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國學熱”，不由地想起“五四”。今年“五四”開始給年輕人放半天假，明年“五四”就是以反傳統(tǒng)著稱的五四運動爆發(fā)九十周年，然而，舉國上下卻正在回歸傳統(tǒng)。從大學紛紛成立國學院到教育部要求小學生唱京劇，從學前兒童咿咿呀呀背《論語》到企業(yè)家紛紛投身學費昂貴的“國學班”，弘揚傳統(tǒng)的“國學熱”方興未艾……

　　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熱”，其氛圍、訴求卻與“五四”完全合拍，而與“國學熱”針鋒相對：歐風美雨，深入人心，批孔孟，斥傳統(tǒng)，出國潮，西學熱，……以《河殤》為突出標志的清算中國傳統(tǒng)，投入西方文明的熱潮，構(gòu)成了只有“五四”才能比并的文化景觀。

　　在那個年代，即便是一些堪稱思想解放旗幟的文化大師，經(jīng)過深思熟慮提出一些中國傳統(tǒng)的可取之處，通常也會遭到猛烈抨擊。如李澤厚師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在“文革”后首次系統(tǒng)地探討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并對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給與了高度評價，這令一些年輕人深感失望，王蒙先生、劉再復先生等人對傳統(tǒng)的肯定也受到一些激進派的嘲笑。

　　今夕復何夕？歷史真的如此詭譎？短短不過二十幾年，中國人的文化訴求竟恍若隔世。

　　變化盡管巨大，其實不難理解。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空前的經(jīng)濟繁榮，國內(nèi)國際的種種誘因和刺激，全球化時代捍衛(wèi)本土文化價值的近乎本能的訴求，文明古國的深厚情結(jié)，又喚起了中國人對自己悠久歷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從而有條件有基礎(chǔ)也有需要重新估價自己的傳統(tǒng)，在市場化改革所經(jīng)歷的精神震蕩中尋回文化家園，確立人生價值，重建精神信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實際上是“反國學熱”到今天的“國學熱”，正是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從懷疑、反省、否定到尋覓、重振、回歸的歷程。

　　這是我們的文化生命所經(jīng)歷的又一輪鳳凰涅槃嗎？

　　面對“國學熱”，“五四”精神真的已經(jīng)暗淡無光，真的要被傳統(tǒng)吞沒嗎？

　　似乎出現(xiàn)了這種跡象。

　　“國學熱”在從“五四”往后退。君不見，從耆宿大儒到販夫走卒，“河東河西論”“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論此伏彼起；
“我們有的外國沒有，外國有的我們早有”的心態(tài)邏輯甚囂塵上；
以所謂東方神秘主義貶科學甚至反科學，將科技妖魔化成為時髦。而所謂“政治化儒家”則不遺余力地攻擊現(xiàn)代民主理念，他們不僅要重建儒家在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治地位，還要將儒家的倫理政治主張直接確立為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吁求，較之清末的頑固派猶有過之，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皣鴮W熱”中對傳統(tǒng)的無分析的追捧，令人不由想起魯迅說的紅腫艷若桃花，流膿美若乳酪。某些人士正祭起傳統(tǒng)特別是儒家大旗，向著五四的旗幟：科學與民主開炮。

　　這樣的國學熱，是將國學變成民族前進的絆腳石，是將國粹變成國渣，繼續(xù)讓死人拖住活人。

　　更有甚者，“國學熱”不僅在從“五四”往后退，甚至在從孔子往后退。孔子的偉大貢獻之一就是開創(chuàng)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將《易經(jīng)》從算卦的書變成哲學的書，從和鬼打交道的書變成和人打交道的書（馮友蘭語），剔除了《易經(jīng)》的神秘主義和蒙昧主義，空前地提高了〈易經(jīng)〉的文化品位。但在國學熱中，各種國學班都有“易學大師”在裝神弄鬼地算卦，都有“風水先生”在給房地產(chǎn)老總上“國學課”，課程的內(nèi)容當然只能是“左青龍，右白虎”云云，最后就在最高學府的課堂上玩起了“奇門遁甲”。

