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曠達雅致自由的文學家
發(fā)布時間:2020-05-28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一、
上世紀下半葉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知道梁實秋其人者,泰半是由于魯迅。因為魯迅一紙斥罵梁實秋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被國家教育主管當局選進了中學課本,于是梁實秋先生借魯迅之筆,搖身而變成了非人。但梁實秋自己,在魯迅過世后,仍口口聲聲稱之為“魯迅先生”,并推舉魯迅的雜感文字當代無人能及。他雖然反擊魯迅對自己的挖苦,卻承認“一個能寫好文章論戰(zhàn)的如魯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 他曾說,“魯迅死前遺言‘不饒恕人,也不求人饒恕!欠N態(tài)度當然也可備一格。不似魯迅那般偉大的人,便在體力不濟時和人類容易妥協(xié)。我僵臥了許多天之后,看著每個人都有人性,覺得這世界還是可留戀的。不過我在體溫脈搏都快恢復正常時,又故態(tài)復萌,眼睛里揉不進沙子了。”語中半帶同情理解,半帶揶揄無奈(《雅舍小品?病》)。
梁實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縣,生于北京。1915年秋考入清華學校。1919年時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他回憶說:“我那時候在清華學校讀書,學校在北京郊外,我們只能在周末進城一次。我記得第二天全體學生集合在操場上體育館前面,….上和城里的學生不一樣,平時都是布衣一襲,但是列隊外出則頗為整齊嚴肅,高等科的學生一律著兵操軍服,中等科的學生一律著童子軍裝。我們列隊進城受到盛大歡迎。天安門前集會,被軍警包圍,拘送北大法學院,清華的同學亦在其列。以后我們逐日派隊進城參加游行,作街頭演說鼓舞民眾抗議政府。這時候有一輛汽車駛了過來,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打,我們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車玻璃,汽車狼狽而逃,我們不知道汽車里坐的是什么人,我們覺得坐汽車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這個運動由學生掀起,是自動的,沒有人指使,也沒有人操縱,只是愛國的熱情表現(xiàn)。所以等到學生運動擴展而為商人罷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這運動的目標初步達成之后,這運動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響所及,學生們醒起來了,五四運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學生們的組織力加強,學生會紛紛成立。以清華的學生會而論,其組織是頗為民主的,評議會的成員由各級選舉,干事會為執(zhí)行機構(gòu)分組工作。我們的學生會因為和學校當局齟齬,一連發(fā)生三次風潮,把校長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當局的官僚作風未能因勢利導。全國其他各校也是事變迭起,秩序大亂。但是在另一方面,學生們的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對舊有的不能一律滿意,乃歡迎外來的新的思潮,諸如政治學說、經(jīng)濟理論、文學、藝術(shù)的思想,紛至沓來!辫蜩蛉缟幕貞洷磉_了他對那一時期氣氛的憧憬。(《我參加了五四運動》)
在清華高等科求學期間他開始寫作。梁實秋的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fā)表于《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fā)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1923年畢業(yè)后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于南京東南大學。第二年到上海編緝《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志。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
若論及梁實秋與魯迅在一些嚴肅觀念方面的論戰(zhàn),譬如,當年魯迅與梁實秋對盧梭的不同看法——魯迅贊美居多而梁實秋批評居多——,以及二人對“人性論”的觀點等諸方面爭論中,在筆者看來,梁實秋的看法其實更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
他曾正面談到自己對魯迅的看法:
“….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guān)于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于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于后,我們對魯迅都是處于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jīng)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于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后,我很少談?wù)摰剿,只有一次破例,抗?zhàn)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xiàn)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chǎn)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chuàng)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wù)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后,才漸為人所注意,終于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廁身于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于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tǒng),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zhì),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里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gòu)成什么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tài)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于現(xiàn)狀’的態(tài)度。這個態(tài)度并不算錯。北洋軍閥執(zhí)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xiàn)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么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xié)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于是。
