騎施、大食和吐蕃聯(lián)軍對喀什發(fā)動進攻，旨在從唐朝手中重新奪回塔里木地區(qū)。據(jù)《雅忽必書》所述，此時吐蕃與大食的聯(lián)系很密切，以致于吐蕃派了一名叫呼羅珊的官員赴大食敦請一名穆斯林作為老師。[16] 一位由吐火羅斯坦入唐的使者敘述到，他的國家一端與大食接壤，另一端與吐蕃接壤，根本不知道還有中國。

　　從722年到757年可以說是第四個階段，系吐蕃征服帕米爾高原及其周圍國家的時期。722年，吐蕃進攻小勃律。當時，唐朝駐北庭節(jié)度使張嵩向皇帝報告時說：“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盵17] 于是，張嵩派兵與勃律軍隊聯(lián)合，大破吐蕃，斬獲數(shù)萬。但唐朝的勝利似乎很短暫，因為兩年之后，金城公主寫給克什米爾國王的書信是繞道喀布爾以西400里處的謝颶（Zabulistân）而傳入唐朝的。[18]

　　盡管還不能確定吐蕃軍隊在729年具體要去突厥斯坦的哪個地點，但幾乎可以肯定吐蕃的推進與突騎施軍隊在粟特要求蘇祿汗幫助反對大食是一致的，729年時，吐蕃軍隊已出現(xiàn)在粟特的中心地區(qū)，即撒馬爾罕附近。[19] 這或許表明大食和吐蕃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裂痕。20年來，突騎施一直聯(lián)合河中地區(qū)的地方統(tǒng)治者共同反對大食，期間亦會與吐蕃有所聯(lián)合，但是在732年，大食和突騎施的使節(jié)同時出現(xiàn)在吐蕃宮廷。734年，吐蕃與突騎施可汗和親，聯(lián)盟更加鞏固。根據(jù)漢文史料記載，在同一年，吐蕃擊敗地處吐蕃和喀布爾汗王國之間的大勃律（或白路沙）。兩年之后，吐蕃又占領了已脫離其統(tǒng)治的小勃律。第二年，大勃律（或白路沙）被吐蕃攻取，其國王出現(xiàn)在了吐蕃帝國的宮廷里。三年之后，即740年，一位吐蕃公主出嫁小勃律國王，而當時小勃律已經(jīng)是吐蕃的屬國了。此時突騎施與吐蕃的聯(lián)盟第一次出現(xiàn)了裂痕，緊接著于736年慘敗于北庭的唐軍，737年，唐軍被大食擊敗，緊接著在翌年，蘇祿汗被殺，突騎施分裂成對立的兩部。盡管其中的一部至遲到744年以前一直與吐蕃結(jié)盟，但這次分裂給吐蕃在西方的經(jīng)略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影響。742年，吐蕃所屬的瓦罕國王派使節(jié)去唐朝請求臣服。三年后，在勃律的吐蕃軍隊受到唐軍的襲擊，747年，著名的高句麗將領高仙芝在那里打敗了吐蕃軍隊，占領了Gog或Kog城。[20] 小勃律在戰(zhàn)略上的重要性，司馬光是這樣解釋的：“[小勃律]及其旁二十余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21] 高仙芝被高度吹捧的勝利也同樣是短暫的。僅在兩年之后，吐蕃軍隊出現(xiàn)在吐火羅斯坦的邊界，漢史寫作朅師或朅帥。庶幾乎可以肯定朅師即為藏文史料所謂Kog或Gog，位于今阿富汗西南部。950年，高仙芝再次攻占了這座城市，俘其國王和一些吐蕃人。但這次勝利仍然如曇花一現(xiàn)，次年，他的軍隊在著名的怛邏斯戰(zhàn)役中被大食和葛邏祿聯(lián)軍所摧毀，他本人也差點兒送了命。但這次戰(zhàn)敗還不至于會結(jié)束唐朝在中亞統(tǒng)治，若非安祿山在四年之后即755年發(fā)動叛亂的話。

