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層次分析一直是困擾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難題。當前，結構理論遭遇發(fā)展“瓶頸”，進程、單元等其他分析層次的作用得到了重視。如何正確處理研究層次之間的關系成為一個重要議題。作者從學科史出發(fā)，立足當前的理論回落，追溯結構理論的興起，探析研究層次的屬性，認為研究層次服務于不同的理論目標，呈現(xiàn)出多元互補的態(tài)勢，并在此基礎上倡導研究層次選擇的自覺性。

　　[關鍵詞]層次分析；
多元互補；
自覺性

　　*本文寫作中得到了劉豐、李巍和左希迎的建議與批評，《世界經濟與政治》約請的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文中不當之處由作者負責。

　　自結構現(xiàn)實主義問世以來，關于結構理論的爭議就不曾停止過，主要體現(xiàn)為內部爭論與外部論爭。前者在認可結構分析的基礎上圍繞結構的構成與解釋機制展開了激烈的內部爭論，具體體現(xiàn)為結構現(xiàn)實主義、制度自由主義與溫和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外部論爭主要指結構分析與進程互動、單元等分析層次之間的競爭。當前，爭論的重心已經轉向外部論爭，結構理論遭到了嚴重的質疑，分析層次的回落似乎已經是大勢所趨。[1]

　　《世界經濟與政治》在2007 年第10 期刊發(fā)了三篇文章，縱觀該組文章，各有側重，在不同程度上都對國際關系的結構理論表示出不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周方銀認為結構的理論化程度較低，概念含糊，不能為國際關系提供明確的解釋，所以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建議引進策略互動加強對結構生成、演變及其作用機制的理解；
[2]而尹繼武認為結構的概念過于單薄，應當通過對國際政治心理結構的研究，引進認知心理結構，拓展結構的內涵；
[3]薛力則認為結構現(xiàn)實主義過于狹隘，應當進行修正，其中最可行的途徑就是向個體層次回歸，引進單元功能和歷時性因素使結構動態(tài)化。[4]

　　就研究主題而言，這三篇文章都是從結構出發(fā)探討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理論發(fā)展空間，提倡向進程互動、行為體屬性等分析層次尋找出路，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存在一些共通的問題。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相關學科史的梳理不夠，缺乏歷史縱深，忽視了結構理論興起的上升階段，因而不能對研究層次的興衰做出全面評價；
另一方面是沒有對研究層次的屬性及相互關系做出清楚的說明，[5]尤其是忽視了研究層次的適用范圍，所以很難就研究層次的選擇提出較有說服力的指導意見。

　　立足這兩方面的問題，本文從學科發(fā)展史出發(fā)，圍繞研究層次的上升與回落，探析研究層次的屬性及相互關系并簡要評價，在此基礎上倡導研究層次選擇的自覺性。[6]

　　一 學術史回顧：研究層次的上升與回落

　　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來看，研究層次在理論研究中大體上經歷了上升與回落兩個階段。所謂研究層次的上升就是研究層次從單元、互動等層次分離、上升到結構層次的過程，而回落正與之相反。

　　在研究層次的上升階段，結構分析的優(yōu)越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結構理論在理論舞臺上占據了重要地位。為什么結構理論家在理論探索中會存在研究層次分離、上升的過程呢？

　　問題的關鍵在于作為整體研究對象的國際政治需要一個最大解釋范疇的理論，以之解釋國際政治內在規(guī)律的持久性，促進國際政治學科的自主發(fā)展。結構理論家以構建整體解釋性理論為目標，所以他們的研究視角才會從最初的單元、互動層次上升到結構層次。

