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從政治方面說就是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權利和義務，平等的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平等的享有參與、管理社會的各項權利；
經濟上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和共同生活富裕；
文化價值觀念上追求實現(xiàn)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個人的信仰自由等。這種價值追求的概括性實際結果是普遍幸福主義。要實現(xiàn)普遍幸福，就不能不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勞動者階級的生活狀況。如何提高中國的勞動者階級尤其是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的生活并使之達到當代應有的水平？是采用公有制計劃經濟還是私有制市場機制的社會結構？本文在對傳統(tǒng)資本主義社會和傳統(tǒng)社會主義社會結構以及當代社會結構比較分析后認為，當今社會控制社會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因素呈現(xiàn)多元化的狀態(tài)，表現(xiàn)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多元化是當代社會最本質的特征。實現(xiàn)普遍幸福的唯一現(xiàn)實的途徑是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

　　關鍵詞：價值目標 基礎性結構 多元化的福利社會

　　一、社會主義社會的追求目標是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經濟、文化權利。

　　什么是社會主義？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價值追求目標，正因為有不同的追求目標，因此在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也就出現(xiàn)不同的方式。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分為血緣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各方面，其中血緣關系是一種低層次的關系，政治、經濟、文化是高層次的社會關系。社會大系統(tǒng)在宏觀層次上說是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tǒng)組成。不同群體的人的社會生活表現(xiàn)為政治、經濟、文化三個主要方面。因此，分析社會的價值追求目標，應當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入手。

　　社會主義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什么呢？從政治方面說就是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權利和義務，平等的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平等的享有參與、管理社會的各項權利；
經濟上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和共同生活富裕；
文化價值觀念上追求實現(xiàn)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個人的信仰自由等。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

　　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tǒng)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文化系統(tǒng)的發(fā)展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滯后。這里強調“相適應”而非經濟基礎必然的“決定”政治、文化系統(tǒng)的發(fā)展以唯一的狀態(tài)存在。比如一塊鋼鐵可以制作成門窗、桌椅、設備等等，但不能用以制作直接能吃的食品等等，這就是相適應。也就是說在同一個經濟基礎上有可能建構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統(tǒng)。

　　經濟的首要問題是財產權利的歸屬問題。所有制問題從財物出現(xiàn)剩余的那時起就一直困擾著人類。原始社會沒有多少剩余物品，人類也就沒有這種苦惱，但也沒有幸福、安全、有保障的生活，時時處于物質缺乏的危機之中。產生了剩余財富，自然也就產生了歸誰所有的問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靠強權霸占社會的剩余財富，政治上也就只能是靠強力維持統(tǒng)治，不可能實行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權利，文化價值觀念的追求以滿足這種統(tǒng)治為目的，不可能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盡管在封建社會也有不少“兩袖清風，秉公斷案”的清官，但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追求目標。

　　財富在今天的社會里依然是稀缺的，擁有財富，意味著擁有了高的社會地位，這不僅表現(xiàn)在個人的消費方面，更重要的表現(xiàn)在對社會運行的支配和影響上。尤其是以群體形式出現(xiàn)的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之間也就不可能真正的享有平等的政治和文化權利。資本家階級及其附庸或同盟與勞動者階級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不同或對立，使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不可能形成一致的追求，實際情況是只能在一定的時期內形成以何種價值觀念為主導的文化價值體系。

