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大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那充滿深情的渾厚的聲音，如在中國上空，爆裂了一顆精神原子彈，震動了中國億萬群眾，感動了中國的廣大干部。焦裕祿復活了，他走進了人民的心中。然而，蘭考的一些干部群眾，卻因為通訊中的一些失真情節(jié)，承擔了想不到的災難性的后果。一篇通訊影響越大，它的失實給現(xiàn)實造成的負面災難也就越深。

　　時過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們充分肯定這篇通訊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應客觀地指出它的嚴重失誤，以便汲取痛苦的教訓。

　　根據(jù)我的記憶和調(diào)查結(jié)果，如實寫下這篇通訊的產(chǎn)生過程和對它的失真的調(diào)查經(jīng)過。

　　我很幸運。在全國作家中，我大概是唯一在焦裕祿生前就與他相識的。1960年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我繼父孟照芝從鐵路系統(tǒng)調(diào)到蘭考，支援農(nóng)業(yè)，擔任縣委副書記。不久，我母親就到了蘭考。1962年初冬，我去蘭考探親，正是焦裕祿剛到蘭考之時。很巧我們兩家竟做了鄰居，在泛著鹽堿的縣委家屬院，僅僅一墻之隔。一見如故。一次坦率的交談，就成了一生難忘的朋友。1963年冬，我再次去蘭考探親，我見他已很削瘦，但雙目仍炯炯有神，不知疲倦。那天晚上，他讓我去看蘭考豫劇團演出《社長的女兒》，散戲后，就戲談到對青年一代的教育問題，談得很深�！�…我想不到，這么精力充沛的人，半年之后竟會與世永別!1964年冬，我來蘭考，母親流著淚講著老焦……我走到蘭考縣委大院，總覺得老焦仍在：他是下鄉(xiāng)還沒回來吧?他的音容笑貌總在我眼前……我要把這位平凡的有血有肉的共產(chǎn)黨人的形象寫出來。我常想起“這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句話。他是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他是人民的兒子!我滿懷激情給長影黨委寫信，要求創(chuàng)作電影《焦裕祿》，得到了支持，我于1965年3月帶著長影黨委的介紹信回蘭考生活。

　　為了熟悉老焦和蘭考的人民，我參加了縣委的社教工作隊。半年之后，新華社記者才到蘭考來寫通訊，我因而知道了這篇通訊的寫出和發(fā)表的前前后后。我在長篇紀實《焦裕祿身后紀實》一書中曾詳盡地寫出有關(guān)大通訊及其影響。我專寫了一章《偉大的功績，嚴重的失誤》，力圖事實求是地評述這段歷史。

　　一、大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歷史功績

　　大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歷史功績，是把一個為了蘭考人民，為了改變蘭考面貌，拼上老命的人民公仆的焦裕祿介紹給廣大群眾干部面前，為干部樹立了公仆榜樣，讓群眾看到了真正共產(chǎn)黨員應是人民的兒子。因此感動了全國百姓和干部。在這篇大通訊發(fā)表以前，《人民日報》和河南省報刊就有對焦裕祿的報道，但沒有引起大的影響；
早在這之前，省地委都做出了向焦裕祿學習的通報，但并沒有形成熱潮。新華通訊社記者在宣傳焦裕祿上功不可沒。

　　40年后的今天，我們重看這篇大通訊的失誤，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因素。應做客觀地分析；
因為它的失誤造成的巨大災難，也是歷史造成的。

　　1966年1月，記者在寫這篇通訊時，正是全國大樹毛澤東思想權(quán)威的時期。當時林彪在部隊提出學習老三篇，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zhàn)士。全國已開始了造神運動。因此，當記者寫出焦裕祿這一人物時，便把它作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來宣傳。通訊發(fā)表的同時，《人民日報》也發(fā)表了社論《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按著這個要求，便讓焦裕祿時時不忘學習毛澤東著作，并且實現(xiàn)了林彪提出來的“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效果。大通訊把后來才有的學習老三篇放到了1963年；
如那天去勸災民行動，大通訊寫到焦裕祿組織縣委班子學習老三篇，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這情節(jié)。通訊把焦裕祿做的所有的事，都和毛澤東著作聯(lián)在一起，“縣委開會，他常常在會前朗讀毛主席著作的有關(guān)章節(jié)”。更有為了把焦裕祿寫成毛主席的好學生，便在他死后的病床上“發(fā)現(xiàn)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劉少奇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這完全是記者的神來之筆。實際上，焦裕祿病重才離開蘭考，他根本沒有帶一本書。既沒有毛澤東的著作，更沒有劉少奇的《修養(yǎng)》。歷史對記者開了玩笑，沒有想到不久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的著作成了《黑修養(yǎng)》，紅衛(wèi)兵質(zhì)問穆青：你為什么把毛主席的好學生，說成是劉少奇的好學生，他無言以對，因為這是記者硬加上去的。寫這篇通訊時，中央樹立林彪為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所以也要給焦裕祿樹一個“親密戰(zhàn)友”。正是這一樹，給蘭考造成了災難。

　　通訊失誤的人為因素是記者調(diào)查不全面，只聽信了少數(shù)人的談話，特別是只聽了副書記張欽禮一個人的介紹，便信以為真。因為張為了表彰自己，把自己的打扮成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記者受了張欽禮生動講述感染，便以文學筆法加以想象，寫起以真實為生命的新聞通訊來了，這就必然會出現(xiàn)失真。而這篇通訊在縣委通過時，不能鼓勵大家說真話，說實情，記者不想聽不同的意見，致使有錯也不能得到糾正。