　　國際政治的復雜性決定了要實現(xiàn)整體性解釋，就必須構建高度抽象的理論體系，否則只能是見樹不見林或近似全景圖的描述。結構層次作為國際政治的宏觀層次，天然地具有自上而下地進行理論演繹的能力。因此，結構理論家立足結構層次，對國際關系進行了高度的抽象，尤其是高度簡化了國家的屬性，突出結構因素(權力分布、制度化程度、觀念分布)對國家行為的約束，探索國際體系運行的基本規(guī)律。[7]這種有意識的簡化是為了構建理論而做出的必要的抽象與省略，并非無視其他因素的作用。結構理論作為“理想類型(Ideal Type)”，[8]僅僅是構思出來的認知框架而非國際政治本身，根本目的在于解釋結構因素在體系維持、演變過程中的作用，而非窮盡國際政治研究。所以，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從復合相互依賴的進程理論后退轉向新自由主義；
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從國家的社會理論上升到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9]他們的結構理論視角各異，但在方法論上都堅持自上而下的因果分析，簡明有力，促進了國際關系結構理論的大發(fā)展。與此同時，結構理論家都自覺地認識到健全的國家行為理論應當同時包含結構理論和單元、進程互動理論，而不是就此畫地為牢。[10]

　　當前，層次回落的出現(xiàn)有著深刻的現(xiàn)實背景。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體系壓力的緩解，進程互動與國家屬性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日益加強，國際關系研究已經不滿足于結構理論狹窄的解釋空間，而是力圖拓展研究層次，開始關注進程因素與單元因素的解釋力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新古典現(xiàn)實主義、共和自由主義、戰(zhàn)略文化理論頗為引人矚目。三者雖然理論傾向各異，但都一致認為結構理論對進程、互動與國家屬性進行了過度的抽象，因而限制了理論的解釋范圍和精確度，不能滿足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研究的需要。它們著重挖掘國家屬性，探析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互動，希望在結構理論的起點上盡可能更全面、更到位地解釋國家行為，最終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

　　結合上述兩方面來看，研究層次的上升與回落此起彼伏、相互映照。這一現(xiàn)象頗為耐人尋味，其要害就在于如何看待研究層次的屬性及其相互關系，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界定研究層次的屬性。[11]研究層次究竟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研究實體，還是認識論意義上的研究視角，這關系到如何處理研究層次間關系的問題。作為解釋國際關系的出發(fā)點，研究層次更多的是屬于認識論層面，這是本文探討研究層次的一個基本前提。

　　二 研究層次的屬性及相互關系

　　國際政治錯綜復雜，這種多樣性對于任何無前提的認識者而言都是一個混沌的世界。若想對它有個真切的認識與解釋，就必須確立明確的出發(fā)點。只有這樣，層次分析才能走進我們的視野，從而加深我們對國際政治的理解。[12]

　　出于科學研究的目的，研究層次無法避免涉及相關實體，但并非實體本身，而是對實體的抽象，以便建立理想類型，實現(xiàn)相應的理論追求�？夏崴肌とA爾茲(Kenneth N.Waltz)的“意象說(Image)”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把研究層次作為相關問題的解釋源，從而對研究層次做出系統(tǒng)的劃分，也就是說研究層次的劃分存在內在邏輯。[13]所以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研究層次，而應該從整體劃分的角度對其進行評價。[14]

　　作為認識論意義上的研究工具，研究層次僅僅是視角的差異，并不存在高低之別，其主要區(qū)別只限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不同的研究目的催生了不同的層次劃分，在評價研究層次時一定不能忽略這個前提。[15]研究層次間的關系絕非相互排斥，而是多元互補、自成體系，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研究層次之間的關系應當是多元互補而非相互替代。從理論構建上講，國際關系的復雜性預示了理論研究的多元性。昆西·賴特(QuincyWright)所要求的一套全面的、連貫的、能夠自我修正的知識，有助于對各國關系和世界形勢進行認識、評估、預測和控制的一般性理論幾乎不可能出現(xiàn)。[16]出于理論構建的需要，理論研究必須對現(xiàn)實進行一定的抽象以實現(xiàn)特定范疇的理論解釋力并根據不同的解釋目的選擇不同的研究層次。

　　一方面，結構分析與進程、單元等分析層次并不存在天然的對立。就理論構建而言，層次間的關系在邏輯上屬于平行關系，不可能兼而有之。結構理論強調體系動因，單元理論側重行為體屬性，各有所長。研究層次的回落并不等同于結構理論的失效，同時結構理論的輝煌也不意味著其他研究層次的暗淡。結構理論家并非沒有意識到“非結構”研究層次的重要性，甚至在這些研究層次上他們都曾取得過相當?shù)某删�，之所以忽略這些層次，只是為了完善結構的解釋力而做出自覺的限制而已，絕非否定它們的作用。

