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先生離開我們（2002年1月9日）六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現(xiàn)出20多年前那樁驚心動魄的真理與權(quán)力抗爭的公案。今天，我們回顧這樁公案，再現(xiàn)當年的情景，從中吸取一些教訓，也算是對若水先生的一種紀念。

　　一

　　若水先生作為哲學家，在國內(nèi)外享有很高聲譽。這倒主要不是因為他參與了建國以后幾乎所有的哲學論爭，甚至也不是因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學》，而是因為他在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并因此而與時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意識形態(tài)總管的胡喬木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這是他一生哲學生涯中最重要、最輝煌的篇章。王若水之成為王若水，成為不畏強權(quán)、堅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場沖突中表現(xiàn)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鎮(zhèn)定自若的智者風范。

　　在對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歷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領(lǐng)悟到人道主義的價值，決心把長時期來被所拋棄、踐踏的人道主義思想，從馬克思、恩格斯塵封的著作中發(fā)掘出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并把它作為一種價值標準，應用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他嘔心瀝血，連續(xù)寫出了《談談異化問題》、《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fā)點》等文章。為此，被胡喬木視為離經(jīng)叛道，而大加撻伐，直至撤職罷官，從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除名。

　　整個斗爭，可謂相當激烈。

　　凡是親歷過那場斗爭的人都清楚地記得，那遠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一邊是手握上方寶劍、對理論界擁有生殺予奪大權(quán)的胡喬木，一邊是單槍匹馬、無權(quán)無勢的若水先生。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來斗爭的手段，都在胡喬木一邊。胡喬 木1984年1月那篇錯誤百出的文章《關(guān)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發(fā)表，全國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一時間，胡喬木成了理論圣人，只準頂禮膜拜，不準說半個不字。與此同時，那些�？瓷纤狙凵�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馬克思當年痛斥過的“無聊的下流作家”一樣，肆無忌憚地對遭到冷遇的人們百般侮辱�？梢韵胂螅�當時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壓力�？墒�，他不但沒有屈服，反而抖擻精神，寫出了《關(guān)于革命人道主義》和《我對人道主義的看法》兩篇雄文，進行了英勇的反擊。這樣的斗爭態(tài)勢，只有五十年代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對毛澤東的“人手論”的抗爭可與媲美。

　　胡喬木從送審稿中看到了若水先生的反擊，惱羞成怒，親自揭去了自己信誓旦旦地許諾過的“歡迎討論”的虛偽面紗，下令不準發(fā)表若水先生的文章。后來，胡喬木得知若水先生的文章在香港《鏡報》發(fā)表以后，認為這是“嚴重政治事件”，不惜動用國家安全部門進行追查，甚至要把若水先生與所謂“地下組織”聯(lián)系起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很難想象，在一個多少講點民主法治的國家，會出現(xiàn)這樣荒唐和殘酷的文字獄。

　　二

　　現(xiàn)在，事情已經(jīng)過去二十多年，若水先生去世了，胡喬木先生也早已作古。重提這樁公案，主要不是要褒貶什么人，而是要明辨是非，以便從中吸取教訓。我向來認為，胡喬木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這個制度所固有的機制使然。作為意識形態(tài)總管，胡喬木十分自覺地扮演著“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衛(wèi)道士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不顧一切地從意識形態(tài)上捍衛(wèi)這個制度，不使它有任何閃失。至于他這樣做，實際上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

　　由于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使命，胡喬木在上峰面前贏得了忠誠的美名，再加上所謂理論權(quán)威的外觀，每每使得最高方面附和并支持他在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的判斷，他便儼然成了中央在理論方面的代言人。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他沒有多少發(fā)言權(quán)，還比較謹慎，毛澤東死后，隨著政治地位的躥升，他的衛(wèi)道士的角色感越來越強烈。他無時無刻不在搜索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敵對分子”，隨時準備抽出他那自詡“鋒利”的“寶劍”。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個“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會使他如此大動干戈，濫施撻伐，從而釀成一起震驚中外的公案。

　　胡喬木在給若水先生羅織罪名的時候，沖口說出了一句極有分量的話，叫做“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誘發(fā)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边@句話言簡意賅，道出了胡喬木發(fā)動這場斗爭的秘密。原來，在胡喬木看來，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不能相容的，說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fā)點，說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異化只能與資本主義相聯(lián)系，說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提出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問題，就是“誘發(fā)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既然問題如此嚴重，他當然不能絲毫寬容。

　　事有湊巧，若水先生在揭露胡喬木的蠻橫行徑時，不經(jīng)意間也說出了一句極有分量的話：胡喬木“雖然沒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權(quán)力”。這句話同樣言簡意賅，道破了胡喬木把理論論爭變成政治迫害的秘密：手中沒有真理，又要戰(zhàn)勝對手，只能濫用權(quán)力，以勢壓人。