“氣功大師”過時了，“易學大師”、“風水大師”、“鬼谷子大師”、“奇門遁甲大師”——“國學大師”又招搖過市。

　　此情此景，直讓人想起胡適描繪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景觀：“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這樣的“國學熱”，是將國學惡俗化，商業(yè)化，痞子化，狗屎化（王蒙語），是在化神奇為腐朽。

　　尤為值得警惕的是，“國學熱”還在從改革往后退。改革開放三十年，不時有反改革的勢力沉渣泛起，開歷史倒車，搞得烏煙瘴氣�！皣鴮W熱”中亦有人打著維護和弘揚傳統(tǒng)的旗號攻擊改革開放，認為道德崩潰，信仰危機，貧富懸殊、腐敗猖獗，人性墮落等等，都是由于人心不古，而人心不古則完全是由于改革開放。于是主張回到五十年代，回到計劃經(jīng)濟，甚至有人主張為“文革”翻案，為“四人幫”平反，再搞“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轉(zhuǎn)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這種主張的荒唐一目了然，說起破壞、摧毀中華傳統(tǒng)文化，誰能厲害過文化大革命？

　　不言而喻，我們必須警惕和抵制這樣的“國學熱”。

　　我們應切記，繼承和弘揚傳統(tǒng)，建設(shè)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只能從孔子往前走，不能從孔子往后退；
只能從“五四”往前走，不能從“五四”往后退；
只能從改革往前走，不能從改革往后退。

　　從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對蒙昧主義，就是要啟蒙，而不是“蒙啟”（李澤厚師語）；
就是要提倡理性主義，培育批判意識，高揚人文精神，將孔子的仁者襟懷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化為新時代的文化生命。

　　從“五四”往前走，就是要同情地理解“五四”：“禮教吃人”的控訴錯了嗎？巴金的《家》錯了嗎？曹禺的“家”（《北京人》）錯了嗎？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祥林嫂》、《孔乙己》、《離婚》錯了嗎？都沒錯！應充分肯定“五四”運動（包括其反傳統(tǒng)）的歷史正義性和必要性，在繼承“五四”的基礎(chǔ)上超越“五四”。

　　今天，中華民族的強國夢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中體西用”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但“五四”的愿景：科學與民主的實現(xiàn)還任重道遠。

　　我們還是應該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審視、繼承和弘揚傳統(tǒng)，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引導下汲取我們的文化資源。

　　從改革往前走，就是要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引領(lǐng)下弘揚傳統(tǒng)，建設(shè)精神家園。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傳統(tǒng)，即便是那些曾經(jīng)非常好的東西，也必需在一種現(xiàn)代的思維方式、現(xiàn)代的文化結(jié)構(gòu)、現(xiàn)代的價值度量、現(xiàn)代的生活態(tài)勢中調(diào)適、融合、消化、升華。中華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和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和互補性。傳統(tǒng)文化可以為改革開放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改革開放又為傳統(tǒng)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機。

　　已經(jīng)有必要指出“國學熱”的升虛火，發(fā)高燒，應該給它降降溫，讓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更理性、更健康、更文明，這樣我們才能建設(shè)溫暖可靠有前景的精神家園。

　　在過分地熱衷于“祭孔”的時候，還是有必要聽聽李卓吾的話：“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
二千年以來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為是非，此其所以無是非也�！�

　　在盲目地執(zhí)著于傳統(tǒng)的時候，還是有必要借鑒李大釗的批判：“總觀孔門的倫理道德，于君臣關(guān)系，只用一個‘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犧牲于君；
于父子關(guān)系，只用一個‘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犧牲于父；
于夫婦關(guān)系，只用幾個‘順’、‘從’、‘貞節(jié)’的名詞，使妻的一方完全犧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犧牲于男子”