　　記者們來蘭考三天便完成了采訪，失真便難以避免。

　　據(jù)蘭考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后來介紹：

　　1965年12月7日，當時我正在鄉(xiāng)下，大隊通知我：張縣長來電話找我。我接了電話，說新華社來人了，要我馬上趕回縣里。我趕到縣委，在辦公室里正聽張欽禮向記者們介紹哩，好像已談了不少。談的是蘭考除三害情況。

　　我到了，張欽禮把我介紹給記者們，周原我早認識了，在這兒認識了穆青。

　　我先從焦書記在下雪天起草“六條”工作談起，說起他怎樣領著治沙、治水、治堿，講起他訪貧問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講起他死前還要求把自己埋到沙丘上，要看著蘭考面貌的改變。這時，我已難受得流下淚來。我含著淚講，蘭考貧下中農(nóng)自動跑到鄭州焦裕祿墓前哭墳……貧下中農(nóng)們呼喚：焦裕祿你出來吧讓俺們看看吧……穆青聽了，再也坐不住，他站起身來，在地上來回邁步，不時用手絹擦著自己的眼淚。

　　其他幾位記者也感動得流下熱淚。

　　張欽禮這時控制不住感情，便趴在桌子上哭起來。

　　這時，工作人員來到會議室叫去吃飯。

　　穆青說：“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參加革命28年了，沒流過眼淚，焦裕祿精神太感動人了!這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如果不把它報道出去，就是我們的失職!”

　　穆青對張欽禮說：晚間咱們繼續(xù)說吧，再多找?guī)讉�同志。

　　幾次都是由張欽禮安排的。

　　晚上，張欽禮、我、張思義、卓興隆、李中修、曹慶瑞來一起座談。

　　張欽禮晚上動了感情，他一邊說一邊哭，拿出了一張小照片說：這就是焦裕祿在醫(yī)院送給我的，我永遠揣在懷里，記住焦裕祿的遺志。

　　以哭引哭，講說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動，人人都揮淚。記者們感動得記不下去。

　　第二天，又在縣直機關(guān)組織了座談。

　　第三天，張欽禮帶著我和曹慶瑞一起同記者們?nèi)チ死享n陵，找到焦裕祿最先訪問的飼養(yǎng)員肖位芬，聽他講焦裕祿。老飼養(yǎng)員流了淚，又把穆青感動得哭了。

　　我們從老韓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張欽禮的點張莊看那封閉好的沙丘，已種上了泡桐……

　　第四天，記者們離開蘭考去開封了。這之后，便有了周原起草寫出來的這篇大通訊。因為穆青是領導，故把他的名字放到了最前面。

　　二、《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嚴重失誤

　　由于記者的采訪時間的倉促，沒有更全面地了解情況，主要聽了縣委副書記張欽禮一人的介紹，且完全相信他的話是真實的，造成失真就難以避免。

　　張欽禮為了把自己說成是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編造了一些情節(jié)，引起后來干部群眾的不滿，而說謊給他本人也造成了悲劇。張欽禮年輕時參加革命，20歲便是考城縣的副縣長了。后來與蘭封合為蘭考縣，他一直是縣級領導，與百姓有密切的聯(lián)系，能干也能說。他一直在蘭考工作，1957年因為說真話，差點成了右派；
1959年因為說真話打成“嚴重右傾”，撤銷職務，下放勞動到村里，更了解百姓的疾苦；
1961年，他平反后恢復工作，仍是蘭考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因為我們的體制，縣委縣政府領導不是黨內(nèi)選舉和人民意愿的表達的體現(xiàn)，他雖有工作能力，也有威信，但由于不能團結(jié)其他人一道工作的“咬群”問題，一直沒有當上縣委書記一把手。他復職后，縣委原書記因生活作風問題不能工作了，這時，卻沒有提拔他當一把手，而調(diào)來了焦裕祿。縣長是程世平，張欽禮只是縣委副書記，他心里不快，因此一開始便對焦采取不合作態(tài)度。焦裕祿曾向地委提出把張調(diào)走的要求，地委書記張申對焦做工作，讓他團結(jié)張一道工作，因為張熟悉蘭考。這之后，焦發(fā)揮張的所長，讓他負責全縣的除三害工作，張工作也很有成績。焦裕祿逝世，張欽禮沒有去鄭州參加告別儀式。焦逝世后，由張欽禮主持了一年蘭考工作，也有成績。他本以為上級會讓他成為蘭考的一把手，沒有想到又調(diào)來周化民接了焦裕祿的班，當蘭考縣委書記，又調(diào)來了縣長。為了讓上級了解他，張對周化民等人仍然不合作，并且開始為顯示自己的政績向上級說謊，一反過去那個說真話的張欽禮，虛報產(chǎn)量，致使征購透底。他在農(nóng)村下放勞動時曾感嘆，說真話寸步難行。這是制度讓人異化了。新華社記者到來，他看到了表揚自己的機會，便借宣傳焦裕祿之機，宣泄了自己內(nèi)心的情緒。因為張是抓全縣“除三害”工作，他講焦裕祿也只講了除三害，這倒成全了這個大通訊。應該說，張欽禮在宣傳焦裕祿上有他的功績，主要是把焦裕祿除三害的事跡宣傳出來，因為沒有寫焦裕祿抓階級斗爭，而使這篇通訊有了生命力。但由于張欽禮要把自己說成“親密戰(zhàn)友”，便不能不編造親密無間謊話了。