　　馬克思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認為社會的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起因于不同的人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資本家階級以占有生產資料的優(yōu)勢社會地位而剝削工人。他看到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丑惡和工人階級的日益貧困化，因而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消滅私有制經濟，建立公有制經濟，以便實現(xiàn)經濟上的平等而實現(xiàn)政治、文化權利的平等。公有制的建立，消滅了私有制經濟的丑惡，卻又產生了權力的異化問題。在公有制經濟社會里，每個公民不可能直接行使管理公有財產的權力，只能把權力讓渡給代理人代為行使，而代理人在運用權力支配財產的過程中產生嚴重的權力異化。資本家階級被消滅了，官僚集團產生了，所不同的只是從表面看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官僚集團只擁有管理支配權，但在實際上，所有權的四項權能：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官僚集團全部享有，資本家擁有所有權而擁有這四項權利，官僚集團也擁有這四項權利，所不同的是資本家會珍惜這四項權利的運用而使財產發(fā)揮最大的效果，使社會的經濟總量增加，而官僚集團則不一定，他們可能因計劃的失敗不能發(fā)揮財產的最大效用，也可能用權力進行尋租而中飽私囊。在私有制經濟社會里，工人階級有可能與資本家階級斗爭，如通過罷工等等爭取自己的利益，而在公有制經濟社會里，只能期望官僚集團能夠考慮普通勞動者階級的利益而作出相應的安排。官僚集團作為一個整體遠比資本家個人之間及其同盟之間的耦合更為緊密，一個企業(yè)中的工人很可能與資本家斗爭一番，但不可能與官僚集團斗爭，只能期望官僚集團的民主，而這種民主往往只是一種美麗的期望。當官僚集團的權力異化走向極端的時候，普通勞動者階級實際享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利、經濟利益和文化權利，遠低于在一個正常發(fā)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能享受到的水平。私有制經濟國家普遍所允許的一定程度的結社、言論、新聞自由以及游行示威、罷工等等在前蘇聯(lián)等公有制經濟社會里都是所禁止的。

　　私有制經濟所產生的階級不平等和公有制經濟所產生的集權專制一樣剝奪了普通勞動人民的政治民主權利和經濟文化權利。對廣大普通勞動者階級來說，是私有制好還是公有制好？這個問題困擾著一切有良知的賢哲們，更困擾著普通勞動人民。

　　馬克思恩格斯認真的思考著，列寧、毛澤東、周恩來用自己的一生實踐著，但最終普通勞動人民都未能實際過上領袖們和勞動人民自己所期望的那種生活。對于“主義”，勞動者階級是弄不懂的，他們弄不懂也不想弄懂更不可能弄懂，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有幾十卷，毛澤東也有五卷，現(xiàn)在又有了一些著作，這對每天要工作的普通人來說讀一遍領袖們的著作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況且領袖們都未搞清楚的事情，普通勞動者又如何能搞明白？對普通勞動人民來說，他們需要的是實際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絕非是實現(xiàn)某種主義。是實際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經典的社會主義理論也認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目標，如果不能實現(xiàn)這個目的，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對當今中國社會來說，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級：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勞動者站總人口的90%左右。⑴是絕對的絕大多數(shù)，這90%的人生活水平好不好將說明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好不好。中國的社會主義應當追求這90%的勞動者階級享有與其他階級平等的政治民主權利、生活上的富裕和對文化生活的享受。勞動者階級如果實際享受了這些權利，其他強勢階級就更不用說了。

　　社會主義在在經濟方面的價值目標是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和共同的生活富裕。不論是私有制經濟還是公有制經濟，勞動人民的富裕都只有可能是生活方面的富裕，即在一般的道德水平下，以保證正常的生活質量為目的正常的生活消費水平的提高和一定程度的滿足，不包括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在私有制社會，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在公有制社會，只是名義上生產資料歸全體國民所有，但無實質性的內容。

　　二、公有制經濟體制下的權力異化、集權專制與多元化社會的權力分散社會化。

　　私有制的貪婪、剝削和公有制的權力異化、集權專制都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實現(xiàn)，尤其是對勞動者階級。遺憾的是人類在這個問題上別無選擇，不能完全超越這兩種體制進行選擇，只能在某一種基礎上進行社會改良。

