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美國在世界上扮演著發(fā)動機的角色，中國則應當主動成為世界的一只“錨”，在世界出現(xiàn)問題的時候，承擔一個穩(wěn)定局面的角色

　　外交學在人類的學問中被稱為“生死之學”，縱橫家蘇秦就說過，“安民之本，在于擇交”。一個國家的外交抉擇常關乎國之興衰乃至存亡。外交如果運用得當，則一個小國也可以“四兩撥千斤”，合縱連橫，在大國間獲得生存之機，甚或游刃有余。而若一個大國強國不善于駕馭自己的力量，擴張無度，外交失當，也可能引致衰亡。

　　中國的外交，自改革開放以來，變化的軌跡清晰可見---由內向而外向，由被動應對到主動“出擊”，漸漸展露出大國氣象。而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外交服務于改革大局，為國內建設保駕護航是第一使命。

　　30年的積累，中國實力初成。如何合理適度地運用這一力量，是今后外交的重大課題。這也關乎進一步改革的大局。

　　由“造反派”到“建設者”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新著中說，我國外交30年變遷中的一個核心脈絡是，中國由一個毛澤東時代的“造反派”轉變成了國際社會的“建設者”，這種變化是怎樣一步一步發(fā)生的？這當中有沒有一些標志性事件？

　　王逸舟：30年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漸變過程。我比較看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中國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曾經一度劍拔弩張，我們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和興趣也不大。但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施以援手，這對我國形象在東南亞的轉變幫助很大。可以說這是中國扮演“建設者”角色、發(fā)揮負責任大國作用進程當中里程碑式的轉折點，或曰分水嶺。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變化在這個時候突然發(fā)生了，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王逸舟：我覺得一開始我們是出于一種直覺。泰銖嚴重貶值，泰國很多國民在國王的號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
韓國等國家的資產也在短期內蒸發(fā)。這些都是我們的鄰國，所謂唇亡齒寒，為了防止這種寒風蔓延到中國，我們出手相助�？墒菦]想到效果出人意料地好，中國威脅論，以前在東南亞叫得很兇，在那以后，這種聲音明顯減少。

　　于是這引起了我們更大的思考---原來鄰國的安全也是我們自己的安全，中國應當更有意識地去做，去幫助鄰國。

　　《瞭望東方周刊》：1997年以后呢，變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說，2004年到2006年，也是一個轉折點。這個時候，中國經濟實力全面增強，在外交上，我們從過去國際援助的接受者，轉變?yōu)橐粋�更有力的捐助者、輸出國，并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全球性的治理當中，如非洲問題、難民問題等。

　　上世紀80年代，我們的基本哲學是追求溫飽，無暇他顧。90年代前期，世界意識仍然不是很強，只是剛萌芽。9 0年代中期后，溫飽解決了，中國也從埋頭苦干到抬起頭來，視野更開闊，開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紀，這種變化更加明顯，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周邊到全球，我們開始思考自己能做點什么。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十七大報告講得非常有意思，“實現(xiàn)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fā)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fā)展維護世界和平的和平發(fā)展”，這表明，今天世界發(fā)展到了這個程度，中國的發(fā)展和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是息息相關的。這就有了捆綁或融入的意識。這是一個建設者的話語。比照90年代前期，那時候我們還經常說“一枝獨秀”。

　　魏柳南：我可以談點直觀的印象。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的外交官給人的印象是有一點“怕”，不大出大使館，比如在歐洲跟我們的交往很少�，F(xiàn)在這方面已經改變很多，比較開放。這也從側面體現(xiàn)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的確更加緊密了。

　　增加國際公共品提供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現(xiàn)在看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建設者身份仍然將信將疑。

　　王逸舟：的確，世界上還流行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這里邊需要區(qū)分對待。針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論”，只要我們不采取軍事行動、不打仗，在臺灣問題上釋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夠慢慢化解的。

　　但針對中國的“經濟威脅論”就很復雜。中國經濟越發(fā)展，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越高，外部擔憂越是上升。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占據(jù)世界能源、資源的比例就越大。這和“軍事威脅論”不同，前一個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這個方面可能做得越多，外部擔憂越大。

　　中國現(xiàn)在是“樹未大，先招風”。如果我們是1.3億人或者1300萬人，可能西方看我們反而是欣賞的眼光。但因為我們人口基數(shù)太大，加上獨特的文化，不一樣的文明和政治體制，就讓西方抱著很大的猜忌來看我們。

　　《瞭望東方周刊》：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什么辦法使我們的建設者身份更加具有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這是有戰(zhàn)略意義的。北歐有的國家已經把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國際援助。

　　《瞭望東方周刊》：近幾年我們提供的國際援助，比如對于非洲的債務減免等已經做了很多。你認為還不夠？

　　王逸舟：對國際援助要做具體區(qū)分。我們目前提供的國家援助更多的是戰(zhàn)略性的輸出，也就是與我國的利益是有關聯(lián)的。前幾天，在一個論壇上，一位外國人跟我說：“你們現(xiàn)在的外援是在增長，但錢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東地區(qū)，那些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當然，經濟利益是必須要的，中國人不能不現(xiàn)實。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響國內建設的同時，盡可能拿出一部分錢，用于比較純粹的與本國利益非直接相關的國際公共利益。當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份額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中國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充滿慈善目光和全球責任感的風范大國。而這從長遠來說也是有利于國家利益的。

　　中國應學會與國際NGO打交道

　　《瞭望東方周刊》：除了公共產品，你還有什么建議？

　　王逸舟：我想說的第二點是，在這個重要的新時期，中國外交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學會面對NGO等國際上不同的社會組織。