　　1、寫焦裕祿半夜敲張欽禮的門找他談心，共同認為：改變蘭考面貌的主要問題在于人的思想的改變。焦裕祿說應該在思想面前加上“領導”二字。兩人談得很久。

　　當時的縣委常委，都懷疑這半夜談心是張欽禮編造的。大家說：焦裕祿調(diào)來，張欽禮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祿的這些話是在常委會上談的，也不是因和張欽禮交談受到的啟發(fā)。

　　2、“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縣委委員開會，沒宣布議事日程，只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大家到火車站去了……”

　　這段風雪夜看災民的情節(jié)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張欽禮的編造，或是出于作者為了感動人的藝術(shù)想象。我向當時的縣委常委劉呈明、李林鶴、趙玉嶺……等人了解了情況，他們均說從沒有開過這樣的莫名其妙的縣委會。大家說：焦裕祿開會是按著黨委會工作方法，每次開會前都有安民告示，告訴準備研究的問題，先讓大家有所考慮，他從不會把大家召集起來，就讓大家盲目地“跟我走”!

　　焦裕祿確實領大家去看過災民，那是一天的上午十一點，是提前告訴大家去的目的。

　　晚上焦裕祿去過車站嗎?

　　事實是：半夜去過，是焦裕祿和負責公安的常委張保田去車站檢查安全工作，了解社會治安問題，他們帶著槍夜半去的。

　　大通訊里這段描寫很具體，對于其中細節(jié)，在此稿征求意見的會上，有人提出“掛著尺把長的水柱……”不合蘭考地區(qū)的氣候，當時通訊執(zhí)筆的記者周原聽了也不修改，看來這是周想象出來的得意之筆。

　　這種想象出來的情節(jié)經(jīng)不起推敲，也便損害了焦書記的形象。

　　3、看過災民之后，寫焦裕祿帶領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實是：焦裕祿在開會時講毛澤東思想方法，也學習過這些文章，卻從未這樣集中地學習稱為“老三篇”的文章，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宣傳要求硬填上的。沒有一個常委證明：在哪次開會時焦裕祿領學過《老三篇》。

　　4、“以后，焦裕祿又專門召開了一次次常委會，回憶蘭考革命斗爭史”這個情節(jié)也不存在。從未專門開回憶革命史的常委會，這是作者根據(jù)當時形勢要求加上去的。

　　“有一個區(qū)，曾經(jīng)在一個月內(nèi)有九個區(qū)長為革命犧牲。”查蘭考歷史無有一個月九個區(qū)長犧牲的記載�；貞浉锩�史，是當時的宣傳要求。我們的記者常常是從宣傳要求出發(fā)，隨意編一些情節(jié)，這是記者為宣傳而不顧真實的一例。

　　5、在縣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一節(jié)里，寫道：縣人委有一位從豐收地區(qū)調(diào)來的領導干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干部辦公室的計劃。連桌子、椅子、茶具，都再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里的一個污水坑填平，上面蓋一排房子……也有人問：錢從哪里來？能不能花？“這位領導管財政，他說：花錢我負責。”通訊寫了焦裕祿批評從“豐收區(qū)來的”那個領導干部的事兒。還寫道，后來焦裕祿找這位領導干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

　　這個重要情節(jié)是完全不真實的。為了這個情節(jié)的失真，原蘭考縣長程世平死前還念念不忘這件委屈之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事實是蘭考接待領導的住所沒有被子，飯?zhí)脹]有桌子和坐物，開封專員孫玉尊提議改善一下條件，焦裕祿是支持此事的。只是找不用布票的布和等外木材做了一些被子和桌子。

　　張欽禮當初曾向上級告狀，反映縣長程世平和焦裕祿的“裝潢縣委辦公室”，最后經(jīng)省地檢查組檢查沒有問題。張欽禮這時向記者卻又說起了這事，且進行了改造。記者便相信了張的反映，而沒有向更多同志了解此事。

　　6、“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焦裕祿確實說過這話，但不是針對“程世平的裝潢做家具”，而是對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講的。當時除三害辦公室缺椅子，卓興隆向焦書記訴苦，焦書記說了這句話。

　　7、本篇最動人的情節(jié)：寫焦裕祿逝世前和張欽禮的談話，以及最后的囑托，與事實不符。張欽禮去看焦裕祿，焦的妻子徐俊雅就在身邊，他們只說了幾句話，張欽禮便走了。焦裕祿的這段話是對地委領導講的。大通訊卻安在張欽禮頭上，制造成了“最親密的階級戰(zhàn)友”的印象。

　　8、焦裕祿送給張欽禮照片的情節(jié)屬于子虛無有。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說：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沒有帶著照片，他從哪兒拿照片送給張欽禮呢？

　　據(jù)當事人談，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時，焦裕祿不愛照相，家里沒有存著照片，急得沒法兒，便去省委組織部，從焦裕祿的檔案里找出他填表時貼的照片，取下來了。

　　我們從《人民日報》上見到的焦裕祿多么年輕呵!因為那是他20多歲時的照片，不是他在蘭考當書記時的近照。張欽禮如何有這照片，并拿出來讓記者們看了。這在當時是個謎。

　　9、大通訊寫道：“他死后，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fā)現(xiàn)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

　　為此情節(jié)，我找到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守鳳說：“我爸爸去醫(yī)院什么書也沒有帶。他臨終對我說：‘……你已經(jīng)工作了，爸爸沒有什么禮物送給你……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算送給你的禮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媽媽收拾爸爸遺物，他的枕頭下哪有《毛澤東選集》和《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啊?大通訊上寫得不對�！�

　　焦守鳳說得十分干脆、肯定。

　　親人都沒有發(fā)現(xiàn)，這“人們”又是誰?