　　在單純的公有制經濟社會中，經濟支配權與政治權力、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權同時掌握在一個統(tǒng)治集團手中，如此，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tǒng)被完全耦合在一起而統(tǒng)一由一個官僚集團控制�，F(xiàn)代組織結構的有效形式是金字塔型結構，權力最終被控制在位于金字塔頂端的少數(shù)人手中，這種狀況必然導致“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一切取決于位于頂端的少數(shù)人的個人素質、好惡、價值觀念的追求、決策水平的高低等等。是人都會犯錯誤的，個人的錯誤就變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錯誤。從經濟上來說，計劃經濟是政府以計劃或行政手段直接支配資源，一切資源的使用都在政府的不同程度的管制下。要通過這個機制來實現(xiàn)資源的最佳效率，政府至少要滿足以下幾個方面：1.政府必須具備充分健全的信息系統(tǒng)，保證信息的全面準確、及時，包括資源的供給狀況及變化、不同產品的生產技術及各種可行的要素組合方式、不同個人的偏好等等；
2.有龐大的且素質、效率極高的管理隊伍；
3.計劃能體現(xiàn)社會的整體利益和要求，并能符合每個個體（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偏好；
4.完善的管理，保證計劃的實施和落實。⑵現(xiàn)實中的政府不具備這些理想化的條件，實踐證明這是不可能的。計劃本身缺陷造成經濟失敗，導致勞動者階級實際生活水平的低下，再加上權利尋租的腐敗和對勞動者階級的政治文化權利的控制和壓制，社會也就不可能實際實現(xiàn)預先假設的公平正義，這使普通勞動人民產生嚴重的不滿情緒。實際實踐表明，以前蘇聯(lián)為首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真正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目的——滿足人民日益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在私有制經濟社會中，在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社會里，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相分離，至少是不同時掌握在相同的少數(shù)人手中。這種控制社會權力的分散使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對社會的控制產生了相互制衡的可能性，這種控制社會權力的分散使一定程度的民主成為現(xiàn)實和社會價值目標的追求產生多樣性。至少在資本家階級內部以及其同盟者中產生一定程度的民主，同時政黨政治制度的產生，使官僚集團不再是鐵板一塊，相互之間的競爭有效的避免了少數(shù)人的專制。盡管這種競爭、民主還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主，尤其是社會的中下層及底層還遠遠不能與強勢階級享受平等的權利，然而它畢竟有效的擺脫了少數(shù)人專制的控制，這在一個單純的公有制經濟社會里是很難長期作到的事情。

　　從控制社會與經濟發(fā)展的角度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的私有制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現(xiàn)代影響經濟發(fā)展和增長的不僅有生產資料，還有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茖W技術越來越成為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產品的競爭主要表現(xiàn)為科技含量的競爭和經營策略的競爭，這使得在現(xiàn)代企業(yè)中，人力資本的因素越來越重要。擁有不同人力資本——管理、營銷、技術、社會網絡的個人擁有了一定的對企業(yè)的控制權。這種對企業(yè)的控制權的分散必然影響對整個社會控制權力的分散。而資本主義初期的私有制，生產資料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擁有生產資料，便擁有一切，在那個時代，一切由資本家個人決定，國家機器完全是資本家階級的代理人和同盟，民主僅限于在資本家階級及其同盟的范圍內，資本家階級沒有必要同無產階級妥協(xié)。整個社會分化形成兩大對立的階級——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矛盾尖銳而不可調和。馬克思正生活在這個無產階級悲慘的時代，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馬克思只能提出消滅萬惡之源——私有制。