　　我認為，世界實際上是由三界構成的，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經濟界---跨國公司、各國經貿部門等。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弄潮兒，技藝嫻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戰(zhàn)爭、政府交往等等，這方面中國人也正在逐步適應，中國日益成為政治界中的一個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攏。

　　第三界是社會界---國際社會的不同團體。這個界別五花八門，有專門保護瀕臨物種的，有同性戀團體，還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鮮的比如專門反對建大壩的團體等等。

　　他們發(fā)出的聲音中，有些可能讓我們不快。但是我們習慣于統(tǒng)統(tǒng)將他們歸入反對中國政府之列，從政治角度做出判斷，認為是給中國設套，讓中國人蒙羞，阻礙中國發(fā)展。事實上，國際社會在不斷分層化，但是我們的外交官卻無法和他們對話�？梢哉f在第三界中，中國還是個新人，還要花很多時間去適應。要實現(xiàn)和諧世界，我們不光要在政府中、在商人中交朋友，也需要第三界的朋友。

　　魏柳南：中國政府在對外溝通的方式上的確需要更講究技巧。這里邊有些是文化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比如現(xiàn)在中國政府把一些概念直接翻成外文，如“小康社會”，對中國人來講很明確，但是直接翻譯成法文，法國人就覺得這是個很奇怪的詞語�！昂推结绕稹币彩侨绱�，沒有文化、歷史的背景，無法了解。

　　另一方面，溝通方式不能過于簡單�？偟膩碚f，我認為到現(xiàn)在為止中國對西方還沒找到很好的溝通的方法。

　　我對非洲比較了解。我看到，在處理與非洲的關系中，中國外交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中國人雖然在非洲投入很多，但是可能并沒有真正了解非洲的文化和歷史，所以也沒有形成非常有效的溝通。而非洲國家以前是西方的殖民地，不少領導人都曾在西方留學，他們跟西方溝通非常習慣。曾有非洲人士告訴我，10年前中國的東西非常便宜，但現(xiàn)在價錢越來越高，如果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價錢只差20%的話，他還是更愿意與歐洲合作。

　　但現(xiàn)在中國的企業(yè)不了解這一點，以為只要有錢，投資就可以了。中國應該尋求一種新的溝通的戰(zhàn)略，真正去了解非洲。

　　姚明是中國外交的榜樣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如何操作，有沒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例子？

　　王逸舟：我覺得有兩個人做得非常好。一個是姚明。姚明在我心目中是一個真正的風范大國民。首先，他強大，不受威脅。他很自信，但不是那種井底之蛙無知的張狂，他的自信建立在出色的球技和對世界籃壇技術、趨勢的熟練掌握上。

　　姚明還富有同情心，同情弱者。比如汶川地震后他在NBA發(fā)起募捐。他甚至反對吃魚翅，反對對瀕臨物種的屠殺。同時他善于親近他人，很會微笑，很禮貌，善于去溝通。不像有些NBA球星，強大但是對別人不屑一顧。

　　中國外交需要姚明這種自信，不被外界牽著走，但又非常了解世界，并善于與世界溝通。

　　另外一個榜樣是駐英大使傅瑩女士。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奧運火炬?zhèn)鬟f風波之后，她與西方公眾、媒體的溝通，用一種非常坦誠的方式，用一種娓娓道來的語言，而不是說教，非常親切，但又一點都沒有喪失尊嚴。

　　她重視大人物，也關注小人物；
知道外交辭令，也知道普通人熟悉的說法，比方說善于講故事等等。而且她很有書卷氣。中國人應當發(fā)揮東方文化的魅力，需要在未來打造一個有長久歷史和文化積淀的形象。

　　魏柳南：中國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在法國很有名氣。他的特點是比較謙虛，但同時對法國文化非常了解，并善于溝通。因此，他也受到法國人歡迎。

　　“錨”的角色更適合中國

　　《瞭望東方周刊》：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際，國內外都有一種聲音，希望中國能夠挑頭，建立某些新秩序。未來我們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

　　王逸舟：我的主張，如果說美國在世界上扮演著發(fā)動機的角色，中國則應當主動地去成為世界的一只“錨”，在世界出現(xiàn)問題的時候，成為一個穩(wěn)定局面的角色。

　　就眼下的金融危機來說，的確考驗中國的外交。有些國家說美元不管用了，要搞另外一個體系，我認為這是一定失敗的。我們國內也有這樣的情緒。中國千萬不能干這種事，不能有極端的民族主義。而是應該采取國際協(xié)調路線，以做好自己的事情為前提，適當?shù)刈鲆恍┝λ�能及的努力�?/p>

　　在這方面，歐盟就值得我們學習。一方面他們批評，為什么華爾街造成了麻煩？到底哪里出了問題？誰讓我的資產被侵蝕了？另一方面，他們并不落井下石。這種態(tài)度很值得我們學習。我們不能要么默不作聲、小心謹慎，要么就痛打落水狗。

　　以中國的實力，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們還是要盡量努力避免把自己置于聚光燈下，先把自身的麻煩處理好，把國內議事日程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掉，在此基礎上再談穩(wěn)健、有序的國際改造問題。鄧小平在國際格局動蕩時刻所說的“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韜光養(yǎng)晦、有所作為”的格言依然有效。不要急著當頭，一個穩(wěn)固的“錨”的角色更適合中國。

　　但是，當好“錨”并不容易，它要求你自身非常堅固。這里邊有一個潛臺詞，中國需要不斷進行國內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唯此才能在國際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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