　　這是執(zhí)筆者的頭腦中的想象，想以此證明焦裕祿確實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好學生。

　　10、大通訊的最后一節(jié)，是為了寫出“精神變物質(zhì)”，勾畫出了蘭考的現(xiàn)實圖景。只要是到過蘭考參觀的人們都能感到當年蘭考的現(xiàn)實。很顯然，記者以激情之筆寫下的是他們的幻覺：“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定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jīng)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實�！比绻�把“已經(jīng)”換成“正在”，是實事求是的話。

　　后面的數(shù)字也表現(xiàn)出張欽禮介紹的浮夸，這和他在1965年6月在地區(qū)征購會上虛報數(shù)字以求上級表揚是一條路。他不會想到：經(jīng)記者一寫，便在全國造成影響；
而親來蘭考參觀的人們在說：“這篇大通訊有點夸張了!”因為當時的蘭考并沒有明顯的變化。

　　11、大通訊作者在下一段的抒情中，顯然用了夸張的描繪：“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由36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集體完成了�！�

　　這里應該把“完成時”改為“正在進行時”，方為實事求是。

　　應該說，焦裕祿生前沒寫完的那篇文章，閃耀著他氣壯山河的革命理想，他十分清楚地寫的第一個小標題便是“設想不是現(xiàn)實”。我們又怎能把理想當成“現(xiàn)實”去描繪?

　　一個對蘭考人民負責任的縣委書記周化民，在大年三十晚上通過這篇通訊時，第一次聽到這種描繪蘭考的現(xiàn)實，謹慎地提了意見：“最后，是不是該留有余地，不要把蘭考現(xiàn)實寫得這樣好，因為除三害的任務還很重。焦裕祿同志生前設計的藍圖，還需要我們做很大的努力呀!”記者周原聽了非常不滿，反駁道：“還要留什么余地?現(xiàn)實就是這個樣子，焦裕祿的精神變成了物質(zhì)，蘭考面貌改變得就 是不錯嘛!”

　　因為記者聽不進不同意見，盛氣凌人，老周也不再吭聲，別人還能說什么呢?縣委副書記劉呈明當時便知道大通訊里有不少不真實的地方，因為沒有說真話的的氣氛，便啞口無言。

　　應該更真實地說：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實行了“大包干”，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蘭考人民才真正扔掉了要飯棍，焦裕祿心中的藍圖才真正實現(xiàn)啊!

　　三、歷史上真實的焦裕祿

　　人都從歷史中走來，向歷史中走去。

　　每個人的思想行為都無法脫離歷史，都必然打著歷史時代的烙印。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只有把人放到他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里，才能回歸他歷史的本來面目。

　　為了熟識焦裕祿，了解他在蘭考的生活，我曾下過笨功夫，從蘭考的檔案中按照時間順序看了焦裕祿主持工作以來他所親自起草和批閱的全部文件。根據(jù)縣委的工作日志及同志們的回憶，我編寫了《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記下了焦裕祿從1962年12月5日到蘭考報到參加縣委召集三級干部貫徹黨中央八屆十中全會精神的會議，到1964年3月23日告別蘭考車站去開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不用你多著一字，只看完這個日程表，就會讓人感動地下淚！

　　這是一個拼命為黨工作的拼搏戰(zhàn)斗的日程表。你找不出哪是星期天休息日，也分不出焦裕祿在一天中是從哪時開始工作的，什么時間能夠休息。

　　這是一個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戰(zhàn)斗日程；
也是他與早已侵入他肌體的癌細胞與疼痛時刻搏斗的時間表啊。當時我曾想以一個自知身患絕癥的共產(chǎn)黨人如何以生命倒計時為人民拼命來構(gòu)思一部電影，來寫一個鋼鐵般堅強的人是怎樣生活的！

　　每一個想為社會做貢獻的人，都會從中受到震憾！

　　看焦裕祿的475天的生活，我才發(fā)現(xiàn)，迄今為止，不論是穆青等同志寫的聞名世界的大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還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祿的傳記、紀實文學（如1995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殷云嶺、陳新合著的36萬字的《焦裕祿》，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人生楷模叢書中，屈春山著的《焦裕祿》），他們在宣傳焦祿精神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卻也都有令人遺憾的缺陷。

　　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忘記和回避了歷史，除去有的作品有時間的錯誤，情節(jié)的失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丟掉沒寫。這就是作為一個黨派來的縣委書記，他在忠實地、真誠地執(zhí)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斗爭為綱，抓農(nóng)村的兩條路線斗爭，剎單干風，鞏固集體經(jīng)濟。