　　隨著私有制經濟的發(fā)展，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大，社會化大生產的出現(xiàn)，以及科學技術知識的專門化、精細化的發(fā)展和分工，影響、決定企業(yè)和社會發(fā)展的人力資本的重要程度的增加，擁有不同人力資本的個人形成了不同的階級，以企業(yè)經營管理層、技術專家、學院及研究機構的科技人員、政府行政業(yè)務管理人員等為主的人群日益增大，當他們的人數(shù)占總就業(yè)人數(shù)的一定比例時，就成為一個對社會舉足輕重的階級——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出現(xiàn)，改變了資本主義初期的社會組成結構，控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的權力的分散使民主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就開始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并逐步占據(jù)主導性地位。中產階級部分來源于資本家階級的家庭，部分來源于社會低層社會家庭，而資本家家庭畢竟是少數(shù)，中產階級與位于低層的勞動者階級有一定的天然聯(lián)系，他們既服務于資本家階級，又直接行使對勞動者的管理，這使得中產階級有可能成為聯(lián)系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的紐帶而傾向于采用溫和的方式部分解決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的矛盾，使企業(yè)或社會能夠維持下去而不致于因階級關系完全破裂使社會動蕩不安。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間階層是社會穩(wěn)定的保障，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主要力量。表現(xiàn)為中間階層是介于高層和底層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高層與底層之間的沖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解；
其次，中間層代表溫和、保守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當這種意識形態(tài)占據(jù)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發(fā)展的市場，這是社會穩(wěn)定的思想原因；
第三，這個階層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的社會群體，當這個群體在人數(shù)上成為社會的多數(shù)時，其生活、消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有龐大、可持續(xù)增長的消費市場，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增長穩(wěn)定、持續(xù)的有力保障。所以，一個穩(wěn)定、優(yōu)良的社會階層分布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即中間階層人數(shù)較多，大資本家階層和社會底層占較小的比例。而這種社會結構，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不存在的，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尖銳對立而無中間階級的調和。

　　在私有制經濟里，資本家階級之所以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尖銳對立，主要是因為無產階級的生活日益貧困化而看不到改善的前景。按照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次，依次序上升。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社交需要；
4.尊重需要；
5.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⑶在人的需求的五個層次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層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能的對生命延續(xù)的需求。在同一個時代，大部分人的對低層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構成了社會平均的低層次需求水平。如果個人與社會平均的低層次需求水平之間的差距過大，其滿足程度過分的低于社會平均水平，會使人產生強烈的對低層次的需求，產生對社會的不滿。前蘇聯(lián)和中國在上個世紀中葉前的暴力革命，都起因于在利益分配中，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所得不足以維持最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而被迫參與暴力革命。為了緩和階級矛盾，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開始建設福利社會。尤其是二次大戰(zhàn)后，以蘇聯(lián)、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迫使私有制經濟國家加快福利社會建設的速度，以防止社會底層的貧困化而產生暴力革命。遺憾的是由于公有制經濟國家由于權力的異化和集權專制而未發(fā)展起來，人民依然貧困，依然是私有制經濟國家的勞動者階級卻因為其他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而更多、更快的得到了社會福利，提高了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這真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結局，社會主義的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

　　在單純的公有制經濟社會中，社會上只有兩大集團，官僚集團和普通人民，是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被統(tǒng)治者只有職業(yè)的區(qū)分而無階級之分�？刂粕鐣�的全部權力控制在官僚集團手中，同時官僚集團又是名義上的勞動人民的代理人。在權力未出現(xiàn)異化的階段，這個集團也能夠實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能夠為勞動人民服務，當權力出現(xiàn)嚴重異化的時候，這個集團從整體上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實踐表明權力的異化出現(xiàn)的太快也很普遍，行使權力最好的階段是未掌握國家的全部政權之前，在掌握全部政權之后，好景不長很快全面異化。這也是因為在掌握政權之后，同時掌握了國家的經濟控制計劃權、政治決定權和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權。這種集權狀況以及現(xiàn)代組織的金字塔型結構，不允許其他政治組織與其相抗衡、競爭和制約，這種集權狀況很容易產生專制和權力尋租行為，使權力嚴重異化。實踐表明這種異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權力的異化使位于被統(tǒng)治地位的勞動人民不可能有效的行使選舉與被選舉權和監(jiān)督控制行使權力的代理人。如此，官僚集團成為只是名義上的勞動人民的代理人而實際已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西歐、北歐的多元化社會為社會的中下層提供了較好的福利而避免了大規(guī)模的貧困化，這一點，在公有制經濟里始終都未能實現(xiàn)。否則，也不會發(fā)生前蘇聯(lián)及東歐各國的巨變和中國的改革開放。