　　另一方面，從現(xiàn)實政治需求出發(fā)，需求的多樣性也決定了學術分工的必要性。我們應當意識到國際政治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從邏輯上講是不可能進行明確劃分的。出于認識與解釋的需要，我們借助各類分析工具(如分析層次等)對國際關系進行深度解剖，但這些分析工具僅僅是思維的抽象而非現(xiàn)實本身。理論視角的獨特選擇有助于我們集中揭示某一要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影響，為理論的現(xiàn)實應用預留空間。理論之間界限分明就是為了深入認識各層次的重要性，為現(xiàn)實需求提供智力支持。

　　因此，結構理論、進程理論、單元理論對國際政治的現(xiàn)實運作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維護研究層次的多元性是必要的。當前“層次回落”之所以成為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滿足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以新古典現(xiàn)實主義為例，它之所以選擇回落到互動與單元層次就是為了更好地解釋外交政策、彌補結構現(xiàn)實主義的不足。[17]

　　作為理論構建的視角，研究層次在思維上相互排斥，不能共融于同一理論當中，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不能并存于國際關系理論之林。它們從不同視角出發(fā)，豐富了我們對國際關系的認識，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作為理論工具，研究層次在現(xiàn)實運用中作為“片面而又深刻”的認識，必須根據現(xiàn)實要求進行一定程度的折中或綜合，這樣才能貼近現(xiàn)實，從而有助于決策�？偠�言之，研究層次之間的關系應當是多元互補、兼容并包，而非相互替代。

　　第二，互為參照、相互促進也是層次研究的重要特征。一方面，結構理論的發(fā)達促成了當前的理論回落并為其提供了參照系，提升了“非結構”分析層次的研究水平。結構分析通過權力分布、制度化程度、觀念分布等體系變量深刻地解釋了國家行為的體系動因，為理論層次的回落提供了較高的平臺。理論回落中的“非結構”理論充分借鑒了結構分析在科學化和整體性方面的優(yōu)勢，拓展了解釋范疇，增強了理論的科學性與解釋力，促進了理論的發(fā)展，有別于上升階段的經驗歸納性研究。

　　另一方面，層次回落同樣推動了結構理論的演進。早在結構現(xiàn)實主義問世初期，學界就因其對互動、單元層次的忽視而對它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制度自由主義和溫和建構主義充分吸取了結構現(xiàn)實主義的教訓，都十分重視進程因素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結構現(xiàn)實主義的靜態(tài)性，加強了對結構演變的認識，推動了結構理論的發(fā)展。當前，遭遇發(fā)展困境的結構理論如何在不違背整體解釋性原則的基礎上充分吸取其他研究層次的研究成果將是結構理論的重要生長點。

　　此外，在處理層次關系時，我們應當尤其關注國際政治的進程層次。正確處理好進程層次往往能夠一舉兩得，同時推動體系理論和單元理論的創(chuàng)新。進程層次作為結構層次與單元層次的分界線，關系到結構和單元層次的具體劃分和解釋路徑。基歐漢把進程因素包容到體系層次當中解釋制度的形成與維持；
溫特把社會化進程內化到結構當中形成了相互建構的結構化理論，從而解釋無政府狀態(tài)的形成和演變，相對結構現(xiàn)實主義而言都實現(xiàn)了進步的問題轉化。[18]進程層次對拓展單元理論的解釋范圍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能夠細化結構對單元的作用方式，加強對國家行為結構動因的研究，進而推動結構理論的完善。

　　進程研究在當前的層次回落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是關于進程研究的探討仍主要停留在策略互動的經驗研究階段，理論化程度有待提升。進程理論的完善能夠帶動國際關系理論的全面發(fā)展，這將是國際關系理論未來發(fā)展的重要突破點。