　　穆青等人的大通訊沒有寫這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這一缺陷，便在之后不久起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兩派爭論的焦點。一派抓住這一缺陷，無限上綱，全面否定大通訊，并把這篇有巨大功績的大通訊，說成是“否定焦裕祿”的“大毒草”。歷史塵埃落定，回頭冷靜思索，“批判者”的這些話不也是實際的嗎？

　　“焦裕祿一到蘭考，就積極貫徹八屆十中全會議精神，深入到老韓陵大隊進行調(diào)查研究，向縣委提出《關(guān)于城關(guān)區(qū)老韓陵鞏固集體經(jīng)濟，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第一步工作情況的報告》……他狠抓縣委內(nèi)部的思想斗爭，促進縣委思想革命化，他組織幾十人的階級調(diào)查隊，深入農(nóng)村，進行為時一個多月的深入細致的階級調(diào)查，掌握社會各階級的動態(tài)，召開幾次三級干部會，揭開了階級和兩條道路斗爭的蓋子，打擊階級敵人的進攻，組織貧下中農(nóng)階級隊伍；
他在除三害和生產(chǎn)自救斗爭中，時刻不忘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堅決靠貧下中農(nóng)，抓典型、樹樣板，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鞏固了集體經(jīng)濟；
他帶領縣委舉辦大型階級教育展覽，憶苦思甜；
他指示劇團大演革命現(xiàn)代戲，巡回演出，占領農(nóng)村文化陣地，培養(yǎng)革命事業(yè)接班人……�！�

　　這就是焦裕祿的“舉旗抓綱”。

　　歷史事實就是如此。

　　根據(jù)475天日志，焦裕祿在蘭考抓階級斗爭這個綱所做的工作大致分四個階段：

　　第一段：從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這一階段主要是貫徹黨的八屆十中全會議，剎“單干風”（包括解決1961年初的救民政策的“借地”），鞏固集體經(jīng)濟。

　　第二段：從1963年4月到1963年7月。在全縣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縣和公社分別召開了大型的三級干部會議，武裝訓練階級隊伍,開展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號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jié)對敵，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進攻，剎住資本主義黑風。

　　第三段：從1963年8月10日開始，組織各級領導干部，每人深入一二個隊進行生產(chǎn)斗爭中的階級調(diào)查，解決如何在生產(chǎn)斗爭中，正確執(zhí)行黨的階級路線，依靠貧下中農(nóng)問題。集中力量抓了在除三害、種麥中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斗爭。

　　第四段：從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23日焦裕祿入院治病前，狠抓了生產(chǎn)救災，副業(yè)生產(chǎn)和除三害工作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11月，縣委和公社黨委分別召開了四級、三級干部會議，會議中大揭了生產(chǎn)救災和除三害工作中階級斗爭的蓋子……

　　作為忠誠于黨的事業(yè)的焦裕祿，他無條件地執(zhí)行黨的決議，他拼上老命，去鞏固集體經(jīng)濟。他不可能對毛澤東的“反修防修以階級斗爭為綱”有絲毫的懷疑。如果說,他不這樣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懷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祿了！

　　在這一點上，焦裕祿真正是毛澤東的好學生。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講話提出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他在會上將包產(chǎn)到戶提高到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高度認識，使會議的氣氛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

　　到1962年9月召開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劉少奇與毛澤東保持一致，積極展開了對包產(chǎn)到戶的批判。毛澤東對形勢、階級和矛盾的分析，從根本上否定了包產(chǎn)到戶，從政治上對包產(chǎn)到戶宣判了“死刑”。包產(chǎn)到戶不再是一個有利于恢復和發(f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經(jīng)濟問題，而是關(guān)系到黨和國家命運，涉及到資本主義是否復辟的政治問題。

　　1962年12月，毛澤東的好學生焦裕祿針對蘭考干部中出現(xiàn)的以上觀點，向大家嚴肅地說：“這就一股單干黑風，企圖瓦解集體經(jīng)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具體表現(xiàn)，是階級敵人企圖搞垮社主義的罪惡活動。我們的一些黨員干部在這種情況下，失去階級的警惕性，政治上生銹，個別的對三面紅旗、社會主義道路發(fā)生了動搖，一些社員對集體經(jīng)濟的優(yōu)越性失去了信心，發(fā)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焦裕祿所傳達的是老師毛澤東的聲音！

　　這才是真實的歷史的本來面目！

　　誰也不會懷疑：毛澤東同志為此狠狠地批判包產(chǎn)到戶，并把他稱贊過的“農(nóng)民問題專家”鄧子恢斥為“資本主義專家”，他是從人民的“最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著想，他要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他捍衛(wèi)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然而歷史無情，證明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他給老百姓的不是富裕而是貧窮。

　　作為一個受毛澤東同志多年教導的黨的基層領導、縣委書記，怎么能要求他超越歷史，用今天的目光去審視那年代的現(xiàn)實？所以，真實地寫下焦裕祿在蘭考的作為，絲毫不會影響他本身的光輝！如果回避了歷史的真實情況，用今天的目光“剪裁”的歷史，反而損害了他。因為這樣做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焦裕祿本人是堅決反對的。