　　三、當代社會最本質的特征是多元化，當今社會稱為“多元化社會”比稱為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更為合理。

　　社會發(fā)展是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而絕非是一種純理論。在奴隸制社會，奴隸主擁有奴隸和土地等全部財產，奴隸則一無所有且無人身自由。社會由奴隸主貴族所控制。這種控制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既控制社會的力量是單一的，一切由奴隸主貴族階級決定。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政治上實行高度集中的皇權統(tǒng)治，一切權力歸皇帝，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高度集中、絕對集權的皇權專制，控制了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控制社會的力量也是單一的。在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系統(tǒng)中控制社會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資本，哪個階級擁有經濟資本，便擁有控制社會的權力，擁有一切。在政治上，由資本擁有者——資本家階級的代言人組成政府，頒布法律、制定政策、作出行政決定；
文化價值觀念上則追求資本家階級的價值觀念，以自我為中心，是勝者通吃的叢林法則；
經濟上則表現(xiàn)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這種資本對社會的控制，雖不及皇權專制統(tǒng)治封建社會那樣的絕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對社會的控制是主導性和決定性的，社會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主要受擁有經濟資本的階級控制，資本家階級及其代言人政府控制了社會的主流。這種統(tǒng)治在本質上同樣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是單一制的。以前蘇聯(lián)、中國為代表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上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政治上實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領導，意識形態(tài)上以實現(xiàn)政治統(tǒng)治為宗旨。歷史事實表明，這種對社會的控制，也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在當今社會，控制社會的力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控制社會的因素不再是某種單一的力量�？刂粕鐣�發(fā)展演變的因素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表現(xiàn)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由單一的資本擁有者控制公司到經濟資本、科學技術、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共同控制公司的命脈，即由單一制控制因素到多元化因素控制。這一變遷必然反映到宏觀的政治結構和文化價值觀念上，引起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念上的深刻變化。經濟因素的多元化，使其擁有不同資本因素的人群形成不同的階層。不同階層對控制社會的稀缺資源的爭奪，必然反映到政治舞臺上，各種代表不同階層、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便活躍在國家政治體系的各個層次上；
同時，不同階層因其社會地位的不同，對社會期望的不同，其價值觀念、對社會公正、正義的理解和認同也就有所不同。這種價值觀念、價值追求目標的不同，使意識形態(tài)呈現(xiàn)多元化融合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勢。在一個階層多元化的社會里，各階層必須共同生存在同一個社會大系統(tǒng)中，這就要求各階層、利益集團之間除了爭奪、斗爭外，還要相互妥協(xié)達成各方都能基本接受的共識，使社會大系統(tǒng)獲得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機會和時間。可以這么說，多元化是當今社會最本質的特征。這種控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因素的多元化，使民主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成為可能，這種控制社會因素的分散有效的避免了集權專制的產生。隨著中間階級的不斷壯大和發(fā)展，社會大系統(tǒng)趨于穩(wěn)定發(fā)展，這種狀況在單純的公有制經濟社會里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

　　社會的名稱應當體現(xiàn)社會的本質性內容，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些名稱，都很好的體現(xiàn)了所代表社會的本質性內涵。從社會結構上說，當今西方各國，在本質上已不同于資本主義初期的私有制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狀況，決定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是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各種因素和力量。這種多元因素控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狀況，再冠以“資本主義”社會已不相符合，至于“后工業(yè)社會”、“信息社會”等名稱，也不能體現(xiàn)其本質性的內容，稱為“多元化社會”可能更為合理。北歐各國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名稱與實際社會結構無任何實質性的關聯(lián)，詞不達意，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傳統(tǒng)名稱，而稱為“多元化的福利社會”能夠很好的刻畫其社會結構的本質特征。當今中國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公有制下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概念上實在是過于模糊不清，我們如何能建設好一個概念模糊的社會？中國社會也只能稱為“多元化社會”，只是中國目前尚處于多元化社會的初期，多元化控制的狀態(tài)還未形成，目前依然是政府主導型社會。