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于現(xiàn)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疫@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zhàn)術(shù),先節(jié)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貶’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并沒有罵過。
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么主義?是不是共產(chǎn)主義?他不回答了。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chǎn)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chǎn)黨本來沒有關(guān)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chǎn)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后門。所以后來共產(chǎn)黨要利用他來領(lǐng)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于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后來得到共產(chǎn)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lǐng)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
雖然魯迅曾經(jīng)刻薄地咒罵過梁實秋,但是,1949年以后,在臺灣威權(quán)統(tǒng)治的白色恐怖下,當有人把魯迅形容成赤色怪獸時,梁實秋仍有胸懷與勇氣站出來客觀地品評魯迅,他曾公開說:“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魯迅)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覍︳斞敢鄰腿缡。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jīng)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于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shù)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內(nèi)。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梁的這番話,白紙黑字,有案可查,坦坦蕩蕩,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應(yīng)當說是是難能可貴的。
二、
在思想傾向上,梁實秋的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是不能回避的。概括言之,梁實秋是在中國文學領(lǐng)域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代表性作家。他獲得這種聲譽當然應(yīng)歸諸其寫作成就,但也應(yīng)當看到,這與他的罵名是由魯迅和毛澤東所賜不無關(guān)系。其實,在大多數(shù)時候,他對自己的政治傾向都并未太多著墨,該傾向只是零散地流落在自己的散文和文學批評中。關(guān)于梁對政治的態(tài)度,他自己曾有一段自白:“我對政治并無野心 ,但是對于國事不能不問,所以我辦了一個周刊,以鼓吹愛國 ,提倡民主原則 ! 這方面,他像與他一起創(chuàng)辦新月書店,主編《新月》月刊的好友徐志摩、聞一多等人都是一樣的。他們都寧可被人稱作文學家,而不是思想家。雖然如此,但他們相互之間的個性風格還是很不相同的:聞一多的方式是詩人式的,感性的,火山爆發(fā)似的,巖漿噴涌完畢后,灰飛煙滅。而梁實秋的方式則是散文式的,理性式的,由絢爛趨于平淡,優(yōu)雅從容,雋永沉郁,幽默綿長。
在文學上,梁實秋最初崇尚浪漫主義,發(fā)表不少詩作。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受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影響較深。他的代表性論文《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1926年在《晨報副鐫》發(fā)表,他認為中國新文學存在浪漫主義混亂傾向,主張在理性指引下從普遍的人性出發(fā)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1930年,楊振聲邀請他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幅刊《文學周刊》。1934年應(yīng)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創(chuàng)辦《自由評論》,先后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梁實秋40歲以后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xù)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梁實秋在文化立場上表現(xiàn)出在東西融合基礎(chǔ)上眷顧東方文化的特色,在民主與浪漫的時代表現(xiàn)出一種唯美的、貴族的傾向,他充滿了后起的焦慮,與主流文壇對抗。這種文化傾向一直延續(xù)下來了。梁實秋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語境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道路發(fā)表不同的意見,他利用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義,希望重建“道”,重建摻揉了西方精華的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精神。
梁實秋追求一種唯美而雅致的生活品味,以至于當年梁實秋在重慶北培的書齋——雅舍的聚會上 ,常常是高朋滿座,談詩論文求道飲酒。作家謝冰心經(jīng)常到場 。有一次冰心給梁實秋題詞 ,寫道 :“一個人應(yīng)該像一朵花 ,不論男人或女人 。我的朋友之中, 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 ” 這很典型描畫出了梁實秋的某種略帶陰柔、重情重義的雅潔的文人學者形象。
后來,在大陸文革時期,梁實秋忽然在1968年11月臺灣的《作品》上?吹街x冰瑩寫的《哀冰心》一文,里面講“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了”。梁實秋悲情寫下《憶冰心》。1972年春天梁實秋接到凌淑華信后,才知冰心健在 。很久以后冰心看到了《憶冰心》,感慨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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