　　第五個階段開始于756～757年，也就是葛邏祿的勢力發(fā)展到伊塞克湖沿岸的西突厥地區(qū)。在758～760年，回鶻擊敗黠戛斯，成為漠北草原帝國的統(tǒng)治者，與唐朝結(jié)盟，共反吐蕃。不久以后，黠戛斯、葛邏祿與吐蕃結(jié)盟，以確保從吐蕃通過中亞北部到大食的貿(mào)易路線。商隊在葛邏祿領地內(nèi)往返穿梭，但在回鶻地區(qū)通行，因擔心剽抄，需由黠戛斯護送人員進行保護，所得報酬是大食絲綢錦緞。[22] 在763年，吐蕃占領了河西和隴右，切斷了唐朝與塔里木盆地的聯(lián)系，也使吐蕃軍隊很容易在這一年冬天占領了唐都長安。自此始直到786年，吐蕃軍隊爭奪塔里木盆地的使命已基本完成。

　　下一個階段始于786年，這一年標志著吐蕃對西方政策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據(jù)一則阿拉伯文史料來看，在迷地（al-Mahdî）哈里發(fā)統(tǒng)治時期吐蕃已經(jīng)表示要臣服于大食，迷地死于785年。這一記載至少可以表明這兩個帝國當時是處于和平狀態(tài)的。然而就在785年牟棲去世，弟訶論（Hâlûn al-Rashîd）取得王位后，一場激烈的戰(zhàn)爭爆發(fā)于兩大帝國之間。[23] 一般說來，吐蕃的地位在與葛邏祿、沙陀和其他西突厥部落結(jié)成聯(lián)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因此在790～791年間，吐蕃使回鶻和唐朝在北庭受到了致命打擊。然而，根據(jù)漢文史書的記載，吐蕃軍隊的大部此時正在西方與大食交戰(zhàn)。809年，吐蕃軍隊聯(lián)合葛邏祿及撒馬兒罕的一些部落共同反抗阿拔斯政府的統(tǒng)治。訶論之子al-Ma’mûn于809年繼承了王位，于是呼羅珊和突厥、吐蕃之間又爆發(fā)了一場持久戰(zhàn)，吐蕃帝國的封臣喀布爾沙也卷入其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寫成于812年或813年的一則阿拉伯文史料中，喀布爾沙多次被稱作Malik min mulûk al-Tubbat，意為“吐蕃王中王”，而不是Khaqâ al-Tubbat，即“吐蕃皇帝”，臣服于al-Ma’mun。后來大食對葛邏祿和吐蕃進行了軍事打擊。

　　最后一個階段大致可以說是和平時期，不論是吐蕃與大食之間（在821年條約之后）還是在吐蕃和唐朝之間都是如此。雖然不能因為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關(guān)于吐蕃西漸的資料就否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但吐蕃軍隊于866年年已退出塔里木盆地北沿和準噶爾盆地，當時吐蕃在那里的最后一個城堡也被回鶻人拔除。盡管al-Ma’ mûn’s 聲稱已經(jīng)打敗了吐蕃，但是阿拉伯和波斯的地理清楚地表明，吐蕃對帕米爾南部甚至巴達克山和費爾干納的東南部地區(qū)的控制，一直持續(xù)到10世紀。[24]

　　最后，要說一下戰(zhàn)爭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首先，在吐蕃和大食統(tǒng)轄區(qū)之間有著非�；钴S的貿(mào)易往來。不僅有戰(zhàn)爭用品如鎧甲，還有絲綢錦緞和其它物品傳入吐蕃，同時，吐蕃也自然地把中世紀享有盛譽的香料、黃金及其它東西輸往西方。

　　實際上，隨著商業(yè)往來一起傳入的還有文化的相互交流。比如，根據(jù)吐蕃的醫(yī)藥文獻記載，有兩個著名的內(nèi)科醫(yī)生第一次在吐蕃翻譯、教授和實踐希臘的醫(yī)術(shù)。也有的說他們來自于西方的羅馬帝國或阿拉伯帝國，在吐蕃醫(yī)學傳統(tǒng)形成之后，第二個內(nèi)科醫(yī)生又重返故土。

　　無論是戰(zhàn)爭還是和平，早期的吐蕃顯然在西方所做的要比我們通常認識到的還要多。

　　本文譯自密歇爾·阿里斯(Michael Aris)、昂山素吉(Aung San Suu Kyi)編：《西藏研究——理查遜紀念文集(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牛津，1979年，第30～38頁。作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1945年生，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著名藏學家，主要著作有《吐蕃帝國在中亞(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