　　四、社會主義社會或多元化社會對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的追求的概括性實際結果是普遍幸福主義，實現(xiàn)普遍幸福的基礎性保障是建設多元化的福利社會。

　　王占陽教授認為，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價值，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是普遍幸福主義，這種價值體系包括使廣大社會成員能夠普遍享有效率、公平、富裕、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人道、正義、民主、自治、和諧等等基本價值。⑷ 普遍幸福主義實際上是追求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的概括性實際結果。社會主義首先應當從其追求的價值目標上進行分析，其次從社會所采用的具體結構上進行分析。這里，實際的社會結構服務于社會的價值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一定的價值目標而人為的采用某種社會結構，而不是僅僅為了實現(xiàn)某種預先理論假設的社會結構。單純的公有制經濟是一種未經實踐檢驗的假設的理想結構，是馬克思為了反對私有制經濟而提出來的理論假設。這種假設后來在前蘇聯(lián)、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都失敗了，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對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建來說，社會主義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勞動人民的貧困化，產生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個目的是必須要堅持的，否則建設社會主義有何必要和意義？至于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并非必須堅持，只能是在實踐中以能否實現(xiàn)目的而進行不斷的修正。

　　如何實現(xiàn)大多數(shù)人的普遍幸福？實現(xiàn)的途徑可能有兩種，一是建設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二是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基礎上的民主計劃經濟。前者至少在西歐、北歐各國得到實踐和認可，當然我國的多元化社會可能會與這些國家有所不同，但多元化作為當今社會最本質的特征以及對當代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是明顯的，而民主的計劃經濟沒有經過實踐檢驗，幾十個國家?guī)资�年的經歷表明這種民主的計劃經濟實現(xiàn)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不可能長久，在當今中國，客觀上是否允許再拿出幾十年的時間去做試驗？有多少人會贊同去做試驗？且不論如何將外資企業(yè)納入計劃？如何對數(shù)量龐大的中小企業(yè)進行計劃？如何計劃同類產品的競爭等等一系列計劃本身就難以解決的問題。

　　多元化社會，比單一因素控制的社會為人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fā)展機會和可能。允許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激發(fā)了人們的投資熱情，增加了社會經濟總量和增長，私有制下的權利、義務責任的明確性，使財產可能按經濟規(guī)律本身的要求發(fā)展，使財產發(fā)揮最大的經濟效果，這一點在計劃經濟里很難作到。但私有制經濟，尤其是不發(fā)達的私有制經濟社會，生產資料依然十分稀缺，生產資料的私有權依然是控制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的決定性因素，這使得資本家階級利用其優(yōu)勢地位嚴重剝削工薪階級的勞動收入。這是國家管理人集團必須面對的社會現(xiàn)實。是建設福利社會緩和階級矛盾，還是聽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而發(fā)展權貴經濟？中國目前的現(xiàn)狀是市場機制遠未完善，在政府主導性的社會里，權力的濫用則必然產生官商勾結、嚴重侵害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侵害勞動者階級利益的權貴經濟。諸如國有資產的賤賣、陳良宇社�；�金案、賴昌星案等等大案層出不窮，都是權貴經濟的必然產物。這正是行政權利直接支配資源所帶來的惡果，是制度性腐敗，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xiàn)象。在權貴經濟里，勞動者階級的利益遭受雙重剝奪，資本家的剝削和官僚集團的壓制。在這種狀況下，勞動者階級不可能在政治上獲得平等的權利、實際生活上實現(xiàn)富裕和對精神生活的享受。中國目前對市場機制、私有制的爭論，部分起因于目前存在較多的官商勾結產生的權貴經濟，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妨礙人們對市場機制和私有制的認識。