　　三

　　為什么主張馬克思主義包含人道主義，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呢？道理在于，胡喬木所理解和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的確不包含人道主義。在他們那里，辯證唯物主義等于斗爭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等于階級斗爭，除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概念，既沒有“人”這樣的族類概念，也沒有“個人”這樣的個體概念。而人道主義在理論上的立足點，恰恰就在這兩個概念上面，離開了這兩個概念，就沒有人道主義可言。胡喬木看到有人說“人”，就指責為抽象的人。在他看來，不能說人，只能說社會，只有在社會中人才是具體的。殊不知離開了人，社會也是抽象的，社會就是人的活動，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人和社會、社會和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人和社會對立起來，又把社會和人對立起來呢?這樣明白的道理，號稱理論權(quán)威的胡喬木竟然不能理解！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處聽到人們說“以人為本”，并且還堂堂正正地把它寫進了黨和國家的正式文件，宣布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不知道他又該怎樣痛心疾首！

　　把人道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剔除出去，當然不是始于胡喬木，也不是始于毛澤東。第二國際的時候，正在形成中的列寧主義就把人道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排擠出去了。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jié)構(gòu)界定為“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和社會主義，根本沒有人道主義這個價值論的地位。從純學理的觀點看，列寧的定義，充其量只是粗略地概括了“作為科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而完全沒有涉及“作為價值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個“價值體系”，然后才是一個“科學體系”。馬克思畢生追求的目標，就是通過無產(chǎn)階級的解放，達到全人類的解放，以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共產(chǎn)主義是什么呢？共產(chǎn)主義是“十九世紀的偉大經(jīng)濟運動所引向的人道目標”，其具體內(nèi)容，就是“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chǎn)力極高發(fā)展的同時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fā)展”。或者，如《共產(chǎn)黨宣言》所說，是一個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圍繞 著這個崇高的人道目標建構(gòu)起來的，至于這個理論體系究竟是否合乎實際，是否可行，那是另一個問題。這里談的是，這個理論體系本身的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來看，完全可以把它界定為這樣“三個組成部分”，即崇高的人道目標，徹底的批判精神和作為社會改造方案的社會主義。如果拿基督教的圣父、圣靈、圣子的“三位一體”來取譬，那就可以說，崇高的人道目標處于“圣父”的位置，徹底的批判精神處于“圣靈”的位置，社會主義處于“圣子”的位置。崇高的人道目標具有永恒的價值；
徹底的批判精神是理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桿；
社會主義是從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的“新世界”，它是從屬于崇高的人道目標和徹底的批判精神的�！芭f世界”變化了，從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的“新世界”也必然不同；
但是，不管怎樣不同，社會主義必須服從于崇高的人道目標。由此可見，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從俄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即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就是列寧主義。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是包含人道主義的。若水先生所說的，正是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早年說得更加直白，“共產(chǎn)主義是以揚棄私有財產(chǎn)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可惜，許多人，其中包括胡喬木，記住了“揚棄私有財產(chǎn)”，忘記了“人道主義”。

　　重復地說，馬克思主義究竟是否包含人道主義，這要看你說的是哪一種馬克思主義。如果說的是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那么，毫無疑問是包含人道主義的，因而真理在若水先生一邊；
如果說的是胡喬木們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那的確不包含人道主義。但是，人們不免要問，究竟是胡喬木的馬克思主義正宗呢，還是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正宗，誰是真正的“王麻子”？事情很清楚，胡喬木之所以要給若水先生加上“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罪名，就因為若水先生請出了 被他們封殺有年的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冒牌貨構(gòu)成了威脅。這種冒牌的沒有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正是“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在天國的辯護。

　　四

　　為什么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有異化，就是“誘發(fā)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呢？道理在于，這個看法揭穿了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謎底：現(xiàn)實社會主義確有異化。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以權(quán)謀私、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等等，都是異化的表現(xiàn)。在胡喬木看來，承認這些事實是一回事，把它們說成異化則是另一回事。承認這些事實，可以用社會主義在發(fā)展中難免有缺點來辯解。而承認這些事實是異化的表現(xiàn)，則意味著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qū)別，這豈不是要誘發(fā)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嗎？若水先生從事實出發(fā)，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異化，目的是為了從這個社會的法定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上，去闡明這些事實的本質(zhì)，從而引起人們的警覺，在實踐中自覺地予以克服。胡喬木從概念出發(fā)，斷言社會主義沒有異化，因而無視（確切地說，掩蓋）現(xiàn)實社會主義存在種種異化的事實。在他看來，只有回避異化這個概念，才能維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qū)別，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建立起信任，否則就會誘發(fā)信仰危機。因此，他一聽說異化，就像一聽說人道主義一樣，神經(jīng)就緊張起來。

　　人道主義和異化，歷來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問題。費爾巴哈批判宗教異化的反人道主義的本質(zhì)，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質(zhì)”的人道主義結(jié)論，從而在文化主義的范圍內(nèi)達到了無神論的高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無神論是以揚棄宗教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出發(fā)，又超越費爾巴哈，他要消滅的是勞動的異化，而勞動的異化是與私有制聯(lián)系在一起的。要消滅勞動異化，就要消滅私有制，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因此，如上所說，共產(chǎn)主義就是“以揚棄私有財產(chǎn)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事實上，人道主義也好，消滅異化也好，說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改造違反人性的社會環(huán)境和思想理論觀念，以便改善人的生存狀態(tài)，提高人的生命質(zhì)量，使人活得尊嚴，活得幸福和快樂。