　　譯者簡介：楊富學，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后；
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回鶻文獻與歷史文化研究。

　　安陽，女，錫伯族，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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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見霍夫曼（Helmut H.R. Hoffmann）：《西藏手冊(Tibet: A Handbook)》，布魯明頓，1976年。還有夏格巴（Tsepon W. D. Shakabpa）：《西藏政教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紐黑文，1967年，第48頁。

　　[2] 現(xiàn)存最有意義的古代吐蕃地理著作已被巴考（Jacques Bacot）校訂并翻譯，著為《八世紀回鶻五使節(jié)訪問亞洲高原南部(Reconnaissance en Haute Asie Septentrionale par cinq envoyés ouigours au VIIIe siècle)》，《亞細亞學報(Journal Asiatique)》，1956年）。參見李蓋提(L. Ligeti)：《論關(guān)于北方國王的報告（A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藏學研究（Etudes tibétaines）》，巴黎，1971年，第166～189頁。

　　[3] 佐藤長：《古代吐蕃史研究》，京都，1958～1969年，第319～321頁。

　　[4] 烏瑞 (Géze Uray)：《有關(guān)公元751年以前中亞史的藏文史料概述(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哈爾瑪塔(J. Harmattat)編：《前伊斯蘭教時代中亞歷史資料概論(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布達佩斯，1979年，第275～304頁。

　　[5] 吉布（Hamilton A. R. Gibb）：《阿拉伯在中亞的征服(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紐約，1923年（1970年重版），第24頁以下。

　　[6] 伯戴克（Luciano Petech）：《I1 Tibet nella geografia musulmana》，1947年，第55～70頁。

　　[7] 《新唐書》卷221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255頁。

　　[8]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1，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332～6333頁。

　　[9] 巴考(J. Bacot)、托瑪斯(F. W. Thomas)、杜散(Ch. Toussaint)：《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1946年，686、687、688年。

　　[10] 見哈爾瑪塔(J. Harmattat)在《晚期大夏銘文(Late Bactrian Inscriptions)》中的精彩論述（載《古物學報（Acta Antiqua）》第17卷，1969年，第409～412頁。這個名字的通常形式在阿拉伯和波斯的文獻里多以Kusân形式出現(xiàn)，而非Kushân形式。烏瑞提出，Guzan也可能與Kucha相對應(見烏瑞上引文第281頁)。Kucha在后來的吐蕃史料中以Khusen形式出現(xiàn)。Kucha在古代西藏史料中有一例指的是Kvatsi，即漢文文獻中的龜茲。關(guān)于Guzan，可參見陶慕士（F. W. Thomas）著《與西域有關(guān)的吐蕃歷史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1卷，倫敦，1935年，第263頁；
埃默瑞克（R. E. Emmerick）著《關(guān)于于闐的藏文文獻(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倫敦，1967年，第94頁。

　　[11] 《資治通鑒》卷205，第6487～6488頁。

　　[12] 《資治通鑒》卷205，第6493頁；
《古代吐蕃史研究》，第354頁。

　　[13] 同上引《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694年。

　　[14] 《新唐書》卷216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080頁；
《資治通鑒》卷205，第6508頁。

　　[15] 格杰（M. J. de Goeje）編：《塔巴里史(Abû Ga‘far Muhammad ibn Garîr ibn Yazîd al-Tabarî, Tarikh al-rusul wa al-mulûk)》, 15卷，萊頓，1879～1901年（1964～1965年重版）。

　　[16] 韋特（Gaston Wiet）編：《雅戶必書(Ahmad ibn Abi Ya’qubi, Les Pays)》，開羅，1937年，第124頁。

　　[17] 《資治通鑒》卷212，第6752頁。

　　[18] 《資治通鑒》卷212，第6762頁。

　　[19] 沙班（M. Shaban）：《阿拔斯革命（The ‘Abbāsid Revolution）》，劍橋，1970年，第112頁。

　　[20] 同上引《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747年；
《資治通鑒》卷215，第6884～6886頁。

　　[21] 《資治通鑒》卷215，第6884頁。

　　[22] 《新唐書》卷217下，第6149頁。

　　[23] 《舊唐書》卷198，第5316頁。

　　[24] 如米諾爾斯基（Vladimir Minorsky）：《世界境域志（Hudûd al-‘Âlam）》，第2版，倫敦，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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