　　三 結語

　　綜上所述，國際關系研究層次之間并不存在天然的否定、替代關系，而是共同活躍于理論舞臺，服務于不同的理論目標。層次選擇僅僅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屬于認識論與方法論范疇，與本體論關系不大。結構理論服務于整體性解釋，而互動、單元理論側重特定領域的國家行為，并不存在高低之爭，更談不上彼此替代。所以，在研究層次的選擇上應當倡導選擇的自覺性，即理論家應當對自己的理論目標和解釋范疇樹立自覺的認識，從而通過比較、反思，選擇相應的研究層次進行深入挖掘。只有自覺地進行理論選擇，研究者才可能有堅守的毅力，才會對各種研究層次保持開放的心態(tài)，從而最終繁榮國際關系研究，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國際關系學科的持續(xù)發(fā)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注釋：

　　[1]李巍、王勇：《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回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載《國際政治科學》，2006年第3期，第112～142頁。

　　[2]周方銀：《國際結構與策略互動》，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10期，第6～17頁。

　　[3]尹繼武：《結構、認知結構與國際政治心理學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10期，第18～28頁。

　　[4]薛力：《從結構主義到國際關系理論：一種系統(tǒng)的考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10期，第29～40頁。

　　[5]周方銀文章的結尾部分涉及這一點，但沒有很好地展開。參見周方銀：《國際結構與策略互動》，第17頁。

　　[6]當然，研究層次的選擇不是僅僅通過梳理學科史就能夠解決的，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借鑒以往理論構建中研究層次選擇的出發(fā)點及其得失，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樹立起層次選擇的自覺性。

　　[7]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
Robert Keohane，AfterHegem ony：Co2operation and D 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 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AlexanderWendt，Social Theory of In2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8]“理想類型”就是通過構思非真實的思維圖景來認識真實的世界。參見[德]馬克思·韋伯著，韓水法、莫茜譯：《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7頁。

　　[9]為了實現(xiàn)與結構現(xiàn)實主義競爭的理論抱負，基歐漢從“復合相互依賴”走向自由制度主義，從單元互動層面上升到體系層面；
溫特也從國家與結構的相互建構走向了觀念結構對國家行為自上而下的因果解釋。

　　[10]華爾茲對此有明確的闡述：健全的理論必須是全面有力的，但是這超出了我們的研究能力。由此可見，他選擇結構層次來構建國際政治理論并不意味著排斥其他分析層次在外交政策領域中的作用。參見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2cy，”Security S tudies，Vol.6，No.1，1996，pp.52-57。

　　[11]Barry Buzan，“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 Booth and Steven Smith，eds.，Interna2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pp.201-206.

　　[12]辛格首先提出“層次分析”一說，洞見深刻，其影響綿延至今。參見David Singer，“The Level 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World Politics，Vol.14，No.1，1961，pp.77-92。

　　[13]華爾茲從人、國家和國際三個層面分別解釋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參見Kenneth N.Waltz，Man，the S tate，andWar，New York：Co2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14]研究層次總是相對而言的，相對國家內部行為體而言，國家屬于體系層面；
而對于國際體系而言，國家則屬于單元層面。所以研究層次的劃分是存在相應邏輯的。比如，華爾茲的人、國家和國際這三個意象；
布贊的國際、國家、互動能力、進程和部門等層次都自成體系。因此，評價研究層次最適當?shù)姆椒ň褪前哑浞湃朐擉w系當中，如此才能明了其研究目的及具體利弊所在。

　　[15]與其說華爾茲固守結構層次，還不如說他是堅守自己的理論抱負———建立國際政治理論而非外交政策理論。華爾茲也曾在外交政策研究方面進行過努力，他之所以最終選擇從結構層次出發(fā)，只是為了構建國際政治理論而已。因此，我們在評價結構現(xiàn)實主義時，一定不能忽視這個前提。華爾茲對外交政策分析的代表作參見Kenneth N.Waltz，F(xiàn)oreign Policy and Dem ocratic Politics：TheAm ericanand B ritish Experience，Boston：Little Brown，1967。

　　[16]參見[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頁。

　　[17]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2.

　　[18]有關結構化理論，參見Alexander Wendt，“The Agent -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 r2ganization，Vol.41，No.3，1987，pp.33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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