　　我們從事實中注意到：焦裕祿認真貫徹八屆十中全會決議時，他已發(fā)現(xiàn)與老百姓的內(nèi)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貫徹執(zhí)行確有難處。他一方面用毛澤東的這是“兩條道路斗爭的反映”、“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nóng)民”來解釋；
同時他也痛苦地想：是不是自己所想脫離實際、不實事求是呢？1964年3月14日，離焦裕祿病重住院前9天，縣委常委開了一次生活會，由辦公室主任劉長友做了記錄。

　　焦裕祿在生活會上檢討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苦惱”，他說：“最苦惱的是身體不好，現(xiàn)在又有個腿疼、扁桃腺也腫，肝炎也疼，身體不好，工作搞不上勁。……工作作風上，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這樣有時就有些脫離實際，對下邊的困難考慮不夠……”按照上邊要求，在剎單干風中就把“借地”作為單干風的表現(xiàn)要堅決收回的�？山乖５搹膶嶋H情況出發(fā)，盡量地采取了靈活辦法，不“一刀切”把借地全部收回而根據(jù)災情嚴重地方群眾要求，同意：三嚴重地區(qū)借給社員的堿地不抽回來，讓社員趁閑補空繼續(xù)進行改造，收入的糧食由社員自己支配，國家不計征購，這自然受到了社員擁護。

　　莫看這一點“靈活”，這在當時需要何等的膽識！

　　為了治風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祿通過和農(nóng)民交談，接受了林業(yè)護理員的建議：要有責任制。之后，焦裕祿起草文件寫道：“造林在蘭考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沙地沒有林，有地不養(yǎng)人，不造林就不能徹底改變蘭考面貌。多造一畝是一畝，多栽一棵是一棵，做好采種育苗工作，盡快確定樹木所有權(quán)，建立責任制，實現(xiàn)管理分成，頒發(fā)林業(yè)證。”

　　焦裕祿在這文件里明確提出——“應該根據(jù)原來的基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根據(jù)群眾覺悟情況逐步去搞，實事求是，解決突出問題。可以實行“六包”，即：臨時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節(jié)性包工、常年包工、專業(yè)包工（看管果樹、副業(yè)，紅薯育苗包給個人）和連續(xù)包工（作物、地塊、管理人不變，隊里種何物包管何物）。同時實行“六定”，即：定任務、定完成時間、定勞動報酬、定質(zhì)量標準、定期檢查、定獎罰制度。林區(qū)最好將林木和土地一齊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在當時，人心到了談“包”色變的地步，而在焦裕祿寫的文件里，竟有六個“包”，可見他是努力“實事求是”，照實際解決問題的，這又需要多大的勇氣！

　　今天，我們能深刻地理解當時焦裕祿在執(zhí)行八屆十中全會決議時的內(nèi)心焦急和痛苦矛盾，這是他難以向任何人傾訴，甚或他自己在當時也未必能說清楚的！

　　15年后的1980年，我回到蘭考，和當時任蘭考縣委書記的刁文交談，他回答了這個問題。

　　刁文同志說：蘭考實行“大包干”，特別痛快！為什么？它合民心，順民意，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決不了的蘭考外流討飯的問題，我們一二年便解決了，老百姓這才真正扔掉了討飯棍！

　　我有啥本事？我們這屆縣委有啥高明之處？我說沒有！比起焦裕祿同志，比起那時的縣委領導，我們無論從品質(zhì)能力，思想水平，工作方法都差遠了！焦裕祿一心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蘭考并未翻身。我們沒老焦那樣的精神、能力，卻讓蘭考扔了要飯棍，關(guān)鍵是路線、政策，是包產(chǎn)到戶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這是合乎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體制。可見沒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體制，再有焦裕祿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祿地下有靈，會感到欣慰，因為這是他內(nèi)心的愿望。

　　搞了一輩子新聞的新華社資深記者們，最知共產(chǎn)黨報紙、新聞的黨性原則了。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篇長篇通訊，沒有寫焦抓階級斗爭、兩條路線斗爭，正是它的高明之處，使它至今還有現(xiàn)實意義，如果他那么寫，今天還能重看嗎？還能選進中學課文里去嗎？

　　這篇大通訊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寫出了老百姓心中最強烈的呼喚聲音：迅速治理三害改變貧苦面貌；
也寫出了黨關(guān)心群眾疾苦，做人民的兒子的那種深厚的為民之情。正是這些感動了億萬人，至今仍讓人們震撼。這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說實話，那時那種把什么事都提到兩條道路的高度，什么都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寫法，并不得人心。如果那樣如實寫，他可以稱為共產(chǎn)黨的好干部，卻不如“人民的兒子”那樣讓人感動了。大通訊沒有寫階級斗爭，只著重寫除三害，這與當時主抓除三害的副書記張欽禮的介紹有直接關(guān)系。他的介紹，使大通訊確定了基本思想的骨架，這樣，便使穆青等在“文革”中遭了難，又使他在今天得以站得住，他今天不能不感謝張欽禮。