　　因此，凡是否定人道主義、無視異化的人，其中包括胡喬木這樣的大人物，一無例外地，都反對把人當人，即當作大寫的“人”。在胡喬木看來，人不過是一些特定的階級身份：工人、農(nóng)民、地主、資本家，等等。離開了階級身份，他不知道人還是別的什么。大寫的“人”，對他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不把人當人，不承認人首先應該是大寫的“人”，當然也就談不上人道主義和人權(quán)了。在這里，“人”、“人道主義”、“人權(quán)”，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那專制主義盛行的年代，既沒有人道主義，也沒有人權(quán)，更不承認人就是人�？梢姡�胡喬木不準說“人”，不只是他所奉行的那套反人道的意識形態(tài)在作祟，更是此前幾十年反人道的社會狀況的反映。

　　五

　　若水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時候，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并提出來，予以認真的研究，希望引起廣泛的討論，目的就是要從理論上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人們都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為改革開放提供認識論指導的。但是，未必都意識到，以若水先生為主要代表而發(fā)動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是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的。不從理論上肯定人道主義的價值，不指出現(xiàn)實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的事實，并進而揭示其經(jīng)濟、政治制度上的根源，改革就沒有價值方向。人們歷來只是從經(jīng)濟政治結(jié)構(gòu)上去理解社會主義，似乎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計劃經(jīng)濟、按勞分配，等等。實踐表明，只從結(jié)構(gòu)上著眼的社會主義沒有生命力。鄧小平看出了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弊病，強調(diào)要從功能上去界定社會主義，講“三個有利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且根據(jù)功能的需要去改革原有的結(jié)構(gòu)。但是，這還遠遠不夠，還必須把人道主義的價值目標補充到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規(guī)定中去，否則，還不能保證改革的成果真正能改善人們的生存狀態(tài)。從理論上指出這一點，正是若水先生的巨大功績。他關(guān)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研究，正是為此而進行的。只有把價值、功能和結(jié)構(gòu)三重規(guī)定一體化，才會有值得向往的社會主義。可是，胡喬木卻把這樣的研究和討論指為“反現(xiàn)實傾向”，足見其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是多么僵硬，多么落伍，對改革的理解是多么膚淺。

　　若水先生說，胡喬木有相當固定的保守傾向，這是非常正確的。這個保守傾向往往使他在理論上站在改革的對立面。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他指責認為中央有不同看法的人是“分裂中央”，給這場意義重大的討論橫加罪名。社會主義生產(chǎn)目的討論，他認為這是引導人們關(guān)心個人利益，千方百計阻止這場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討論，他更視之為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在所有這些關(guān)系改革命運的重大理論問題上，他那時都站在保守勢力一邊。不能否認，他幫中央起草和修改過一些有利于改革開放的文件，但那都是在中央改革開放的既定決策下完成的。凡屬他以中央代言人自居，獨立地對意識形態(tài)問題進行判斷的時候，他的反改革的保守傾向都暴露無遺。若水先生同胡喬木的分歧，說到底，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同，更重要的是對改革的立場和態(tài)度不同。這就是胡喬木制造這樁公案的實質(zhì)所在。

　　六

　　從這樁公案的回顧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教訓。首先，思想理論界發(fā)生的討論和爭論，必須本著學術(shù)自由的原則進行，不能由上面來欽定是非，從政治上橫加干涉，更不能對不同觀點者加以迫害。這是老生常談了�？杀�的是，文明世界公認的這個不容否認的原則，至今未能全面的確實實行。其次，在一個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里，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不應該設(shè)置障礙。只有經(jīng)常進行這樣的討論和爭論，才有可能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有利于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的解讀。不許討論，是違反言論自由原則的；
而更嚴重的是，一旦對這個指導思想發(fā)生誤解，往往難以糾正，從而不可避免地會在實踐上造成災難。這樣的事情，已經(jīng)難以計數(shù)了。沒有人可以壟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quán)。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須看到，過去思想理論界發(fā)生的一切冤假錯案，盡管都是某些掌握了權(quán)力的個人所為，但本質(zhì)上是個制度問題。幾十年來，意識形態(tài)總管換了一任又一任，這樣那樣的文字獄仍未間斷過，就是證明。要想杜絕或減少這類事件，只有認真地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的事情，只有徹底根除人治的禍害，而實行真正的民主法治，即實行憲政民主，才有希望。否則，說得再好，都不過是假話、大話、空話、廢話而已。

　　如果能從這樁公案和其他種種冤假錯案中，多少吸取一些教訓，使理論界、知識界不再發(fā)生文字獄，使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這些基本的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逐步得以實現(xiàn)，那么，再做周年紀念的時候，我們就有可能帶著會心的微笑，告慰若水先生的在天之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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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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