　　在變態(tài)地沉迷于儒學的時候，更有必要記住日本人的羞辱：“支那人盲目以崇儒教，真枯死之國民。”

　　我還關(guān)注的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國學為什么能夠“熱”，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電視媒體。由于《百家講壇》一類電視媒體通過“說書學者”的成功介入，所謂“國學熱”一下子在全社會掀起了高潮。一點也不奇怪，電視作為當代社會的媒介驕子，其巨大的信息傳播能量足以左右民眾精神和社會心理，成為文化的主導者。它能夠化腐朽為神奇，也能夠化神奇為腐朽；
能夠使“豎子”一夜成名，也能夠使“英雄”一敗涂地。君不見某些國家的政治也早已電視化，總統(tǒng)要想在政治上過關(guān)，首先要在電視上過關(guān)。話說回來，目下電視媒體對“國學熱”的大眾化，總的來看功不可沒。于丹說《論語》常識性錯誤固然太多，多得學者無法原諒（順便提及，不知道她的“心得”的英文版是否還將“小人”翻譯成小孩子？是否還將“民無信不立”的“信”解釋成百姓對統(tǒng)治者的信仰？孔子“聞過則喜”、主張“過則勿憚改”，于丹將論語講得那么熱鬧，偏偏就缺孔子的這點精神，至今未見她就自己出現(xiàn)的常識性錯誤澄清一下，更別說道道歉，其實道道歉更有利于她的形象），但她畢竟不是在誨淫誨盜，而是在弘揚傳統(tǒng)的真善美。當然，對大眾化難以避免的淺薄化和媚俗也不能以各種理由予以回避、寬容甚至接受。特別是為了迎合某種陰暗、惡俗的趣味和追求連人類生活的價值底線都肆無忌憚地褻瀆時，我們的良知就更應該保持警惕。在國外，某國家元首居然公開地大放厥詞，悍然否認納粹大屠殺，國際輿論卻至今仍沒有給與應有的譴責（對否認納粹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這類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的言論和行為，至少應由聯(lián)合國出面予以譴責）；
在國內(nèi)，一段時間以來，個別“說書學者”專門拿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惡搞，專門替臭名昭著的漢奸翻案，如將晁錯這樣的為國事殫精竭慮，為改革不憚危難，最后卻被皇帝拋出作犧牲品的悲劇英雄奚落為“攪屎棍”，說吳三桂這樣遺臭萬年的大漢奸獻關(guān)降清是減少了抵抗造成的“傷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按照這些“說書學者”的邏輯，人就不應該堅持什么原則，哪怕它事關(guān)人格操守、民族大義、國家興亡；
國家民族就不應該抵抗侵略，否則就要增加傷亡呀！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蘇聯(lián)的衛(wèi)國戰(zhàn)爭都死了好幾千萬人哪！俯首帖耳地做亡國奴就不會有這么大的傷亡了！按照這些“說書學者”的邏輯，像秦檜、汪精衛(wèi)這樣的漢奸賣國賊倒都是識時務的“俊杰”。這是什么混蛋邏輯？甚至有“說書學者”為了美化清朝專制政權(quán)，拍康雍乾這些開歷史倒車的死皇帝的馬屁，竟然對駭人聽聞的文字獄都曲為之辯，真是喪盡了知識分子的的最后一點良知。