　　四、大通訊的失真，給蘭考干部群眾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1966年2月，大通訊發(fā)表前，我在蘭考見到了記者周原，也看到了這篇通訊的清樣。因為我在這之前，已了解焦裕祿的情況有近一年的時間了，對這篇大通訊除去感動之外，便看到了一些失真之處。比方說，一開始便說焦裕祿家庭出身是貧農(nóng)，當時正寫《焦裕祿》書的《河南日報》的記者薛慶安便對我說，焦裕祿自己填表寫自己家是中農(nóng)，為什么記者要給焦裕祿改成貧農(nóng)呢？難道中農(nóng)出身便損害老焦的形象嗎？后來我聽到的一些同志反映，有如上一些不真實之處，我曾向張欽禮等同志提出來，他們用階級斗爭觀點制止了我的反映；
我曾給中央宣傳部寫出一封反映情況的信，也被好心的同志制止，勸我不要太天真。我想起許多同志因為真話被整的教訓，也便沒有發(fā)出。

　　如果沒有不久到來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失真，也就過去了。接著來的是一個說假話的年月，大通訊因為失真，樹了一個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張欽禮，在造神運動中將毛澤東樹成了神之后，他的好學生焦裕祿也便成了神。在反右派、反右傾運動中挨整的張欽禮為了保護自己，便利用這個神保護，不想在這場風浪中再次翻船。于是他主動出擊，用大通訊給他的資本，領頭造反，自然也得到外地紅衛(wèi)兵的支持。他提出蘭考兩條路線，一個焦點。他說，紅線是毛主席—焦裕祿—張欽禮；
反對他的便是反焦裕祿，反毛主席，反革命；
焦點是樹焦裕祿這面紅旗和砍這面紅旗的斗爭。凡是對這篇大通訊提出不同看法的干部和群眾，都成了黑線，成了砍焦裕祿這面紅旗的了。其實，沒有哪一個干部和群眾是要砍這面紅旗的。

　　政治風云變幻無常。張欽禮帶頭造反奪了縣委縣政府的黨政財政大權(quán)，不久，解放軍介入，將鼓動農(nóng)民進城打砸搶的奪權(quán)者張欽禮逮捕。幾個月后，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張欽禮從獄中放出來，去北京參加了中央首長的接見。他回來之后，1967年10月30日便在全省也可說是全國第一個成立了縣革命委員會，他當上了第一把手，后來還成了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書記，后來又當上了省貧下中農(nóng)協(xié)會主任，青云直上，實現(xiàn)了他多年來想當一把手的宿愿。他當政后，便開始對反對過他的干部群眾進行報復。這便給他自己后來的垮臺創(chuàng)造了條件。他沒有想到，支持他的“四人幫”完蛋了，他作為在蘭考的這場浩劫的執(zhí)行者，自己要承擔歷史的罪責。

　　1978年11月，張欽禮被開除出黨，逮捕法辦。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13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被“焦裕祿親密戰(zhàn)友”張欽禮殘酷陷害的老同志都平反昭雪，恢復了工作。張欽禮也在1979年12月被判刑。大家的心都沐浴著實事求是的陽光，創(chuàng)傷在慢慢痊愈：天下該平安了，大家該努力工作了!快用奮發(fā)的工作彌補多年沒有工作造成的損失吧。就是在這時刻，大家從新華書店里見到了1980年2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的穆青等人著的《焦裕祿》，蘭考又失去了往日的平靜。

　　重新出版大通訊《焦裕祿》的本意，在書的編者前言中有明確的說明：“作品在博得廣大讀者熱烈共鳴的同時，必然也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這篇寫焦裕祿的作品被目為大毒草，連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

　　今天重新出版此書，也就有為此書“平反”，落實政策之意。

　　歷史現(xiàn)象真是非常復雜，不能用形式邏輯推斷，要做細致地分析。那當時反對穆青等人大通訊的內(nèi)容是什么?當時目為“大毒草”又是指的什么？在“左”的“文革”時期，林彪不也還為焦裕祿題詞表彰焦裕祿嗎?在現(xiàn)實中是不能簡單套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就是在“四人幫”時期，稱大通訊是“毒草”的群眾也沒有否定焦裕祿這個典型。他們所依賴的觀點也是說：沒有寫焦裕祿到蘭考“舉旗抓綱”——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抓階級斗爭。我在本書前面已對此做了分析。

　　還有更多的同志則是指出此篇大通訊的嚴重失誤——樹了一個假親密戰(zhàn)友張欽禮，而確實有不少重要情節(jié)是失實的，是“運用虛構(gòu)、想象的文學手段在創(chuàng)造藝術(shù)形象”(引該書前言用語)。在1980年重新出版的《焦裕祿》中，令人吃驚地是他劃去了“張欽禮”的名字——因為知道了張已犯罪判刑——卻對張欽禮欺世盜名塞進通訊中的虛假情節(jié)只字未動，這就不能不引起當事人和蘭考廣大群眾的憤慨和不滿。

　　至1980年6月，人們見到此書發(fā)行之后，便紛紛給有關(guān)部門以及中央領導寫報告了。

　　1980年9月9日，中共蘭考縣委宣部發(fā)出蘭宣［1980］9號紅頭文件，抄錄如下：

　　中共蘭考縣委宣傳部文件

　　蘭宣［1980］9號

　　關(guān)于要求糾正《焦裕祿》通訊中失真情節(jié)的報告

　　地委宣傳部并省委宣傳部：

　　今年6月，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穆青等著的人物通訊集子《焦裕祿》在我縣出售后，引起強烈議論。輯入本集首篇的《焦裕祿》一文(即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雖然劃掉了張欽禮的名字，但有關(guān)張欽禮欺世盜名，塞進通訊中的情節(jié)，依然只字未動。這就使人揣猜質(zhì)疑，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曾跟隨張欽禮犯錯誤的人，認為上頭還有人替張欽禮說話。張欽禮的案還有翻的希望。所以，有些人乘機串聯(lián)，開會密謀，制造輿論，擴大影響，替張欽禮翻案，干擾破壞蘭考安定團結(jié)的大好形勢。根據(jù)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我部受縣委委托，對《焦裕祿》一文中失真情節(jié)再次進行查證落實，寫出報告，盼望得到妥善解決。