　　現(xiàn)代國家有兩個基本職能，一是對外安全，一是對內安全。對外安全就是抵御外寇，對內安全就是調節(jié)國民收入、建設福利社會，以保障社會中下層的基本生活水平，緩和階級矛盾，使社會平穩(wěn)發(fā)展。尤其在我國目前，勞動者階級已淪落為弱勢群體，他們自身的生理、安全的低層次需求，包括住房、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都不能完全靠自己解決，尤其是溫飽型勞動者和貧困型勞動者。貧困型：主要指貧困山區(qū)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yè)和半失業(yè)人員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溫飽型：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yè)的產業(yè)工人、服務行業(yè)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yè)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yè)員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0%左右，是社會的主體。⑸他們急需要國家和社會提供福利幫助他們解決這些生活上的必須要求。而他們之所以陷入貧困化的第一個原因是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不公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橫向比較可能更能說明問題。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40%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為50—60%之間，在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⑹瑞典的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次大戰(zhàn)戰(zhàn)后初期為1比1，六十年代為2比1，七十年代為3比1，八十年代為2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⑺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為0.65比1。⑻我國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資所占的比例顯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這種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支出更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并沒有形成占主導地位的建設福利社會的價值觀念。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fā)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wèi)生及社區(qū)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
⑼2004，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為75％；
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shù)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韋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于我們。⑽利益分配不公，使貧富差距不正常的加大�；�尼系數(shù)已達0.47，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警戒線為0.40）。⑾同時，由于物價的上漲速度高于勞動者階級收入水平的增長，在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勞動者階級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沒有同步提高甚至有所下降，這是當前相當一部分人對改革持懷疑態(tài)度，對改革爭論加劇的基礎性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各階層普遍或多或少的享受了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利益，因此社會普遍支持改革并積極的參與。

　　在勞動所得與資方所得的比例和社會福利的投入上，我國的水平是很低的，這是勞動者階級普遍貧困化的主要原因。勞動者階級依然貧困化，這與社會主義社會或多元化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嚴重不符。多元化社會要求各階層共同生存，共存的最起碼的基礎性保障是人的生理、安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且達到當代應有的水平，這就更加需要加快步伐建設福利社會，否則何以共存？何以和諧？

　　從民主的角度來說，民主的核心原則是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而中國的多數(shù)人——勞動者階級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調整國民收入的第一、二次分配，使之達到當代應有的公平正義水平，解決他們具體的生活困難且達到當代應有的生活水平，實現(xiàn)社會的普遍幸福，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所必須追求的價值目標。而建設福利社會，是實現(xiàn)普遍幸福的基礎性保障。

　　二次大戰(zhàn)后的西歐、北歐各國，都允許私有制的存在和發(fā)展，充分的利用了私有制下責任清、權利明的優(yōu)勢，使生產力快速發(fā)展和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加。同時，允許勞動者階級通過行業(yè)工會等工人自己的組織與資本家進行談判和斗爭，允許工人用罷工等較為激烈方式爭取自己的工資收入，調整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
又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方式對國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進行調整，通過建設福利社會使勞動者階級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國是一個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執(zhí)政的國家，在政治上應當具有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調整國民收入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可能性。如果按照民主的核心原則——多數(shù)人統(tǒng)治的原則，以建設一個以勞動者階級為主導的、包容其他階級的多元化的福利社會為導向，可能會比西歐、北歐各國做的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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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高鋒《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chuàng)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 網絡《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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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齊志宏《多級政府間事權劃分與財政支出職能結構的國際比較分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06年3月24；

　　10、中國經濟周刊《專家建議:每年3000億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人民網》2006年8月7日；

　　11．李全興 《綜述如何認識我國的基尼系數(shù)》 網絡《學說連線》，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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