　　新近又有“說書學者”大放厥詞：說孔子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做官就是為了拿俸祿。這種忽悠好像很實在，實際上完全是在媚俗，是將孔子庸俗化�！叭濉边@個職業(yè)原本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陳芝麻爛谷子的常識（“說書學者”們總是像愛因斯坦發(fā)明相對論似地在電視上宣布一些在學界早已是陳芝麻爛谷子的常識），孔子的偉大處恰好在于他超越了一般的儒，他不僅把儒當作一個謀生的職業(yè)，他更從儒出發(fā)追求一種政治理想、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如果說孔子讀書就是為了做官，那么怎樣理解“‘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如果做官就是為了拿俸祿，那么怎樣理解“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孔子固然要做官，“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甚至去見名聲不怎么好但有權(quán)勢的壞女人，乃至遭到自己學生的誤解。但他絕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fā)財，而是為了天下蒼生。否則怎么能恓恓惶惶走天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果說就是為了做官拿俸祿，為什么還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還能做上官嗎？還能拿到俸祿嗎？孔子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幾次差點被餓死、被殺害，這種境界難道是那些一味地做官拿俸祿甚至利欲熏心、以權(quán)謀私者能夠企及的嗎？說書學者們?yōu)榱擞�合市場趣味專門炒作所謂的“實在”來嘩眾取寵，已經(jīng)喪失了起碼的文化良知。

　　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媒體還對此津津樂道，將其視為所謂幽默、智慧（其實連小聰明都算不上）。文化良知對這種現(xiàn)象的譴責，卻往往被媒體故意冷落，被奚落為假正經(jīng)，被邊緣化（這無疑是發(fā)生“掌摑說書學者”極端事件的重要背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成了大眾消費社會的常規(guī)現(xiàn)象。當然，生活中更需要的還是瓦釜，黃鐘一般只能擺在博物館里。但瓦釜并不因此就成了黃鐘，或并不因此就可以欺世盜名、混淆視聽地自命為黃鐘。當然，還會有“說書學者”又油嘴滑舌地來假民粹的老一套：我就是瓦釜呀，從來也沒有自命黃鐘呀！于是就在民眾被這假民粹蒙蔽而喝彩時，趕緊將原來賣不掉的爛冬瓜混到正時令的蘿卜里打包兜售。

　　然而，是真名士自風流，沒有底蘊的矯揉造作、嘩眾取寵總要露餡出丑。據(jù)說某位搞了一輩子美學始終難以入流，轉(zhuǎn)行到電視上說書暴得大名者忘乎所以，居然對美學大師李澤厚妄下雌黃，結(jié)果當場被人怒斥：“你不就是個臭說書的，有什么資格指點李澤厚！”在“說書的”前加“臭”字極為不妥，但這話聽著真是痛快！世間自有良知在呀！僅拿學術(shù)分量和文化分量來說，如果說李澤厚是泰山，這位“說書的”最多就是個跳蚤，再招搖也不過如此耳。

　　學術(shù)文化和大眾文化宣傳畢竟不是一回事，盡管各有各的價值，盡管二者也不是完全沒有關(guān)系。最荒唐的要求是學術(shù)要走向大眾，文化要老百姓都懂。這是典型的假民粹。你能要求“嫦娥”的總設(shè)計師對一個賣大蔥的講明白“嫦娥”是怎樣飛到月球軌道上的嗎？學術(shù)上的事，有許多是非專業(yè)人士無法搞懂也無需搞懂的，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學術(shù)實在做不下去，跑到電視上“說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了點知名度，立刻就云山霧罩，自欺欺人，指指點點，忘乎所以，整得那些自甘寂寞、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搞學問的人都好像犯了蔑視民眾的大罪似的。但有一點十分清楚，無論多少個非專業(yè)人士的追捧，都不會給你在學術(shù)的小圈子里增加哪怕是一兩分量。

　　但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某些高校竟然將和學術(shù)毫不沾邊的電視說書講故事當成了“學術(shù)指標”。例如某高校校長，專門領(lǐng)著“說書學者”到處招搖，為學校增添知名度；
某高校某系的展示欄上，居然將上了電視說書講故事列為頭一條學術(shù)成就；
某學術(shù)會議報道，居然將某某上了某某電視講壇的“說書學者”出席會議列為頭條。殊不知他們在電視上講的那些東西，連一篇學士學位論文的水平都達不到，應為那根本是不同性質(zhì)的兩碼事（順便提議，那些打著講歷史講文化的旗號的“說書學者”們應該轉(zhuǎn)行到曲藝團工作，干嗎還留在高校里呢）。目下中國的一些高校，冠蓋滿校園，就是缺少教育家，而追星、媚俗、欠債和學術(shù)腐敗，已成了一些高校的四大奇觀。對電視“說書學者”的追捧，或可算作一端。