　　焦裕祿是全國影響較深的典型。他帶領蘭考人民同風沙、鹽堿、內(nèi)澇三害斗爭的事跡永放光彩。他不愧是蘭考人民的好書記，不愧是縣委書記的榜樣，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十幾年來，焦裕祿精神對全國人民尤其對各級領導干部思想革命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在當前學習“準則”恢復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學習焦裕祿革命事跡更有其深刻的政治意義。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宣傳焦裕祿革命精神上起了積極作用，使焦裕祿光輝形象，煜耀中華，深入人心。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由于采寫中偏聽偏信，通訊中寫進了張欽禮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所編造的謊話，也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正如蘭考的群眾說：中央出了個“親密戰(zhàn)友”害苦了全國人，蘭考出了個“親密戰(zhàn)友”害苦了蘭考人。這話凝聚了蘭考人十幾年來的血和淚。所以，在恢復發(fā)揚黨的實事求是優(yōu)良作風的今天，蘭考人民對張欽禮以欺騙手段塞進《焦裕祿》通訊中的假東西，強烈要求澄清事實，剔除虛假，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絕不允許讓張欽禮這個政治騙子從中叨光。

　　實際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后，蘭考縣的廣大干部、群眾，就對張欽禮欺騙記者，塞進通訊中的假材料，撈得“親密戰(zhàn)友”的問題，向有關(guān)單位做過多次反映。張欽禮對群眾得意感到恐慌，為了保住“親密戰(zhàn)友”桂冠，他把群眾對他的意見統(tǒng)統(tǒng)說成是反對焦裕祿。11月間，張欽禮親自跑到省里，向原省委負責人劉建勛、王維群等人匯報：有人要砍焦裕祿這面紅旗，要求提前在蘭考開展“文化大革命”。劉建勛、王維群于11月25日下令叫蘭考提前開展“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十幾年，圍繞所謂“樹焦”與“反焦”，圍繞“張欽禮到底是不是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蘭考經(jīng)歷了殊死的搏斗。

　　通過嚴酷斗爭，廣大干群更加看清了通訊中冠以“親密戰(zhàn)友”的張欽禮，根本不是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蘭考的干部和群眾，不顧政治上的打擊陷害，冒著身家性命危險，據(jù)理向上級反映張欽禮欺騙記者，騙取焦裕祿“親密戰(zhàn)友”的問題。但無論怎樣反映，始終沒有得到解決。1977年10月縣委副書記陳承興和焦裕祿的愛人徐俊雅同志到北京專門找到穆青同志，當面反映了通訊中有關(guān)失真地方�？墒侨晕匆�起重視，而又于1980年春重新編排再版，依然保留有關(guān)失真情節(jié)的《焦裕祿》通訊，發(fā)行全國。

　　“四人幫”垮臺3年之久，黨中央一再強調(diào)恢復發(fā)揚黨的實事求是優(yōu)良作風，為什么穆青同志對蘭考黨組織和蘭考群眾的意見不屑一顧，把通訊《焦裕祿》劃為禁區(qū)，錯誤的地方也改動不得，繼續(xù)讓假的充真，這實在令人困惑不解其意。

　　現(xiàn)將通訊中的失真情節(jié)報告如下：……

　�。ㄔ瓐蟾娴膬�(nèi)容從略。其內(nèi)容主要是我在當時所提出來的那些，不過，這是經(jīng)過認真調(diào)查的結(jié)論。）

　　中共蘭考縣委宣傳部

　　1980年9月9日

　　在這之后，又有開封地委、蘭考縣委的知情人，當事人簽名的給“鄧副主席、胡耀邦總書記、趙紫陽總理并中紀委、中宣部的長信，反映如縣委宣傳部文件中所提的同樣的問題。這個長長的簽名里有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名單如下：

　　秦一飛、周化民、張維新、程世平、劉呈明、張保田、馬宗文、孫天相、吳芙蓉、劉長友、陳承興、孟慶凱、孫理性、霍云雷、張清潔、徐俊雅、李耀南、張玉合、趙文選、孫培謀、繩尚武、周長安等人。

　　我們的“蘭考問題調(diào)查組”就大通訊報道失真的上述問題又做了詳細認真的調(diào)查，從1980年10月7日至1981年1月5日，用了近3個月時間調(diào)查知情干部，群眾共68人證明：蘭考縣委宣傳部和許多同志向中央寫的報告所述事實全是真實的。

　　一篇聞名于世的大通訊，它的功績與失誤的教訓是深刻的。真實是新聞報道的生命，這一點應為所有新聞工作者銘心刻骨地記住，萬萬不可因為宣傳的需要而任意剪裁“事實”，當然更不可以文學想象代替真實的記錄。

　　任彥芳，196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學專業(yè)。國家一級編輯，著有《焦裕祿之歌》等作品。

　　來源：《領導者》24期。天益網(wǎng)受權(quán)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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