　　然而還有等而下之者。任何文化現(xiàn)象一旦熱起來，就必然有蒙事兒的混跡其間，就像倒票的黃牛黨一樣。時下一些活躍于企業(yè)培訓領(lǐng)域的所謂“國學大師”，“國學應用大師”，其實根本不知國學為何物，連一點常識都沒有就敢胡言亂語，真的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例如一個連國學的門還沒找到的營銷先生，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學應用大師”，還不知道被誰封了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但瞧他如何講道：“佛”字就是一個人字加上一個美元調(diào)過來，因此佛是最能賺錢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連這樣一些低級的猜字游戲，也完全是從別的地方抄來的。無知無聊無恥，莫甚于此。還有從臺灣來的一個“國學應用大師”同樣令人不敢恭維。此公一味迎合國學熱中某些

　　國人的盲目崇古心理，故弄玄虛地搬弄點國學常識，毫無原則、毫無分析地拍傳統(tǒng)的馬屁。一提到中國傳統(tǒng)，什么都好的不行，一提到西方文化，一切都壞的不行。其實他無論對西方文化還是對東方文化的了解都實在是半生不熟，膚淺至極，如他居然說：“西方的科學家是不太信服哲學的”“全世界最早知道什么叫做整體概念的，是中華民族。西方一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辦法掌握整體概念”、“中國人的思想是整全的，不像西方人士是支離破碎的”，有一點西方文化常識的人，或者說頭腦稍微正常的人，能說得出這種話嗎？

　　而他所謂大易管理、中道管理云云，不過就是在西方管理學的皮毛之上疊加一點中國文化的術(shù)語符號，徒然增加企業(yè)家的負擔。特別是改頭換面用了人家的，還要大罵人家，這已經(jīng)十分地不厚道，早就遠離中國先哲的精神了。

　　自己什么都好得不得了，人家什么都一塌糊涂，剛吃了幾天飽飯就忘乎所以，要去拯救世界，這是時下一些國粹先生的典型心態(tài)。對這些國粹先生，還是提供一份資料讓他們清醒清醒吧——2007年美國GDP約為13.98萬億美元，中國約為3.01萬億美元，就是說，美國經(jīng)濟總量約為中國的5倍；
從全球人均GDP排名看，2005年至2007年，中國分列第143位、128位和104位，而2007年美國人均GDP列第9位。此外，地球人都知道，軍事上，美國是惟一擁有“全球打擊”軍力的國家；
教育上，美國擁有世界排名第一的一流大學；
科技上，美國是世界科技進步的“領(lǐng)跑者”。就在被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困擾的今天，美國的競爭力還是世界第一。

　　在某些國粹先生看來，中國人聰明得不得了，美國人乃至西方人愚蠢得不可救藥，那么如何解釋人家很多方面都比我們先進呢？其實某些國粹先生并不是對國粹有什么真感情，國粹在他們那里不過是換取孔方兄的籌碼罷了，因此專門去忽悠企業(yè)家。

　　油嘴滑舌，糟蹋歷史，搖頭晃腦，欺世惑眾，巧言令色，趨炎附勢，淺薄不堪，忽悠大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就是時下一些“說書學者”的品貌。他們其實是精神領(lǐng)域的“三聚氰胺”、“周老虎”，是這個時代文化“假惡丑”的標本。

　　總之，“國學熱”對重振民族精神、建設(shè)精神家園固然具有積極的作用，但亦應充分關(guān)注它的負面效應，警惕一些無行文人甚至江湖騙子兜售他們的“假冒偽劣”。

　　200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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